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之殇
苗的受贿路径早已不是秘密，重权在握的苗元礼不仅掌握著一个煤矿的生杀大权，而且大笔一挥，就可以让煤老板少交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资源费。
坊间流传一个较为夸张的细节是，苗元礼的办公桌上经常会放一叠报纸，找他办事的人看报纸有多厚，就要放多少钱。
一位煤老板愤愤不平地说，“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想从我们身上揩油，觉得我们的钱挣得太容易，动不动就让我们捐款或者赞助，有的直接就罚款或者敲诈，全民皆仇富。”
临汾市公安局为了盖新办公楼，逾亿元的建设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对煤老板的各种罚款，一位知情人士称，当时连国保、户政等民警都有罚款任务，直到有一天在公安局家属院突然出现一个炸药包后，这种行为才有所收敛。
临汾市委书记王国正曾在一次大会上公开称，“有些同志找我安排子女工作，不考虑所学专业是否对口，只想去煤炭局、国土资源局，说那里实惠。什么实惠？无非是想吃拿卡要！”
苗元礼受贿伸向黑砖窑：中纪委在查办黑砖窑事件中公职人员的渎职问题时，发现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所长刘林忠名下有数亿元的存款，且被频繁转移，广胜寺镇是“黑砖窑事件”的最初暴发地，该地派出所所长刘林忠在事后被处以行政降级处分。刘林忠被“双规”后很快承认，他有巨额资金是因为他个人在洪洞县境内有煤矿，而且曾向苗元礼行贿200万元。
《了望东方周刊》记者孙春龙/山西临汾报导
李天太走出临汾市政府办公大楼的时候，院子里已经站满了为他送行的干部群众。这一天是2007年12月19日，在前一天，中共山西省委召开省委常委会，决定免去他的临汾市委副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并提名免去其临汾市市长职务。
免职通知上的理由非常简单，“鉴於在洪洞县‘12•5’特大煤矿事故中，临汾市人民政府在安全监管方面负有责任。”
2007年12月5日23时15分，山西省临汾市洪洞县瑞之源煤业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105名矿工遇难。而此时，洪洞还没有走出“黑砖窑事件”的阴影，在各大媒体的年末盘点中，“黑砖窑事件”再度占据显著位置。
更为重要的是，洪洞县此次矿难已经是临汾市在2007年发生的第三起重特大事故。3月28日，尧都区余家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6名矿工遇难，仅仅一个多月后的5月5日，蒲邓煤矿发生重大瓦斯爆炸事故，28人遇难，两人失踪。
和矿难伴随的，是临汾市部分领导的腐败问题。7月30日，临汾市委原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被移交司法机关，其涉嫌受贿以及利用职权出书谋利等，涉案金额逾300万元；10月中旬，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被双规，坊间传言办案人员查获不明资金高达7000万元，和苗元礼同时被双规的，还有临汾市煤炭工业局等部门的多位领导。
黑砖窑，矿难，官煤勾结，这些元素并列在一起的时候，就构成了临汾这个城市2007年的面孔，和它的天空一样，沉屙已久，积重难返。
和喜讯同时到达的是免职通知书
2006年4月，李天太当选为临汾市市长。那时的临汾，刚刚戴上一个三连冠的“桂冠”：市区环境空气品质在全国113个环境重点监测城市中连续三年排名倒数第一。当地生产的畅销饮料金梨汁，其推介词为“适合长期居住在环境不佳区域的人士饮用”。
