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农民工又开始了离乡返工的大迁徙。在劳务输出、用工大县山东省高青县，笔者调查发现，不同年龄段的农民工们呈现出不同的流动趋势。
80后：远走高飞 “漂”在都市
在北京打工的高青县黑里寨镇潘家村农民宗见这次回家真可谓“衣锦还乡”，今年25岁的他看上去没有一点农民工的样子，身穿名牌，开着挂了北京牌照的“北京现代”，带着一口“京腔”的新婚媳妇。“咱和城里人相比没啥不同，我现在的职务是工程师，加上年终的分红、奖金，年收入达到了15万。职务升迁、工资待遇、福利保障与他们都一样。”
宗见2006年在威海职业学院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当地一家日资公司打工，两年后跳槽到北京明惠达科技公司，他在学校里学到的数控技术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他负责机床零件图纸的设计、生产、安装、调试、售后服务“一条龙”，因为工作出色，很得领导赏识。
“但是现在的感觉就是在‘漂’，工作生活飘忽不定，每天地铁、高铁、飞机地到处跑。”小宗的“漂”也与他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有关。“在北京，我与对象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买不到一平米，不得已就在威海买了套房子，以后就只能‘漂’着生活了。”问宗见是否有回家创业的念头，他说，他们这代人对城市生活更适应，远在天边的老家只是一处驿站，只有逢年过节、家中有事才回家一趟。对老家的生活反倒有些不习惯。
70后：就近打工不远飞
在高青县城打工的赵路军这些天一直“泡”在酒里。“我们都打工在外，一年到头难得一见，过年凑在一起，正好聚聚。”年初六他就带着老婆孩子返城上班了。1977年出生的他早年只身一人在附近城里打工，留下妻子照顾家里。去年秋天，他骑摩托车与一辆汽车相撞，花去的医药费几乎是他一年的收入。伤好后，他把家里的地托给一家合作社，把妻子、孩子带出来。现在他爱人进了一家纺织厂，孩子考进了双语学校，他也终于结束了单飞生活。他现在的愿望就是买上房子、车子，在城里待上一辈子。
赵路军说，村里和他一般大的人大都分散在离家较近的城里打工。分析他们“不远飞”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当地岗位多，收入也不差。就近打工可以实现城里农村“两手抓”，既能捡城里收入的“西瓜”又漏不掉地里收入的“芝麻”。一家一年收入4万多块钱，比城里工人都滋润。打工是为了挣钱，同样能挣钱，何必舍近求远;二是身处“夹层”，选择更理性。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处于上有老下有小及城市、乡村之间的“夹层”之中，工作不固定，收入不稳定，面对的问题多，打工只能就近不就远;再是就近打工维权容易。因为很多人打的是短工，一般进劳务市场找活干，或跟包工头干工程，能签劳动合同的是少数，一旦出了事，到人社局或工会为自己“撑腰”更容易。“半城半乡”、“半工半农”是这部分人的真实写照。
孩子能进城是他们这代人的新年期盼。今年38岁、在县城一家酒店当服务员的吴贵双今年不再为这事烦恼了，因为她的孩子今年升初中，进城上学圆了他们一家三口团聚的梦。可是对于大多数“70后”来说，在家的孩子始终是他们的牵挂，因为孩子进县城小学还需一些“硬杠杠”。
60后：“巢”在家里不再飞
“我母亲年前刚去世，8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有人照顾。我今年哪也不去了。”1966年出生的郑守强一说起母亲眼里就蒙上一层雾。他说，母亲犯心脏病时自己正在打工的城市里。等他赶回家，母亲已咽了气。“要是我不去打工，在家就好了。”
这几年，郑守强与本村一帮人在周村一家沙发厂打工，每人每年能拿回3万多元钱。今年选择留守的他现在成了一家合作社的新社员。这个春节他们就是在蔬菜大棚里过的。“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也是打工，干多少活就拿多少钱。”
今年春节，招聘市场非常火爆，不少工厂企业、农业合作社把招聘会开到城里、村里。人手紧缺是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
当前，大批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农村大片的土地谁来种，留守的老人谁来管?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在高青，各类农合社已达46家，涵盖了农、林、牧、渔各个领域。
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也为像郑守强这样的“返巢”农民工提供了重新就业的机会。“我们今年就招了十几个从外地返乡农民工，他们见识多，素质高，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兴福塑料公司经理吴雪芹说。
木李镇新南村农民王淑凤还成立了全县第一家家政公司，专门招聘大龄农民工，一方面解决了“雇工难”，一方面也解决了“没活干”，各得其所，生意红火。
