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周末讯 北京数十所打工子弟学校面临关停境遇，虽然相关部门作出承诺，不会让任何一个孩子失学，可是公立学校高额的费用以及要办的各种手续，还是成为一种无法逾越的障碍，横亘在公立学校和打工者子女之间。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西北门村。
在一条名为西门街的路上穿过水沟和村屋步行500米，眼前正是“东坝实验学校”。学校大门两边的墙上，用红漆刷出了八个大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这是一所已被东坝乡政府责令关闭的打工子弟学校。但8月19日和20日，《法治周末》记者到来时，学校的教室里还传来琅琅的读书声，不时有电话打进校长室申请应聘教师。
管理该校教学工作的杨校长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本月20日盖有东坝乡政府公章的强制拆除告知书已经送达学校。告知书中写道：该校未经批准擅自新建、扩建房屋，东坝乡政府已责令该校于20日之前自行拆除，但目前仍未拆除，决定于8月25日对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3日断电，14日断水，我们还是在15日开学了。”杨校长说，“我这还有400多没分流出去的孩子。”
这所于2003年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上个学期期末结束时共有23个教学班，1300多个孩子。
被取缔和拆除的并非只有东坝实验学校这一所学校。
从今年6月份以来，北京市大兴、海淀、朝阳三个区陆续有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拆迁的消息传出。
8月16日，北京市教委召开新闻通气会，就打工子弟学校被拆一事予以说明。
在通气会上，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线联平称，随着城乡接合部改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教育设施也面临调整、改造。今年，大兴、朝阳、海淀三个区共有24所流动人口自办校面临拆迁，这些学校都没有办学资质，而且学生安全和学习环境都无法保障，此次拆迁涉及在校生1.4万余人。
而上一次北京大规模拆除打工子弟学校，是在2006年。如何保障这个庞大群体的受教育权，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生存焦虑】
杨校长原来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一所初中当教师，退休后跟随女儿到了北京。2000年的时候，他和同为教师的妻子发现聚集着打工者的村落里，到处是没学上的孩子。
于是他萌生了办学校的想法，但由于资金和精力的限制，并没有办起学校。
当时，北京乃至全国东部发达省市城乡接合处，有很多人都办起了打工子弟学校。
随后，杨受聘到了辛庄一家由河南人出资兴建的打工子弟学校当校长，一干就是十几年。
在他的回忆里，这家打工子弟学校搬过几次家，多数是因为当地拆迁。
2003年前后，由于辛庄周边拆迁，这所学校就从辛庄搬到了东坝西北门村。
“当时这里没有校舍，只有一个大坑，我们以60元每吨的价格买了回填土，把坑填平，然后在上面盖房子，一个教室两万元左右，我们一共有36间房子。建房的时候都拿到了当地建设部门验收的许可。”杨校长说。
据他回忆，当年从辛庄搬来的时候，很多家长跟着学校跑来了此地。打工者同乡之间的口口相传，来校读书的孩子人数逐年上升。从2003年的600多人增至上学期期末的1300多人。
学校还设置了初中部，教授初一到初三的课程。
杨校长介绍，这所学校里出去的孩子有人考上了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重点院校。
即使如此，办学十几年，这所学校一直头顶着“非法办学”的帽子。他们曾经申请过办学许可证，但是始终没有办下来。
杨校长说，2006年他们曾有过机会，当年北京市发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打工子弟学校加以整顿和管理，提出“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指导方针。
“当时朝阳教委社办科有领导曾表示，我们的规模可以算是规范扶持那一批的。”杨校长说。
但是，他们的许可证也没有办下来。
虽然没有许可证，教育主管部门仍然对他们进行管理和检查，无论是乡里还是区教委，还经常给学校下达整改通知书。
2011年5月底，北京启动学校安全大检查。东坝乡文教科还给学校下达了整改通知。
随后，该校花钱在校园里安装探头，门口配备喷雾器和警棍以保障校园安全。
但是6月，就通知他们不让办学了。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东坝乡、将台乡的其他几所打工子弟学校。它们在官方文件上都被称作“流动人口自办学校”。
据了解打工子弟学校历史的人介绍，北京的打工子弟小学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
1998年以后，国家教委、公安部下发《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出“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允许公民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至2000年，北京市打工子弟小学已初具规模。
