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
12月6日，天出奇的晴，蓝得发亮。
这天是带记者下矿井的班长易斯桂的大哥57岁生日，他要带妻子去拜访，顺便送父亲回老家——79岁的老人不习惯城里的生活，“没火烤，冷得慌”。
易斯桂的家乡在上栗县赤山镇长木村。一早从他家所在的燎原小区出来，走两三公里到国道，招手拦了一辆至芦溪县的中巴车，每人两元，半个小时后在高坑镇下车。妻子谢禾辉在镇上的市场买了几斤桔子和苹果，“空手回家不行”。然后从这里包了一台长安面包车，二十分钟到长木村。这一段路通常他们是步行，要走上一个半小时。
这是一个详和的小村庄，群山环抱，林木昌盛，昌金高速公路从村东头划过。易斯桂的两个哥哥和他们的儿女们早迎了出来，谢禾辉说她有半年没回来了，“一家人实在是难得凑齐”。很容易发现著西装打领带的易斯桂是这一家人的中心，他是五个兄弟姊妹中惟一的城里人，颇得兄长的宠爱。侄女们围著他，絮絮叨叨让他讲城里的事，这个不足一米六的汉子看上去有几分似香港电影里的黑社会马仔，厚实里透著机灵。
谢禾辉不离丈夫左右。她今天特意穿了灰色长裾，蹬著高跟鞋，外面套著羽绒服。“回家嘛，要穿鲜亮些。”她说。
中午吃饭时，男人一桌，女人和孩子一桌；堂屋里冷，菜也凉得快，渐渐地就冻上了。至我们告别易家返回安源时，已经有两个男人喝醉了，跌跌撞撞出了门，向阳光里蹩去。
回来的路上，谢禾辉不断感叹：“虽是城里人，却光鲜不到哪里去，我要是有个三几万，肯定不让他下井了。做生意去，别让人瞧不起。”可自打他们花六万块买了燎原小区82平方的三房两厅后(含装修)，两万元的债务就像蜗牛背上的壳，一家人轻松不起来。
妻儿
谢禾辉在一家包装厂做零工，每月300块。易斯桂自今年6月份当班长后，每月工资上了2000元，此前是1200块。但谢禾辉说从他当班长起，就辛苦多了，“别人不干的他要干，第一个到矿，最后一个出井，累得跟狗一样”。
34岁的易斯桂其实只有五年矿龄，2000年10月进矿，“我从来没有想过30岁了还会下井做矿工！”——他不断地重复、不断地摇头。中学同学有的混得不错，在萍乡做公务员，有的有了自己的车，见了面总要寒暄几句，易斯桂“觉得难爲情”，开不了口。他也常在相好的同学面前抱怨，他们劝慰他说：你从农村出来，奋斗到城市，有了妻儿有了房，很不容易了，不要过多自责。
但工作起来易斯桂就像换了个人。“能吃苦，有干劲，人缘好”，这是上司张明对他的评价。2004年他拿了年度“先进个人”和年度“安全生産标兵”两个奖。囊括二奖，全矿就他一人。
同班55人，仅一人上了大学，现在安源当交警。易斯桂高中毕业后到萍乡火车站做小工，搞了两年装卸，每月400块。后来火车站的装卸活路不让外包，易斯桂回家在村头开了一个小杂货店，生意做起来后他就扔给妻子照管，自顾去了高坑镇一家私营铁厂，做铸造。1997年，安源铁厂聘请技术员，易斯桂来到安源；直到2000年铁厂倒闭，他实在走投无路，进了煤矿。
易斯桂说当时的心态是：不愿意回农村，又想拥有一个正式的工作，稳定下来，不要再飘来荡去，下井做煤矿工人似乎成了惟一的选择。“矿山总比乡下好吧，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所能接受教育的差别太大，我的所有付出都是爲了给儿子一个更好的未来。”易斯桂红了眼说，“我今天下井，就是要让儿子以后不再爲了吃饭而下井。”
一年后，他在安源镇上租了40平方米的一套屋子，每月租金40元，然后把老婆孩子接到安源，安顿下来，开始了城市生活。2002年迁了户口，2003年买了燎原小区的新房。搬新房“接火”时，领导、同学都来祝贺，他喝得酩酊大醉。
儿子易希，名字是易斯桂取的，寄托了父亲全部的希望。同许维新一样，让儿子考上大学成了他生活的惟一航向，“我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挣钱！”
11月26日那天，易希告诉父亲，说看不清黑板上的字。易斯桂心疼啊，这孩子学习苦，把眼睛也弄近视了，他带儿子到萍乡“亨得利”眼镜店配了眼镜。父亲的期望也让易希倍感压力，原本内向的他变得更加寡言少语了。
易希告诉我，他从来没有看不起父亲的职业，“凭劳动挣钱，踏实得很”。
