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没见过团结的工人
1989年4月25日，当远在北京的邓小平批评波兰政府“手软”，没有对团结工会采取“最严厉”的措施时，他当然是错了。尤其是，他从来就没见过波兰工人这样的团结，没见过这种团结所唤起、所显示的社会力量和道义的力量，他根本就不知道，波兰当时的政府没采取他所说的那种“最严厉的措施”，根本就不是当时波兰领导人的“认识问题”，而是因为社会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这种变化会使那种“最严厉的措施”成为最愚蠢的自杀：它既会是一个执政党、一个政府的自杀，尤其会是一个民族的自杀。
实际上，中国自1949年以来的社会控制，尤其是对工人、农民等劳动者的控制特别严厉。这是中国在在1989年春天以前，几乎没有发生过象波兰1956年、1970年、1976年、1980年那样的社会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中共的历代领导人从来就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社会矛盾冲突，他们在这方面毫无政治经验和心理准备，他们对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常见的批评、社会冲突，完全没有心理承受力。平日没事，他们颐指气使；一旦有事，他们极容易像宠惯了的孩子一样发怒、恐惧、惊慌。主要领导人一发火，他的手下就更是惊惶失措，赶紧拍马屁，根本就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最重要的决定，往往就是在这种恼怒、惊慌的非理性状态下作出的。1989年6月中国政府在北京对学生和工人的血腥镇压，就是这样。和那些众多的邓小平崇拜者认为的相反，在实际上，撇开基本的道德不说，像邓小平这样中共老一辈的领导人，没有什么真正的政治经验，有的只是宫廷权力斗争经验。真正的政治不是权术，其实就是以和平的手段管理、调解、处理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这没有什么神秘的。用强大的军警力量，去打击手无寸铁的人民，那算什么本事？就像一个五大三粗，没脑子、没文化的汉子，与体弱的妇女、孩子吵架了，他不去讲道理，反而还操起家伙打人，这算个什么东西！
我们说过，真正的工会运动应该独立於政治，但，这绝不意味著劳工不应该关心政治，绝不意味著劳工的政治意识不重要。实际上，只有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意识，才能把握住政治活动和独立工会运动的区别，才能真正意识到工会独立於政党，独立於政府的重要性，才能知道怎样与政府、与资方谈判，才能知道应该如何在谈判中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且，理解政治，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远不是我们想像的那么困难。其实，我们应该，也可以，凭藉我们的生活常识就将政治看透；不要把政治和那些高高在上的政治人物、政治领袖看得那么神秘，那么高大。事实上，他们这号人就象我们上面指出的，经常像被惯坏了的孩子，爱发脾气，怕事任性，常常十分不理性。尤其是，他们这些“大人物”之间，经常十分的不团结。特别是在社会冲突发生时，他们之间的矛盾立即会爆发，和我们经常看到的不和谐的家庭几乎是一模一样，吵架、互相推责任、彼此都想乘机把对方赶出那间大房子。所以，对待他们，我们应该就像成熟、冷静的大人对待任性的孩子一样，不卑不亢，即坚持基本的立场，也去理解对方的处境和想法。这样，就可以像当初波兰团结工会的工人一样，用理性的气势压倒他们。他们倒很可能像1980年8月底，格旦斯克地区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一周以后的波兰政府，回到理性，放弃镇压，认真谈判。
尊严的力量