2000年，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曾会同各区县的教育督导部门，在全市范围普查流动儿童、少年在京就学的情况，最后形成的调研报告显示，“学校设施设备和校舍极为简陋，租用的厂房或民房基本大部分不适合作为教室使用”；“学生的活动场地或根本没有或极为狭小，没有基本的实验仪器，没有体育、音乐、美术课的器材和教具”；“不少学校的桌椅互不匹配或与学生的身高不符。很多教室的采光、照明、通风条件太差，还有的教室甚至没有照明设备或完全不通风”；“不少学校食堂缺乏必要的卫生措施。容易导致传染病流行……”
2003年后，国务院发布的有关农民工政策文件反复强调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要求流入地政府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乱收费，但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仍然允许学校收取借读费和相应的杂费。高额费用将很多农民工子女挡在公立学校门外。北京市打工子弟小学的数量和学生人数亦有增无减。
2006年，北京市发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打工子弟学校加以整顿和管理，提出“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指导方针。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各地先后开始大规模取缔打工子弟学校。
2010年，《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据接近朝阳教委相关人士指出，按照纲要要求，最近这两年要把不符合办学条件的学校取缔，把孩子们纳入公立校就读。
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约43.37万人，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还有约10万随迁子女在自办学校就读。其中，5万余人在经过认定的合法打工子弟学校就读，4万余人在没有办学资格的自办校就读。这次，大兴、朝阳、海淀三个区共有24所流动人口自办校面临拆迁，涉及在校生1.4万余人。
将台乡育才学校校长刘继贵对此则表示：“办学14年，我们从办学那一天开始，就头顶着‘非法办学’，到今天还是‘非法办学’。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愿意非法办学吗？政府不给我们办证我们该怎么办？条件不达标，个人能力本就有限，政府不投入，能达到标准吗？”
【低收费与盈利】
为什么明知打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不佳，农民工仍然愿意把子女送到打工子弟学校呢？
收费低廉和手续简单、门槛低是其原因。
《法治周末》记者走访多所打工子弟学校了解到，打工子弟学校一般只收取学费、书费和简单的杂费，小学每学期费用为800元，此外，再收取四五十元的校服费，如需在校午餐则收取每月100元的生活费。
有家长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她曾想把孩子送去公办校，光借读费一个学期没有6000元下不来。
其次，还要孩子的“五证”齐全。所谓“五证”，指非户籍孩子想要入读北京公办校，家长必须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的五份证明文件。
对于这些以贩菜、收废品、跑运输等为生的流动人口，要办齐“五证”难度可想而知。
一位长期研究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的学者透露：“据我了解，要‘五证’齐全，不玩猫腻的话没多少农民工做得到，多数农民工子弟因此被排斥在公办校外。”
有学者对北京的打工子弟做过一项调查，发现很多孩子自己其实并不愿意加入到公办校，除了要交纳一笔对于父母而言不菲的“自愿捐赠”，他们在公办校里还经常能感受难以适应。
此外，由于打工子弟的孩子在初中高中还是要回原籍读书，原籍学校都是人教版教材，而在北京学习的北京实验版教材就显得毫无意义。
于是，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就成为这群终日为讨生活而忙碌、奔波的异乡人的首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工资平均为每月1900元上下。各校聘用的教师中，有过教育教学经历并达到较高学历水平的不多。
曾有业内人士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事实上大部分打工子弟小学仍能为举办者带来盈利。
一些学校压低学费争取生源，为了盈利又只能降低办学投入。如此循环往复，教学条件难以改善，更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北京市规定的有关标准。这便是教育部门对其进行整顿和清理的缘由。
一位办学人士则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长久以来，国家基本没有给打工子弟学校投入，打工子弟学校这么多年来毕竟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作出过贡献，取缔时第一应该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第二是不是应该考虑给予一定的补偿，毕竟学校也投入很多的资金和精力。
