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七塔上初识郑州
经过十四个小时的颠簸，5月1日上午9点，我们一行五人终於踏上了郑州的土地。劳动节的郑州阳光明媚，气候宜人，商家的促销活动在喧闹地进行著，街上有很多残疾行乞。刚下火车，我们首先参观了离火车站不远的二七纪念塔。登上二七塔，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史料历历在目，那一幅幅图片、一行行文字和一件件实物无声地陈列著，向人们描述那段历史。和我们一同参观的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和一个大概六七岁的小姑娘，小姑娘在母亲的引导下朗读墙上刊登在一份当年
刊物的诗：“军阀手上的铁，工人颈上的，头可断，肢可裂，革命的精神不可灭！”不知道小姑娘是否读懂了其中含义，从那一件件历史文物中，我们感受到了当年的惊心动魄。
二. 感受工人文化宫里的突变
放下包裹后，没有来得及拂去旅途的疲惫，我们便直赴河南省工人劳动文化宫。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一种景象：这里人很多，一群群老人正围在一起打牌、下棋，还有在听唱戏的，一派祥和的节日气氛。因自己以前对工人及其生活所知甚少，当展现在面前的是一摊一摊的对弈者、喧闹的打牌人、以及簇拥於戏摊子前的人群时，我们几乎惊愕了，无法形容自己内心的感受，也许这派欣欣向荣与自己脑海中那尖锐的矛盾实在难以连接在一起吧。我们五个年轻人的闯入似乎让人觉得有些不协调，虽然我们有意彼此拉开距离，但一眼就能看出是一起的。本以为在这样休闲的场景自己该不属於另类，可当我们想融入其中的任何一小群人，听听他们在聊什么时，却遭到了意外的排挤。我们的一个组员这样描述她当时的感受（几乎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当我在一个牌局外加入观众中时，旁边的一个中年人先是一回头，然后用打量的眼光从头到脚扫一遍，最后扭过头，再将讯息传递给下一个人。就这样，直到人群中的每一个人都时不时地用异样的目光看著你，反覆几次，我有点受不了了，有一种被灼灼的目光穿透的感觉。我开始后悔自己的白衣服在灰蓝色中的显眼，后悔自己的牛仔裤这样的异样，甚至於怪罪自己为何长了这样一张年轻的脸，一种无法融入人民的感觉越来越强烈地压抑著我，无所适从地徘徊於人群中，看到那众多工人朴实的面孔亲切地交谈，我真正感觉到了什么叫可悲。我们在里边转了几圈，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有的同志甚至提出走了，或者到工厂去看一看。於是我们组长大胆地去和一个老人攀谈了起来，我们终於有机会去接近工人们。听说我们是大学生，大家都纷纷离开牌桌和棋盘围过来，人越来越多，他们仿佛找到了倾诉的对象，争先恐后地向我们讲述自己的心声，最后竟形成了我们每个人都分别被团团工人围成了一个圈子的局势。一片安详的态势在顷刻之间激起千层浪，形势的变化如此之快让我们感到吃惊。在晚上的小组讨论中，有个同志用“犹如在汽油库里点一个火星似一触即发”来形容当时的形势变换。这反映了事情的严重性与矛盾的激化程度。在每一个圈子里，都有一两个老人在给我们讲，其他人便很信任地也都静下来听，到精辟之处便鼓掌或连声叫好。通过交谈我们了解到这里大多数老人都是下岗或退休的老工人，也有一些离退休干部。他们来这里下棋打牌、休闲娱乐、更多的是谈论国家大事和大政方针，谈论他们对现实的批判，谈论郑州市国有企业改革和工人的境况与斗争，通报自己厂子的近况，排解对社会现状的不满。这里的年轻人和中年人很少，老人告诉我们，因为年轻人为了生计还得四处奔波，所以来这里的机会相对比较少。老人告诉我们，这里每天的讨论都和今天一样热烈，有时也有很激烈的辩论。工人和我们的交谈很融洽。我们谈到了郑州市工人失业问题和国企改革中的私营企业主勾结当地政府对国营企业进行欺诈兼并的问题。他们将这些问题的根源归因於李鹏总理所提出的“双轨制”，国家进行国企改革使得一部份工人下岗，也使不少的工人丧失了基本的生活保障。老工人们反对国有企业改革中把工厂的国有资产变卖或者拱手送给私人老板的做法，他们不能接受自己为之奉献了一辈子的工厂被分解。