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凯迪社区：信水清流 2011-8-6
2010年5月底6月初，广东佛山本田变速器厂职工罢工，因为媒体曝光和专家介入，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常凯教授应工人要求参与劳资双方的谈判的，并和作为第三方协商组织者出现的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局的有关领导见面。常凯教授与谈判的工人代表具体商定了谈判策略，并确定了谈判目标和底线。经过6个小时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工资集体协议。该协议规定工人工资增加34%，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常凯教授特别提出的“企业不得追究罢工工人的责任”，也被企业接受并作为正式条款写入集体协议。常教授在这个事件中完全是“多管闲事”，自己花钱花时间没有报酬，但是他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
虽然媒体报道不多，但是我们知道，随着通货膨胀走高，各地的罢工又开始升温，杭州、上海出租车司机罢工；《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6月13日报道锦湖轮胎(长春)有限公司工人罢工；广州番禺化龙镇眉山村的韩资世门手袋厂的几千名工人也在6月20日罢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下称“和黄白猫”）旗下的白猫（重庆）有限公司公司264名工人在多次向公司管理层提出加薪，未能得到回复，于7月7开始日停工，至今没有复工。有部分员工担心工厂倒闭想复工但被其它员工阻挠。
在真正的市场原则下，劳资双方应该是平等的，无论是对工资和劳动条件。除了山西黑窑工，大部分人的工作自由应该是有的，那么作为个体罢工、辞职，用脚选择，是否就可以保证员工的权利呢？
对于罢工，张五常的好学生薛兆丰直接说“罢工是集体违约，集体敲竹杠”。应该打击。
在2011年的广东“两会”上，港澳政协委员许伟林说“挑唆别人闹事、罢工的人，应当受到严惩”，上交提案，建议政府部门制定法规严惩这些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人。
这个提案我们只能当笑话看，现代社会讲求言论自由，鼓动别人罢工应该是言论自由范围，要上升到法规惩罚，这会导致高昂的社会治理成本，除非罢工工人打砸工厂设备，否则就不会牵涉犯罪。
人们一般认为工人有权自己组织起来维权，因为这样可以改变劳方的弱势，资方因为在财力上远胜工人，所以很容易在博弈中取得支持。比如佛山本田工厂罢工后，人们质疑官方工会被收买，结果狮山总工会主席袁活林不打自招，说“5月27日晚南海本田公司确实曾资助我工会68万元，但这68万元并非送给我袁某人，而是南山本田公司见我工会经费短缺，本着政企友好的态度赞助我工会的活动经费。”（狮山是一个镇，佛山本田工厂所在地）
这个主席是个法盲，这绝对是单位受贿行为，当然在中国肯定不会受到法律追究。只能给资方收买支持提供证据。
当然，罢工资方有损失，如果工厂倒闭工人也会失业，收买政府支持可能无法平息事态，也要付出代价。对于工人来说，罢工也影响了劳资方的关系，虽然现在工人也学聪明了，让准备离职的员工或者轮流派出谈判代表。在生产旺季的时候发动，以迫使资方就范。不过终究不是好选择。
在过去的30年里，在大陆的工厂一味的偏好年轻女性，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年轻女工心灵手巧，操作机械更适合。实际上，这是一个借口，无论是缝纫或者酒店服务员，经过培训的男工靠体能优势一般都可以做得更好。
排斥男工的唯一原因是害怕罢工，在某些工厂，比如鞋底橡胶厂，因为要拉模具，是体力活，不得不大量使用男工，于是罢工就频频发生，这种工厂也成为行业内高薪行业（相对而言）。
那么女工是否就无法维权呢？答案是：否。女工可以怠工，比如一个工序，她们要求一毛钱，如果老板给8分，她们就慢慢做。老板知道了，就加钱，港资的服装厂很少罢工，老板早就摸清女工的脾气，在单价上面一般都会迁就。
除了怠工，员工还可以用高离职率来投票，如果一个工厂无法得到稳定的工人，那么生产是很难持续的，老板不得不加薪挽留工人。在90年代初，劳动力市场上是买方市场，工人一般不会发动罢工，甚至不敢怠工，因为老板可以用换人来威胁工人，而那时候工作难找。2005年开始就有点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变成卖方市场。
