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青年报
随著京城24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另一种颇具行为艺术特色的打工子弟学校却建立了起来。这一次，寄托打工子弟梦想的是十几个被漆得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它们被安放在打工子弟爱心会(简称CMC)在北京东北郊黑桥村建造的社区里。这个面向打工子弟开放的项目，创意和行动一样大胆，CMC的工作人员解释，有过前车之鉴，“这样做只是为了方便和我们的服务人群在一起，他们搬迁，我们也搬迁。”(《齐鲁晚报》10月17日)
生活从来不惮以艺术的方式表达悲情。用集装箱创建打工子弟学校，倘若不是身处实地的采访，也许人们真会把这样的集装箱教室，当成几个小年轻借以反讽现实的行为艺术。毕竟，联系到此前的城市蜗居集装箱，乃至打工子弟学校先后被关闭事件，集装箱教室这样的教育模式，难免不让人生出一种打工子弟教育被迫迁徙，搁浅于城市边缘的巨大悲凉感。
然而，跳脱出“集装箱教室”这一名词给予我们的直接观感，回到集装箱教室本身。面对那些被漆成五颜六色、颇具现代感的集装箱，面对集装箱内四人围成一桌、孩子们自觉学习的新型教育模式，面对那些别开生面的生活技能培训，乃至对打工子弟父母的家庭教育培训，无可否认，集装箱教室在一场城市化对打工子弟的驱离行动中，似乎正在“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从教育细节著眼，脱离了寻常应试、不吃教育“大锅饭”，而是顾及每个孩子作为个体存在的教育模式，或已正在成就集装箱教室让人心动的教育之美。
几十年前，日本著名作家黑柳彻子就曾为我们描摹了类似的画面。她在风靡全球的代表作《窗边的小豆豆》中，这样讲述了让人别开生面的“巴学园”故事：在这样一所特别的学校里，有著让人一眼看上去就与众不同的校门，它是由两株矮树组成；“巴学园”有著与众不同的教室，它们是一个个废弃不用的电车车厢，是小豆豆以及大家的电车教室；“巴学园”有著与众不同的校长，第一次见小豆豆，小林校长就微笑著听小豆豆不停地说了四个小时的话，没有一丝不耐烦，没有一丝厌倦……
这样的“电车学校”不是正与“集装箱教室”有著异曲同工之妙吗？在这里，二者的相同之处，就不仅在于教育载体的相似――一个是电车、一个是集装箱，更在于对教育个体的尊重，不仅体现在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上，更在于教育对每一个体的尊重，无论你是贫穷孤寡，还是问题少年，都可以用一种尊重与慈悲，将之包容。这种尊重，与城市管理者动辄以人口资源压力为由，驱离底层人群的粗暴，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对孩子们而言，童年本应是纯真、甜美、无忧的。或正因如此，尽管充斥苦涩，童年却往往难以体会现实的艰难，反而对世界的美好难以忘怀。从小豆豆的“电车学校”到打工子弟的“集装箱教室”，尽管无一不是困窘无奈的产物，但“电车学校”乃至“集装箱教室”内的生活，那种充满了童趣与个体尊重的教育，无疑都将成为孩子们的集体记忆，并生成一笔人生财富，让他们终身受益。
无论如何，在集装箱教室内的生活，总好过没有教室的生活。不在集装箱内接受教育，他们会有更好的地方安放自己的童年吗？在当下的一些城市政策中，这样的问题让人找不到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集装箱内接受教育的童年，已经是一杆秤，测量出了他们生活背后的沉重与悲凉，也测量出了城市公共政策的无情。当集装箱教室已经成为孩子们接受教育最好的安乐所时，这样的教育安乐不是城市的荣耀，而应成为城市乃至教育反思的标本。
随著京城24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闭，另一种颇具行为艺术特色的打工子弟学校却建立了起来。这一次，寄托打工子弟梦想的是十几个被漆得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它们被安放在打工子弟爱心会(简称CMC)在北京东北郊黑桥村建造的社区里。这个面向打工子弟开放的项目，创意和行动一样大胆，CMC的工作人员解释，有过前车之鉴，“这样做只是为了方便和我们的服务人群在一起，他们搬迁，我们也搬迁。”(《齐鲁晚报》10月17日)
每间集装箱教室提供不同的课程。
志愿者们正辅导孩子们做功课。
生活从来不惮以艺术的方式表达悲情。用集装箱创建打工子弟学校，倘若不是身处实地的采访，也许人们真会把这样的集装箱教室，当成几个小年轻借以反讽现实的行为艺术。毕竟，联系到此前的城市蜗居集装箱，乃至打工子弟学校先后被关闭事件，集装箱教室这样的教育模式，难免不让人生出一种打工子弟教育被迫迁徙，搁浅于城市边缘的巨大悲凉感。
然而，跳脱出“集装箱教室”这一名词给予我们的直接观感，回到集装箱教室本身。面对那些被漆成五颜六色、颇具现代感的集装箱，面对集装箱内四人围成一桌、孩子们自觉学习的新型教育模式，面对那些别开生面的生活技能培训，乃至对打工子弟父母的家庭教育培训，无可否认，集装箱教室在一场城市化对打工子弟的驱离行动中，似乎正在“无心插柳柳成荫”――这种从教育细节著眼，脱离了寻常应试、不吃教育“大锅饭”，而是顾及每个孩子作为个体存在的教育模式，或已正在成就集装箱教室让人心动的教育之美。
几十年前，日本著名作家黑柳彻子就曾为我们描摹了类似的画面。她在风靡全球的代表作《窗边的小豆豆》中，这样讲述了让人别开生面的“巴学园”故事：在这样一所特别的学校里，有著让人一眼看上去就与众不同的校门，它是由两株矮树组成；“巴学园”有著与众不同的教室，它们是一个个废弃不用的电车车厢，是小豆豆以及大家的电车教室；“巴学园”有著与众不同的校长，第一次见小豆豆，小林校长就微笑著听小豆豆不停地说了四个小时的话，没有一丝不耐烦，没有一丝厌倦……
这样的“电车学校”不是正与“集装箱教室”有著异曲同工之妙吗？在这里，二者的相同之处，就不仅在于教育载体的相似――一个是电车、一个是集装箱，更在于对教育个体的尊重，不仅体现在独具特色的教育模式上，更在于教育对每一个体的尊重，无论你是贫穷孤寡，还是问题少年，都可以用一种尊重与慈悲，将之包容。这种尊重，与城市管理者动辄以人口资源压力为由，驱离底层人群的粗暴，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
对孩子们而言，童年本应是纯真、甜美、无忧的。或正因如此，尽管充斥苦涩，童年却往往难以体会现实的艰难，反而对世界的美好难以忘怀。从小豆豆的“电车学校”到打工子弟的“集装箱教室”，尽管无一不是困窘无奈的产物，但“电车学校”乃至“集装箱教室”内的生活，那种充满了童趣与个体尊重的教育，无疑都将成为孩子们的集体记忆，并生成一笔人生财富，让他们终身受益。
无论如何，在集装箱教室内的生活，总好过没有教室的生活。不在集装箱内接受教育，他们会有更好的地方安放自己的童年吗？在当下的一些城市政策中，这样的问题让人找不到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在集装箱内接受教育的童年，已经是一杆秤，测量出了他们生活背后的沉重与悲凉，也测量出了城市公共政策的无情。当集装箱教室已经成为孩子们接受教育最好的安乐所时，这样的教育安乐不是城市的荣耀，而应成为城市乃至教育反思的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