易斯桂从月收入600元的小工做起，而1200元的大工，而2000元的班长。能当上班长，他认爲体现了他的主要素质：技术好，有安全意识，有管理水平，说的话别人能听。也有工人倚仗资格老不听他的安排，易斯桂的方式是，少说，多干，带头干，“所以这个班组还算和谐”。
同事们
这个还算和谐的班组成员在班长易斯桂的眼中是这样的：
钟建生：46岁的老工人，安源人，中共党员。1978年进安源煤矿，在井下干了27年，班组中矿龄最长。见识广，有经验，我搞不懂的问题他能搞得懂。他以前也做过班长、队长，所以最能理解和体谅我的工作；今天我安排他打眼，我就不用操心他工具会带不齐。
(记者按：钟建生有两个儿子，长子在北京打工，次子在深圳一家四星级宾馆当厨师，妻子跟著儿子在深圳。)
张家务：47岁，湖南醴陵人，1980年12月进矿，这个班组年龄最长者，也是最能吃苦的一个。老实，腼腆话少，爲人厚道。打完眼后，小工提不动煤桶，他会上前帮忙。班里多有两个像老张这样的人就好了。
(记者按：2001年3月，张家务曾在井下受过重伤，被人行绞车的绞绳缠住，车轮压过，左脚断了，脑摔坏，血也流光，“当时以爲人也死了”。救护队把他送到医院，命保住了，住了一年多的院。被认爲是萍矿最重的伤员。康复后继续井下作业。
和妻子离了婚，女方提出原因“感情不合”。现一个人住在原煤矿医院改造的单身宿舍。两个女儿都已工作，由妻子监护。)
周实生：41岁，论年龄，班组中老三。1982年进矿，但他“不好管”。在工作上比较调皮，有时活没干完，他先走了。
(记者按：周实生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穿咖啡色皮衣，头梳得油光鋥亮，颇像港片里的蛊惑仔。12月8日中午，班组出井拍照，独少了他一人，他说“衣服全湿了，要赶紧洗澡”。)
周建胜：家庭条件较好，不太喜欢上班。但工作能吃苦，分配给他的工作也都能保质保量做到。年龄跟我相仿，育有一女，妻子在萍乡一家酒店打工。
刘建明：31岁，安源镇安源村人，父母双亡，同哥嫂住在一起。很老实，也很孤单。9月份我还买房子的债，向他借了500块钱，去了他家，才真正了解了这个人。兄弟分家，他住楼上，只有一个煤气竈、一张床，自己做饭吃。有一次在他家打麻将，他请我们吃饭，喝了酒，花了80多块，我有点内疚。
班里缺大工，我问他愿不愿干，他脑子灵，对机械有悟性，操作绞车也很熟练，我有意地让他做一些大工的活。
按他现在的条件，找个媳妇是有点困难，我很著急，想帮他促成这个事。
(记者按：1993年母亲去世，1999年父亲去世，刘建明排行第五，一个姐，三个哥。四兄弟住在父母留下的两层楼房里，都是矿工。大哥和三哥在安源煤矿，采煤工人，二哥在附近的小煤窑做事。刘建明很久没见到二哥了，二哥的收入有1300多块，“比我高一点”。刘建明是去年5月上的班，此前没有正当的工作，到宁波打过工，搞水电装修，每天30块钱，半年后就回来了。
2001年刘建明曾在安源煤矿上的外包队做过小工，清理井下水沟，干了一年多。20元一天，“活倒是不累，就是钱太少”。刘建明当时就是不想做矿工，不想长年在井下工作，下井清理水沟，什麽时候干烦了，随时可以走。2004年，实在是没有什麽挣钱的门道，“只得下了井”。
爲什麽不愿意干？太苦了，收入也不高，每个月只有1200元。)
我们请他吃饭，喝了几杯酒，他说有了女朋友，“谈了四个月了”。女孩子26岁，此前在广州打工，现闲在家里。她家？在湘东，坐汽车要一个多小时，五块钱车费，来回十块。一个月他去见她两三次，呆一天。她对他还好吧，见过她父母了，没说不同意，但也没提结婚的事。
据说她人长得不好看，但他觉得还比较贤惠。这是他第一次恋爱，以前没有谈过，算初恋吧。这方面他的确没有什麽经验。
所以现在工作有了很大的压力，他住的那是农村房子，虽然有四五间，但是瓦房，很简陋，暂时没钱修整。要娶一个媳妇进家，再简单至少也需要一两万块钱。他现在只有五千块的存款，所以压力好大啊。你能理解吧。
雍建萍：进矿才两年，和我一样年纪，家在湘东。老婆还在农村，盖了一栋两层的房子，他仍住煤矿的单身宿舍。很内向，不太说话，反应也不够灵光。下了班就呆在宿舍里睡觉，很少外出。
黄升富：真的不好，不是他人不好，“是他运气不好”。一直没有结婚。前一段我们发现，有一个女的和他住在一起，我们就诈他，他认了，说是女朋友。几天前他邀请我们去他家里吃饭，他女朋友打扮得很漂亮啊，以前他睡的床很差，也没有电视，只有一个煤炭炉子做饭吃，现在家里变了，有了彩电，有饮水机，添了煤气竈，还有双人席梦思。