“摘不掉环境污染倒数第一的帽子，就摘掉我的帽子。”李天太上任伊始豪气冲天。当年底，临汾市不负众望，不再是“第一”，但“倒数第二”也并不光彩。
2007年初，李天太将环境治理列为“市长一号工程”，“坚决支援市长一号工程”的大型看板一时间遍布各区县的交通要道，各区县关停污染企业的捷报频传，李天太甚至要求环保局每天给他的手机发一条当日环境污染状况的短信。
环境治理必竟难以立竿见影，和市长的决心形成对比的，是形势的日益严峻。
2007年3月6日，山西省环保局局长刘向东专门致信李天太，要求临汾市立即采取强硬措施，切实解决突出环境问题，以避免遭受“区域限批”制裁。
随后，一家国外环境研究机构评出2006年世界10大污染地区，临汾成为中国的“代表”。
“出重拳，下猛药”，“壮士断腕”，面对责难和非议，李天太决心不改。一则公开的资料显示，为了环境治理，临汾市损失了200多亿元的GDP。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7年12月18日，李天太的手机短信显示，截至当天，全年空气品质二级以上天数突破300天，提前三年实现空气品质二级以上天数275天的目标。和这一喜讯几乎同时到达的，是山西省委组织部的免职通知书。山西省委组织部，曾经是李天太工作了整整10年的一个地方。
《二级以上天数突破300天 环境治理实现历史性突破》，这则新闻在李天太离开临汾当日起，就被临汾新闻网放在头条位置多天未变。这或许是他们给这位被认为“做了不少事”的市长的送行礼物。
一位县级领导很婉惜地告诉本刊记者，在洪洞煤矿出事的当天，李天太刚刚在海口和和他的老乡海航集团董事长陈峰签署了共建临汾国际机场的协定，“临汾市的环境治理、城市建设、招商引资等工作都刚刚有了眉目。”
临汾因煤而发但又为煤所困扰
有人总结说，李天太在主政临汾期间，倍加重视环保，而忽视了安全工作。
公开的资料所显示出的李天太对煤矿安全的决心似乎并不差于环境治理。仅在2007年里，当地媒体公开报导的李天太有关煤矿安全的讲话不下10次，尤其在几次重大事故之后，言辞更显强硬和恳切。
3月28日余家岭煤矿发生瓦斯爆炸后，李天太表示，要认真拿出过硬的措施，一定要举一反三，杜绝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5月5日蒲邓煤矿瓦斯爆炸后，李天太宣布：“今年市政府下决心，采取一切可以采取的措施，确保年内不再出10人以上的重特大事故。”
7个月之后，洪洞县的一声巨响，让李天太的“确保”再次灰飞烟灭。
12月9日，李天太在公开场合向国务院调查组和山西省委、省政府作出了深刻检查。12月11日，李天太在几大网站公开了一封6000多字的致全市415万父老乡亲的道歉信，“作为一市之长，我没有做好工作，辜负了党和人民的重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感到十分痛心和愧疚，难辞其咎，愿意接受组织给予的任何处分。”
“在今后的工作中，市政府将痛定思痛，绝不让这次血的教训付诸东流。”李天太在公开信中表态，在对当前工作中，李天太连续用了五个“铁”：用铁的意志“严查”，用铁的手腕“严治”，用铁的决心“严管”，用铁的纪律“严惩”，用铁的措施“严关”。
他甚至提议将每月的5日定为安全生产日。
“如果大家觉得我在临汾还是做了一些事，我就心满意足了。”在公开道歉之后的李天太，已经预感到了自己的宿命。
李天太被免职，被媒体解读为高层对煤矿安全事故的问责力度升级，在此前，因矿难问责被免职级别最高的领导一般不超过区县一级。而坊间对此的解读是，临汾煤矿事故连连让公众对政府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另外当地政府在对待“黑砖窑事件”的态度上也令上层不满。“黑砖窑事件”发生后，洪洞县县长被免职，山西省省长公开检讨，而临汾市级官员始终保持著沉默。
2007年里，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和他的接任者孟学农先后向国务院做检讨，事由均缘於临汾。前者是因为“黑砖窑事件”，后者是因为“洪洞12•5事件”。对於后者这位因“非典”被问责而刚刚复出不足百天的官员来说，尴尬更甚。
