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前当上公务员的外来工很快适应了目前的工作，这些餐馆采购员、报纸发行员、工厂打工仔凭着自己的基层经验得到领导赏识并被重用，华丽转身背后是广东正在打开禁锢外来工融入的制度缺口。
■由于出身外来工，他们在基层工作中更关心流动人口的诉求如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协调，“唯一社区是工厂”的局面让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社会的怨气和紧张，尤其是劳资争议和流动儿童服务。
■专家建议广东招考思路与设计要继续完善，应把招录外来工公务员也纳入公务员的规划中，而对于更多不敢奢望当公务员的外来工来说，能有更多平台和机会满足诉求。
南方日报讯 实际工作中碰到的大部分外来工对报考公务员以及积分入户制度都望尘莫及，根本不敢奢望。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子女学费能否可以降到跟本地人一样低，维权时能否有更顺畅的渠道，平时生活能否有足够的社工服务和NGO组织的关怀。
——外来工公务员的心声
工作在深圳和东莞的“外来工公务员”林克存和伍学成，原本也像尘土一样飘荡在珠三角和家乡之间，他们从没想过可以固定在一个城市工作，更不敢奢望能把父母接到广东一起生活，但如今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
一年前，他们是餐馆采购员、报纸发行员、工厂打工仔，现在他们是镇政府、街道办、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的公务员。
一年之后，找到人生坐标的林克存和伍学成，发现公务员的工作不是传说中的“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一天”。“早上7点起床，8点到办公室发会议通知，准备材料到中午，下午会后处理一起1000多农民工的劳资纠纷，晚上还要写大运安保日志。”类似于这样的忙碌，成了林克存最近的工作常态。
在工作中，他们以外来工公务员的身份认同更多“飘荡的微尘”——更多的外来工不敢奢望考取公务员或积分入户，但更迫切需要服务和关怀。
华丽转身并不难
工作不到一年，林克存已经成为宝安区新安街道应急指挥中心信息组的组长，成为这里的“二把手”
一年前，南方日报记者曾感受“外来工公务员”的欢欣和憧憬。
一年后，他们适应这种新变化了吗？
今年初，“新来”的曾剑入职甫一个月，面临最终岗位分配时，肇庆高要市金利镇党办副主任杨龙向领导极力推荐曾剑能留在自己的部门——因为他发现这个有过打工经历的小伙子是个人才。
“作风非常扎实，而且能吃苦耐劳，以前镇政府的公务员没有人会设计图表，现在他一个人就可以把大家需要的全部做出来。”杨龙说，可能是经历过漂泊的生活，经历了人生的磨练，曾剑才会如此努力和踏实。
曾剑的很多工作细节赢得杨龙的赞誉。年初，金利镇村（居）委会换届选举，30多个村（居）委会的材料一股脑地上报给镇政府，曾剑负责整理这些堆积如山的材料，最终没有出现任何纰漏，这让杨龙十分感动。“那段时间每天都忙到很晚，我就跟朋友感叹，说公务员每天过着看报纸喝茶的生活，那是什么年代的事了？”
“我从餐饮服务行业走进镇政府，自然还是用服务的思维对待政府工作。”工作上崭露头角后，曾剑最终被承担了更繁琐任务的金利镇经济办“抢走了”。金利镇有1700多家企业，其中1300家是五金企业，经济办承担着帮助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重任。
8月3日，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很多从事基层工作的人，都是工作上的“行家里手”，他们或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或拥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些积累对基层工作而言，比博士学历都管用。他还说，在外来工比较多的市县、乡镇，如果能让外来工参加管理，在处理治安管理、协调矛盾等问题上就能更好地反映这个群体的意见，更有利于政府解决问题。
从报纸发行员变成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公务员的林克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林克存的工作并不简单。新安街道应急指挥中心每天都要安排6人轮流值班，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如遇突发事件，值班员必须到现场掌握第一手情况。“20分钟内，要对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现状（已造成后果）、发展态势等10个要素进行核实，并书面汇报”。
由于在处置棘手事件上很有办法，工作不到一年，林克存已经成为宝安区新安街道应急指挥中心信息组的组长，成为这里的“二把手”。
宝安区新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国雄说，林克存进入工作状态比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快很多，尤其是解决劳动纠纷时，林克存曾经的外来工身份会让农民工有认同感。
在东莞石龙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当城管的外来工公务员伍学成，同样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有过打工经历容易让他放下面子，放低身段去做这些很难得到别人理解的工作。”伍学成的一位同事回忆说，有一次有个工地施工时不慎将道路挖坏了，他们在执法过程中被外来工团团围住，还遭到了辱骂，但伍学成还是提醒同事们要保持克制，通过讲道理说服了这些外来工。
