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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前，上海地区有多家工厂在搬迁、倒闭过程中，因在经济补偿金中剔除了加班收入，引发了多起工人集体抗议事件，中国劳工通讯（CLB）就一些个案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劳动部关于印发《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第53条明确劳动法中的“工资”是指用人单位依据国家有关规定或劳动合同的约定，以货币形式直接支付给本单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一般包括计时工资、计件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及特殊情况下支付的工资等。《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经济补偿的月工资按照劳动者应得工资计算，惟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11年前的一个司法解释却与之相悖。
CLB认为，立法只能确立最低工资标准，合理工资及经济补偿标准则应由工会代表工人与雇主通过协商谈判商定。然而就在这些同类型的集体抗议反复发生时，各级工会并没有积极发起集体谈判，反而上海市总工会在2024年11月却仍只专注于举办年度上海工会集体协商技能竞赛。
补偿金引发劳资纠纷贯穿全年
2024年1月15日，上海安费诺永亿通讯电子有限公司要搬迁到浙江省，有部分工人不想跟随搬迁，要求公司支付补偿金。然而公司只愿意以每个月基本工资和约200元的补贴为基准计算经济补偿金。
同年9月14日，上海东隆家纺织品有限公司被裁员的59名工人，来到青浦区金泽镇信访办集体上访维权，要求将占月工资收入一半的加班工资计算在裁员经济补偿金中。
2个月后的11月21日，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的工人因长期拖欠工资和被迫辞职，公司仅愿意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计算经济补偿金。
以上个案，雇主在需要支付搬迁、裁员的经济补偿时，都提及了上海市2013年一份《上海高院民事法律适用问答（2013年第1期）》，当中第5条曾透过司法解释，指加班属于额外获得的报酬，即计算经济补偿金计算基数时不应将加班工资包括在内。于是在赔偿工人时，均将加班收入剔除在经济补偿计算基准之外。
2024年7月时，中共中央召开二十届三中全会，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决定》），当中第 42 项提及“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上海高院的司法解释明显与《决定》相违背，在早前写给青浦区工会的信件里，CLB也已经对这份司法解释进行了剖析，认为立法只能确立最低工资，合理的工资及经济补偿金则应通过协商谈判商定。
上海市总工会只重视举办集体协商技能竞赛 或有悖《决定》精神
上海市的工会并非不重视集体协商，在11月时，上海市就举行了一场年度集体协商技能竞赛，上海市16个区的工会都派出代表参赛。中工网更报道了这一场比赛的决赛，指比赛时透过模拟职工方和行政方来模拟谈判协商的场景，结合给定的案例背景展开模拟协商。
报道更表示，这样的一次活动“是比赛更是实践‘上海方案’”，总工会还要求各级工会可以切实站稳职工立场，从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通过集体协商，让企业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职工群众，在未来的集体协商领域拿出更多的“上海方案”，体现“上海智慧”。
这场集体协商技能竞赛的最终结果，奉贤区总工会获得一等奖，青浦区总工会获得二等奖，普陀区及闵行区总工会获得第三名，这当中就包含了东隆所在的青浦区，以及国利所在的闵行区。
11月8日青浦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区总工会主席高健曾发表文章，讲述学习贯彻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心得，当中也谈到他在工会工作方面的看法。尽管东隆工人的集体维权已经发生，他仍然认为“集体协商竞赛”是行之有效、值得继续进行的活动。同样，在闵行区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总工会主席杨其景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学习心得中，他同样提及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工作思路和具体举措，落实到工会工作和工会改革创新中。
然而，无论是东隆的工人，还是国利的工人，仍然需要靠自己集体维权。不禁要问，这样的集体协商技能竞赛结果，似乎没有显示在实战中，亦没有反映《决定》的要求。这样的比赛到底是推出上海方案，还只是形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