农村合作组织及遍布于乡村的民营企业客观上为厌“飞”的打工者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不过这对郑守强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开始。因为，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与原来不一样了，而田里的耕作方式也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60后农民工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选择和挑战。
80后：远走高飞 “漂”在都市
在北京打工的高青县黑里寨镇潘家村农民宗见这次回家真可谓“衣锦还乡”，今年25岁的他看上去没有一点农民工的样子，身穿名牌，开着挂了北京牌照的“北京现代”，带着一口“京腔”的新婚媳妇。“咱和城里人相比没啥不同，我现在的职务是工程师，加上年终的分红、奖金，年收入达到了15万。职务升迁、工资待遇、福利保障与他们都一样。”
宗见2006年在威海职业学院毕业后直接进入了当地一家日资公司打工，两年后跳槽到北京明惠达科技公司，他在学校里学到的数控技术在这里找到了用武之地，他负责机床零件图纸的设计、生产、安装、调试、售后服务“一条龙”，因为工作出色，很得领导赏识。
“但是现在的感觉就是在‘漂’，工作生活飘忽不定，每天地铁、高铁、飞机地到处跑。”小宗的“漂”也与他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有关。“在北京，我与对象一个月的工资加起来还买不到一平米，不得已就在威海买了套房子，以后就只能‘漂’着生活了。”问宗见是否有回家创业的念头，他说，他们这代人对城市生活更适应，远在天边的老家只是一处驿站，只有逢年过节、家中有事才回家一趟。对老家的生活反倒有些不习惯。
70后：就近打工不远飞
在高青县城打工的赵路军这些天一直“泡”在酒里。“我们都打工在外，一年到头难得一见，过年凑在一起，正好聚聚。”年初六他就带着老婆孩子返城上班了。1977年出生的他早年只身一人在附近城里打工，留下妻子照顾家里。去年秋天，他骑摩托车与一辆汽车相撞，花去的医药费几乎是他一年的收入。伤好后，他把家里的地托给一家合作社，把妻子、孩子带出来。现在他爱人进了一家纺织厂，孩子考进了双语学校，他也终于结束了单飞生活。他现在的愿望就是买上房子、车子，在城里待上一辈子。
赵路军说，村里和他一般大的人大都分散在离家较近的城里打工。分析他们“不远飞”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当地岗位多，收入也不差。就近打工可以实现城里农村“两手抓”，既能捡城里收入的“西瓜”又漏不掉地里收入的“芝麻”。一家一年收入4万多块钱，比城里工人都滋润。打工是为了挣钱，同样能挣钱，何必舍近求远;二是身处“夹层”，选择更理性。他们这个年龄段的人处于上有老下有小及城市、乡村之间的“夹层”之中，工作不固定，收入不稳定，面对的问题多，打工只能就近不就远;再是就近打工维权容易。因为很多人打的是短工，一般进劳务市场找活干，或跟包工头干工程，能签劳动合同的是少数，一旦出了事，到人社局或工会为自己“撑腰”更容易。“半城半乡”、“半工半农”是这部分人的真实写照。
孩子能进城是他们这代人的新年期盼。今年38岁、在县城一家酒店当服务员的吴贵双今年不再为这事烦恼了，因为她的孩子今年升初中，进城上学圆了他们一家三口团聚的梦。可是对于大多数“70后”来说，在家的孩子始终是他们的牵挂，因为孩子进县城小学还需一些“硬杠杠”。
60后：“巢”在家里不再飞
“我母亲年前刚去世，80多岁的老父亲需要有人照顾。我今年哪也不去了。”1966年出生的郑守强一说起母亲眼里就蒙上一层雾。他说，母亲犯心脏病时自己正在打工的城市里。等他赶回家，母亲已咽了气。“要是我不去打工，在家就好了。”
这几年，郑守强与本村一帮人在周村一家沙发厂打工，每人每年能拿回3万多元钱。今年选择留守的他现在成了一家合作社的新社员。这个春节他们就是在蔬菜大棚里过的。“实际上我们在这里也是打工，干多少活就拿多少钱。”
今年春节，招聘市场非常火爆，不少工厂企业、农业合作社把招聘会开到城里、村里。人手紧缺是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
当前，大批青壮年劳力涌入城市，农村大片的土地谁来种，留守的老人谁来管?农民专业合作社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在高青，各类农合社已达46家，涵盖了农、林、牧、渔各个领域。
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也为像郑守强这样的“返巢”农民工提供了重新就业的机会。“我们今年就招了十几个从外地返乡农民工，他们见识多，素质高，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兴福塑料公司经理吴雪芹说。
木李镇新南村农民王淑凤还成立了全县第一家家政公司，专门招聘大龄农民工，一方面解决了“雇工难”，一方面也解决了“没活干”，各得其所，生意红火。
农村合作组织及遍布于乡村的民营企业客观上为厌“飞”的打工者提供了就业的机会。不过这对郑守强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新的开始。因为，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与原来不一样了，而田里的耕作方式也与以往有很大的不同。60后农民工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选择和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