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林盛根表示，大学生公务员初涉社会，缺乏锻炼，在处理问题时难免会和基层群众有隔阂，现在从一线务工人员中选拔公务员，有利于决策时更好地了解基层群众的声音，增加整个队伍的基层工作经验。
外来工圆梦再探索
广东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包括从“体制外”选拔逾万名基层团干，进一步打通新生代农民工上升通道
曾剑是“80后”独生子女，老家在广西贺州市八步镇。5年前，他从四川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本科毕业，随后在成都一家外企工作。但为追随女友，他毅然放弃外企的工作，来到肇庆端州区一家川菜馆打工，老板是他大学同学的表哥。
两年后，他突然失去了未来的方向。“本想学习餐馆的管理经验，做上三五年，攒够钱再自己做，但后来发现创业并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而女朋友朝九晚五并拥有双休日的体面生活，让他十分羡慕。
为改变现状，他继高考之后再一次汇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洪流——参加公务员国家和广东省招考。但工科出身且毕业数年，与应届生相比，他没有任何优势，几次“国考”和“省考”都榜上无名。
转机在他最苦闷的时候出现了。2010年9月14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出《广东省2010年从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中考试录用基层公务员公告》，开外来务工人员招考制度先河。消息一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及肇庆9市的11290名外来务工人员对50个岗位展开了角逐。
就在此前一个月，省委书记汪洋热情邀请100名外来务工人员到省委大院，观看了反映珠三角外来工生活的电影《所有梦想都开花》。电影结束时，汪洋对他们说：“今天我用这种方式向全社会表达一个理念，要尊重外来工、感谢外来工、厚爱外来工”。
一年前还是东莞寮步一家眼镜厂职工的伍学成，转型后现在已把自己当成了名副其实的新莞人——户口已从湖南长沙转到东莞石龙镇，他准备买房后把父母从湖南老家接到“新家”居住。
而正在伍学成忙着看房时，7月15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再次发出《公告》，从优秀工人、农民中选拔250名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学历要求高中（中专、中技）以上——这意味着广东决定进一步打破学历和地域对农民工的限制。
这两年来，外地人更快融入广东的制度禁锢被不断打开。前不久，南方日报独家披露广东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包括从“体制外”选拔逾万名基层团干，进一步打通新生代农民工上升通道。而在5月份，深圳打工妹姚春梅通过一系列考试，成为“圆梦计划·北大100”的首批学员，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说，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看，外来工为广东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30多年来，广东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奇迹得益于新理念、新机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那么广东要保持发展的后劲，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就必须在服务和管理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上探索出新路。
融入社区多碰壁
“我每次经过车站都很揪心，小孩在将要开动的车上嚎啕大哭。”解决留守孩子在广东上学的问题，外来工才会安心工作
幸运如林克存们已经在异乡感觉到了温暖，而他们又以自己的视角观察着更多似微尘般飘荡在家乡和珠三角的外来工。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去年在富士康调研期间，看到很多青年工人下班后去玩滑滚轴，“这原本是社会性活动，会和朋友们一块玩，但我们却发现，他们每个人滑自己的，互不干涉，谁都不认识谁，就像是在打保龄球。”
这样的情景，伍学成在眼镜厂工作时经常看到。“我所在的工厂算是很人性化的，但有些工厂管理严格，等级森严，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工人们住在10多人一间的宿舍。“人的身体、精神都被推向疲劳的极致，没有任何心情和精力再去享受所谓的生活，这就是宿舍劳动制。”
“外来人口没有社区的概念，他们融入当地的途径只有工厂。”他听说，一些住在厂外村子的女工经常遭遇家庭暴力，甚至有被殴打致死的，但在请求所在村的妇联主任参与调解时却遭遇尴尬——妇联主任认为，分内该管的只是户籍人口。
伍学成的感受也是很多农民工专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就多次呼吁：广东应在工厂外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处理农民工工厂外的生活问题，而且一定要有NGO组织参与。
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不足30平方公里却生活着70万人口，而户籍人口不足10万。林克存当上公务员后很快发现，工资、劳资关系争议占他日常工作内容的六成以上。
