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通讯 韩东方，蔡崇国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城市，一方面，是私人和外资，合资企业的迅速增加，大量的国营企业被地方官僚和私人资本以盗窃，抢夺的方式“改造”为私有性质的民间企业。另一方面，国家已从剩下的国企业的经营活动中退出，这些“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一样，可以任意解雇，压榨工人，变成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实体。中国社会自1949年以后曾一度消失的劳资双方在利益上的尖锐对立，又一次在结构上重新形成。
在这种利益冲突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当代企业主和企业管理者，不但有资本的力量，而且和公共权力及受这个权力控制的大众传媒紧密结合，故特别强大。而与之发生利益冲突的另一方，却是两手空空的单个劳工。这种力量对比极不平衡的利益冲突，使劳工基层的利益保障和理性反抗几乎成为不可能。
在农村，农民与公共权力的对立具有了新的形式。国家对农民的直接剥夺仍然存在。但，由於中央政府权力主动或被动地向地方释放权力，使得地方的政府官员不再是被动地执行中央政策法令的消极工具，他们已经拥有有了不受监督地自行制定税种税额和各种名目的摊派的不受制约的巨大权力，以满足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组织起来的单个的农民，面对官员的掠夺，常常只能束手待毙。
教师、医生及基层的国家公务员曾经是比较有保障的群体。现在，他们和国家的关系也越来越接近劳资双方一样的雇佣关系。他们的聘用和解雇，劳动条件和实际收入，不再完全由国家统一规定，而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雇佣人，即直接领导来决定。这一群体中的成员也是处於单个人的状态，在代表>“国家权力”的雇佣者面前，他们同样是弱小无力，其命运只能由他们的直接领导所摆布。
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力量对比的严重不平衡，是中国劳工阶层社会地位下降，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急剧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根本原因，也是国民经济平衡和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真正威胁。而且，更严重的是，随>中国政治腐败的加剧，社会道德风尚的沦丧，以及包括教育，卫生各领域在内的全面的，畸形的，毫无规则的商业化，这种形势仍然在恶化。
中国劳工通讯所倡导和致力於推动的中国独立工会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劳工阶层独立地组织起来，通过真正属於自己的工会，改变这种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并通过这一组织起来的过程，为阻止中国社会矛盾走向激化找到一条出路。
中国劳工通讯认为，中国的工人，农民及其他的劳动者只有组织起来，成立不受任何政党控制，独立於任何性质的政府的工会，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才可能改善，自身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才能提高，这些，正是避免社会矛盾走向激化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劳工通讯认为，在复杂的社会利益冲突中，各方力量对比的平衡是建立法制的基础。只有在有组织的劳工力量的制约下，企业和政府的行为才可能理性化。企业的管理者，老板和政府官员只有在面对已经独立地组织起来的劳工时，只有在面临独立的劳工组织可能的反抗时，他们才不得不考虑劳工的利益，才可能愿意与劳工平等谈判并订立和遵守合理的劳动契约，国际劳工条约和国家法令所确定的劳工权益也才能被雇主和政府官员尊重。
中国严重的，具有爆炸性的社会危机已经是有目共睹。资本对劳工的压榨，政府官僚的贪污腐败，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劳工逼上了绝路。近年来，中国工人农民的罢工、游行、堵公路、堵铁路的抗议活动越来越普遍。而政府对这些活动的压制往往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流血。遭受不公正待遇者投告无门，生活陷入绝境者无人理会，劳工家庭破裂，甚至全家自杀的悲剧处处可见。杀人、炸毁企业和公共设施等对个人、社会的报复行为层出不穷。
中国劳工通讯认为，只有在法律上允许中国劳工独立地组织自己的工会，这种深刻的，具有爆炸性的社会危机才有可能避免或缓解。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会，才能公开地表达和保护劳工的利益，并能为劳工所信赖，从而能合法地代表劳工与政府或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参入涉及劳工权益的法规的讨论和制定。只有这样使劳工看到自己的利益要求能表达，自己的不满有被普遍地关注和解决的可能性时，上述激烈的抗争行为才可能减少，激烈程度才可能降低并成为可以预计、可以管理的社会冲突，社会付出的成本才可能降低，社会成员的行为和社会治理的理性化才是可能的。而这些才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