【教育资源失衡】
此次北京市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有网友称：“偌大的北京城，容得下60余家高尔夫球场，却容不下2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
教育学者杨东平在他的博客中表示：在没有将学生安置、分流，公办学校明显无力接受的情况下，将众多打工子弟学校一拆了之，甚至采用断水断电、挖沟破路的粗暴办法，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何在？保障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的责任何在？
北京市教委在16日明确表示，将要求相关区县全力做好所有孩子的就学方案，把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作为工作底线，确保愿意在京上学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舆论界不仅为被取缔的学校愤愤不平，学生家长也议论纷纷。他们担心由于受公立学校的费用和接纳能力限制，相当一部分打工子弟可能失去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
有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就表示，此次学校的关停过于草率，以目前公办学校及政府委托办学点的容量，难以消化被关停学校的学生。据其分析，此次从9所打工子弟学校分流的6000多名学生中，将有近一半学生无法得到妥善安置。
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朝阳区此次关停的9所打工子弟学校，共涉及4574名学生。
周边尚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可提供的学位为850个，只能够容纳有借读证明的小学和初中生。
朝阳教委在2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新开6所由政府委托的民办校接收打工子弟。为了安置分流学生，朝阳区出台三项措施增加学位，目前共准备了共计5300个学位，可以容纳所有分流学生。
《法治周末》记者走访了新开的安置打工子弟的几所学校，包括博雅学校、安民学校等。这些学校的学费定在350元每学期。
博雅学校是原来的驹子房小学，是当地早先的公办学校，据当地村民介绍，由于本地就学的孩子越来越少，小学曾被关闭，最近又在装修，“应该是让那些外地孩子来这里上吧”。
博雅学校周边正在拆迁，只余下这所学校的校舍。
据相关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说，这所学校的很多教师都是从被取缔的打工子弟学校去的。
对于这一说法，朝阳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以及博雅学校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被取缔学校的老师来这里应聘，但只有有教师资格证和有一定教学经验的老师能够被录用。
在博雅学校，《法治周末》记者看到了打工子弟学校中没有的200米环形跑道和操场。
“因为是委托办学，政府往里面投入了不少钱。希望能把这些孩子教好，将来孩子们站出来，人们分不出哪个是公办校的孩子哪个是打工子弟。”博雅学校李校长介绍说。
【教育经费分配难题】
长期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基础教育由县一级财政管理的教育体制。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由学生户籍所在地方财政负担，流入地政府按照常住户口安排教育经费和教育发展规划，因此没有专门针对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教育任务和财政拨款。
这就意味着，在现行教育经费分配制度下，流动人口子女无法享受由流入地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
在2010年的首都教育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多种措施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在收费和划拨经费等方面做到与本市学生一视同仁”的原则。
依照这份文件的精神，北京市一级财政对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予以支持，一方面是生均经费拨款，另一个方面是在教师的编制方面给予核拨。这笔资金，按照现有小学初中接纳的流动人口数量计算，总数将达50亿元。
而对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主要是那些已被批准的，北京市教委每年都划拨一些教学配套设施给这些学校使用，比如课桌椅、黑板等。
不过，有专家表示，北京市的这笔资金援助，主要针对公办校和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中拥有许可证的学校，那些最需要帮助，条件最差的“无证”学校却很少获得。
