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组织遭多方打压,缅甸服装工人走上街头抗议

2020年12月24日

新冠肺炎期间,缅甸服装厂的工人领袖遭到解雇,工人还反映,该国的主要劳动仲裁机关默许了工厂的无理辞退。仰光的独立记者Kyaw Ye Lynn将介绍工会成员如何反击。

12月8日,数十名工会会员身着防护装备、彼此保持着安全距离,聚集在仰光市中心,抗议缅甸劳动争议处理的核心部门——中央仲裁委员会倾向保护商业利益的一贯立场。

类似的抗议并不常见,是次参与的工人来自缅甸团结工会(Solidarity Trade Union of Myanmar, STUM)及缅甸服装工人联合会(Federation of Garment Workers Myanmar, FGWM)。他们举着标语,上面写着“中央仲裁委员会成员,立即下台!”,“审查委员会做出的决议!”

在12月8日仰光市中心的抗议活动中,工会成员举着标语,要求中央仲裁委员会成员下台。摄影: Aung Naing Soe

工人们强调,在新冠肺炎期间,企业试图解雇工人,尤其是劳工活动人士及工会成员,而仲裁委员会默许了了企业这一做法。STUM的创始人兼代理主席Myo Myo Aye说:

“委员会的决定显然有失偏颇,尤其是摆在新冠肺炎期间。工人输掉了95%的集体争议案件,这明显是委员会的不公导致的。委员会不是为工人寻求真相或者公义,而只是无良雇主的工具。”

缅甸工会联合会(Con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Myanmar, CTUM)的助理秘书长Phyo Sandar Aung也赞同了这个说法。

“仲裁委员会在新冠肺炎期间做出了一些非常令人怀疑的决定。以限制活动为由,工人代表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大多被委员会排挤。我们注意到,委员会在裁决案件时,根本没有将工人代表提交的证据纳入考虑。因此,委员会被视为有偏见也就不足为奇了。”

仲裁委员会审理的许多纠纷都发生在服装制造业。由于新冠肺炎导致供应链中断,缅甸服装业遭受到沉重打击。缅甸服装制造商协会(Myanmar Garment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副主席Kyaw Min声称,今年至少有42家服装厂永久关闭,导致4万个工作岗位流失。他解释说:

“服装行业主要依赖于欧盟和美国市场,而今年的订单数量只有去年的35%左右。有的工厂老板跑路了,工人的工资和赔偿只能把工厂拍卖了来支付,这样的案件我们至少遇到了4起。”

但是,媒体不断曝光工厂老板以行业困难为由解雇员工,尤其针对劳工活动人士及工会成员。

今年五月,Kyaw Thu Zaw才被选为Rui Ning缅甸服装厂工会主席没多久,就和其余298名服装工人一起被解雇了。工厂声称裁员是由于受疫情影响,相关原材料短缺,但Kyaw表示这是公然打压工会的行为。

他和同事们在二月组织了为期12天的罢工,要求Rui Ning工厂答应工人们要求增加技能及出勤奖金的诉求。

“当时我们还不是一个注册工会,工人最初也害怕加入我们。但慢慢地,他们意识到罢工是为了自己的权益,所以,最终罢工有将近900名工人参加。” Kyaw回忆道。

Rui Ning工厂其实有注册的企业工会,成立于2015年,但Kyaw认为这不过是资方的附属机构,并不代表工人。 “罢工后,我们试图对工厂工会进行改革,而裁员正是发生在工人选出新的工会领袖几周后。在被解雇的299名工人中,有259名是工会会员。因此,工厂要打破工人组织的企图不言而喻。”他说。

工人没有寻求劳动仲裁,正如Kyaw所说:“我们对劳动仲裁程序的信任度为零。”

相反,工会会员强调了国际团结的重要性。工人们获得了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团结中心(Solidarity Center)、阿姆斯特丹的清洁成衣运动(Clean Clothes Campaign, CCC)以及马德里的工人委员会(Workers’ Commissions, CCOO)的帮助。在他们的建议下,被解雇的工会成员设法让工厂的主要国际买家,包括Zara和Primark,意识到工厂的打压行径。