中国政府对独立工会运动的镇压及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控制，地方和基层政府与企业主的利益结合，使很多劳资的冲突变成劳工与政府的冲突，使政府和国家成为社会不满的主要对象并成为社会冲突的主角之一。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这其实都是应该避免的。最近通过的“工会法”修改草案，根本没有触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垄断地位和它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根本性的条款，这不但仍然使“工会法”与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条款相冲突，而且根本没有改变政府对这个官方工会的控制。而正是这种控制，使中国政府和国家失去了中立地调整劳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注重社会公正，以和平手段解决社会冲突所需要的基本信誉和合法性。
中国劳工通讯认为，只有强大的独立工会的存在，才能迫使政府与国家重新成为调整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中立的公共权力，使政府和国家从劳资冲突的一方退出，由社会冲突的主角变成解决冲突的调解人和仲裁者。这样，政府和国家才可能具有治理社会，管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公信力和效率。
中国劳工通讯还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工阶层，不但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而且也是社会产品最主要的消费者。因此合法的独立工会维护劳工权益的斗争，可以使劳工的就业稳定，收入及生活的前景明朗，工作更安全和更具有尊严，这会使经济生活中人口最多的消费者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得到保障和提高，而这是增加企业生产和利润，经济走向繁荣的前提，更是中国当前走出内需不足的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一个不能使多数人的购买力得到保证和提高的社会经济体制，是没有前途的。
一个强大的独立工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首先取决於中国劳工的团结，勇气和抗争行动。由此，中国劳工通讯呼吁中国的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及公务员，首先在本企业单位，在本企业，本行业以及本地区□围内团结起来，克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习惯心理，以整体的力量来为自己的权益进行抗争。只有抗争和集体力量的显示，政府和舆论才会尊重和关注我们，狠心的老板和贪婪的企业领导才会害怕我们，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才会有保障和改善的可能。
同时，中国劳工通讯也郑重提醒中共政府，关注劳工阶层的痛苦现状，是执政党的基本的政治道德，而改变这种状况，则是任何政府和执政党的天然职责。你们比谁都清楚，由於没有独立工会的存在和劳工的集体参入，监督，所谓的“企业改革”已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企业层面的普遍腐败。不论你们的动机如何，在事实上，你们所确立的社会保障及“低收入生活保障”系统也因此几乎成为了装饰品。而被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劳工中没有丝毫的公信力，在监督企业改革，监督社会保障系统的运行，在改善劳工的处境方面，它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是说，中国政府在禁止独立工会，压制独立的劳工运动的同时，采取了若干“改革”措施，试图缓解，走出社会危机，但，事实证明，这已经失败了，社会危机仍在加剧中。
中国劳工状况的日益恶化及其抗争的日益普遍，激烈，使中共和政府基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允许劳工组织独立工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真正的问题在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惧怕独立的工会，担心它会成为会威胁其统治的政治力量。中国劳工通讯因此要指出，近年来无数的劳工抗争事件表明，中国劳工要求的是自己的工资，退休金及其他最基本权利，他们几乎没有提出真正的政治诉求，他们只是要像人一样活下去。实际上，独立的工人运动和它所产生的独立工会，会不会成为对中国政府形成威胁的政治力量，完全取决与中国政府。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如果政府和政党在劳资冲突中采取中立的立场，并以法律的形式使独立工会合法化，那麽，独立工会和它所代表的工人运动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没有受到政治打击的情况下，并不会直接冲击政府的统治权威。相反，如上所述，它会使社会力量对比实现新的平衡，有利於法制的建立和政府的公信力的提高，也能使劳工阶层的购买力增强，从而会使经济平衡，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反之，如果独立工会运动的障碍是政治方面的，是政府的禁令和镇压，那麽，这个运动就可能变成首先冲击这个政治障碍的政治力量。因此，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为改善中国劳工的处境真正做点事，还是与整个的中国劳工阶层敌对？我们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共及其政府，有一个明智的选择。
