世华财讯
半城市化”人真正实现“进城”是个难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数字， 2010年11月1日全国城市常住人口49.7%。不过，上述常住人口中，包含了在城市居住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很多并没有购房，也没有城市户籍，也没有享受城市的社保。其生活和消费等都没有达到城市居民的水平。
这种住在城市，不是城市的人，一般被称为半城市化人口，或者半拉子城市人，根据社科院的测算，约有1.6亿人。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曾指出，未来需要实现每年2000万人口进城，通过每人投入10万元，来解决半城市化人口的问题，总体需要资金2万亿元，可以靠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来解决。
而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米红认为，实际所缺乏的资金可能更大，光靠国家财政资金难以解决。
“半城市化”人难被接纳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结果，目前居住在城市，但是没有城市户籍以及社保情况的农民工比重较大，这部分人难以被城市接纳。
就养老保险而言，全城市化人口的享有率为63.1%，而半城市化人口仅为30.2%，还不足前者的一半。
半城市化人口在医疗保险享有率，似乎和全城市化人口相差不大，但其中81.1%的人享有的是“新农合”，享受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仅占17.6%，而在全城市化人口中享有上述两项医保的比例合计为81.2%。
半城市化人口中，大多数人工作和居住在非户籍所在地的城镇，即便是参加了“新农合”，在享受医疗保障方面既靠不上城镇，也靠不上农村。
其余在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方面的待遇享有，也和全城市化人口相去甚远。在业人口中的半城市化人口，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也远落后於全城市化人口，劳动合同签约率为37.9%，而全城市化人口的劳动合同签约率为75%。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专家李炜指出，这些半城市化人口的实际生活是有问题的。比如实际上等於他们拿著农村的新农合（合作医疗）在城市生活，“我们想他们一旦有了医疗上的需求，他们通过什么渠道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同时，失业保险在全社会化人口当中，有22.7%的人拥有，但是在半城市化人口当中，只有不到5%，这个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另外城市学校等对农民工子女开放的问题也存在。
财政难以承担投入
米红告诉记者，目前农民工进入城市后，身份很多没有转换，收入和住房等条件没有解决。“其消费也远远赶不上真正城市人的水平。但是解决这部分人的资金太大，国家暂时没有实力，需要未来慢慢想办法解决。”
此前，《中国发展报告2010》曾指出，到2020年先解决2亿人左右的身份转换，以及与之配套的社会福利问题。按照中国当前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这意味著中国未来每年为解决2000万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投入2万亿元资金。
上述报告建议，上述2万亿元投入需要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来共同分担。中央政府支付分担5000亿元，主要用於支付农民工市民化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地方政府承担5000亿元，主要用於支付农民工市民化的廉租房等的住房成本支出。剩余的10000亿元可以通过市场解决。
米红认为，仅仅测算养老金，重庆20年后(2030年)重庆市的养老基金缺口将高达1860亿元。如果算到全国，并测算养老、医疗等更全面，则实际的资金太大，国家和地方财力是难以承受的。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全国没有权威的测算农民工转为市民的成本，但这显然不是一笔小数字，这个钱光靠国家是不行的，农民需要自己拿出一部分来，比如农民进城不能净身进来，农村的土地等资产是否能盘活，如何盘活可以好好研究。
半城市化”人真正实现“进城”是个难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普查数字， 2010年11月1日全国城市常住人口49.7%。不过，上述常住人口中，包含了在城市居住打工半年以上的农民工，这些农民工很多并没有购房，也没有城市户籍，也没有享受城市的社保。其生活和消费等都没有达到城市居民的水平。
这种住在城市，不是城市的人，一般被称为半城市化人口，或者半拉子城市人，根据社科院的测算，约有1.6亿人。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杨伟民曾指出，未来需要实现每年2000万人口进城，通过每人投入10万元，来解决半城市化人口的问题，总体需要资金2万亿元，可以靠中央和地方财政投入来解决。
而浙江大学劳动保障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米红认为，实际所缺乏的资金可能更大，光靠国家财政资金难以解决。
“半城市化”人难被接纳
根据中国社科院的调查结果，目前居住在城市，但是没有城市户籍以及社保情况的农民工比重较大，这部分人难以被城市接纳。
就养老保险而言，全城市化人口的享有率为63.1%，而半城市化人口仅为30.2%，还不足前者的一半。
半城市化人口在医疗保险享有率，似乎和全城市化人口相差不大，但其中81.1%的人享有的是“新农合”，享受城镇职工医保和城镇居民基本医保的仅占17.6%，而在全城市化人口中享有上述两项医保的比例合计为81.2%。
半城市化人口中，大多数人工作和居住在非户籍所在地的城镇，即便是参加了“新农合”，在享受医疗保障方面既靠不上城镇，也靠不上农村。
其余在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等方面的待遇享有，也和全城市化人口相去甚远。在业人口中的半城市化人口，在劳动权益保障方面也远落后於全城市化人口，劳动合同签约率为37.9%，而全城市化人口的劳动合同签约率为75%。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专家李炜指出，这些半城市化人口的实际生活是有问题的。比如实际上等於他们拿著农村的新农合（合作医疗）在城市生活，“我们想他们一旦有了医疗上的需求，他们通过什么渠道解决，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同时，失业保险在全社会化人口当中，有22.7%的人拥有，但是在半城市化人口当中，只有不到5%，这个差距也是非常大的。另外城市学校等对农民工子女开放的问题也存在。
财政难以承担投入
米红告诉记者，目前农民工进入城市后，身份很多没有转换，收入和住房等条件没有解决。“其消费也远远赶不上真正城市人的水平。但是解决这部分人的资金太大，国家暂时没有实力，需要未来慢慢想办法解决。”
此前，《中国发展报告2010》曾指出，到2020年先解决2亿人左右的身份转换，以及与之配套的社会福利问题。按照中国当前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平均成本在10万元左右。这意味著中国未来每年为解决2000万农民工市民化需要投入2万亿元资金。
上述报告建议，上述2万亿元投入需要由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市场来共同分担。中央政府支付分担5000亿元，主要用於支付农民工市民化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地方政府承担5000亿元，主要用於支付农民工市民化的廉租房等的住房成本支出。剩余的10000亿元可以通过市场解决。
米红认为，仅仅测算养老金，重庆20年后(2030年)重庆市的养老基金缺口将高达1860亿元。如果算到全国，并测算养老、医疗等更全面，则实际的资金太大，国家和地方财力是难以承受的。
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全国没有权威的测算农民工转为市民的成本，但这显然不是一笔小数字，这个钱光靠国家是不行的，农民需要自己拿出一部分来，比如农民进城不能净身进来，农村的土地等资产是否能盘活，如何盘活可以好好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