有一次，40多名四川农民工因老板欠薪失踪而聚集到街道。“我们承诺通过变卖厂房偿还工钱，但他们仍然要求政府当晚就垫资。”林克存说，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农民工对政府人员不信任的心态，“他们总是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
除了希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外，林克存也在工作中反复向维权的外来工讲如何学会和政府部门、厂方打交道，“工作是一辈子的事，他们的维权能力也要不断加强。”
干了大半年城管的伍学成则看到，东莞非常需要加强对流动儿童的服务。“就是这几天，我每次经过车站都很揪心，小孩在将要开动的车上嚎啕大哭，而大人们则在车下边挥手边抹眼泪。”他说，解决留守孩子在广东上学的问题，外来工才会安心工作。
他还知道，在东莞横沥镇隔坑村有个社区服务中心，是东莞唯一一家以服务流动人口起家并获官方认可的社工机构，“150个小学生在这里享受免费才艺暑期和聚会，并接受学费资助。”但对于大部分外来工子女来说，他们的学费依然比本地人高很多，伍学成认为，像隔坑村社区服务中心这样的机构太少了。
南方日报记者采访的几个外来工公务员都十分关注这个话题——流动人口的诉求如何尽快与当地政府协调起来。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想办法、出主意。
他们表示，实际工作中碰到的大部分外来工对招考公务员以及积分入户制度都不敢奢望。“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子女学费能否可以降到跟本地人一样低，维权时能否有更顺畅的渠道，而平时生活能否有足够的社工服务和NGO组织的关怀。”
好在外来工公务员们所感知的问题已经随着广东创新社会管理有了解决办法——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决定对社会组织下放权力，到“十二五”末，达到每万人有5个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达到常住人口的10%，并为上千万人的社会组织提供广阔平台和空间，采取宽松的管理方式。
外来工公务员纳入公务员统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李丹阳：
■声音
一年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李丹阳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广东的外来工公务员招考对象严格意义上讲属于“南漂”，有高学历、接受过正规教育，这仅仅是庞大外来工群体中的一部分，并不代表整个群体。
“政策破冰后，今后的招考应逐渐过渡到不以学历为导向，更应强调专业技能，以技能代替学历，如果某些技能强但缺乏学历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去与其所擅长技术相关的岗位，他们会做得更好。”因此，他建议广东招考思路与设计要继续调整。
李丹阳的建议变成了现实。今年，广东再次打破学历、户籍限制，将学历标准降低到中专，从优秀工人、农民中选拔250名基层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职员。
即便如此，大部分外来工还是感觉能搭上公务员这班车的希望极为渺茫。高中毕业、在广州番禺一家模具厂打工的小廖，同样希望通过考公务员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门槛降低，我拿到了报考的资格，但其实估计并没增加多少胜算，与同样参加考试的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相比，自己确实没有多少优势。”小廖说。
小廖的担心是因为招考只有120个职位，但有1.56万名外来工参与竞争。仅广州考区就有7714名外来工竞逐33个岗位，“突围”的难度可想而知。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有不少不在企业工作的外来工被挡在了报考大门外。一位在深圳某区政府大院当保安的外来工告诉记者，他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想报考，但打电话去咨询，却被告知没有资格，原因是没有在企业工作的经验。“我有一个在企业当保安的老乡报名了，我为什么不可以，不都是保安吗？”
李丹阳认为，当前因为广东社会管理压力巨大，加上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突出，该政策出台算是正当其时。但他认为，这项政策更多还是“象征性”意义，如果不纳入公务员统招体制内，恐难长久。
“我的很多老乡都在担心是不是招录一两次后，接下来几年突然就没有了。”曾剑说。
李丹阳建议，广东应该考虑把外来工公务员也纳入公务员的规划中，而不是特殊、独立的一项政策。
打通新生代农民工上升渠道政策意义重大，林克存等“先行者”在工作中感受到了。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土地，唯一的道路就是通向城市的生活，如果越是追逐这个梦想却越难以实现，打工的希望就会崩塌，所以我在工作中经常感受到社会的怨气和紧张。”林克存说，自己也曾是外来工，深知凭自己的能力改变命运，是无数外来工留在广东的最大原因。
■由于出身外来工，他们在基层工作中更关心流动人口的诉求如何尽快地与当地政府协调，“唯一社区是工厂”的局面让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社会的怨气和紧张，尤其是劳资争议和流动儿童服务。
■专家建议广东招考思路与设计要继续完善，应把招录外来工公务员也纳入公务员的规划中，而对于更多不敢奢望当公务员的外来工来说，能有更多平台和机会满足诉求。