这里的工人有一个共同点，普遍怀念毛泽东时代，怀念计划经济体制，推崇毛泽东思想。他们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工人是国家的主人，而现在却成了弱势群体。他们认为国家让农民工自由流动形成了盲流，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有很多人到了城里也根本找不到工作，国家应该有计划地宏观调控。他们还向我们讲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的败坏
，他们怀疑现在的法制，用他们的经历来说明现在的法制没有主持公道，没有为他们做主。人群中不时传来呼应声，说到高潮之处，有的工人竟从人群中走出拉著我们详述情形，那种感觉就像自己是能为他们说句公道话的人。不知不觉中下起了雨，可人群没有动。大家仿佛都忽视了天气的变化，站在雨中非常投入地谈论著这一切，场面极其热烈。下面是我们一个组员的经历和感受：看到雨水顺著那位师傅的额头流下，我才忽然发现自己的头上多了一把伞。一回头才知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太太在远远地为我擎著伞。在那一刻，我几乎有点呆了，我何德何能值得这样一位老人为我撑伞，我才是最应该被雨浇的人。在这样一个社会里，俨然关心社会、关心工人的学生、干部太少了，以致於他们会拿出自己最真的最好的东西来对待你，可这原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竟成了稀罕之举，这当是社会的悲哀呀！当听说我们是大学生时，一位三十五岁的工人就慷慨激昂地说：“当年六四，我们承认是我们工人的错，当时你们跪在天安门前，可我们从你们身边绕过去去工厂上班，那时是我们觉悟低，你们有先见之明啊。现在不一样了，现我们都明白了，只要你们叫我们起来，只要有你们带头儿，我们一定起来！”无论这话里是否包含了夸张与片面，无论这话对与错，但它都反应出一个角度，一个工人们所不能忍受的底线。在整个过程中，我们偶尔提提问题，大部份时间都是在倾听。老工人们的话语告诉了我们：他们不相信市场经济，他们不相信“高薪”能“养廉”，他们不信任现在的法制，他们不相信“江大哥”，他们只相信自己。工人们的理论分析能力和讲解能力之高是我们以前没有想到的。他们的话和他们所描述的经历与现实让以前一直处在一片歌舞升平环境中的我们感到震惊。我们以前在重庆、北京这些大直辖市时看到的都是一片国泰民安、欣欣向荣的景象，身在大学校园里接触到的主流媒体所报导和宣传的也都是一派繁荣和一片光明，每个人都在做著比尔盖茨式的成功梦，没能想象在河南郑州众多的国企居然面临著严酷的形势，这里工人的生活保障到了如何低下的程度，这里的社会矛盾达到了如此激烈的地步。
三. 倾听造纸厂的诉说
为了了解更详细的情况和直接材料，我们5月3日上午到郑州造纸厂做实地调查。一路上我们见到了很多工厂，从它们那几乎一个模式的已带陈旧的朱红大门和依稀可见的“勤俭建国，力争上游”之类的标语，我们可以想像出他们当年的辉煌和为国家所做的贡献，但是如今都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经过十几个工厂的大门，竟然没有发现一丝欢庆劳动节的气氛，我们不禁感慨这到底是谁的劳动节啊！几经周折我们找到了造纸厂的大门，大门紧锁著，也没有见到厂牌。经过确认是造纸厂后我们便从侧门径直往里走，门卫叫住了我们，不管我们怎么解释都坚决不让我们进去。於是我们来到了造纸厂的家属院。跟造纸厂的工人交谈，询问造纸厂的情况和他们的生活境况。我们了解到了现在工厂主要由工会负责，於是想办法找到了造纸厂工会主席刘玉蕊的家里。刘玉蕊是一位四十岁左右的中年女士，她给我们的第一感觉是非常干练，为了整理厂里的财务，她这两天正在加班工作。我们说明身份和来意后，她首先就跟我们说：“现在是在跟资本家作斗争，工人的处境很艰难啊。”从她那里我们得知，五一节那天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也来过。当知道我们都是党员时，刘玉蕊说：“我不是党员，有些党员比普通工人的觉悟还低。”从她的话语中，我们也感受到了党员在工人中的形像与地位。