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江山<br> <br><br>每年的7、8月间，是无数高考学子喜接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然而今年7月14日，在陜西省榆林市，一位叫景统仕的考生父亲因无钱给女儿上大学而自杀身亡。这位在农田里操劳一辈子的父亲怀著对女儿的愧疚永远离开了亲人。这又是一起“考生父亲自杀”的悲剧。记得去年陜西省宝鸡市一位考生父亲在儿子小丁接到复旦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也因为学费问题跳楼自杀。我们应该反思：为什么“学费杀人”的悲剧连续发生？<br><br>景统仕自杀经媒体报道后，他的女儿景艳梅所报考的大学已经表示将为她开辟“绿色通道”，提供相应的贷款、资助或勤工俭学的机会，还有不少人表示愿意帮助景家兄妹（景家还有两个孩子学习成绩优异）。而去年复旦大学还专门设立了“爱心助学基金”为贫困学生提供帮助，小丁也如愿以偿地上了复旦大学。贫困学生考上大学后形成了这样一个怪圈：考上大学→无钱上大学→父亲自杀→媒体报道→学校（社会）资助→上大学。对於一些贫困的孩子来说，为什么考上大学却要父亲付出生命的代价来换取上大学的机会？<br><br>这个令人悲痛的链条警示我们，必须尽快采取措施保证贫困学生能上得起大学。就目前而言，我们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br><br>其一，把贫困学生上大学的学费保障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个部分纳入国家预算，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目前欧洲一些国家比如丹麦、英国都有国家保险和社会保障，实行“全民保障”。拥有合法居住权利的学生入学六周以后就自动进入丹麦社会保障基金保障网路；而在美国、加拿大，学生入学之后也会办理保险，拥有一个“社会保障号码”。贫困学生考大学，就进入了这种社会保障之中。这是一个制度化问题，需要制度化解决。<br><br>其二，加强民间扶贫帮困的力量。现在我国民间的慈善机构还刚刚起步，还未成熟起来，但是在一些方面已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让更多的陷於困境的群众看到了希望。但是，在有的地方，民间慈善机构的作用和地位还没有得到体现。比如景统仕的女儿考上大学后，她曾经向榆林市一家慈善机构求助，写了申请，但是也没有回音。虽然我们不能把景统仕的自杀归罪於这家慈善机构，但是，如果这家慈善机构能及时地帮助景家，或提供相关的资讯，也许悲剧可能会避免。在西方发达国家，一些民间的心灵热线很普遍，社会各方面都能通过热线表达自己的一份爱心。<br><br>其三，把对贫困大学生的救助当成一种投资，变无偿救助为有偿救助。现在我们虽然可以为贫困大学生提供银行贷款，让他们贷款上大学，但是这种好事操作起来却很不顺利，比如，银行担心大学生毕业后或因找不到工作，或干脆一走了之，不还贷款，因此，贫困大学生贷款上大学实际上很难。这里有个对学生的诚信度问题，但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要转变观念，把给大学生贷款当成一种投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加里・贝克说：“即使不管社会地位及知识上所能得到的好处，念大学本身已经算是相当不错的投资。”因此，商业银行应该进一步扩大和完善助学贷款业务，帮助更多大学生完成人生旅途中的第一项投资。<br><br>贫困大学生上大学，是一个重大社会问题，需要社会各方面认真坐下来讨论，以形成切实可行的方法，让“学费杀人”悲剧不再重演，使贫困学生能顺利、安心地继续学习深造，这不仅是政府的事情，也是社会每一个人的责任。<br> <br><br>南方都市报 2003年07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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