团结工会运动中的一些细节，很动人。在我们上面讲到的1980年8月17日，格旦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以后，8月22日，波兰政府派出一位副总理和这个委员会谈判。这位政府副总理又任命了一位名叫科洛杰斯基的高级官员作为他的代表，负责与厂际罢工委员会协商谈判的具体安排。这位科洛杰斯基在与工人日常的周旋中，完全被工人们的团结、坚定、礼貌、理性、真诚感动了，他最后竟然“叛变”，一屁股座到了罢工的工人一边。在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后，先后有两位政府副总理与罢工的工人谈判。这两位总理在最后被波兰政府召回首都华沙，与工人们告别时，都含著热泪。他们后来坚决反对政府对工人镇压的主张。在和工人代表谈判的几天里，这两位高官生平第一次真正开始了解工人，他们学到了在官场几十年都没有，都不可能学到的东西。工人的坦爽、热情、乐观、幽默，与官场里的冷漠、无聊、钩心斗角，形成鲜明对照。他们怎么能不感动？这非常具体地说明了，工人的团结、坚定、理性、尊严、礼貌等素质所产生的力量和魅力。这些，都是像邓小平等这样的中国领导人，到目前为止，没见过，也不可能想像的。他没见过、不懂工人和劳动者在这里抗争的力量，对他们也没有感情，所以也就无法理解当时的波兰政府为什么不得不让步。
要看到，中国政府的很多领导人，过去口头上讲“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现在讲“三个代表”，似乎将工人和劳动者的地位看得很高。其实，在骨子里，他们和世界上大多数的权贵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十分瞧不起，也根本就不了解我们工人和劳动者。而在我们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者中间，也普遍存在著一种对政治、对官场、对高官的过分的神秘和敬畏，似乎是习惯了被他们瞧不起。这两种心理状况，一边是傲慢和偏见，一边是过分的谦卑，一定要改变。它实际是我们中国的社会对话机制难以建立的另一种文化和心理障碍。很多时候，对话变成了官员的训话。而一些不知趣的官员的没完没了的训话，又常常使工人们压抑、无可奈何，最后是愤怒的爆发，对话和谈判也就破裂、失败了。你看，不只是对话、谈判的内容，而且是对话、谈判时的心理状态，也十分重要。谈判时，坐什么位置，谁先说话等这类礼仪当然体现著平等，但，最重要的是心理上的平等。在和政府、资方的代表谈判时，我们劳工的代表一定要有尊严，不卑不亢。一旦我们这样做到了，官员，还有老板开始的那种居高临下的傲慢，会一下子无影无踪，会一下变得特别认真。平等、有效的对话谈判就有了一个基础。在这里，主动权实际上是在我们劳工代表一边。
问题是，什么是尊严？怎样才能有不卑不亢的平等心理？说简单一点，就是我们上面提到的，不要将政治、将官场、将那些政治人物神秘化，用我们日常生活的知识和直觉将这些看透。我们说过了，那些领袖人物其实没有真正的处理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的政治经验，面对冲突和抗争，他们经常惊慌害怕任性。他们之间又是矛盾重重，拍马屁成风。这有什么神秘的？他们哪一点比我们高明？连他们的那些领袖人物都是这德行，其他的官员又有什么可神气的？看透了这些，我们在面对这些高官时，就会有一种平静，甚至应该有几分对他们的怜悯，当然不应该是蔑视。这样，在我们的心里，在我们的眼睛和脸上，在我们谈话的口气和各种动作里，都会表现出平静和平等。这就是尊严。我们不是向他们乞求属於他们的什么东西，我们是保护、要求本属於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在教会他们该如何认识事实，该如何认识和实现社会公正，该如何用新的方式管理社会和处理社会冲突，该如何真正做到“三个代表”。毛泽东的这句话说得好：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该骄傲的应该是我们劳工才是！
团结首先是相互保护；尊严是用生活的常识将政治、政治人物和官场看透，不将之神秘化之后，面对高官时的平等感。对我们中国劳工来说，通过对波兰团结工会崛起过程的了解，认识到这两个东西，特别重要。在抗争开始后，在和政府和资方的代表谈判时，这两个东西特别有用。
团结也最困难
让我们再谈谈工人的团结吧。在上面，我们重点介绍了波兰团结工会的开始，因为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是有一个好的开始。