中国劳工通讯2001年11月6日
近年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城市，一方面，是私人和外资，合资企业的迅速增加，大量的国营企业被地方官僚和私人资本以盗窃，抢夺的方式“改造”为私有性质的民间企业。另一方面，国家已从剩下的国企业的经营活动中退出，这些“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一样，可以任意解雇，压榨工人，变成以追求最大的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实体。中国社会自1949年以后曾一度消失的劳资双方在利益上的尖锐对立，又一次在结构上重新形成。
在这种利益冲突的力量对比上，中国当代企业主和企业管理者，不但有资本的力量，而且和公共权力及受这个权力控制的大众传媒紧密结合，故特别强大。而与之发生利益冲突的另一方，却是两手空空的单个劳工。这种力量对比极不平衡的利益冲突，使劳工基层的利益保障和理性反抗几乎成为不可能。
在农村，农民与公共权力的对立具有了新的形式。国家对农民的直接剥夺仍然存在。但，由於中央政府权力主动或被动地向地方释放权力，使得地方的政府官员不再是被动地执行中央政策法令的消极工具，他们已经拥有有了不受监督地自行制定税种税额和各种名目的摊派的不受制约的巨大权力，以满足自己的个人利益。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组织起来的单个的农民，面对官员的掠夺，常常只能束手待毙。
教师、医生及基层的国家公务员曾经是比较有保障的群体。现在，他们和国家的关系也越来越接近劳资双方一样的雇佣关系。他们的聘用和解雇，劳动条件和实际收入，不再完全由国家统一规定，而在很大程度上由他们的雇佣人，即直接领导来决定。这一群体中的成员也是处於单个人的状态，在代表>“国家权力”的雇佣者面前，他们同样是弱小无力，其命运只能由他们的直接领导所摆布。
上述经济社会结构的重大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力量对比的严重不平衡，是中国劳工阶层社会地位下降，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急剧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根本原因，也是国民经济平衡和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真正威胁。而且，更严重的是，随>中国政治腐败的加剧，社会道德风尚的沦丧，以及包括教育，卫生各领域在内的全面的，畸形的，毫无规则的商业化，这种形势仍然在恶化。
中国劳工通讯所倡导和致力於推动的中国独立工会运动，就是在这个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中国的劳工阶层独立地组织起来，通过真正属於自己的工会，改变这种力量对比的不平衡，并通过这一组织起来的过程，为阻止中国社会矛盾走向激化找到一条出路。
中国劳工通讯认为，中国的工人，农民及其他的劳动者只有组织起来，成立不受任何政党控制，独立於任何性质的政府的工会，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才可能改善，自身的基本权利才能得到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才能提高，这些，正是避免社会矛盾走向激化的前提和基础。
中国劳工通讯认为，在复杂的社会利益冲突中，各方力量对比的平衡是建立法制的基础。只有在有组织的劳工力量的制约下，企业和政府的行为才可能理性化。企业的管理者，老板和政府官员只有在面对已经独立地组织起来的劳工时，只有在面临独立的劳工组织可能的反抗时，他们才不得不考虑劳工的利益，才可能愿意与劳工平等谈判并订立和遵守合理的劳动契约，国际劳工条约和国家法令所确定的劳工权益也才能被雇主和政府官员尊重。
中国严重的，具有爆炸性的社会危机已经是有目共睹。资本对劳工的压榨，政府官僚的贪污腐败，已经把越来越多的劳工逼上了绝路。近年来，中国工人农民的罢工、游行、堵公路、堵铁路的抗议活动越来越普遍。而政府对这些活动的压制往往导致矛盾的激化甚至流血。遭受不公正待遇者投告无门，生活陷入绝境者无人理会，劳工家庭破裂，甚至全家自杀的悲剧处处可见。杀人、炸毁企业和公共设施等对个人、社会的报复行为层出不穷。
中国劳工通讯认为，只有在法律上允许中国劳工独立地组织自己的工会，这种深刻的，具有爆炸性的社会危机才有可能避免或缓解。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会，才能公开地表达和保护劳工的利益，并能为劳工所信赖，从而能合法地代表劳工与政府或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参入涉及劳工权益的法规的讨论和制定。只有这样使劳工看到自己的利益要求能表达，自己的不满有被普遍地关注和解决的可能性时，上述激烈的抗争行为才可能减少，激烈程度才可能降低并成为可以预计、可以管理的社会冲突，社会付出的成本才可能降低，社会成员的行为和社会治理的理性化才是可能的。而这些才是社会稳定的基本保证。