“临汾因煤而发展，但又为煤所困扰。”李天太的公开致歉信的结尾，似乎也在诉说著他内心的无奈和悲哀。
重典猛药为何依然难以扼制安全事故高发
李天太被免职后，晋城市委副书记夏振贵被火速调往临汾主持市政府工作。夏振贵有意将上任后的第一次工作调研安排在了煤炭、安监部门。在此次调研中，夏振贵强调，要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人，变“要我安全”为“我要安全”，变“行政干部为煤矿安全不安”为“煤矿老板为煤矿安全不安”。
“什么六证齐全，我看是五毒俱全！”国家安监总局局长李毅中在洪洞矿难调查组成立会上怒斥。安监总局针对临汾连续发生的几起煤矿事故分析说，这一系列事故，其非法盗采，其弄虚作假，其严重超定员、超能力、超强度生产，其管理混乱，甚至事故后瞒报、迟报和逃匿等，如出一辙，而且一起比一起隐蔽，一起比一起严重。
每次矿难都被视为血的教训，但为何矿难依然接踵而来？
是制度不健全吗？几乎没有人这么认为。当地关於煤矿安全的规定，几乎穷尽了所有的心思。该省甚至出台年产9万吨的煤矿每次下井人员不允许超过29人的规定。有人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一次死亡30人以上的特大事故就要由国务院进行事故处理。
是政府管理不力吗？没有一位官员愿意承认。当地一位县领导在谈到对煤矿安全的管理时感慨“几乎是在打一场人民战争”，每天都会有执法人员前去检查，甚至政府还派了工作人员驻点监督，政府为安全所付出的成本巨大。在对干部的处理上也是毫不留情，2007年3月的余家岭煤矿事故发生后，临汾市政府一下子处理了37名干部，连被称为”政治名星“的区长宿青平亦被免职。该市甚至在余家岭矿难后出台政策，以后凡是煤矿违法生产造成10人以上死亡者，所在区县的书记和区县长一律免职。
是对煤老板的威慑不够吗？在2007年临汾市已经发生的两起重大事故中，煤老板均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如此重判煤老板在以前从未有过。而在2007年年初，山西省已将每死亡一名矿工对煤矿的罚款额度提高到了100万元。
重典，猛药，为何依然难以扼制煤矿安全事故的高发势头。那么，究竟是谁打开了潘朵拉的盒子？
陷入怪圈的煤矿安全管理
洪洞12•5事件后，临汾市所有的煤矿被关停整改。这已经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人得病，全家吃药”，煤老板都如此抱怨。2007年，临汾市的煤矿的总共生产时间不超过3个月，每次事故后全市煤矿都会被叫停外，“两会”、“十七大”期间煤矿也被责令不能生产。
除此，煤矿常常因为各类证件过期而被迫停产。一个煤矿要正常生产，需“六证”齐全，这“六证”分属六个省级主管部门，每个证每年都要年检一次，常常是一个证刚办下来，另一个证又过期了。
畸形政策的出台，是因为一个关於企业安全生产的企业行为被上升到了政治的高度。
“政府动不动就让我们停产，这是严重的违法行政。”一位煤老板抱怨说，“一个煤矿一出事，所有的煤矿都被政府勒令停产，表面上看是对安全生产的重视，其实起到的是反作用。”
对於这一看法，一些政府官员也认同，“煤矿可以正常生产的时间非常和限，一旦开始生产，煤老板为了加大产量，肯定会做出好多违规的行为。”另一驱动力在於日益增长的利润，根据目前的市场行情，临汾市主产之一的主焦煤的价格每吨一度超过了1000元，而其成本每吨不足300元，利润高达三四倍。
而从技术角度来说，每次停产时间过长，其瓦斯聚集、塌方等安全隐患就越多。另外，停产会加速矿工的流动性，新来的矿工对矿井的熟悉会有一个过程，一不小心，就会造成大的安全事故。