我们也谈到了，团结是多么的重要。有一些人认为，在抗争开始时，最重要的是提出明确的、恰当的要求。这当然是正确的。但，我想，第一重要的，可能是罢工工人的团结。只有在团结一心的基础上提出的既代表工人的意愿，又有实现可能性的明确要求，才有力量。否则，你的要求提得再好，对方发现你并不团结，他就会看也不看你的要求，就在那?堣d方百计地钻空子，挑拨离间。很多时候就是这样，什么人提的要求，比提的什么要求更重要。好比说在家里，你是一个父亲，如果是你的那个十二、三岁的孩子提出了一个什么要求，你可能爱理不理地不当回事。可如果是你有三分惧怕的妻子，如果是你有三分敬畏的父亲，即孩子的爷爷提出的这个要求，你可能就忙不迭地答应，并想办法去满足。不团结的群体提的要求，人家不重视，会一个劲地打哈哈，这是“人微言轻”；团结的群体提的要求，人家会如获至宝，战战兢兢地赶紧研究找出路，这是“一言九鼎”。
其实，从理论上说，团结的重要，大家都知道。那首“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钢，这力量是铁”的歌，中国三、四十岁以上的人都多少能唱几句。问题是，怎样才能做到团结？和波兰工人比较，我们中国劳工的团结为什么差那么多？在这里，我们不应该，也没有能力提出一个可以实现劳工团结的灵丹妙药。因为，一个地区，一个企业单位，在一定的时候和一定的场合，影响、破坏劳工团结的因素会经常不一样。比如说，在有的城市，特别是中国北方和西部的城市，外来民工不多，影响工人团结的主要是传统的就业问题。因为就业紧张，那些有工作的人感到很幸运，就常常不愿理会失业工人，就常常不愿去想，今天那些失业工人的不幸，可能就是他明天将要遇到的不幸。有经营状况较好的车间、企业和经营状况不好的车间、企业的工人之间的分离问题。就是在这些有工作的、同一个车间、企业的工人之间，也有工作相对稳定者和临时工之间的分离，有技术工和简单的体力工之间的分离。而且，中共基层组织会在工人中吸收党员，政府和企业会经常搞一些“评劳模”之类的活动。这些，现在都变成一种有意识地分化劳工阶层团结的具体技术手段。在那些外来工比较多的城市，当然有作为城市居民的工人和外来工之间的分离。即使在外来工之间，也有个是不是同乡的“大问题”等。这些，都是中国今天的劳工实现其团结的具体的困难所在。
什么使我们不团结？
和波兰工人比较，什么是妨碍我们中国劳工团结的心理因素？这些，我们倒是可以简单地谈一谈。我们认为，最主要的是害怕。我们知道，在我们遇到工厂突然不明不白地倒闭，工人一下子没有了活路时；在我们的工资长期被拖欠，退休金、医疗保险金突然没有了时；在我们打工条件特别恶劣，工友们纷纷病倒，甚至伤残时；我们的同事和工友之间，总是有几个特别有勇气、有正义感，不愿受人任意宰割的人，想挑头起来据理力争。但，在这个时候，很多人尽管愤怒，平时整天骂娘，可要他们加入抗争，他们就害怕了，而且是怕得要命，怎么鼓励、劝说也没用。这样，那些想挑头的人，看到愿意和他一起豁出去抗争的人不多，他也就可能灰心了，放弃了。还有，在其他的工友被无理解雇，或无理克扣工资时，有些工友虽然也感到不平，可因为害怕，就一声不吭。特别是，有时，在抗争终於发起后，政府和老板开始迫害领头的工人，并威胁其他的工友时，一些工友也会害怕，马上退出了抗争，也不去理会因抗争而受到迫害的同事。你看，害怕是我们实现团结的一个巨大障碍。
说实话，在我们中国的劳工中，像波兰的瓦文萨，像格旦斯克造船厂当初号召工人起来罢工的三位年青工人这样勇敢的人并不少。“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更是中国重要的一种民间传统文化。但是，坦率地说，我们劳工中，胆小怕事的人目前是太多了，不到别人都起来的时候，不到实在是活不下去的时候－－也就是已经太晚了的时候－－他们是不会起来抗争的。而在抗争中，一旦遇到什么困难和危险，他们也跑得特别快，躲得特别牢靠。那些勇敢、不甘逆来顺受、准备起来抗争的人，很多倒不怎么害怕政府或老板的迫害，他们更怕的是工友的那种群体的恐惧。这种群体的恐惧会使他们在关键的时候孤立无援。
我要再说一次：无论在那?堙A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有为了家人、为了朋友、为了正义而不怕开除、不怕坐牢的不信邪的人。他们说：开除了，有更多的朋友的敬佩和帮助；坐牢了，家人有大家的照顾，每天都有很多人关心和探监，我认了！可这些人最害怕的，就是朋友和周围的人过分的胆怯，害怕那种因胆怯而导致的背叛和孤单。可见，这种群体的恐惧，又产生著新的恐惧，它让我们自己在不知不觉中，首先扼杀著我们的带头人，然后扼杀我们自己。