中国政府对独立工会运动的镇压及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控制，地方和基层政府与企业主的利益结合，使很多劳资的冲突变成劳工与政府的冲突，使政府和国家成为社会不满的主要对象并成为社会冲突的主角之一。对任何一个政府来说，这其实都是应该避免的。最近通过的“工会法”修改草案，根本没有触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垄断地位和它受共产党的领导这些根本性的条款，这不但仍然使“工会法”与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条款相冲突，而且根本没有改变政府对这个官方工会的控制。而正是这种控制，使中国政府和国家失去了中立地调整劳资关系，在市场经济中注重社会公正，以和平手段解决社会冲突所需要的基本信誉和合法性。
中国劳工通讯认为，只有强大的独立工会的存在，才能迫使政府与国家重新成为调整社会各利益集团之间关系的，中立的公共权力，使政府和国家从劳资冲突的一方退出，由社会冲突的主角变成解决冲突的调解人和仲裁者。这样，政府和国家才可能具有治理社会，管理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本公信力和效率。
中国劳工通讯还认为，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工阶层，不但是社会财富的主要生产者，而且也是社会产品最主要的消费者。因此合法的独立工会维护劳工权益的斗争，可以使劳工的就业稳定，收入及生活的前景明朗，工作更安全和更具有尊严，这会使经济生活中人口最多的消费者的购买力和购买欲望得到保障和提高，而这是增加企业生产和利润，经济走向繁荣的前提，更是中国当前走出内需不足的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一个不能使多数人的购买力得到保证和提高的社会经济体制，是没有前途的。
一个强大的独立工会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首先取决於中国劳工的团结，勇气和抗争行动。由此，中国劳工通讯呼吁中国的工人、农民、教师、医生及公务员，首先在本企业单位，在本企业，本行业以及本地区□围内团结起来，克服逆来顺受，听天由命的习惯心理，以整体的力量来为自己的权益进行抗争。只有抗争和集体力量的显示，政府和舆论才会尊重和关注我们，狠心的老板和贪婪的企业领导才会害怕我们，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才会有保障和改善的可能。
同时，中国劳工通讯也郑重提醒中共政府，关注劳工阶层的痛苦现状，是执政党的基本的政治道德，而改变这种状况，则是任何政府和执政党的天然职责。你们比谁都清楚，由於没有独立工会的存在和劳工的集体参入，监督，所谓的“企业改革”已导致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和企业层面的普遍腐败。不论你们的动机如何，在事实上，你们所确立的社会保障及“低收入生活保障”系统也因此几乎成为了装饰品。而被控制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中国劳工中没有丝毫的公信力，在监督企业改革，监督社会保障系统的运行，在改善劳工的处境方面，它也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就是说，中国政府在禁止独立工会，压制独立的劳工运动的同时，采取了若干“改革”措施，试图缓解，走出社会危机，但，事实证明，这已经失败了，社会危机仍在加剧中。
中国劳工状况的日益恶化及其抗争的日益普遍，激烈，使中共和政府基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允许劳工组织独立工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真正的问题在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领导人惧怕独立的工会，担心它会成为会威胁其统治的政治力量。中国劳工通讯因此要指出，近年来无数的劳工抗争事件表明，中国劳工要求的是自己的工资，退休金及其他最基本权利，他们几乎没有提出真正的政治诉求，他们只是要像人一样活下去。实际上，独立的工人运动和它所产生的独立工会，会不会成为对中国政府形成威胁的政治力量，完全取决与中国政府。国际工人运动的经验说明，如果政府和政党在劳资冲突中采取中立的立场，并以法律的形式使独立工会合法化，那麽，独立工会和它所代表的工人运动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没有受到政治打击的情况下，并不会直接冲击政府的统治权威。相反，如上所述，它会使社会力量对比实现新的平衡，有利於法制的建立和政府的公信力的提高，也能使劳工阶层的购买力增强，从而会使经济平衡，持续发展，社会稳定。反之，如果独立工会运动的障碍是政治方面的，是政府的禁令和镇压，那麽，这个运动就可能变成首先冲击这个政治障碍的政治力量。因此，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是为改善中国劳工的处境真正做点事，还是与整个的中国劳工阶层敌对？我们相信，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中共及其政府，有一个明智的选择。
中国劳工通讯2001年11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