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总工会调查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目前超过1亿人，占农民工总数的60.9%，占全国职工总数近一半，已成为产业工人主力。他们与老一代农民工在观念上存在明显差异，在就业、生活环境改善的同时，对精神、情感生活的需求期盼更强烈。
作为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尊严感究竟如何？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特别策划组织了“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大型调查活动，从就业状况、在城市的生活融入情况、与亲人朋友的关系、公民权利实现等方面全方位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尊严感受。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278份，调查地点分布在全国东中西部，还纳入了在三线城市和一些小城镇打工的农民工群体，覆盖的农民工户籍包括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本次调查中，被访者对影响尊严感的因素做了排序。他们认为影响尊严感的首要因素是工作情况（39.8%），职业发展仍然是他们最具梦想和期待的。排在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依次是公民权利的实现，在城市中的生活、融入情况，与亲人、朋友的关系。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的首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提前，工作趋于稳定；半数通过老乡朋友介绍求职就业；超七成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劳动强度大；工作满意度一般，工资待遇低和发展前景不明是拉低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本次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限接近6年（5.96年），64.1%的被访者外出打工时间不超过6年。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经历刚刚开始，满怀热情理想，在职业发展上仍存在较大变数。
结合调查样本平均年龄26.8岁，可以推断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在20岁左右，这与传统农民工初次务工的平均年龄26岁（全国总工会调查数据）有大幅度的提前。本次调查中16至20岁的被访者比例达到10.1%，这些重要的年龄特征意味着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普遍缺少农业劳动的经历。
被访者大多做过2至3份（平均2.8份）工作。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频率不太高，76%换过1至4次，整体就业状况比较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较低，与城里人地位差距的感受强烈。
本次调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进行了语句量表测试，发现他们在积极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陷入一种矛盾困扰。一方面，他们表示已经比较“习惯城里的生活”（3.66分），还表达了比较强烈的城市融入的热望，“愿意参加社区活动”（3.56分），“希望能在城里生活”（3.67分）。但是同时，他们不太认同“我跟城里人地位一样高”（2.98分）。
这实际上是新生代农民工边缘性的体现，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他们在城市中难以获得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
——近半数被访者进城务工后独自一人或与工友居住，与配偶住在一起的比例仅有23.9%，情感孤独现象严重。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后的居住情况也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困惑，与亲人朋友相隔两地，造成的心理失衡、情感孤独非常严重。本次调查中，近半数的被访者表示进城务工后独自一人居住，或与工友居住。与配偶和孩子居住的比例只有23.9%和12.0%。其中的情感缺失及深层次问题非常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和照顾。
——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认可城市的治安环境和医疗，教育、社会活动的参与、政府就业扶助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满意度偏低。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享受与城里人均等的公共服务，感受比较正面，总平均分达到3.3分。具体的，他们最认可城市的治安环境和医疗，对“治安环境好”和“看病方便”的打分分别达到3.5分和3.4分。
但是孩子的教育、社会活动的参与和政府就业信息提供、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认可程度一般。如何制定可行的政策，帮助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扶助就业，给予更多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活动的机会，需要更好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公共服务的认可度
此外，在回答“其他影响你尊严感的因素”时，部分被调查者进行了自主填答，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五类：收入与购买力、社会公正、陌生社会中的排斥与歧视、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教育不公平等。