而且，这种害怕、恐惧也扼杀著我们的人格和灵魂。在我们中的一些人，平时倒是有正义感，慷慨大方，乐於助人。可就是因为胆小，所以在已有人抗争时，他特别害怕，躲在一边，希望抗争成功时，自己也能有好处，他也实在是活不下去了！胆怯和贫困的这种结合，就这样，会使一个好好的人，在关键的时候，特别萎缩、自私，以至於在事后，他自己也特别讨厌自己。还有的人很胆小，可他又死要面子不承认，他说这是聪明，“懂世道”，甚至是“懂政治”。他可能确实很有几分聪明，甚至也知道不少国家大事，可这种聪明、“博学”和胆怯一结合，其他的人起来抗争时，就会特别讨厌，特别容易破坏团结。这种人会为了掩盖自己的胆怯，为了在别人和家人面前，当然也是为了在自己的良知面前，替自己的胆怯辩护，就会呆在一边大发议论，散布悲观情绪。说抗争的人傻，“不懂中国的实际”，“这样肯定会失败”等。事后，他更不敢参加对遭受迫害者的营救，反而会说：“我早就料到了”等等。而且，这种没有坏心、聪明又胆怯的人特别容易嫉妒，他因此还会在背后说很多抗争领头人的不是。他不敢、也不能得到勇敢者所享受的尊敬、爱戴和信任，别人享受了，他又感到痛苦。
当工人们活不下去，起来抗争时，在工人中，还常常会有极少人因为自私，尤其是因为恐惧而更加堕落。他害怕工人的抗争一旦受到镇压而连累自己，他害怕工人的抗争失败后自己会被开除党籍、失去过去的地位和工作，他一开始就要和抗争的工人“划清界限”。当然，他知道民心所向，所以不敢公开这么做，他暗地里向政府和老板通消息，为了“洗清”自己，也为了让有权势的人重视自己，使自己有安全感。这种“工贼”行为，很多时候并不是因为这个人道德特别败坏，而就只是因为他的自私加胆怯。这种极端自私和极端胆怯的结合，能产生这种可怕的堕落，危害很大。特别是在抗争刚开始时。由於这种人的通风报信，政府和老板会知道抗争工人的很多细节，如那天的小会是在谁家开的，是谁起草的请愿书等。抗争的工人也很容易发现对手对自己的了解。因为，政府内部的很多官员和老板身边的一些人，经常是十分理解、同情工人的，因为这种理解和同情，因为他们对一些政府官员、老板的冷酷无情的震惊、反感，也因为他们想避免可能发生的暴力，他们也会向罢工的工人透露消息。但，不管怎样，罢工的工人一旦发现对手什么都知道，就可能会慌乱，工友之间会产生互相的怀疑和猜忌，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初步的团结就可能瓦解。一些地方的抗争之所以失败，很多人之所以不敢起来抗争，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工友之间的这种怀疑和不信任。你看，恐惧和害怕就是这样分裂著我们中国劳工，它的危害，比我们想像的大很多。
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及波兰工人的斗争过程是一面镜子，在这里，中国劳工应该在受到鼓舞和启发的同时，看到我们的缺点和弱点。我们当然要认识、了解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我们的对手，我们当然要研究、学习好的工人的斗争策略。但，首先，我们应该认识我们自己。要看到，从某种意义上说，使我们贫困，没有权利的第一个对手和责任人，是我们自己，是我们的恐惧、害怕，是我们的不团结。中国的独立工会运动是一个改变不公正的社会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劳工本身必须也要改变。我们必须与过去官方宣传中对“工人阶级”的吹捧一刀两断。我们是受害者和受压迫者，这并不意味著我们在道德上和人格上比别人高一筹。我们是平常的人，所以我们要求平常人的权利。承认我们的弱点并在生活和斗争中改变它，这才会是我们的优势所在。
团结工会的发展壮大
让我们现在最后一次回到波兰团结工会这个主题上来吧。
上面我们说到，虽然格旦斯克造船厂的罢工工人在与厂方的谈判中取得了初步的胜利，但，为了支援其他工厂罢工的工人，为了波兰工人的整体团结，尤其是为了使自己，也是为了波兰工人的权利保证，是建立在制度，而不是地方官员的承诺上，1980年8月17日，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决定继续罢工，并和其他数十个工厂企业的代表一起协商，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并推选了格旦斯克造船厂罢工委员会主席瓦文萨――他也就是1983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波兰第一位民选总统――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主席。