“起初,这些品牌没有对供应商侵犯工人权益的行为作出回应,但我们利用媒体舆论,维持住了对品牌的公众压力,而在工厂内,未被辞退的工友则继续佩戴头带上班,向厂方要求重新雇佣被辞退的工人。”

最终,在受到越来越多公众批评后,工厂同意恢复Kyaw的职务,他于8月4日回厂工作。但是工厂也表示,只有当经济形势恢复正常时,才会重新雇佣其他被辞退的工人。

Kyaw说:“要是我们走正式的(仲裁)程序,那所有的努力肯定都是徒劳。”

FGWM的代理主席Moe Sandar Myint也同意这一说法,她还表示,根据她的经验,仲裁制度是“有缺陷且无效的”。

Moe Sandar Myint曾在2016年被仰光一家中资制衣厂Running Tex解雇,她将案件诉诸仲裁,“在每个阶段,委员会作出的决定都对我有利。但是,工厂直接无视裁决,并向民事法院提起上诉。”

在将近七个月之后,民事法院最终以非法解雇为由,对工厂处以1000万缅甸元(约合人民币49000元)罚款。去年,针对此类侵犯劳动者权益的罚款从100万缅甸元提高到1000万缅甸元,但Moe Sandar Myint说,纵使罚款数额提升了,这仍然是在鼓励工厂非法解雇员工:

“最近,在位于仰光西部的莱达雅镇(Hlaing Tha Yar)上,一家本地制衣厂在向政府缴纳罚款和重新聘用工人之间,选择了前者。为了将工会成员拒之门外,工厂仍然愿意花这1000万元。”

仰光的大部分服装厂都坐落于莱达雅镇,该镇目前约有100万人口,也因为过去十年里高速、混乱且不受管制的扩张,而有了“仰光狂野西部”的名号。镇上约有十几个工业区,共850多家工厂, 超过30万工人在此工作,其中不少人从农村迁徙而来,他们住在狭窄的宿舍里,每月支付5万缅甸元(约合人民币250元)的费用,合租一个小房间。

上班路上的服装工人。他们正赶往集中了仰光大部分服装厂的莱达雅镇。摄影:Aung Naing Soe

Moe Sandar Myint表示,考虑到仲裁过程如此之长,而莱达雅镇的工厂老板只需支付一笔罚款即可,“工人对仲裁机制几乎没有信任”就成了必然。

缅甸《劳动争议解决法》自2012年实施,由15名代表组成的中央仲裁委员会也随即成立,雇主、工人、政府,三方各派5名代表,每两年选举一次。

根据《劳动争议解决法》,集体劳资纠纷案件应通过仲裁程序解决,从工作场所协调委员会到乡镇调解机构,再到地区仲裁机构,最后是中央仲裁委员会的裁判庭,雇主、工人、政府各派一名代表参与该裁判庭的案件审理。

但是,即使是委员会的最终决定,也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对裁判结果不满的当事方可以将案件一路递交至最高法院进行上诉,但这一过程繁琐且耗时。

CTUM的Phyo Sandar Aung说:“上诉过程往往花费数年,没有工人愿意这样做,也没有能力这样做。”

工人和工会成员认为,仲裁制度需要改革,同时他们也在寻求其他途径保护工人权利。全球产业总工会(IndustriALL Global Union)的成员之一,缅甸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Federation of Myanmar, IWFM)表示,解决缅甸服装工厂劳资纠纷的真正关键是结社自由。

IWFM的副主席Win Theingi Soe说:“如果厂方接受工人有权组建一个可以为自己发声的工会,那么工作场所中的大多数问题都将得到解决。”

她指出,所有签署了全球产业总工会“行动·合作·改变”倡议(Action Collaboration Transformation, ACT)的国际公司都同意在2019年制定具体的自由结社准则。

 “一旦结社自由准则标准化,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劳资纠纷都可以防患于未然。”

的确,如果工厂老板承认工人有加入工会的权利,有秉着诚意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那么工人将对工作场所的权利问题有更大话语权,并减少对中央仲裁委员会事后救济的依赖。

Kyaw Ye Lynn是仰光独立记者。

本文属中国劳工通讯特别报道系列,旨在分析中国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并促进全球南方工人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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