刘玉蕊很信任我们，热情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到厂里去跟我们座谈，向我们详细介绍了造纸厂被欺诈兼并的大概过程：郑州市造纸厂建於1958年，原来属於国有中一型企业，有职工1100多人，以前效益不错。1995年由於环保考虑实行政策性停产，职工集体下岗。从1995年到1997年，职工没有领到一分钱工资，过年的时候政府给职工发140元还被厂长扣下40元。但从1995年至1998年8月，工人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1995年新厂长程文奎上任，说要发展第三产业，把工厂的设备租赁所得的十七、八万元挥霍一空。1997年10月，自称是河南省口岸办下属的一家国有企业的河南丰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郑州市政府和造纸厂厂长提交了一份可行性报告，准备对造纸厂实施兼并。丰华公司承诺：
（1） 建国家级铝钛钴工厂；
（2） 承包俄罗斯航空运输包装；
（3） 建国家级保税仓库；
（4） 把造纸厂的全部生产线恢复；
（5） 造纸厂职工全员安排工作，待遇翻番，包统筹和养老，以前造纸厂所拖欠的工 资全部予以补发。
丰华公司领著造纸厂的职工去参观他们的企业（后来才知道那其实是他朋友的企业），兼并的前一天给职工每人发了一袋50斤的面粉。第二天开会，职工全部举手通过，同意兼并。兼并后，丰华公司组织了一部份职工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上岗培训。但是问题就开始出来了：培训完后无岗可上。1998年至1999年，丰华公司把造纸厂的机修车间约200万的国有资产以仅仅不到二十万的价钱变卖出去。原厂长程文奎当上了丰华公司总经理，拿著3000元的月工资以及小车、别墅，不管工厂的前途。兼并后，丰华公司仅仅兑现了当初承诺的一少部份，给职工发了两个月170元的工资。但这远低於郑州市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235元。刘玉蕊说，以前污染主要是纸浆车间，如果买成品浆，污染度肯定不会超过国家标准。但是把机修车间变卖出去后就意味著造纸厂将不能生产了。职工反应了情况，提出了很多好的建议，但是丰华公司不予理睬，却准备把工人撵向社会。刘玉蕊早在1993年就第一批下岗了，此后她自己开企业，办书店，效益挺不错。因为刘女士能力强而又为人善良，从1995年至1999年，工人们一直请她回到工厂为带领大家主持正义。工人们对她说：“刘玉蕊，你救急救不了穷啊。为了我们工人，出来吧。”她跟我们说自己去买菜时老看到造纸厂的工人在捡菜叶，心里很不是滋味。於是，在工人们的一再要求下，刘玉蕊把自己的厂子交给自己的妹妹，把资产三万元的书店以一万元价格转手给同学后，於1999年9月下旬出来了。她对她的同学说：“为了生存，来不了了，闹革命去。”她出来带领大家团结一致往上反映情况，上访。刘玉蕊说，他们一开始就说好一不堵马路，二不打砸抢，只是要保护国有财产。
1999年10月，丰华公司提出战略方针：40岁以上的职工由丰华公司代管档案，而统筹则到政府统筹办交，工人自己负担70%，丰华公司承担30%，给工人十天办理手续时间。结果工人都没有来办理，到第十天，所有工人全部来到工厂，把丰华公司赶出造纸厂。这是造纸厂工人与丰华公司的第一次正面冲突。在政府出面保证的情况下，工人退让了。此后的一年里，工人到处上访都毫无结果。
2000年6月7日，工人们再一次起来把丰华公司的人撵出工厂，关上大门。工人们自己成立了以副厂长李嘉庆为总指挥的七人领导机构。这样，工人们与丰华公司和政府僵持了两个月。8月7日，李嘉庆突然被秘密抓走。8月8日早上，刘玉蕊接到公安局的电话，说公安人员要到造纸厂来。因为此前公安人员也来过多次，人数几个到二三十个不等，所以刘玉蕊认为这一次和以前没什么大的区别，也就不太当回事。她当时正准备自己开一个饭店，所以稍微晚一些去上班。