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以后，立即向波兰政府提出对话的要求。并明确指出，政府对话的代表必须是受政府的正式授权的副总理一级的负责人，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将是与政府对话的唯一的工人代表。当然，这也是格旦斯克沿海地区各罢工企业的工人的基本共识。同时，各企业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也广泛收集工人的意见和要求，并将之汇总到厂际罢工委员会。在此基础上，厂际罢工委员会正式地向波兰政府，也是向波兰全社会，提出了著名的21条要求。
这21条要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文件。后来厂际罢工委员会与政府的谈判，都是在其基础上进行的。它充分地显示了罢工工人的成熟、理性和责任感。
在制定这21条时，厂际罢工委员会讨论了政府可能的反应、对其接收的可能性等。他们还特别制定了一个对21条的说明，在这个说明里，对每一条要求的意义和可能让步的幅度范围，都作了界定。比如第一条，在说明中明确地指出，如果政府不接受“自由工会”的提法，就可以改为独立的工会，并可接受在现有的法律规定范围内，明确独立工会的地位、功能和组织程式。第三、四条一定要坚持，第五条则可以让步等。
这时，格旦斯克地区各企业的罢工，各企业罢工委员会的成立，特别是厂际罢工委员会的成立，震动了整个格旦斯克，震动了全波兰。格旦斯克作家协会派出了以主席为首的代表团，这个代表团来到格旦斯克造船厂，不但是为了表达对罢工工人的支援，而且留了下来，加入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工作。接著，数名波兰最著名的历史学家、作家、科学院院士，也历经艰辛，绕道穿过政府对格旦斯克的封锁，来到格旦斯克。当瓦文萨激动地握著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手，问他们会呆多长时间时，这些学者们简单地回答：我们不走了，呆到胜利。
8月23日，厂际罢工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由18名知名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的成立。在以后的岁月里，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这个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们都在不停地工作，帮助工人起草了大量的文件通告，和工人一起，讨论制定了历次与政府谈判的方针策略。
厂际罢工委员会和格旦斯克的工人们，在此时也成了罢工的各个企业，甚至是格旦斯克地区的事实上的行政管理者。格旦斯克造船厂罢工开始后，特别是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以后，每天都有新的企业加入到罢工的行列。为了不影响居民的日常生活，为了不给政府可能的镇压提供藉口，也为了罢工能坚持下去，工人们表现出令人惊讶的纪律性、责任感和管理能力。“在工厂门前，一定要砸碎伏特加酒瓶”，这句话几乎象信条一样神圣。格旦斯克造船厂和其他很多企业的门口，都高挂者新近当选的罗马教皇，波兰裔的让－保罗二世的画像。工厂内干干净净，一切都是井井有条。厂际罢工委员会成功地劝阻了公共交通部门、粮油面包等食品生产和供应部门、自来水和煤气供应部门的企业的罢工，以保证居民正常的生活和基本的供应。
开始，波兰政府坚持不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在罢工开始不久，它就派出了副总理佩卡来到格旦斯克，这位副总理来到各个罢工的企业，和这些企业的工人代表分别座谈和谈判。但是，各企业的工人们虽然礼貌，甚至热情地接待这位政府的代表，也踊跃地谈了自己的生活、工作和看法，但，谈判则不行。所有企业的工人团结一致，遵守厂际罢工委员会的决定：只有厂际罢工委员会才有权代表工人与政府的代表谈判。最后，佩卡被政府招回华沙。1980年8月24日，波兰政府改派了另外一个副总理雅盖尔斯基，以政府正式代表的身份，与格旦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谈判。
