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讯 上世纪90年代，四川成都金堂县高板镇职介所的所长张庭福一直为打工者服务，为跑全国的劳务市场，他每年坐火车的里程多达近20万公里。
10年后，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去年12月，金堂县劳动保障局驻粤就业社保服务站站长李兴清，陪同金堂县委、县政府领导，一起去看望在东莞的金堂籍务工人员。金堂县领导向每一位农民工发了一封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发出的信，热情地邀请在外务工人员回家乡创业就业。
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2004年民工荒背后是回流
2002年，全国的就业形势都很严峻，新增加劳动力的就业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相互交织。当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下发。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找工作更加艰难。
但在不经意间，2002年和2003年，内地经济早于人们的直觉出现了高速增长，并吸引了大量就业。
比如，在农民工输出大省四川，2003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达1389.8万人，其中省内转移的劳动力为727.4万人，占转移人数的52.3%。这些选择在本省务工的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曾经在沿海地区打过工的，现在，他们又回到四川。
2004年有一件大事。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高声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人大代表们掌声雷动——— 一个在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
加之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现，并稀释了中国的“人口红利”，2004年成为很多专家眼中农民工流动的“拐点”。
几年后，不惑之年的金堂人黄敏通过自己的奋斗，当上了厚街一家酒店的后勤部经理，他在招人时也明显感受到了这一变化。“我刚当经理时，酒店招聘100名服务员，每人10元钱的填表费，最后竟然收了几万块，你想想应聘的人有多少，但2004年之后，前来应聘的人越来越少。”
与此对比的是，内地很多城市出现了大量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南方日报记者查阅发现，2003年，河南信阳市有1万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办厂经商；江西萍乡市外出打工回乡创业者有22884户，占全市个体私营企业总数的70%左右；而在湖北省谷城、通城等地也相继建成了“返乡创业一条街”。
“输出工程”变“回引工程”
2005年经历过“民工荒”后，珠三角及东部沿海开始了新一轮的涨工资，吸引了大量农民工继续净流出，但好景不长，到2006年，第二次大规模内流再次出现。
10年农民工流向表明，每当哪个地区焕发活力，劳动力就会加速流向哪里，像是一场拉锯战。20年前，农民工将东莞厚街和成都金堂县——— 两个遍地农地和丘陵、相距2000公里的农村——— 紧连起来，两地如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世纪以后，素有“打工第一县”的成都金堂也焕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每个乡镇都有创业街，县城里建起了工业园，2007年隆盛镇川富鞋厂开业，15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南下东莞厚街打工的肖春凤，因需要照顾小孩而返乡，由于有管理经验，她被鞋厂请了回去，之后的两年时间，鞋厂招收了100多名返乡的农民工。
在几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金堂县山丘面积占90%，人均耕地不足8分，农村人口74万，是成都市的农业人口大县。1985年11月，金堂县竹篙区区委书记沈有春等南下广东，为从未出过远门的60名农家子弟找到了岗位。第二年，金堂外出打工者增加到800名，每次出去都要放鞭炮。
至2003年，17.4万外出劳务人员比1985年增收7.52亿元。金堂县劳动保障局局长李玉明说，那个时候劳务输出始终是党委、政府最重要的议事日程，政府内部流传一句话，叫“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班子换，领导变，劳务开发工作不断线”。
但由于经济活力焕发，2005年李玉明和各乡镇劳动部门同事的工作内容，陡然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外输送变成了“回引工程”。
这10年里，中西部地区最具经济活力的还是距金堂县几百公里外的山城重庆。
人口接近3200万的重庆，曾经以“农民城”著称，总人口中至少有超过3/4的人口是农民，成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在重庆的人口中，目前大概有四成、约850万农民都外出打工，超过全市总人口1/4，但2006年以后，本地劳动力市场开始捉襟见肘。
重庆开县人易炳绪20年前在东莞一家电子厂从搬运工做起，技术员，再到组长，直到经理，1996年开始创业。前年，在广东当老板的他回到重庆市，最大的感慨是“不认识了”。
在他的老家开县，县长李应兰早就公开宣布，政府将对促使劳动力返乡的经纪人按每人100元给予奖励，并对愿意返乡的务工人员报销路费。返家探亲的易炳绪决定，立即回开县建分厂，将东莞的订单分流到开县工业园。
而从2009年惠普和富士康决定落户开县，IT代工就一跃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吞噬”机器，仅富士康一家用工人数就可再造一个小县城。相反，沿海生产线开工“吃不饱”，订单开始流失，很多工厂内迁。
“把输出农民工作为功劳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重庆市长黄奇帆在一次会上对各个区县领导说，现在要做的不是把农民工输出去，而是留下来。
重庆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缩影，而这极大地改变了农民工迁徙的路线图。
金融危机造成民工大迁徙