煤老板普遍表现出的是对煤矿正常生产的安全感的缺失，除动不动就会被临时停产外，永久被关停也是随时都会发生的事情。在临汾，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矿井会被关停。另外，当地为了对资源进行整合以及加强对煤矿安全的管理，每年都会有一定比例的矿井关闭指标，第一次是在2005年，年产9万吨以下的煤矿被关闭，随后，年产15万吨以下的煤矿又被强行关闭。据内部人士透露，此次洪洞矿难后，临汾市欲将关闭的规模提高到年产30万吨以下。
“突然一个政策出台，说不定你的煤矿就上了‘死亡名单’。”一位煤老板说。临汾市的煤矿近几年有过两次大的投入，一次是2004年，临汾市政府要求全市煤矿进行采煤方法改革，一般煤矿投入都在数千万元，随后又对煤矿产权制度进行改革，煤矿按储量向政府缴纳资源费，又让煤老板再一次“大出血”。
一位煤老板说，这两项改革在实施时均遭遇了抵触，市政府为了让改革顺利进行，说交了钱煤矿就是合法的了，谁也不会无缘无故关停，“但现在政府说关就关，连赔偿也不给我们。”
煤老板们并不否认违规生产的现象存在，“现在好多煤老板都是高位时接手别人转让的煤矿，投入又这么多，心里一点也不踏实，恨不得一半年就把成本收回来。”
煤矿的安全管理似乎陷入了一个怪圈，政府千方百计为煤矿加上一道又一道枷锁，煤老板想尽快套现则不断铤而走险。
这个因煤而兴的城市，正在成为官员的“滑铁卢”
全国首家试点的临汾市煤矿产权制度改革曾被认为是减少煤矿安全事故的一剂良药。改革依然缘於一次矿难，2004年4月30日，临汾隰县梁家河煤矿发生瓦斯大爆炸，36人死亡，事故处理组到达现场时发现，竟不知谁该为此事负责——该矿层层转包，产权关系混乱。
产权制度改革就是让煤老板缴纳一定的资源费后，将煤矿的所有权明确为煤老板私人所有。“自己的孩子，谁都知道心疼。”改革的实施者、时任临汾市市长的王国正对此次改革充满了希望和信心。2006年2月，王国正任临汾市委书记。在当年6月接受《了望东方周刊》记者专访时，王国正曾表示，煤矿产权制度改革效果明显，“现在煤矿安全事故大幅度减少。”
距此次采访不久后的11月26日，临汾市的芦苇滩煤矿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24人死亡。接著从2007年初开始，余家岭煤矿、蒲邓煤矿、洪洞县瑞之源煤业公司相继发生矿难，分别造成26人、28人、105人死亡，四起矿难造成的死难矿工人数节节攀升。
临汾市的多位官员和煤老板表示：“从理论上讲，煤矿产权制度改革的初衷是好的，甚至近乎完美，但从结果来看，失败了。”
产权制度改革的核心是要让煤老板真正地对煤矿安全负起责任来。但是这项改革并没有考虑一个背景，煤老板以及煤矿工人的素质。作为一个高危行业，煤矿的准入门槛基本没有。一个对煤矿生产一窍不通的人，只要经过一两个星期的培训，就可以拿到矿长资格证。而有的煤老板，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另外，煤矿工人都是农民工中最低层的一个群体，离产业工人的标准相差千里。
“种下的是龙种，收获的是跳蚤。”临汾市一位官员如此评价王国正所实施的煤矿产权制度改革。
这个因煤而兴的城市，正在成为一个又一个官员的“滑铁卢”。据不完全统计，近几年来临汾市因煤矿事故被问责的各级官员已经不下百名。
李天太被免职后，山西省官方表示，事故调查工作结束后再对有关责任人作出具体处理。公众将下一个被问责官员的矛头指向现任临汾市副市长周杰，公众猜测，市长被免职了，主管煤炭的副市长或许会被撤职。
周杰曾被寄予厚望，其采煤队技术员出身，调任临汾市副市长前系阳泉煤业公司安监局局长，20多年的工作履历始终和煤矿安全关系密切。
临汾市一位官员无奈地说，周杰可谓是煤矿安全领域内的“神医”，但他面对的病人已经病入膏肓。
在临汾市此前因矿难被免职的官员中，已经有多人向上级纪委提出复议，大家提出的一个共同问题是，该制定的规章制度都完善了，该传达的精神都传达了，该检查的都检查了，作为领导层面来说，应该做的都做到了，但为什么还要被免职？
苗元礼将成为山西官煤勾结的第一个标本
身为无党派人士的临汾市副市长苗元礼同样因煤所累，其最后一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是在2007年10月9日召开的市政府经济运行情况分析会上，不久后其被山西省纪委带走。坊间传言，办案人员在其以及他的多名情妇处总共查获了高达7000万元的不明资金。一位接近山西省纪委的人士称，目前已落实受贿数额约500万元，共有约50名煤老板被纪委传唤。