在对学校的补助上既有中央财政，又有北京市级财政，更有各个区县财政投入。“事实上北京市直属的学校不多，更多的学校是区县级财政投入的。各级部门，各个区县政策都有很大的不同，规范性、透明性上也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志军说。
据孙志军介绍，北京市财政部门如今也很为教育经费的问题苦恼，就是财政掏钱给打工子弟学校买了设备，这个设备就属于国有资产，怎么管理又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民办打工子弟小学而言，自1998年以来，有关政策便屡次强调，需要地方政府给予扶持。然而，真正能享受到政策优惠的则少之又少。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诸位教育学者一致表示，今夏北京关闭打工子弟学校风波，一方面暴露了义务教育制度的缺陷和问题，另一方面也揭示出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有关教育投入制度和学籍管理制度可以进一步完善，以更好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孙志军说。
而记者在采访的几天中，每当有家长拦在校长室门口问杨校长孩子怎么办的时候，他总会坚定地说：“既然政府承诺了不让一个孩子失学，肯定会有个说法的。”25日，是实验学校规定被强拆的日子，学校的命运将不知如何。
北京市朝阳区东坝乡西北门村。
在一条名为西门街的路上穿过水沟和村屋步行500米，眼前正是“东坝实验学校”。学校大门两边的墙上，用红漆刷出了八个大字“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这是一所已被东坝乡政府责令关闭的打工子弟学校。但8月19日和20日，《法治周末》记者到来时，学校的教室里还传来琅琅的读书声，不时有电话打进校长室申请应聘教师。
管理该校教学工作的杨校长告诉《法治周末》记者，本月20日盖有东坝乡政府公章的强制拆除告知书已经送达学校。告知书中写道：该校未经批准擅自新建、扩建房屋，东坝乡政府已责令该校于20日之前自行拆除，但目前仍未拆除，决定于8月25日对违法建筑进行强制拆除。
“3日断电，14日断水，我们还是在15日开学了。”杨校长说，“我这还有400多没分流出去的孩子。”
这所于2003年开办的打工子弟学校，上个学期期末结束时共有23个教学班，1300多个孩子。
被取缔和拆除的并非只有东坝实验学校这一所学校。
从今年6月份以来，北京市大兴、海淀、朝阳三个区陆续有打工子弟学校被取缔、拆迁的消息传出。
8月16日，北京市教委召开新闻通气会，就打工子弟学校被拆一事予以说明。
在通气会上，北京市教委新闻发言人线联平称，随着城乡接合部改造、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教育设施也面临调整、改造。今年，大兴、朝阳、海淀三个区共有24所流动人口自办校面临拆迁，这些学校都没有办学资质，而且学生安全和学习环境都无法保障，此次拆迁涉及在校生1.4万余人。
而上一次北京大规模拆除打工子弟学校，是在2006年。如何保障这个庞大群体的受教育权，是摆在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
【生存焦虑】
杨校长原来在黑龙江省绥化市一所初中当教师，退休后跟随女儿到了北京。2000年的时候，他和同为教师的妻子发现聚集着打工者的村落里，到处是没学上的孩子。
于是他萌生了办学校的想法，但由于资金和精力的限制，并没有办起学校。
当时，北京乃至全国东部发达省市城乡接合处，有很多人都办起了打工子弟学校。
随后，杨受聘到了辛庄一家由河南人出资兴建的打工子弟学校当校长，一干就是十几年。
在他的回忆里，这家打工子弟学校搬过几次家，多数是因为当地拆迁。
2003年前后，由于辛庄周边拆迁，这所学校就从辛庄搬到了东坝西北门村。
“当时这里没有校舍，只有一个大坑，我们以60元每吨的价格买了回填土，把坑填平，然后在上面盖房子，一个教室两万元左右，我们一共有36间房子。建房的时候都拿到了当地建设部门验收的许可。”杨校长说。
据他回忆，当年从辛庄搬来的时候，很多家长跟着学校跑来了此地。打工者同乡之间的口口相传，来校读书的孩子人数逐年上升。从2003年的600多人增至上学期期末的1300多人。
学校还设置了初中部，教授初一到初三的课程。
杨校长介绍，这所学校里出去的孩子有人考上了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重点院校。
即使如此，办学十几年，这所学校一直头顶着“非法办学”的帽子。他们曾经申请过办学许可证，但是始终没有办下来。
杨校长说，2006年他们曾有过机会，当年北京市发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打工子弟学校加以整顿和管理，提出“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指导方针。
“当时朝阳教委社办科有领导曾表示，我们的规模可以算是规范扶持那一批的。”杨校长说。
但是，他们的许可证也没有办下来。
虽然没有许可证，教育主管部门仍然对他们进行管理和检查，无论是乡里还是区教委，还经常给学校下达整改通知书。
2011年5月底，北京启动学校安全大检查。东坝乡文教科还给学校下达了整改通知。
随后，该校花钱在校园里安装探头，门口配备喷雾器和警棍以保障校园安全。
但是6月，就通知他们不让办学了。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了东坝乡、将台乡的其他几所打工子弟学校。它们在官方文件上都被称作“流动人口自办学校”。