2008年10月16日，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 合俊集团旗下在东莞樟木头的两家工厂，合俊玩具厂和俊领玩具厂同时宣布倒闭。金融危机的风暴由大洋彼岸席卷到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加工企业。
早在这之前的一个月，金堂县劳动局从农民工返乡情况调查统计月报表中，就发现了人员流动的异常，“往年这个时候是出去，而不是回来。”金堂县劳动局劳务科科长陈华明回忆。
李玉明说，在2008年年底他做过一项统计，返乡的农民工有1.8万人，占到总数的10%。彼时，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对全省情况也进行了摸底调查，接近100万的农民工因金融危机返乡，从事行业人数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建筑业、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
“当时真的是忧心忡忡，政府确实要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有相当大的压力。”李玉明说，转过年后，金堂县回乡农民工还留在农村的人数是31573人，“笼统地说是回来了5万，走了两万，还剩3万。”
2009年，金堂县政府制定了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以上的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数额达到了100个亿，吸纳了返乡工作的农民工。成都市政府拨出了7500万元款项，一次性向包括返乡农民工在内的人员每人发放500元就业培训券。
李玉明说，这两年的工作几乎全部围绕着促进农民工当地就业。
■样本意义
巴蜀大地·民工回流
从1990年代中后期农民工返乡创业算起，农民工回流迁徙已经10多年了。2004年，“民工荒”一词开始进入国人视野，直到金融危机下的大迁徙。
农民工的回流向世人昭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而是越来越有限的供应。当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扩散时，去沿海还是留内地，习惯漂泊异乡的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
本期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我们将目光投向既是农民工输出大地，也是回流最具代表性的巴蜀大地。
■农民工史话
2004年出现全国性“民工荒”
第一次人口向内地的回流发生在2002—2003年间。“民工荒”这个词汇开始进入国人视野，2004年出现全国性“民工荒”，并且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外来人口开始明显下降。
第二次的明显回流，发生在2005—2006年。这一年，四川省一下就增加了800万人口。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当年全国取消农业税等，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在农村生活的成本下降。此外，内地经济因沿海产业转移和快速城市化而高速增长，内地工资也开始明显上涨，内地工资吸引力增强，由于离家近、照顾家庭方便等原因，农民工开始大量回流。
自此，农民工回流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但增加的幅度并不是很大。2008年后，沿海发达地区外来人口总量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发达地区的新增劳动力吸纳能力在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调查，受金融危机影响，截至2008年12月31日，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返回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62.4%、16.1%和21.3%。回流农民工多为在珠三角、长三角、内地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务工人员，农民工流向越来越多元。
10年后，这一切都成为过去。去年12月，金堂县劳动保障局驻粤就业社保服务站站长李兴清，陪同金堂县委、县政府领导，一起去看望在东莞的金堂籍务工人员。金堂县领导向每一位农民工发了一封以县委、县政府名义发出的信，热情地邀请在外务工人员回家乡创业就业。
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翻开了新的篇章。
2004年民工荒背后是回流
2002年，全国的就业形势都很严峻，新增加劳动力的就业与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相互交织。当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工作的通知》下发。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找工作更加艰难。
但在不经意间，2002年和2003年，内地经济早于人们的直觉出现了高速增长，并吸引了大量就业。
比如，在农民工输出大省四川，2003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数量达1389.8万人，其中省内转移的劳动力为727.4万人，占转移人数的52.3%。这些选择在本省务工的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曾经在沿海地区打过工的，现在，他们又回到四川。
2004年有一件大事。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上高声宣布，5年内取消农业税，人大代表们掌声雷动——— 一个在我国存在两千多年的古老税种宣告终结。
加之计划生育政策效果显现，并稀释了中国的“人口红利”，2004年成为很多专家眼中农民工流动的“拐点”。
几年后，不惑之年的金堂人黄敏通过自己的奋斗，当上了厚街一家酒店的后勤部经理，他在招人时也明显感受到了这一变化。“我刚当经理时，酒店招聘100名服务员，每人10元钱的填表费，最后竟然收了几万块，你想想应聘的人有多少，但2004年之后，前来应聘的人越来越少。”
与此对比的是，内地很多城市出现了大量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南方日报记者查阅发现，2003年，河南信阳市有1万多名外出务工人员回乡办厂经商；江西萍乡市外出打工回乡创业者有22884户，占全市个体私营企业总数的70%左右；而在湖北省谷城、通城等地也相继建成了“返乡创业一条街”。