经过紧张的，对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的21条要求逐条的讨论和谈判，8月31日，格旦斯克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与与波兰政府的代表，副总理雅盖儿斯基，正式签订了著名的《格旦斯克协议》。波兰政府几乎接受了工人的全部要求。独立的工会合法化了，政治犯释放了。波兰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接著，9月17日，波兰全国性的独立工会――团结工会正式成立。12月16日，在整整十年之后，1970年12月罢工死难者纪念碑在格旦斯克落成，约50万人在格旦斯克参加了纪念碑落成仪式。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当时波兰官方工会的角色和遭遇。在格旦斯克造船厂的罢工开始后的第二天，这个官方工会的主席来到了格旦斯克，并参加了波共和格旦斯克地方政府负责人的会议。在会上，他和他的同事们特别强调了“反社会主义分子”，少数“恐怖分子”在罢工中的作用。他还斩钉截铁地说：“我们决不能和这些家伙分享权力！”
没想到，会议的第二天，这个“内部会议”及这位工会主席的讲话录音就到了罢工工人的手里，工人在工厂的广播站播放了录音。从此，这位工会主席和这个工会的代表，就再也不敢在格旦斯克地区露面。除此以外，这个最重要的历史关头，这个“工会”的角色就没有什么可说的了，在罢工开始以后，它就像冰块遇到春天的太阳，迅速地融解了。它的会员的绝大部分，都成了团结工会的会员。
不过，在1989年，波兰实现了民主化，工会的独立成为法律以后，特别是在团结工会成为事实上的政党，然后分裂以后，这个前身是官方工具的工会也开始并完成了自己走向独立的根本改造过程。现在，它和脱离政治，重新回到自己的源头的团结工会并立，成为波兰的几个最重要的工会之一。
黑夜的尽头
如果以为，劳工有了独立组织工会的权利，他们的生活和工作状况就会迅速地好起来，那就太天真了。劳工的状况也取决於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和水准。尤其是，独立工会由非法走向合法，必然带来整个社会的政治、法律、行政和经济制度的调整和改变，它也带来，并十分迫切地需要普遍的文化习惯的改变。这实际上是一个社会整体改造的十分复杂的过程。
进入新的一年，即1981年以后，波兰的经济形势并没有改善。十分重要的是，团结工会成立所带来的波兰社会及政治的整体变化，使当时的苏联政府及整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集团”十分警觉、紧张。苏联的最高军事将领频繁地秘密访问波兰，苏联政府向波兰政府施加的压力，甚至威胁，也越来越强烈、露骨。波兰社会广泛流传“苏联及华沙条约国家”准备军事干预的谣言。当然，波兰政府内部的那些不愿失去权力、对可能到来的经济危机十分恐惧的强硬派和技术官僚，也十分乐意这种谣言的传播。政府内部另外一些爱国的，有政治现实感的人，也确实忧虑苏联可能的军事干预及其悲剧性的后果。
这样，1980年10月16日，在波共九届四中全会上，强硬派占了上风，通过了禁止罢工的决议，并打破政治传统，任命了军人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为党的第一书记。这位将军早在数月前，就已经担任了政府总理。他现在是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
而在团结工会一方，经济状况和工人的工作、生活条件迟迟不能改善，政府及官僚系统的笨拙无理，使越来越多的工人不耐烦，越来越走向政治上的激进。这些激进的的工人最后抛弃了瓦文萨温和的主张，要和政府实行全面的对抗。12月12日在格旦斯克召开主席团会议，正式向波兰政府提出，要求就“是否信任共产党政府”进行公民投票。这无异是最后的摊牌。
1981年12月12日，波兰政府突然逮捕了几乎所有的团结工会的领导人，并宣布了军事戒严。同时，戒严后的军事政府也逮捕了前波共第一书记盖莱克等前腐败、不得人心的大批党政高级干部。团结工会被迫进入半地下状态。之所以说是“半”地下状态，是因为，团结工会虽被宣布非法，其各级领导人或是被捕，或是被迫躲藏起来，但，它的组织结构几乎没有破坏，它得到的社会支援和国际的支援更广泛、更坚决，它的各种出版物得到更广泛的流传，你只要想看，几乎可以立即得到，并不冒什么风险。戒严似乎使波兰突然间一分为二：一边是它的政府，一边是它的人民。它们之间没有公开的对抗，但，彼此像两个陌生人一样的遥远。而且，戒严之后，波兰经济不但没有改善，反而陷入了更深的危机之中。