据了解打工子弟学校历史的人介绍，北京的打工子弟小学最早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
1998年以后，国家教委、公安部下发《流动儿童少年就学暂行办法》，提出“流动儿童少年就学以流入地管理为主”，允许公民个人“举办专门招收流动儿童少年的学校或简易学校。简易学校的设立条件可酌情放宽”。至2000年，北京市打工子弟小学已初具规模。
2000年，北京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曾会同各区县的教育督导部门，在全市范围普查流动儿童、少年在京就学的情况，最后形成的调研报告显示，“学校设施设备和校舍极为简陋，租用的厂房或民房基本大部分不适合作为教室使用”；“学生的活动场地或根本没有或极为狭小，没有基本的实验仪器，没有体育、音乐、美术课的器材和教具”；“不少学校的桌椅互不匹配或与学生的身高不符。很多教室的采光、照明、通风条件太差，还有的教室甚至没有照明设备或完全不通风”；“不少学校食堂缺乏必要的卫生措施。容易导致传染病流行……”
2003年后，国务院发布的有关农民工政策文件反复强调保障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要求流入地政府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得违反国家规定乱收费，但实际操作中，地方政府仍然允许学校收取借读费和相应的杂费。高额费用将很多农民工子女挡在公立学校门外。北京市打工子弟小学的数量和学生人数亦有增无减。
2006年，北京市发布《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加强流动人口自办学校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打工子弟学校加以整顿和管理，提出“分流一批，规范一批，取缔一批”的指导方针。在这个政策背景下，各地先后开始大规模取缔打工子弟学校。
2010年，《国家教育中长期发展纲要》(2010—2020年)中明确，坚持以流入地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确保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据接近朝阳教委相关人士指出，按照纲要要求，最近这两年要把不符合办学条件的学校取缔，把孩子们纳入公立校就读。
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约43.37万人，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还有约10万随迁子女在自办学校就读。其中，5万余人在经过认定的合法打工子弟学校就读，4万余人在没有办学资格的自办校就读。这次，大兴、朝阳、海淀三个区共有24所流动人口自办校面临拆迁，涉及在校生1.4万余人。
将台乡育才学校校长刘继贵对此则表示：“办学14年，我们从办学那一天开始，就头顶着‘非法办学’，到今天还是‘非法办学’。我不知道这个概念是怎么来的。我们愿意非法办学吗？政府不给我们办证我们该怎么办？条件不达标，个人能力本就有限，政府不投入，能达到标准吗？”
【低收费与盈利】
为什么明知打工子弟学校办学条件不佳，农民工仍然愿意把子女送到打工子弟学校呢？
收费低廉和手续简单、门槛低是其原因。
《法治周末》记者走访多所打工子弟学校了解到，打工子弟学校一般只收取学费、书费和简单的杂费，小学每学期费用为800元，此外，再收取四五十元的校服费，如需在校午餐则收取每月100元的生活费。
有家长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她曾想把孩子送去公办校，光借读费一个学期没有6000元下不来。
其次，还要孩子的“五证”齐全。所谓“五证”，指非户籍孩子想要入读北京公办校，家长必须要提供包括在京暂住证、在京实际住所居住证明、在京务工就业证明、户口所在地乡镇政府出具的在当地没有监护条件的证明、全家户口簿在内的五份证明文件。
对于这些以贩菜、收废品、跑运输等为生的流动人口，要办齐“五证”难度可想而知。
一位长期研究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问题的学者透露：“据我了解，要‘五证’齐全，不玩猫腻的话没多少农民工做得到，多数农民工子弟因此被排斥在公办校外。”
有学者对北京的打工子弟做过一项调查，发现很多孩子自己其实并不愿意加入到公办校，除了要交纳一笔对于父母而言不菲的“自愿捐赠”，他们在公办校里还经常能感受难以适应。
此外，由于打工子弟的孩子在初中高中还是要回原籍读书，原籍学校都是人教版教材，而在北京学习的北京实验版教材就显得毫无意义。
于是，这些打工子弟学校就成为这群终日为讨生活而忙碌、奔波的异乡人的首选。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师工资平均为每月1900元上下。各校聘用的教师中，有过教育教学经历并达到较高学历水平的不多。
曾有业内人士向《法治周末》记者透露，事实上大部分打工子弟小学仍能为举办者带来盈利。
一些学校压低学费争取生源，为了盈利又只能降低办学投入。如此循环往复，教学条件难以改善，更难以在短期内达到北京市规定的有关标准。这便是教育部门对其进行整顿和清理的缘由。
一位办学人士则告诉《法治周末》记者，长久以来，国家基本没有给打工子弟学校投入，打工子弟学校这么多年来毕竟在解决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上作出过贡献，取缔时第一应该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第二是不是应该考虑给予一定的补偿，毕竟学校也投入很多的资金和精力。