当她骑著摩著车出家属院到工厂大门时，发现停著一辆黄河大客车，公安人员正在陆续从车上下来。当时工厂一天两班，那时候到厂里换班的只有十几个人。刘玉蕊感觉不对劲，便赶忙回去叫人。一个叫黄梦勤的工人知道后便敲著一个盘子到处叫到：“大家快来呀，警察来封我们厂了。”一些退休工人赶忙把工厂大门锁上。派出所的民警用三把大钳子绞门，工人们便抢他们的钳子不让他们绞。在此情况下，徐建华队长一声令下：“上！”无数公安人员准备翻门而入。工人们使劲摇门，不让他们进。刘玉蕊当时在门里边，见此情况，便让工人把门打开。四列纵队好几百人的警校学员开进厂里。此时工人们发现，外边的街道上，从西站到花园路已经没十米设一岗，进行戒严。四列纵队往里一分，中间隔出一条大道，郑州市政府秘书长李宪昭从车上下来往里走。工人们哭著跪著喊到：“我们有什么错？”上午9:00，来了四辆120急救车，警察开始抓人。丰华公司在门外指点，不分男女老少都抓走。人全部被送到郑上路小学临时看起来，到那里工人们才发现，原来郑上路小学已经被提前腾空。刘玉蕊和工厂的骨干大都在进门左手边办公楼的门口前的长凳子上坐著，因为楼里有丰华公司的大量“罪证”。10:00开始抓他们。一位姓张的老工人被拧住手，手肿得很厉害。抓李广全时，警察抓住头发甩在地上，四个人连抬带架塞到车上。刘州诚被架到车边，脸贴著地板塞到车上，脸肿了两个月，一个多月吃不了饭。抓刘玉蕊时，警察一声“还有你！”便拧送车上。周师傅是一位老工人，被掐著脖子塞到车上
。曹师傅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被往车上一推，刘玉蕊还来不及扶，便倒下，腰撞在椅子扶手上例子很多，细节就不一一介绍了。刘玉蕊说，抓人就像文革时一样，很惨！在给我们描述当时的情况时，刘玉蕊的脸上充满了凄惨的神情。被送到郑上路小学时，刘玉蕊和杨道章一同关在一个教室里，有十来个公安看著。一个胸前的牌号为689的警察冲著刘玉蕊喝道：“你叫什么名字？”刘：“你叫什么名字？你们凭什么抓我。”689：“你们这只是小事一桩，天安门事件那么大都被平息”刘：“你们来得太多了，只要几十个，用机关枪扫射就够了。”刘玉蕊站起来往外走，要去解手，由两个警察跟著。到外面，见到刘玉蕊在公安局工作的熟人，问道：“你怎么也来了？快回去，你打的回家！”跟在后面的两个警察不同意，但几经交涉，刘玉蕊终於被私下放了。刘玉蕊没有回家，回到厂里，见到工人们都在痛哭。下午又来了一批警察，都是白绑腿，拿著警棍。1000多名公安把丰华公司的“罪证”全部拿走。
8月9日又晕倒了四五个老工人。8月10日公安开出五人“黑名单”：
李嘉庆：总指挥。
刘玉蕊：1号盗窃犯（把工厂的土地证藏了起来）。
耿爱荣：2号盗窃犯（同上）。
王工：工人在他家开“黑会”。
杨道章：私刻公章（刻1028职工代表公章）。
此后再举行了兼并表决会，55个职工代表，4人赞成，50人反对，1人弃权（没到）。后来又发生了一些冲突，工人和警察僵持了一个星期，警察的人数逐渐减少：300，100，60。市政府派了一个工作组进驻工厂。在工作组的组织下，9月12日，工厂重新选举职工代表，9月16日产生了10人组成的工会委员会，刘玉蕊当选工会主席。因为10人委员里有5人在外面都有自己的企业或工作，所以后来又补充了5名女同志到工会委员会。刘玉蕊说，以前他们去上访，上
面都不相信他们。从此工人们有了自己的组织和正式身份，他们可以合情、合理、合法地与丰华公司斗了。因为李嘉庆和李广全还被关在监狱里，工会委员会便为了二人能早日出狱而天天辛勤工作，每个人都私奉献，全身心投入。李广全被关了四个多月就被放了出来。
2000年2月13日，法院开庭，以扰乱社会治安对李嘉庆提起公诉。当时下大雪，天气很冷。工人们把法院都挤满了，当李嘉庆出现时，大家高呼“李嘉庆万岁！”在狱中关了半年多，每天还干16小时活。大家发现李嘉庆头发长了，变瘦了，手都冻坏了。工人们买饭给他吃时他都拿不稳。因为害怕太多工人旁听，法院开了小庭，只让二十几个代表旁听。工人们请了一个上海的律师，把法院提出罪名的
全部推翻。法庭休庭一直到现在。李嘉庆在狱中晕倒两次，2000年5月13日工会以工人名义担保，李嘉庆得以保外就医。工会成立后，他们便以工会的身份到国家经贸委、轻工总工会、全国总工会、国家信访局等单位上访，接待他们的人听他们介绍情况时就像听故事一样。但是他们都被劝回来，然后材料也随即全被转到省市政府。郑州市开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都不敢接工人们递交的材料。天下著大雪，人大会在青少年宫开，路上实行戒严，本应走路去的代表一律坐车去开会。工人到那里求救，秘书长郭小军接见了他们，又是拍雪，又是倒水，安抚工人。