为什么当时要宣布戒严？主要是为了压制团结工会，还是为了避免苏联的军事干涉？镇压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波兰人对此似乎仍然没有一致的看法。但，有一点是确实的，和中国今天被捕的众多的劳工运动领袖的命运不同，当时被捕的团结工会领导人没有受虐待，而且，他们被捕后不久，就被先后释放。现在在波兰，已近九十高龄的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还是一位受人尊敬的人物。人们似乎认为，他当年宣布戒严，取缔团结工会，是为了避免苏联军事干预的不得已的作法。在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对待劳工和劳工的反抗，波兰共产党人和中国共产党人是多么的不同！至少，人家知道，没有人民尊敬的权力，是一件多么无聊的东西！
1983年10月，波兰工人的象徵瓦文萨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瓦文萨的妻子於12月9日去挪威领取了她丈夫的诺贝尔和平奖金。
1985年，戈巴乔夫担任了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和国家领导人。他在国内提倡“新思维”，实行“公开化”政治改革，对外，作了不干涉“兄弟国家”事务的承诺。从这时起，苏联对波兰可能的政治变动的威胁不但解除了，而且成了这种变动的鼓舞力量。
终於，在1989年初，波兰政府宣布和团结工会举行波兰政治改革的圆桌会议。团结工会又一次合法了。而且，也是永远地合法了。
没有喜悦的胜利
1989年6月，波兰举行了真正的国会自由选举。6月4日是公布选举结果的日子，是决定波兰当代史上第一个民主政府组成的日子，是团结工会的数百万会员几十年的梦想变成现实的日子，是他们的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因此，一大早，千百万波兰人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电视机和收音机。然而，他们首先看到和听到的，是播音员那沉重的面孔和声音：中国军队的坦克开进了北京的天安门广场，无数的大学生和工人被射杀。然后才是团结工会取得了国会选举的压倒性胜利的消息。
出动军队和坦克的镇压，波兰工人比谁都清楚这意味著什么。波兰首都华沙的近十万名团结工会的成员，在走向庆祝胜利的会场的半路停了下来，一转身，聚集到中国驻波兰大使馆，抗议中国政府的镇压。这一天，在中国驻世界各国的大使馆门前都有大规模的抗议游行，其中声势最浩大的，人数最多的，是中国在华沙的大使馆的门前。那是一个一望无际的愤怒的海洋。中国政府就这样剥夺了众多的波兰人、波兰团结工会会员一生中最深切的喜悦。他们最值得庆祝的一天和中国人最具悲剧性的一天完全重合，这使波兰团结工会成为世界上最关注、最支援中国的独立工会运动和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组织之一。波兰人民的心，竟是这样和中国紧紧地联在一起。
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的21条全文
（《希望的道路－瓦文萨自传》1987年法文版第226－228页）
1. 根据波兰人民共和国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的有关自由工会的第87号公约，建立独立於党和雇主的自由工会。
2. 保证罢工的权利，保障罢工工人和罢工的支援者的安全。
3. 遵守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并根据宪法的规定，结束对独立出版物的压制，向各种信仰的代表开放各种大众传媒。
4. 恢复以下人员的权利：
因保护工人的权利而被开除的人员，特别是因参加1970年和1976年罢工后被解雇的人员；因政见问题而被开除学籍的大学生；释放一切政治犯，特别是释放埃德蒙德ܩ扎德罗任斯基、杨ܨ科兹沃夫斯基和马雷ܭ科罗奇泽；停止因政见问题而实行的迫害。
5. 大众传媒向公众发布厂际罢工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并公布该委员会提出的要求。
6. 采取以下有效的行动以使国家走出危机：