【教育资源失衡】
此次北京市关闭打工子弟学校，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有网友称：“偌大的北京城，容得下60余家高尔夫球场，却容不下20多所打工子弟学校。”
教育学者杨东平在他的博客中表示：在没有将学生安置、分流，公办学校明显无力接受的情况下，将众多打工子弟学校一拆了之，甚至采用断水断电、挖沟破路的粗暴办法，政府依法行政的能力何在？保障流动儿童的教育机会的责任何在？
北京市教委在16日明确表示，将要求相关区县全力做好所有孩子的就学方案，把保证每个孩子有学上作为工作底线，确保愿意在京上学的孩子一个都不能少。
但是，舆论界不仅为被取缔的学校愤愤不平，学生家长也议论纷纷。他们担心由于受公立学校的费用和接纳能力限制，相当一部分打工子弟可能失去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
有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就表示，此次学校的关停过于草率，以目前公办学校及政府委托办学点的容量，难以消化被关停学校的学生。据其分析，此次从9所打工子弟学校分流的6000多名学生中，将有近一半学生无法得到妥善安置。
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
朝阳区此次关停的9所打工子弟学校，共涉及4574名学生。
周边尚有空余学位的公办学校可提供的学位为850个，只能够容纳有借读证明的小学和初中生。
朝阳教委在20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现新开6所由政府委托的民办校接收打工子弟。为了安置分流学生，朝阳区出台三项措施增加学位，目前共准备了共计5300个学位，可以容纳所有分流学生。
《法治周末》记者走访了新开的安置打工子弟的几所学校，包括博雅学校、安民学校等。这些学校的学费定在350元每学期。
博雅学校是原来的驹子房小学，是当地早先的公办学校，据当地村民介绍，由于本地就学的孩子越来越少，小学曾被关闭，最近又在装修，“应该是让那些外地孩子来这里上吧”。
博雅学校周边正在拆迁，只余下这所学校的校舍。
据相关打工子弟学校校长说，这所学校的很多教师都是从被取缔的打工子弟学校去的。
对于这一说法，朝阳区教委相关负责人以及博雅学校工作人员表示，确实有被取缔学校的老师来这里应聘，但只有有教师资格证和有一定教学经验的老师能够被录用。
在博雅学校，《法治周末》记者看到了打工子弟学校中没有的200米环形跑道和操场。
“因为是委托办学，政府往里面投入了不少钱。希望能把这些孩子教好，将来孩子们站出来，人们分不出哪个是公办校的孩子哪个是打工子弟。”博雅学校李校长介绍说。
【教育经费分配难题】
长期以来，我国义务教育阶段实行的是“分级办学、分级管理”，即基础教育由县一级财政管理的教育体制。义务教育阶段的经费由学生户籍所在地方财政负担，流入地政府按照常住户口安排教育经费和教育发展规划，因此没有专门针对外来人口子女教育的教育任务和财政拨款。
这就意味着，在现行教育经费分配制度下，流动人口子女无法享受由流入地财政负担的教育经费。
在2010年的首都教育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多种措施保障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在收费和划拨经费等方面做到与本市学生一视同仁”的原则。
依照这份文件的精神，北京市一级财政对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予以支持，一方面是生均经费拨款，另一个方面是在教师的编制方面给予核拨。这笔资金，按照现有小学初中接纳的流动人口数量计算，总数将达50亿元。
而对于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主要是那些已被批准的，北京市教委每年都划拨一些教学配套设施给这些学校使用，比如课桌椅、黑板等。
不过，有专家表示，北京市的这笔资金援助，主要针对公办校和民办打工子弟学校中拥有许可证的学校，那些最需要帮助，条件最差的“无证”学校却很少获得。
在对学校的补助上既有中央财政，又有北京市级财政，更有各个区县财政投入。“事实上北京市直属的学校不多，更多的学校是区县级财政投入的。各级部门，各个区县政策都有很大的不同，规范性、透明性上也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孙志军说。
据孙志军介绍，北京市财政部门如今也很为教育经费的问题苦恼，就是财政掏钱给打工子弟学校买了设备，这个设备就属于国有资产，怎么管理又是一个大问题。
对于民办打工子弟小学而言，自1998年以来，有关政策便屡次强调，需要地方政府给予扶持。然而，真正能享受到政策优惠的则少之又少。
接受《法治周末》记者采访的诸位教育学者一致表示，今夏北京关闭打工子弟学校风波，一方面暴露了义务教育制度的缺陷和问题，另一方面也揭示出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有关教育投入制度和学籍管理制度可以进一步完善，以更好解决流动人口子女受教育的问题。”孙志军说。
而记者在采访的几天中，每当有家长拦在校长室门口问杨校长孩子怎么办的时候，他总会坚定地说：“既然政府承诺了不让一个孩子失学，肯定会有个说法的。”25日，是实验学校规定被强拆的日子，学校的命运将不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