实际上，对于老板和员工来说，判断是否罢工关键看自己的筹码，对于员工来说，技术熟练程度是自己的筹码，这可以成为找工作的有利条件。对于老板来说，薪酬就是筹码，能提供高薪，就不怕没员工。很多港资企业在招聘白领的时候要求对方提供前任雇主的推荐信，如果从业经历不光彩，就会被雇佣市场排斥。但是也有公司在解雇员工时要求对方放弃补偿来提供虚假推荐信。
如果一家公司本身在业界口碑不好，那么员工离职没有得到推荐信也可以理解，新老板会说：在那种公司你也能做一年，难得。
既然罢工和怠工都不好，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这个世界上，要找特例很多都是在亚洲，日本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日本在30年代和50年代都是罢工频频发生的。稻盛和夫回忆他刚毕业的时候，因为成绩不好，又有犯罪记录，找不到好工作，进了一个很烂的企业，经常发生罢工，工厂里面整天红旗飘飘。
后来日本企业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产率，高管和员工薪酬差距不大，同甘共苦，企业对员工终身雇佣而且高薪。员工必须忠诚，因为重新找工作必须原雇主提供推荐信，如果记录不良就会难找好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汽车、音响、手表、自动化设备都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可是日本模式并不为人称道，日本有全球第一的自杀率，如此富裕的高自杀只能说明日本人不幸福。而日本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也远低于美国。我不同意有什么广场阴谋之类，日本之不如美国只能说明日本在创新方面不如美国，日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对日本缺乏创新应该负一定责任。
也有人说罢工的意义在于，员工真正持有谈判的筹码，没有筹码的谈判就不是真正的谈判。允许罢工的存在、正确认识和理解罢工的意义和作用恰恰是为了减少罢工的产生。当企业认识到员工持有这个筹码的时候，就会自觉在人性化管理和提高技术水平上下工夫，而不满足于简单粗暴的管理模式，从总体上来说有利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罢工权的确立也可以减少怠工现象的发生。
这正如选票，在民主国家，往往发生投票率很低的状况，因为只有官员没做好，大家才有兴趣行使投票权来换人，因为这个压力，官员会认真廉洁的履行权力。
2010年5月底6月初，广东佛山本田变速器厂职工罢工，因为媒体曝光和专家介入，比如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的常凯教授应工人要求参与劳资双方的谈判的，并和作为第三方协商组织者出现的佛山市南海区劳动局的有关领导见面。常凯教授与谈判的工人代表具体商定了谈判策略，并确定了谈判目标和底线。经过6个小时艰苦的谈判，终于达成工资集体协议。该协议规定工人工资增加34%，罢工期间工资照发。常凯教授特别提出的“企业不得追究罢工工人的责任”，也被企业接受并作为正式条款写入集体协议。常教授在这个事件中完全是“多管闲事”，自己花钱花时间没有报酬，但是他体现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担当。
虽然媒体报道不多，但是我们知道，随着通货膨胀走高，各地的罢工又开始升温，杭州、上海出租车司机罢工；《第一财经日报》2011年6月13日报道锦湖轮胎(长春)有限公司工人罢工；广州番禺化龙镇眉山村的韩资世门手袋厂的几千名工人也在6月20日罢工；《第一财经日报》报道，上海和黄白猫有限公司（下称“和黄白猫”）旗下的白猫（重庆）有限公司公司264名工人在多次向公司管理层提出加薪，未能得到回复，于7月7开始日停工，至今没有复工。有部分员工担心工厂倒闭想复工但被其它员工阻挠。
在真正的市场原则下，劳资双方应该是平等的，无论是对工资和劳动条件。除了山西黑窑工，大部分人的工作自由应该是有的，那么作为个体罢工、辞职，用脚选择，是否就可以保证员工的权利呢？
对于罢工，张五常的好学生薛兆丰直接说“罢工是集体违约，集体敲竹杠”。应该打击。