向公众发布关於社会经济形势的全部消息；让社会各界参加改革方案的讨论。
7. 全体罢工参加者在罢工期间的工资以带薪假期的待遇发给，所需资金从工会中央理事会基金中支付。
8. 每个职工的基本工资每月增加2000兹罗提以作为对物价上涨部分的补偿。
9. 建立与物价变动挂钩的工资变动机制。
10. 实现国内市场食品的充分供应，出口仅限於满足国内市场后的多余部分。
11. 在实现市场供应稳定之前，实行肉类等食品的凭证定量供应。
12. 取消议价和所谓特殊商店中出口商品内销的外汇付款。
13. 确立根据学位和能力，而不是以是否党员为任命干部的原则。采取如下措施取消民警、保安机关和党的机关的特权：
实行与其他家庭一致的统一家庭补贴标准；取消特殊供应。
14. 将女工的退休年龄降至50岁，男工降至55岁。或者不论年龄，以妇女在波兰工作满30年，男子工作满35年即可退休为标准。
15. 将按旧工资标准计算的抚恤金和退休金提高，以达到新的工资制度的标准。
16. 改善卫生保健的工作条件，保证工人有充分的医疗护理。
17. 为女工的孩子们建立足够的托儿所和幼儿园。
18. 将带薪产假延长至三年。
19. 缩短分配住房的等待时间。
20. 交通补贴由40兹罗提增至100兹罗提，增加额外家庭负担的补贴。
21. 推广星期六为休息日制度。对於不能间断工作的职工和三班制职工，在周六和其他节日、带薪假期的工作日，应以增加带薪假日作为补偿。
波兰团结工会大事年表(1970-1993)
1939.9.17 苏军入侵波兰。波兰开始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和政治体制。
1970 .12 波兰政府因财政困境和企图推动“消费现代化”，在圣诞之前，大幅提高日常生活品的价格，引发以格旦斯克造船厂为首的沿岸工人大罢工，并走向街头游行示威。由於政府出动坦克、军警的镇压，有45名工人被打死。事件引来政治危机，新领导人盖莱克上台，取消提高物价的决定，并答应追究屠杀工人的凶手及修建死难工人纪念碑的要求。
1971.7.1 政府再次提高日常生活品价格。同时，政府未能履行对工人的承诺，工人们感到被欺骗。
1980.8.7 格旦斯克造船厂的工人代表安娜在退休前几个月被厂方无理解雇。三名年青工友挺身而出，号召工人以罢工为安娜讨回公道。
1980.8.14 格旦斯克造船厂工人开始罢工。因参与70年罢工而被解雇的电工瓦文萨带领工人罢工并占领工厂。罢工工人随即组成罢工委员会，并民主推选了以瓦文萨为领导的成员，向政府提出一系列包括组织独立工会的要求
1980.8.16 造船厂经理几乎答应了工人的所有要求。
1980.8.17 瓦文萨宣布工人的要求被基本满足，决定结束罢工。格旦斯克市其他企业的工人代表纷纷来到造船厂，要求造船厂工人对他们的呼应予以支援。瓦文萨於当日果断地宣布“罢工继续”，迅速成立波兰沿海地区厂际罢工委员会，瓦文萨被选为委员会主席。委员会向波兰政府提出著名的21条要求。面对空前团结的工人，波兰政府终於不得不认真准备谈判。
1980 .8.23 厂际罢工委员会发布通令，宣布由18名知名学者组成的专家委员会成立，和工人一起讨论制定了历次与政府谈判的方针策略。
1980.8.30 经过紧张的谈判，波兰政府几乎接受了21条的全部要求。独立的工会合法化了，政治犯释放了。波兰工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
1980.8.31 厂际罢工委员会的代表与波兰政府的代表，副总理雅盖儿斯基，正式签订了著名的《格旦斯克协议》。
1980.9.17 波兰团结工会正式成立，11月1日注册成为一个独立的、公开的、合法的工人自治组织。
1980.12.16 1970年12月罢工死难者纪念碑在格旦斯克落成，约50万人在格旦斯克参加了纪念碑落成仪式。
1981.12.12 在前苏联可能的军事干预的威胁下，波兰成立军政府，实行军事戒严，宣布团结工会为非法组织，逮捕了几乎所有工会干部 。“战时状态”一直维持至1983年7月。
1983.10 瓦文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1989.2.6-4.5 团结工会与波兰政府举行了著名的“圆桌会议”，就未来议会选举的安排达成协定。议会通过了团结工会合法化的决议。
1989.6.4 团结工会在议会两院的公开选举中大获全胜，共产主义政体在波兰结束。
1993 议会大选中，以社民党为主民主左派联盟获胜，可谓团结工会第一期执政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