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回流:哪个地区焕发活力就加速流向哪里

2011年07月19日
南方日报讯 上世纪90年代,四川成都金堂县高板镇职介所的所长张庭福一直为打工者服务,为跑全国的劳务市场,他每年坐火车的里程多达近20万公里。

10年后,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去年12月,金堂县劳动保障局驻粤就业社保服务站站长李兴清,陪同金堂县委、县政府领导,一起去看望在东莞的金堂籍务工人员。金堂县领导向每一位农民工发了一封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发出的信,热情地邀请在外务工人员回家乡创业就业。

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2004年民工荒背后是回流

2002年,全国的就业形势都很严峻,新增加劳动力的就业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相互交织。当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下发。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找工作更加艰难。

但在不经意间,2002年和2003年,内地经济早于人们的直觉出现了高速增长,并吸引了大量就业。

比如,在农民工输出大省四川,2003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达1389.8万人,其中省内转移的劳动力为727.4万人,占转移人数的52.3%。这些选择在本省务工的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曾经在沿海地区打过工的,现在,他们又回到四川。

2004年有一件大事。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高声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人大代表们掌声雷动——— 一个在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

加之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现,并稀释了中国的“人口红利”,2004年成为很多专家眼中农民工流动的“拐点”。

几年后,不惑之年的金堂人黄敏通过自己的奋斗,当上了厚街一家酒店的后勤部经理,他在招人时也明显感受到了这一变化。“我刚当经理时,酒店招聘100名服务员,每人10元钱的填表费,最后竟然收了几万块,你想想应聘的人有多少,但2004年之后,前来应聘的人越来越少。”

与此对比的是,内地很多城市出现了大量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南方日报记者查阅发现,2003年,河南信阳市有1万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办厂经商;江西萍乡市外出打工回乡创业者有22884户,占全市个体私营企业总数的70%左右;而在湖北省谷城、通城等地也相继建成了“返乡创业一条街”。

“输出工程”变“回引工程”

2005年经历过“民工荒”后,珠三角及东部沿海开始了新一轮的涨工资,吸引了大量农民工继续净流出,但好景不长,到2006年,第二次大规模内流再次出现。

10年农民工流向表明,每当哪个地区焕发活力,劳动力就会加速流向哪里,像是一场拉锯战。20年前,农民工将东莞厚街和成都金堂县——— 两个遍地农地和丘陵、相距2000公里的农村——— 紧连起来,两地如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世纪以后,素有“打工第一县”的成都金堂也焕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每个乡镇都有创业街,县城里建起了工业园,2007年隆盛镇川富鞋厂开业,15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南下东莞厚街打工的肖春凤,因需要照顾小孩而返乡,由于有管理经验,她被鞋厂请了回去,之后的两年时间,鞋厂招收了100多名返乡的农民工。

在几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金堂县山丘面积占90%,人均耕地不足8分,农村人口74万,是成都市的农业人口大县。1985年11月,金堂县竹篙区区委书记沈有春等南下广东,为从未出过远门的60名农家子弟找到了岗位。第二年,金堂外出打工者增加到800名,每次出去都要放鞭炮。

至2003年,17.4万外出劳务人员比1985年增收7.52亿元。金堂县劳动保障局局长李玉明说,那个时候劳务输出始终是党委、政府最重要的议事日程,政府内部流传一句话,叫“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班子换,领导变,劳务开发工作不断线”。

但由于经济活力焕发,2005年李玉明和各乡镇劳动部门同事的工作内容,陡然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外输送变成了“回引工程”。

这10年里,中西部地区最具经济活力的还是距金堂县几百公里外的山城重庆。

人口接近3200万的重庆,曾经以“农民城”著称,总人口中至少有超过3/4的人口是农民,成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在重庆的人口中,目前大概有四成、约850万农民都外出打工,超过全市总人口1/4,但2006年以后,本地劳动力市场开始捉襟见肘。

重庆开县人易炳绪20年前在东莞一家电子厂从搬运工做起,技术员,再到组长,直到经理,1996年开始创业。前年,在广东当老板的他回到重庆市,最大的感慨是“不认识了”。

在他的老家开县,县长李应兰早就公开宣布,政府将对促使劳动力返乡的经纪人按每人100元给予奖励,并对愿意返乡的务工人员报销路费。返家探亲的易炳绪决定,立即回开县建分厂,将东莞的订单分流到开县工业园。

而从2009年惠普和富士康决定落户开县,IT代工就一跃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吞噬”机器,仅富士康一家用工人数就可再造一个小县城。相反,沿海生产线开工“吃不饱”,订单开始流失,很多工厂内迁。

“把输出农民工作为功劳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重庆市长黄奇帆在一次会上对各个区县领导说,现在要做的不是把农民工输出去,而是留下来。

重庆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缩影,而这极大地改变了农民工迁徙的路线图。

金融危机造成民工大迁徙

2008年10月16日,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 合俊集团旗下在东莞樟木头的两家工厂,合俊玩具厂和俊领玩具厂同时宣布倒闭。金融危机的风暴由大洋彼岸席卷到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加工企业。

早在这之前的一个月,金堂县劳动局从农民工返乡情况调查统计月报表中,就发现了人员流动的异常,“往年这个时候是出去,而不是回来。”金堂县劳动局劳务科科长陈华明回忆。

李玉明说,在2008年年底他做过一项统计,返乡的农民工有1.8万人,占到总数的10%。彼时,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对全省情况也进行了摸底调查,接近100万的农民工因金融危机返乡,从事行业人数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建筑业、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

“当时真的是忧心忡忡,政府确实要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有相当大的压力。”李玉明说,转过年后,金堂县回乡农民工还留在农村的人数是31573人,“笼统地说是回来了5万,走了两万,还剩3万。”

2009年,金堂县政府制定了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以上的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数额达到了100个亿,吸纳了返乡工作的农民工。成都市政府拨出了7500万元款项,一次性向包括返乡农民工在内的人员每人发放500元就业培训券。

李玉明说,这两年的工作几乎全部围绕着促进农民工当地就业。

■样本意义

巴蜀大地·民工回流


从1990年代中后期农民工返乡创业算起,农民工回流迁徙已经10多年了。2004年,“民工荒”一词开始进入国人视野,直到金融危机下的大迁徙。

农民工的回流向世人昭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而是越来越有限的供应。当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扩散时,去沿海还是留内地,习惯漂泊异乡的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

本期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我们将目光投向既是农民工输出大地,也是回流最具代表性的巴蜀大地。

■农民工史话

2004年出现全国性“民工荒”


第一次人口向内地的回流发生在2002—2003年间。“民工荒”这个词汇开始进入国人视野,2004年出现全国性“民工荒”,并且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外来人口开始明显下降。

第二次的明显回流,发生在2005—2006年。这一年,四川省一下就增加了800万人口。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当年全国取消农业税等,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在农村生活的成本下降。此外,内地经济因沿海产业转移和快速城市化而高速增长,内地工资也开始明显上涨,内地工资吸引力增强,由于离家近、照顾家庭方便等原因,农民工开始大量回流。

自此,农民工回流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但增加的幅度并不是很大。2008年后,沿海发达地区外来人口总量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发达地区的新增劳动力吸纳能力在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调查,受金融危机影响,截至2008年12月31日,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返回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62.4%、16.1%和21.3%。回流农民工多为在珠三角、长三角、内地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务工人员,农民工流向越来越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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