苗的受贿路径早已不是秘密，苗元礼在2006年之前分管煤矿，那时正是临汾煤矿关停和产权改革的高峰期，重权在握的苗元礼不仅掌握著一个煤矿的生杀大权，而且大笔一挥，就可以让煤老板少交数百万元甚至上千万元的资源费。
2005年11月，本刊曾以封面报导的形式对临汾官煤勾结的黑幕进行过报导，山西省高层领导对此文进行了批示，一些基层的执法人员受到处理。在当时采访时，一位煤老板就对《了望东方周刊》记者预言，苗元礼迟早要出事。
坊间流传一个较为夸张的细节是，苗元礼的办公桌上经常会放一叠报纸，找他办事的人看报纸有多厚，就要放多少钱。
据称，苗元礼受贿的线索来自於两个管道，一个是“黑砖窑事件”后，中纪委在查办公职人员的渎职问题时，发现洪洞县广胜寺镇派出所所长刘林忠名下有数亿元的存款，且被频繁转移，广胜寺镇是“黑砖窑事件”的最初暴发地，该地派出所所长刘林忠在事后被处以行政降级处分。刘林忠被“双规”后很快承认，他有巨额资金是因为他个人在洪洞县境内有煤矿，而且曾向苗元礼行贿200万元。
另一线索则来自原临汾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王月喜的供述，王月喜被“双规”后，向纪检部门揭发说，他的一位开煤矿的亲戚曾向苗元礼行贿50万元。2007年12月28日，王月喜涉嫌受贿、贪污一案在阳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他的辩护人当庭指出，王月喜在纪检、检察机关调查期间，揭发了他人的重大职务犯罪行为，已查证属实，具有立功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而加速苗元礼落马的还另有其事。2007年8月28日，山西省委组织部已拟调整苗元礼为省直正厅职职务，并在当天的《山西日报》上进行了公示。公示期间，有人反映苗元礼涉嫌受贿。但苗矢口否认，称自己绝对是一名清廉正派经得起考验的领导干部。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相关的临汾市煤炭工业局也未能脱离干系，该局局长和一位副局长亦被“双规”。管理高危行业的煤炭局，亦成了腐败的高危部门。除局领导外，该局还有多名办事人员牵扯其中。据称，近期煤炭工业局人心晃晃，局里让开会，竟然没有人敢去参加。
在200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临汾市全市领导干部会议上，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在讲话中明确指出，煤炭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一些煤矿长期非法盗采国家资源，原因固然很多，“但官煤勾结、权钱交易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而在以往，山西官方并不认可和使用官煤勾结这一词语。
苗元礼，将成为山西官煤勾结的第一个标本。
“是这个岗位害了苗元礼，约束机制的欠缺，让他伸手的机会太多太容易了。”临汾市政府的一位人士说。
在临汾，所有和煤炭有关的政府职位都被认为是一个肥差，而如今，这些诱人的岗位，已经成了一个个烫手的山芋。
如何走出资源诅咒
一掷千金，悍马，购房团，这些暴富群体的标志性辞汇在经媒体放大后，煤老板更加成为众矢之的，成为社会情绪的一个靶子。
一位煤老板愤愤不平地说，“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想从我们身上揩油，觉得我们的钱挣得太容易，动不动就让我们捐款或者赞助，有的直接就罚款或者敲诈，全民皆仇富。”