“输出工程”变“回引工程”
2005年经历过“民工荒”后，珠三角及东部沿海开始了新一轮的涨工资，吸引了大量农民工继续净流出，但好景不长，到2006年，第二次大规模内流再次出现。
10年农民工流向表明，每当哪个地区焕发活力，劳动力就会加速流向哪里，像是一场拉锯战。20年前，农民工将东莞厚街和成都金堂县——— 两个遍地农地和丘陵、相距2000公里的农村——— 紧连起来，两地如今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新世纪以后，素有“打工第一县”的成都金堂也焕发出巨大的经济活力。每个乡镇都有创业街，县城里建起了工业园，2007年隆盛镇川富鞋厂开业，15岁初中还没毕业就南下东莞厚街打工的肖春凤，因需要照顾小孩而返乡，由于有管理经验，她被鞋厂请了回去，之后的两年时间，鞋厂招收了100多名返乡的农民工。
在几年前，这是不可想象的。金堂县山丘面积占90%，人均耕地不足8分，农村人口74万，是成都市的农业人口大县。1985年11月，金堂县竹篙区区委书记沈有春等南下广东，为从未出过远门的60名农家子弟找到了岗位。第二年，金堂外出打工者增加到800名，每次出去都要放鞭炮。
至2003年，17.4万外出劳务人员比1985年增收7.52亿元。金堂县劳动保障局局长李玉明说，那个时候劳务输出始终是党委、政府最重要的议事日程，政府内部流传一句话，叫“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班子换，领导变，劳务开发工作不断线”。
但由于经济活力焕发，2005年李玉明和各乡镇劳动部门同事的工作内容，陡然发生了很大变化——— 对外输送变成了“回引工程”。
这10年里，中西部地区最具经济活力的还是距金堂县几百公里外的山城重庆。
人口接近3200万的重庆，曾经以“农民城”著称，总人口中至少有超过3/4的人口是农民，成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蓄水池。在重庆的人口中，目前大概有四成、约850万农民都外出打工，超过全市总人口1/4，但2006年以后，本地劳动力市场开始捉襟见肘。
重庆开县人易炳绪20年前在东莞一家电子厂从搬运工做起，技术员，再到组长，直到经理，1996年开始创业。前年，在广东当老板的他回到重庆市，最大的感慨是“不认识了”。
在他的老家开县，县长李应兰早就公开宣布，政府将对促使劳动力返乡的经纪人按每人100元给予奖励，并对愿意返乡的务工人员报销路费。返家探亲的易炳绪决定，立即回开县建分厂，将东莞的订单分流到开县工业园。
而从2009年惠普和富士康决定落户开县，IT代工就一跃而成为一个巨大的劳动力“吞噬”机器，仅富士康一家用工人数就可再造一个小县城。相反，沿海生产线开工“吃不饱”，订单开始流失，很多工厂内迁。
“把输出农民工作为功劳的时代已经彻底过去了。”重庆市长黄奇帆在一次会上对各个区县领导说，现在要做的不是把农民工输出去，而是留下来。
重庆成为中西部地区经济迅速发展的缩影，而这极大地改变了农民工迁徙的路线图。
金融危机造成民工大迁徙
2008年10月16日，全球最大玩具代工商之一——— 合俊集团旗下在东莞樟木头的两家工厂，合俊玩具厂和俊领玩具厂同时宣布倒闭。金融危机的风暴由大洋彼岸席卷到了珠三角和长三角的加工企业。
早在这之前的一个月，金堂县劳动局从农民工返乡情况调查统计月报表中，就发现了人员流动的异常，“往年这个时候是出去，而不是回来。”金堂县劳动局劳务科科长陈华明回忆。
李玉明说，在2008年年底他做过一项统计，返乡的农民工有1.8万人，占到总数的10%。彼时，四川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对全省情况也进行了摸底调查，接近100万的农民工因金融危机返乡，从事行业人数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建筑业、加工制造业和服务业。
“当时真的是忧心忡忡，政府确实要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来满足他们的需求，有相当大的压力。”李玉明说，转过年后，金堂县回乡农民工还留在农村的人数是31573人，“笼统地说是回来了5万，走了两万，还剩3万。”
2009年，金堂县政府制定了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以上的经济增长的目标，而作为“三驾马车”之一的投资数额达到了100个亿，吸纳了返乡工作的农民工。成都市政府拨出了7500万元款项，一次性向包括返乡农民工在内的人员每人发放500元就业培训券。
李玉明说，这两年的工作几乎全部围绕着促进农民工当地就业。
■样本意义
巴蜀大地·民工回流
从1990年代中后期农民工返乡创业算起，农民工回流迁徙已经10多年了。2004年，“民工荒”一词开始进入国人视野，直到金融危机下的大迁徙。
农民工的回流向世人昭示，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而是越来越有限的供应。当中国经济增长全面扩散时，去沿海还是留内地，习惯漂泊异乡的农民工开始用脚投票。
本期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我们将目光投向既是农民工输出大地，也是回流最具代表性的巴蜀大地。
■农民工史话
2004年出现全国性“民工荒”
第一次人口向内地的回流发生在2002—2003年间。“民工荒”这个词汇开始进入国人视野，2004年出现全国性“民工荒”，并且愈演愈烈。与此同时，珠三角、长三角等发达地区，外来人口开始明显下降。
第二次的明显回流，发生在2005—2006年。这一年，四川省一下就增加了800万人口。这一状况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当年全国取消农业税等，农民负担大大减轻，在农村生活的成本下降。此外，内地经济因沿海产业转移和快速城市化而高速增长，内地工资也开始明显上涨，内地工资吸引力增强，由于离家近、照顾家庭方便等原因，农民工开始大量回流。
自此，农民工回流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但增加的幅度并不是很大。2008年后，沿海发达地区外来人口总量基本持平或略有下降，发达地区的新增劳动力吸纳能力在下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监测调查，受金融危机影响，截至2008年12月31日，从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返回的农民工比例分别为62.4%、16.1%和21.3%。回流农民工多为在珠三角、长三角、内地其他经济发达地区的务工人员，农民工流向越来越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