2001年1月，政府终於同意造纸厂与丰华公司分离。刘玉蕊和其他工会委员一起元月3日至7日连续通宵工作了五天。7号，政府、丰华公司和造纸厂三方到一起开会，造纸厂和丰华公司分别提交自己撰写的协议，然后在政府工作组的主持下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丰华公司最终露出了真实面目，承认自己是民营企业（原称国有企业，到河南省口岸办查没有，丰华只好说自己是国有控股企业，到劳动局查
，并没有注册）。下午5点三方达成协议：郑州市造纸厂与河南省丰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彻底分离，郑州市造纸厂由政府委托工会代管。元月9日，工人正式进厂。现在造纸厂工人和政府还是处在僵持阶段。造纸厂工人则认为他们原来是国有企业，所以现在也应回到国有企业，而政府则要求造纸厂自己成立公司。刘玉蕊说，他们估计也只能成立公司了，但是成立后就不是像以前说的养懒汉了，大家都得努力工作。刘玉蕊告诉我们，造纸厂的情况与电视剧《大雪无痕》很类似。为了安全，他们安排了工人骨干守著工厂的大门，不让人随便进入，所以我们刚才想进去时不能进去。她说，其实她们甚至连人身安全都需要小心，每一次出去工作都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甚至后事处理与接应工作，以防万一。采访即将结束时，刘玉蕊沉重地对我们说：“我需要说明几点：
- 工人阶级的现在状况很悲惨，由原来的主人变成了弱势群体。这是谁造成的？是腐败、资本家、官僚！
- 从我们这一代你们应该积累教训：
（1）积累知识，以后的社会还得靠你们，毛泽东说你们是早上的太阳。
（2）工人阶级到今天，跟苏联解体一样。毛泽东当年说帝国主义把希望寄托在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现在被言中了。
（3）工人不拿起枪杆子不行，要拿起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工人的力量小，知识比较欠缺，你们应该得到启发，你们该如何面对？也许现在是你们所不能改变的，但要努力奋斗。
（5）你们现在看到我们的情况，将来自己也会面对。
（6）现在外边形势很紧，盯梢很多，文化宫也有很多便衣。”
离开造纸厂，我们久久不能平静。也许有人会认为这只是一方所言，不排除带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刚才所听到的一切著实让我们感到震惊。而刘玉蕊更让我们思考，一是工人们需要她这样能在外面开办自己的企业的人来领导，二是她放弃自己的企业回到厂里的举动以及她的执著与坚强。
四. 零碎的反思
这次赴郑州社会调查使我们进一步地接触到了工人阶级，听到了来自工人阶级的不同声音。正是这些诉求各异的声音，使我们深深触摸到这个时代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以前总是口头上说要去了解人民的意愿，知道人民需要什么，反对什么，盼望什么，反感什么，此次郑州之行感受颇深。现在很多在国企干过或正在国企苦熬的人们一提起国企，非但毫无骄傲的自豪感，反而是满脸苦涩的自嘲神色。为什么？因为国企意味著亏损？反映著腐败？象徵著保守？蕴藏著懒惰？在经济改革的大潮中，作为国家经济主体的国企失去了往日光彩照人的形像，在一片“下岗”声中暴露出惨不忍睹的满目疮痍。体制上的缺陷，经营上的失策，管理上的落后，领导层的腐败等等是国企衰败的根本原因，但是一切悲剧性的苦果都由国企普通员工来承担，惩罚性的“板子”无可替代地打在了老百姓的身上！难怪老百姓们认为这是一种牺牲工农利益的富官穷民政策。