生活中有了女人，生活全变了样。我和老婆10月份拍婚纱照时有两张免费票，我给了他一张，过了几天，他们拍了婚纱照，也不知打了结婚证没。
他女朋友很开朗，爱打麻将，也爱开玩笑，论长相、性格都比黄升富强，我搞不清楚黄升富能不能吃定她。几天前说是扯了结婚证，但这能说明什麽呢？
黄升富今年40多岁，湘东农村人。
林首中：附近张家湾人。这个月才来到我这个班的，有一个女儿，老婆在哪儿我不知道。刚才给我来了一个电话，说明天有事不来上班。我问他什麽事，他说在芦溪丈母娘家里，姨妹明天结婚。林首中爲人不错，工作上也有责任心，不用我太操心。
肖正国：也是这个月才来到我们班，40来岁，家住安源。老婆在市场上做小生意。刚才我还在街上碰到他，问他今天爲啥不上班，他说有事。我说啥事？他没说。我说工会发了脸盆，让他明天上班别忘了去领。
李三：这个月才来，20来岁，没结婚，班里最年轻的工人。这个月只上了两天班，孩子脾气，做事还带著情绪。他伯伯是我们矿上的总工程师。
许维新西装革履地走过镇上惟一的大街，频频和熟人打著照面。一米七八的大个子，楚楚衣冠，使他乍看上去不像个矿工。
他是矿工的头，安源煤矿开拓二区副区长，基层干部，负责安全质量和生産进度。从安源煤矿出大门往左走上十分钟，自南而北有四排建於上世纪80年代的红砖楼房，他们叫它“广东房子”，据说是广东老板援建的。4栋96号，是许维新的家。
这个家略显窄小，铺著白色花纹瓷砖，50平方米的空间被节约地隔成两房两厅，最小的一间专用於吃饭，能坐下四五个人。39岁的许维新是萍乡市湘东区麻山镇人，来自农村，1989年安源煤矿招的工，一干16年。妻子何桂枝没有工作，15岁的女儿许婷在安源中学念高一，中午不回家。
许维新几周没下井了，因爲严重的胃溃疡和肝病，他所在的开拓二区支部书记张明准了他的假，让他静养一段。他否认他的病与所从事的职业直接相关。但他称，与他一同进矿的哥儿们，有的患了矽肺病躺在病床上——那是煤矿工人常见的职业病。
1989年，安源煤矿招工，在家务农多年的许维新想要个稳定的工作，但父亲坚决反对，说下井不安全。之前许维新到各地打过工，认爲打工不是长久之计，执意来到安源。初进矿每月190元，那时他的身份是“农民轮换工”。
16年矿工生涯，所幸没出过什麽大事。最危险的一次是在打巷道时，顶上的岩层不牢，掉下一块岩石，几百斤重。许正巧在巷道边的地槽下脚，巨石掉下来，一旁的班长大叫“让开”，许条件反射地从地槽里跳出来，石头从岩壁滑下，脊背一阵凉……这是1998年5月，许维新后背皮肤被划烂，住了十几天院。
现在许维新每月有2600~3000元的工资，这在镇上是足以让人羡慕的收入了，但他却没有强烈的幸福感，尽管家庭和睦。妻子何桂枝脾气好，家里大小琐事全包了，不让丈夫插手。结婚前她在镇上开缝纫店，许维新常藉故去修修补补，眉来眼去，就成全了一段恋曲。婚后生活平淡如水，夫妻爲数不多的争吵多因孩子的学业。
12月2日下午，我们第一次见到许维新时，他和工友们包了一台面包车，要去附近的芦溪县，给一个技术员的母亲70岁生日祝寿，他送了100元。礼金是许维新日常最大的开销，每个月光吃各类酒宴要花600—800元。
“你看，3000块的工资，看著多，其实不经花。”许维新说。但他每个月都要强迫自己存上千来块钱。
1989年与许维新一道进矿的工友，能干到生産部门副职以上的，惟他硕果仅存，因爲他著实比别人能吃苦，很多工友扛不住，陆续走了，而更多的，还是一线工人。他承认也爲此付出了代价，比如，失去了健康。
现在安源煤矿井下工人大都是农民工，本地人越来越少。“像我这样的合同工只有1/3，其他全部是农民协定工，一年一签。”许维新说两者之间的差别其实已经很小，“可忽略不计了”。
父母早亡，弟弟妹妹也都有各自的工作，许维新并没有什麽太大的负担。妹妹投资小水电，挣了些钱，买了车，常嘲笑哥哥是“掏煤的”。弟弟之前混得并不好，结了婚后一直没工作，便找到哥哥，要求进矿。下了四个月的井，说苦啊，吃不消，甩手走了。
“我认爲他是没有习惯，习惯了就好了，要过一个适应期。”许维新说，刚进矿的那一年，他同样“难过得要命”。
2005年12月27日 南方人物周刊
团结就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