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媒体对中国劳工生活和工作状况的报道，知识界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批评，对实现基本的社会公正的介入，是中国劳工权利状况能得以改善的重要条件和前提之一。中国南方都市报前负责人程益中、喻华峰被逮捕和被判重刑，我们认为很可能与南方都市报去年报道了外来工孙志刚，被广东省有关部门拘留、毒打致死一事有关。为此，我们在下面转发了中国知识界的这个呼吁书，并向这个呼吁书的发起者和签名人表达我们钦佩和敬意。同时，我们也要向国内的公众呼吁：在这个呼吁书上签上你们的名字吧！在此时此刻，关注程益中被捕，喻华峰被判重刑的事件，实际就是对介入社会问题和劳工问题的知识分子的保护，实际上就是在关注中国劳工的命运。
在今天，中国的工人、农民等其他劳动者的生存状况在特别恶劣。这首先是因为社会力量的对比完全失去了基本的平衡。今日中国，国际资本和民族资本与腐败的权力的结合，资本和“知识精英”，和传播媒体的结合空前紧密，力量强大；与此相对的是农民十分分散，几乎完全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传统的工人阶级也随著传统的工业和经济结构的解体而正在解体，新的工人阶级虽然随著大量民工的逐渐稳定而开始重新形成，但由於政府对工人自发组织的严厉压制，使中国新的工人阶级完全不能形成一个整体的社会力量。稍微有历史和政治常识的人都应该知道，要真正地“亲民”，要真正地“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就应该在从结构上去改变这种社会力量对比的平衡，而不能只是做一些谁都能一眼看透的政治上和媒体上的姿态。南方都市报去年对孙志刚事件的报道及其激起的巨大的社会反响，大量知识界人士随后发起的各种签名运动，其后果，不只是它导致了臭名昭著的“收容制度”的取消，而且，它开始了，并象徵著中国知识界和新闻媒体的分化，开始了，并象徵者部分知识分子和媒体对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对改善中国劳工命运的切实的介入，开始了，并象徵著在中国所谓的“弱势群体”和部分知识界的结合。我们也因此看到了上述的中国各种社会力量对比的严重不平衡，开始在结构上得到改善的一线希望。而中国政府当时以严惩孙志刚事件的当事人，取消“收容制度”来回应社会的批评和要求，也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肯定。
对胡锦涛、温家宝等这些没有经过民主选举的新的国家领导人来说，他们当时迫切需要的是其合法性得到承认，是其统治的正当性得到人们最起码的认可。可以说，对孙志刚事件的处理以及应付“非典”的方法的最终改进，成为了当时这些国家领导人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确定其信誉的第一快基石。在这里，我们曾经看到在和解决社会问题，改变社会力量对比不平衡与建立政府信誉这两者之间隐约开始的一个良性回圈：社会的不公－媒体的报道和知识界的介入－政府的回应－政府信誉的重建。
广东省当局对程益中的逮捕，对喻华峰判重刑，是一种政治道德上最卑劣的“秋后算帐”，而且，它打破了这个刚刚开始还十分脆弱的良性回圈，无论其原本的动机是什么，广东省当局在事实上是将其打击的矛头也指向了中央政府，其后果是将毁掉中国政府好不容易赢得的，实在是不多的信誉和“亲民”形象。尤其重要的，是它企图通过对媒体报道社会不公的报道的压制，通过对帮助“弱势群体”的知识界人士的迫害，来孤立中国的劳工，其直接后果便是加据中国社会各种力量对比的严重不平衡。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也就是说，广东当局的卑劣行径如果不制止，最终的受害者，是中国的劳工。
最后，我们想指出，广东省当局对南方都市报前负责人的迫害告诉我们，在改善中国劳工的生存状况的问题上，中国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有著尖锐的利益冲突：对中央政府来说，它建立其信誉与合法性的有效途径之一，便是通过媒体对社会问题的广泛报道，通过知识界对社会问题的介入，使得问题有可能被及时地发现并以较低成本得到解决。而且中央政府因此可能逐渐实现并最终完成自己的角色转变，从目前的劳资冲突和其他社会冲突的“当事人”转变为中立的“调解人”，这才是“广大人民利益的代表”的具体意义；而对地方政府的领导人来说，在现实的体制下，任何对其势力范围内的社会问题的报道和揭露，都会被他们看作是对他们的“政绩”的“抹黑”，会被认为影响他们的在官场的前途，更会被当作他们继续通过权力非法地获取利益的障碍。正是基於这种对利益冲突的理解而不是道德的信任，我们向中国政府呼吁：必须阻止广东省当局的恶行！
中国劳工通讯 蔡崇国
2004年4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