现在有一些地方，政府出台的政策是，要求一些国有企业对下岗职工实行“买断”，即按月平均工资计算工龄，一次性交付买断。如某企业的月平均工资是500元，一位员工有三十年工龄，那么一万五千元就交你走人、医疗、养老统统不管，与企业再无任何经济上的联系。这15000元就是为国流血流汗三十年的最后分配，仅仅不过是外企高级“白领”或金融机构高级管理人员的一个月的工资啊。这公平吗？当然，世间不公平的事很多，我们不能要求绝对的公平。历史却不能割断，建国以来国企对国家作的贡献无须评述，国家的高积累与国企员工长期的低工资如天上地下两条不成比例的平行线向前延伸，国家也曾为此而承诺过，要为国企职工提供终身保障，管生老病死。现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了，国有企业大多被当作包袱甩出去，过去的承诺还有效吗？还兑现吗？郑州造纸厂的事件应该算是正常的工人
运动吧。在中国，似乎任何上规模的平民集会与示威游行，都很容易让中国政府联想到其中是不是含有颠覆政权的阴谋。然而政府执法部门在某些中高级领导的授意下，可以完全不通过法律程序对公民进行逮捕，甚至还扣上了扰乱社会治安的违法行为的帽子。在我们看来，这不仅仅是一个政府信用、形像的问题，首先这么做就先将使政府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转了一百八十度。一个政府的威信，不是靠非法抓人、判刑来确立的。用暴力平息群众矛盾也就好比武侠小说中的七
伤拳，每使用一次，对自身的伤害也就加重一次。逮捕工人代表的手段非旦不能平息事态，只会更加重群众对政府的不满与不信任感，处理社会矛盾并不是只有动用军警一种办法。纵然一时成功，那也只是饮鸩止渴的另一版本——再次加深我们的社会矛盾。如今的这些下岗工人的运动与当年的大学生运动不同，下岗工人在他们维持最低生活水准的经济来源都被剥夺时，就更没有什么好失去的了，坐牢与在外边挨饿对他们来说区分不大，所以一味抓人、逮捕并不见得有当年的效果。而镇压的手段更不可取，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下层劳动人民在贫困到无可忍受时，生命对他们来说就并不是什么可威胁的了，相反有时反而成了可以舍弃的包袱。到那时，受损的不仅仅是人民与政府，而是整个国家、整个民族。政府官员们真的是站在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群众的利益著想的立场上了吗？真的能放下“官架子”，诚心诚意地与工人代表们谈判吗？别忘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在各级政府机关里经常都挂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几个烫金大字，难道这仅仅成了某些人的政治或者形式上的装饰？政府是应该好好地站在下岗职工的立场上想想了，诚心诚意与他们谈判，听听他们的心声，做几件能让他们满意的事，借机弥补政府与民众间的裂痕。其实这并不难，因为工人们的要求并不过份，而且很容易满足。对於一个开明的政府，就应该立即把工人们被贪官污吏剥夺去的利益还给他们，把涉嫌腐败的官员移交法办，将整个事件查个水落石出，给工人们一个好的交待。
国有企业要发展确实需要改革，但是这有个方向问题。国有企业改革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当前，国有企业的体制转换和结构调整向纵深发展，一些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也就集中暴露了出来，而这些问题正关系到国有企业改革的成败，关系到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成败。好像大家都在口口声声地喊搞好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和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基础。那么改革发展过程中的的确确是全心全意为工人阶级著想了吗？直到今天有的地方干部甚至公开说我们共产党跟资本家是好朋友，现在的经验就是要搞资本主义？别忘了，我们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人民过好日子。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谈到：“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走了邪路了。