一个在临汾引起强烈反响的事件是，临汾市公安局为了盖新办公楼，但没有经费，最终将目标瞄准煤老板，逾亿元的建设资金几乎全部来自于对煤老板的各种罚款，一位知情人士称，当时连国保、户政等民警都有罚款任务，直到有一天在公安局家属院突然出现一个炸药包后，这种行为才有所收敛。
临汾市委书记王国正曾在一次大会上公开称，“有些同志找我安排子女工作，不考虑所学专业是否对口，只想去煤炭局、国土资源局，说那里实惠。什么实惠？无非是想吃拿卡要！”
在临汾众多基层执法部门有一个怪现象，大家都争著上班或者加班，和领导关系不好的人，经常不被安排工作。
利润的巨大更吸引了无数公权人员参与。洪洞县广寺镇派出所所长刘林忠被称为“大款员警”，其上班时开的私家车价值50多万元，之所以还上班，是因为他的身份可以为他的煤矿提供更好的庇护。此次发生瓦斯爆炸事故的瑞之源煤业公司，一个不为外界知晓的事情是，其实际控制人是当地政府部门的一名干部。而一度在临汾市倡狂的黑煤矿，每个煤矿背后都有公职人员的影子。
“这些人都忙著给自己挣钱，哪还有心思放在本职工作上。”临汾市的众多老百姓评价说。
煤老板在暴富之后，为了寻求更大的安全感，开始对政治表示出极大的参与热情。金钱开始显示出了它的独特魄力。
一位元煤老板告诉记者，每个煤老板背后都会有几个要好的官员，而“摆平”这些官员就是靠钱。这位元煤老板为了显示他的能量，带著本刊记者来到某政府社区，然后打电话给当地的一位官员，让他马上下楼来见他，一股命令的口吻。当时已经晚上11点多，这位官员身著睡衣来到楼下，煤老板又告诉他，没事了，你可以上楼了，这位官员听罢，又屁颠颠地离开了。
“我不害怕政府部门找我的事，我害怕的是他不来找我，因为他只要来找我，我就可以用钱搞定他。”这位煤老板炫耀说。
权贵的苟合，带来的是政治和社会生态的畸变。临汾市尧都区土门镇曾发生一起十分可笑的事情，当地村民致富的捷径就是用机动三轮车运输没有任何手续的黑煤，当地媒体报导后，交警查扣了部分三轮车，而村民也组织起来，对过往运煤的黑车进行拦扣，他们心里清楚，这些黑车的幕后主人就是交警队的人。果不其然，交警最后放了村民们的三轮车，双方从此互不干涉。
“他们有权的人吃肉，我们难道不能喝点汤。”当地的一位村民说。
金钱成了当地政治生态迷乱的催化剂。公权私用，在这里已经到了毫不掩饰的地步。记者获得的一份举报材料称，临汾市现任或原任的市级领导里，其子女在公检法等要害部门担任领导职务的不下20个，仅担任各区县公安局局长的就有五六个，“大多是20多岁就当上公安局长。”
金钱之下，所有的利益对抗者均成为利益共同体。2007年3月出事的余家岭煤矿本来六证已全部过期，当地政府还派了两人24小时监督其不能生产，就在监督者的眼皮底下，居然发生了100多人同时下井非法生产的“奇闻”。
甚至连受害者也加盟其中。临汾某县的一个煤矿发生事故后，矿方对死亡人数进行了瞒报，当地政府最终在火葬场找到了遇难矿工的尸体，矿方才承认了事实，但就在向死难者家属核实情况时，对方死活不承认自己的家人遇难。最后才搞清楚原因，出事后矿方赔付了家属双倍的钱，并许诺如果配合矿方隐瞒事实矿井不被关闭的话，一年后再给5万元。
畸形的社会生态，引来假记者们如苍蝇般疯狂。在临汾，这些假记者们会在第一时间出现在矿难或者黑色交易的现场。在一些公路收费站点，拿著记者证晃一下就可以免交通行费，有的货车司机竟然也持有记者证，甚至有的正规媒体也用批发工作站或者采访证的方式大肆敛财。本刊在2004年11月曾对临汾假记者横行的现状进行过报导，中央领导同志做了批示，但如今，这种现象欲演欲烈。
2007年12月28日，临汾市检察院以非法买卖爆炸物罪、非法采矿罪、重大责任事故罪和不报、谎报安全事故罪等罪名，对洪洞“12•5”特大瓦斯爆炸事故的相关责任人提起公诉。其速度之快，再一次彰显出政府惩治违法者的决心。同时，临汾市委、市政府决定从12月下旬开始，用三个月的时间在全市干部队伍中进行思想纪律作风集中整顿。
这个在2007年引来无数愤怒、质疑、诟病以及伤痛的资源性城市，如何走出资源诅咒，更值得大家的关注。
(责任编辑：梅智敏)
来源：2008年01月23日 了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