城市融入和公民权利实现超过与亲人、朋友的关系，成为尊严感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引起特别重视。这首先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从“改善生活”向“追求梦想”的转变，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生活，谋求更好发展，希望未来在城市拥有稳定的家庭，让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权利意识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不仅在劳动权益的维护方面有较高的诉求，还希望获得更多的途径和机会参与社会活动。他们对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和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相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且认为这些权利的实现与尊严感的获得密切相关。
作为城市建设、产业发展的主力军，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工作、生活的尊严感究竟如何？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特别策划组织了“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大型调查活动，从就业状况、在城市的生活融入情况、与亲人朋友的关系、公民权利实现等方面全方位地了解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和尊严感受。调查共回收有效问卷2278份，调查地点分布在全国东中西部，还纳入了在三线城市和一些小城镇打工的农民工群体，覆盖的农民工户籍包括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本次调查中，被访者对影响尊严感的因素做了排序。他们认为影响尊严感的首要因素是工作情况（39.8%），职业发展仍然是他们最具梦想和期待的。排在第二、第三、第四位的依次是公民权利的实现，在城市中的生活、融入情况，与亲人、朋友的关系。
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尊严感的首要因素
——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年龄提前，工作趋于稳定；半数通过老乡朋友介绍求职就业；超七成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劳动强度大；工作满意度一般，工资待遇低和发展前景不明是拉低满意度的主要因素。
本次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参加工作的平均年限接近6年（5.96年），64.1%的被访者外出打工时间不超过6年。不难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经历刚刚开始，满怀热情理想，在职业发展上仍存在较大变数。
结合调查样本平均年龄26.8岁，可以推断新生代农民工初次外出务工的年龄在20岁左右，这与传统农民工初次务工的平均年龄26岁（全国总工会调查数据）有大幅度的提前。本次调查中16至20岁的被访者比例达到10.1%，这些重要的年龄特征意味着更多的新生代农民工一离开初中或高中校门就走上了外出务工的道路，普遍缺少农业劳动的经历。
被访者大多做过2至3份（平均2.8份）工作。新生代农民工更换工作的频率不太高，76%换过1至4次，整体就业状况比较稳定。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较低，与城里人地位差距的感受强烈。
本次调查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状况进行了语句量表测试，发现他们在积极融入城市的过程中陷入一种矛盾困扰。一方面，他们表示已经比较“习惯城里的生活”（3.66分），还表达了比较强烈的城市融入的热望，“愿意参加社区活动”（3.56分），“希望能在城里生活”（3.67分）。但是同时，他们不太认同“我跟城里人地位一样高”（2.98分）。
这实际上是新生代农民工边缘性的体现，受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与自身文化、技能的制约，他们在城市中难以获得稳定、高收入的工作，也很难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
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融入情况
——近半数被访者进城务工后独自一人或与工友居住，与配偶住在一起的比例仅有23.9%，情感孤独现象严重。
新生代农民工进城务工后的居住情况也是他们面临的主要困惑，与亲人朋友相隔两地，造成的心理失衡、情感孤独非常严重。本次调查中，近半数的被访者表示进城务工后独自一人居住，或与工友居住。与配偶和孩子居住的比例只有23.9%和12.0%。其中的情感缺失及深层次问题非常需要全社会的关爱和照顾。
——新生代农民工比较认可城市的治安环境和医疗，教育、社会活动的参与、政府就业扶助和政治参与等方面的满意度偏低。
新生代农民工对于享受与城里人均等的公共服务，感受比较正面，总平均分达到3.3分。具体的，他们最认可城市的治安环境和医疗，对“治安环境好”和“看病方便”的打分分别达到3.5分和3.4分。
但是孩子的教育、社会活动的参与和政府就业信息提供、政治参与等方面的认可程度一般。如何制定可行的政策，帮助改善农民工子女教育，扶助就业，给予更多的政治参与和社会活动的机会，需要更好的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享受与城市居民均等公共服务的认可度
此外，在回答“其他影响你尊严感的因素”时，部分被调查者进行了自主填答，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五类：收入与购买力、社会公正、陌生社会中的排斥与歧视、熟人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教育不公平等。
城市融入和公民权利实现超过与亲人、朋友的关系，成为尊严感的重要影响因素，需要引起特别重视。这首先标志着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动机从“改善生活”向“追求梦想”的转变，他们希望融入城市生活，谋求更好发展，希望未来在城市拥有稳定的家庭，让子女受到良好的教育。
其次，新生代农民工的公民权利意识也有了大幅度提高，不仅在劳动权益的维护方面有较高的诉求，还希望获得更多的途径和机会参与社会活动。他们对平等的就业权、劳动和社会保障权、教育和发展权、政治参与权、话语表达权和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权，相比父辈有更高的期待，并且认为这些权利的实现与尊严感的获得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