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工厂是属於工人阶级的，是通过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资本形式加上工人参加民主管理来实行的。目前社会已经出现大量不合理盘剥他人利益的现象，以非法手段谋取暴利，侵吞国家财产和严重两极分化现象，以至导致数以千万计工人下岗失业，有的不仅仅是失掉工厂，失掉政治地位，而且甚者失掉生活保障。国企改革显然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牺牲一些人的利益。工人在市场经济的竞争面前，只要国有企业从此变成了由少数企业家控制，并执掌解雇工人阶级权利的单一市场价值生产单位，就从此成为输家成为不能执掌自己命运的自由人。这与他们过去曾享有的工厂的主人的地位相比，不能不说是经历了一场剥夺。工人们毕竟为了企业辛辛苦苦做了十几年到几十年哪！他们一向视厂为家，认为自己的命运与工厂的兴衰息息相关！有的甚至一家几代人的青春、光阴和血汗全都贡献给了党的伟大事业和社会主义祖国，拿到手的是仅能养家糊口的低薪，即使有些人小有积蓄也是勒紧了裤带一口口省下来的。随著许多国资企业的破产和合并，大批工人下岗，他们一生辛勤劳动的成果不是被贪官污吏们纳入私囊，便是被贱卖给私人老板或外国老板。工人们被赶出厂门，旦夕间便一无所有，甚至连劳保医药费和退休金都屡遭拖欠、克扣。这种赤裸裸的盘剥和掠夺，套用毛泽东同志在文革中所说的一句话便是：“(共产党人)比资本家还厉害。”那么中国的工人到底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所言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领头羊，还是市场经济改革中的待宰羔羊？
五. 不是总结
我们感觉此次郑州之行受益匪浅，了解到了国有企业工人普遍的生活情况和思想状况。工人文化宫里工人们的激情和愤慨充份体现了矛盾的普遍性和尖锐性，一触即发。工人们的觉悟很高，关注的问题也很广泛：自身的生活状况、国企的存亡、社会的腐败问题、法制问题、经济问题以及日益冷漠的整个大环境。有的工人思想是相当成熟的，他们能对国企现状存在的原因、后果和补救方法进行系统的分析，这些在实地考察前我们是没有料想到的。通过与工人的交谈包括后来到工厂对工人运动个案进行调查，我们认为矛盾的冲突仍旧可归结於利益的冲突，而且是阶级间的利益问题。但是，工人们自己提到“6.4”时他们之所以不愿出来，因为当时自己的工资、奖金一分也没少，似乎并未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工人运动已经初步成功的造纸厂工人们在当初有人提出以丰厚的条件合并他们时，他们也一样是全票通过，而只是在对方食言时，他们才揭竿而起。机电设备厂更是典型，因为合并方较为聪明，能够适当的安抚一下工人，所以他们如愿以偿地变卖了该厂的所有设备，解散了这个厂。当然，这其中政府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调查过程中工人也常讲是市长把厂子给卖了。这些也许从某种意义也说明工人的革命存在不彻底性和局限性的隐患，而且即便现在工人的状况不佳，与解放前工人们破釜沉舟地状态相比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很多义愤填膺的工人也仅属於发泄，大多数更认为情况是难以有所改变的，所以表面上仍能维持一片和平的景象。总之，这次调查我们接触了很多真实的，在学校里了解不到的东西，通过这种方式取得的认识和思想理论水平的提高远胜过在学校里空谈一些大道理。通过本次社会调查，加之思考与总结，我们认为最大的收获在於对矛盾冲突的认识和对现实形势的认识。令我们震撼的不仅仅是工人所受的镇压，失业工人的苦楚，而更多的是一种感觉，一种危机感、紧迫感。
赴郑州社会实践小组
2002年5月15日於北京
转北大三角地
2002-0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