在2011年的广东“两会”上，港澳政协委员许伟林说“挑唆别人闹事、罢工的人，应当受到严惩”，上交提案，建议政府部门制定法规严惩这些给企业造成损失的人。
这个提案我们只能当笑话看，现代社会讲求言论自由，鼓动别人罢工应该是言论自由范围，要上升到法规惩罚，这会导致高昂的社会治理成本，除非罢工工人打砸工厂设备，否则就不会牵涉犯罪。
人们一般认为工人有权自己组织起来维权，因为这样可以改变劳方的弱势，资方因为在财力上远胜工人，所以很容易在博弈中取得支持。比如佛山本田工厂罢工后，人们质疑官方工会被收买，结果狮山总工会主席袁活林不打自招，说“5月27日晚南海本田公司确实曾资助我工会68万元，但这68万元并非送给我袁某人，而是南山本田公司见我工会经费短缺，本着政企友好的态度赞助我工会的活动经费。”（狮山是一个镇，佛山本田工厂所在地）
这个主席是个法盲，这绝对是单位受贿行为，当然在中国肯定不会受到法律追究。只能给资方收买支持提供证据。
当然，罢工资方有损失，如果工厂倒闭工人也会失业，收买政府支持可能无法平息事态，也要付出代价。对于工人来说，罢工也影响了劳资方的关系，虽然现在工人也学聪明了，让准备离职的员工或者轮流派出谈判代表。在生产旺季的时候发动，以迫使资方就范。不过终究不是好选择。
在过去的30年里，在大陆的工厂一味的偏好年轻女性，他们给出的理由是：年轻女工心灵手巧，操作机械更适合。实际上，这是一个借口，无论是缝纫或者酒店服务员，经过培训的男工靠体能优势一般都可以做得更好。
排斥男工的唯一原因是害怕罢工，在某些工厂，比如鞋底橡胶厂，因为要拉模具，是体力活，不得不大量使用男工，于是罢工就频频发生，这种工厂也成为行业内高薪行业（相对而言）。
那么女工是否就无法维权呢？答案是：否。女工可以怠工，比如一个工序，她们要求一毛钱，如果老板给8分，她们就慢慢做。老板知道了，就加钱，港资的服装厂很少罢工，老板早就摸清女工的脾气，在单价上面一般都会迁就。
除了怠工，员工还可以用高离职率来投票，如果一个工厂无法得到稳定的工人，那么生产是很难持续的，老板不得不加薪挽留工人。在90年代初，劳动力市场上是买方市场，工人一般不会发动罢工，甚至不敢怠工，因为老板可以用换人来威胁工人，而那时候工作难找。2005年开始就有点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变成卖方市场。
实际上，对于老板和员工来说，判断是否罢工关键看自己的筹码，对于员工来说，技术熟练程度是自己的筹码，这可以成为找工作的有利条件。对于老板来说，薪酬就是筹码，能提供高薪，就不怕没员工。很多港资企业在招聘白领的时候要求对方提供前任雇主的推荐信，如果从业经历不光彩，就会被雇佣市场排斥。但是也有公司在解雇员工时要求对方放弃补偿来提供虚假推荐信。
如果一家公司本身在业界口碑不好，那么员工离职没有得到推荐信也可以理解，新老板会说：在那种公司你也能做一年，难得。
既然罢工和怠工都不好，有没有更好的选择呢？这个世界上，要找特例很多都是在亚洲，日本就是这么一个例子。日本在30年代和50年代都是罢工频频发生的。稻盛和夫回忆他刚毕业的时候，因为成绩不好，又有犯罪记录，找不到好工作，进了一个很烂的企业，经常发生罢工，工厂里面整天红旗飘飘。
后来日本企业通过技术革新提高生产率，高管和员工薪酬差距不大，同甘共苦，企业对员工终身雇佣而且高薪。员工必须忠诚，因为重新找工作必须原雇主提供推荐信，如果记录不良就会难找好工作。
在这个基础上，日本创造了经济奇迹，汽车、音响、手表、自动化设备都成为世界一流企业。
可是日本模式并不为人称道，日本有全球第一的自杀率，如此富裕的高自杀只能说明日本人不幸福。而日本的生产率和生活水平也远低于美国。我不同意有什么广场阴谋之类，日本之不如美国只能说明日本在创新方面不如美国，日本的劳动力市场特征对日本缺乏创新应该负一定责任。
也有人说罢工的意义在于，员工真正持有谈判的筹码，没有筹码的谈判就不是真正的谈判。允许罢工的存在、正确认识和理解罢工的意义和作用恰恰是为了减少罢工的产生。当企业认识到员工持有这个筹码的时候，就会自觉在人性化管理和提高技术水平上下工夫，而不满足于简单粗暴的管理模式，从总体上来说有利于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和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的转型。罢工权的确立也可以减少怠工现象的发生。
这正如选票，在民主国家，往往发生投票率很低的状况，因为只有官员没做好，大家才有兴趣行使投票权来换人，因为这个压力，官员会认真廉洁的履行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