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9-25
全球著名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翰威特咨询公司近日公布的一份年度调查报告显示，2005年印度再次成为薪酬增幅最大的国家，高达13.9%，高出中国一倍。2005年中国整体平均薪酬水平增长6.6%到8.9%。（11月24日《第一财经日报》）
有人认为，印度的工资基数比中国低，工资增幅高属正常现象。事实不然。11月15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全球最大的人力资源管理咨询公司美世咨询一项调查显示，在所调查的中国42种职位中，95％的基本工资成本要高于印度。但这只是总体层面上说的，基层员工的工资差别并不是很大，但高层经理和专业人员的收入为印度同等职位的两倍以上。这样，中国的工资成本从整体上就高于印度。这样一算，就知道在同等基础上，由于增幅不同，印度普通员工的工资可能要把中国的同类员工甩到身后。
更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工资增幅还要跟GDP增幅做比较。美世咨询的调查表明，在过去5年中，印度的平均工资增长率为11．5％，而中国为7．5％。而同期GDP的增长，中国一直维持在两位数，这两年宏观调制后有所下降，但2004年仍维持在9．5％的水平，今年前三季度也在9%的高位；而在印度历史上，ＧＤＰ增速只有三次超过8％。
它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中国的薪酬增幅远低于GDP增幅，且今年又进一步走低；而印度正好相反。这是一个质的不同——前者意味著国民创造的财富绝大部分进了国家财政和资本家的腰包，GDP增长得越快，普通劳动者相对越穷；而后者则意味著GDP增长大部分直接造福于民众。前者藏富于民，后者则富国寡民。
即便如此，中国大陆的薪酬也大部分向高层管理者倾斜。一项调查表明，我国国企经营者年薪是员工平均工资的13.6倍，最高差距达50倍。这样一种极不公平合理的薪酬结构，把所谓的“廉价劳动力优势”全部抵消还不算，总体上还使我国的工资成本高于印度，从而在薪酬方面失去国际竞争力，影响国际资本的进入。
薪酬与GDP的关系，以及薪酬的内部结构，反过来又直接影响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结构。薪酬增长率低于GDP增长率，以及薪酬内部结构不合理，其结果必然是内需乏力，经济增长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这正是我们今天的现状——内需对GDP的贡献率仅25%左右。而这样的路径依赖又是高能耗、高污染、高破坏的最好温床。恶性循环。最新的消息是，在全国首届内陆湖泊暨鄱阳湖可持续发展研讨会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陈邦柱透露，中国目前江河湖泊有70%被污染，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中科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刘昌明则介绍，90%流经城市的河段受到严重污染；在东部和西南地区被调查的200多个湖泊中，有80%不同程度富营养化，水生生态系统全面退化，中国很难找到安全的饮水（《第一财经日报》11月27日）。
印度的经济结构跟我们相比有强烈的反差。1990年至2003年间，印度服务业对ＧＤＰ增长所贡献的比重达到62％，而中国的这个数字仅为印度的一半左右。印度和中国是如此的相近，所以经济学家们把靠服务业起家的印度和靠制造业取胜的中国进行对比。摩根士丹利全球首席经济学家史蒂芬.罗奇认为，发展服务业，印度不仅避免了大量的基础建设投入，而且还在全球形成了竞争力。清华大学世界与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等国内学者却认为，发展中的大国，不可能绕开制造业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制造业现在正大有可为，而印度在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上和中国相差太远，尤其是“在印度，人们在决策程序上花去了太多讨论的时间，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制度远未形成”，因此，十年内印度不可能赶上中国（《北京晨报》3月11日）。的确，印度决策者也已经认识到，服务业造就的只是一批精英富豪。仅仅IT产业是不够的，必须学习中国发展制造业，才能让更多人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
但是，同为制造业，彼制造和此制造不一样。彼制造业建立在服务业相当发达的基础上，建立在员工薪酬增长率高于GDP增长率的基础上。因此，彼制造业不必以“低工资优势”为基础，不必以牺牲自然资源、环境、人民健康乃至生命以及牺牲农业为代价。最为关键的是，印度以IT产业为龙头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为开路先锋，是从最不易与民争利的地方入手，有效避免了拆迁、征地和污染等过程中的过度剥夺和破坏现象，一个尊重人权、民主决策的制度和观念业已成型。印度国大党政府甚至抱怨法律对于工人实在是太“溺爱”了，然而我们缺乏的正是这样的“溺爱”。而李稻葵先生眼里印度人“在决策程序上花去了太多讨论时间”的弱点，恰恰是民主决策的优点所在，最终实现的必然是边际效益也就是全社会整体效益的最大化。而决策效率高反而往往最终变成破坏的效率，表现在对自然资源的破坏和弱者权利的侵犯上，尤其如此。单纯的GDP增长不等于财富增长，还要看一国对教育的投入、对知识产权、人力资本的重视和开发程度、对自然的珍爱等等。否则可能得不偿失，GDP突飞猛进，实际财富却有可能是净损失。
印度当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业，制造业目前落后于我们，但由其员工薪酬的高速增长和民主决策带来的后劲，当远在我们之上。如今的印度，可谓轻装上阵，而我们则已不得不背上沉重的环境污染、内需不足等包袱。今年9月底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5至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与印度的差距比往年更加缩小了。中国和印度分别排在第49位与第50位，中国下降了3个位次，印度则上升5位。中国总体竞争力下滑，腐败、融资渠道窄等为主因。可谓跟薪酬体制、产业结构都直接相关。中国巨龙身手矫健，但见首不见尾；印度大象行动迟缓，但步步铿锵有力。此时重温70多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对变革中的美国的理解，的确有振聋发聩之感,他说：“在我国，惟一真正值得宝贵的，是自然资源和人民大众。”
一个国家的创造力、竞争力最终要落在这个国家的公民个人身上。民为国之本，民强则国强，民富则国富，民弱则国不可能长久强盛。检验一个国家的经济健康，我以为必须引入两个新概念：一个是薪酬增长率适当高于GDP增长率的概念，另一个是薪酬结构公平的概念。这方面的“印度啓示”就在眼前。
(来源：凯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