南方日报讯 实际工作中碰到的大部分外来工对报考公务员以及积分入户制度都望尘莫及，根本不敢奢望。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子女学费能否可以降到跟本地人一样低，维权时能否有更顺畅的渠道，平时生活能否有足够的社工服务和NGO组织的关怀。
——外来工公务员的心声
工作在深圳和东莞的“外来工公务员”林克存和伍学成，原本也像尘土一样飘荡在珠三角和家乡之间，他们从没想过可以固定在一个城市工作，更不敢奢望能把父母接到广东一起生活，但如今他们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
一年前，他们是餐馆采购员、报纸发行员、工厂打工仔，现在他们是镇政府、街道办、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的公务员。
一年之后，找到人生坐标的林克存和伍学成，发现公务员的工作不是传说中的“一杯茶一包烟、一张报纸看一天”。“早上7点起床，8点到办公室发会议通知，准备材料到中午，下午会后处理一起1000多农民工的劳资纠纷，晚上还要写大运安保日志。”类似于这样的忙碌，成了林克存最近的工作常态。
在工作中，他们以外来工公务员的身份认同更多“飘荡的微尘”——更多的外来工不敢奢望考取公务员或积分入户，但更迫切需要服务和关怀。
华丽转身并不难
工作不到一年，林克存已经成为宝安区新安街道应急指挥中心信息组的组长，成为这里的“二把手”
一年前，南方日报记者曾感受“外来工公务员”的欢欣和憧憬。
一年后，他们适应这种新变化了吗？
今年初，“新来”的曾剑入职甫一个月，面临最终岗位分配时，肇庆高要市金利镇党办副主任杨龙向领导极力推荐曾剑能留在自己的部门——因为他发现这个有过打工经历的小伙子是个人才。
“作风非常扎实，而且能吃苦耐劳，以前镇政府的公务员没有人会设计图表，现在他一个人就可以把大家需要的全部做出来。”杨龙说，可能是经历过漂泊的生活，经历了人生的磨练，曾剑才会如此努力和踏实。
曾剑的很多工作细节赢得杨龙的赞誉。年初，金利镇村（居）委会换届选举，30多个村（居）委会的材料一股脑地上报给镇政府，曾剑负责整理这些堆积如山的材料，最终没有出现任何纰漏，这让杨龙十分感动。“那段时间每天都忙到很晚，我就跟朋友感叹，说公务员每天过着看报纸喝茶的生活，那是什么年代的事了？”
“我从餐饮服务行业走进镇政府，自然还是用服务的思维对待政府工作。”工作上崭露头角后，曾剑最终被承担了更繁琐任务的金利镇经济办“抢走了”。金利镇有1700多家企业，其中1300家是五金企业，经济办承担着帮助企业加快转型升级的重任。
8月3日，广东省委副书记、省纪委书记朱明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很多从事基层工作的人，都是工作上的“行家里手”，他们或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或拥有很好的群众基础，这些积累对基层工作而言，比博士学历都管用。他还说，在外来工比较多的市县、乡镇，如果能让外来工参加管理，在处理治安管理、协调矛盾等问题上就能更好地反映这个群体的意见，更有利于政府解决问题。
从报纸发行员变成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公务员的林克存，就是一个典型例子。
林克存的工作并不简单。新安街道应急指挥中心每天都要安排6人轮流值班，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如遇突发事件，值班员必须到现场掌握第一手情况。“20分钟内，要对事件起因、经过、结果、现状（已造成后果）、发展态势等10个要素进行核实，并书面汇报”。
由于在处置棘手事件上很有办法，工作不到一年，林克存已经成为宝安区新安街道应急指挥中心信息组的组长，成为这里的“二把手”。
宝安区新安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国雄说，林克存进入工作状态比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学生快很多，尤其是解决劳动纠纷时，林克存曾经的外来工身份会让农民工有认同感。
在东莞石龙城市综合管理执法局当城管的外来工公务员伍学成，同样得到了领导的赏识。“有过打工经历容易让他放下面子，放低身段去做这些很难得到别人理解的工作。”伍学成的一位同事回忆说，有一次有个工地施工时不慎将道路挖坏了，他们在执法过程中被外来工团团围住，还遭到了辱骂，但伍学成还是提醒同事们要保持克制，通过讲道理说服了这些外来工。
广东省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副主任林盛根表示，大学生公务员初涉社会，缺乏锻炼，在处理问题时难免会和基层群众有隔阂，现在从一线务工人员中选拔公务员，有利于决策时更好地了解基层群众的声音，增加整个队伍的基层工作经验。
外来工圆梦再探索
广东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包括从“体制外”选拔逾万名基层团干，进一步打通新生代农民工上升通道
曾剑是“80后”独生子女，老家在广西贺州市八步镇。5年前，他从四川大学工业设计专业本科毕业，随后在成都一家外企工作。但为追随女友，他毅然放弃外企的工作，来到肇庆端州区一家川菜馆打工，老板是他大学同学的表哥。
两年后，他突然失去了未来的方向。“本想学习餐馆的管理经验，做上三五年，攒够钱再自己做，但后来发现创业并不是自己想的那么简单。”而女朋友朝九晚五并拥有双休日的体面生活，让他十分羡慕。
为改变现状，他继高考之后再一次汇入“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洪流——参加公务员国家和广东省招考。但工科出身且毕业数年，与应届生相比，他没有任何优势，几次“国考”和“省考”都榜上无名。
转机在他最苦闷的时候出现了。2010年9月14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发出《广东省2010年从优秀外来务工人员中考试录用基层公务员公告》，开外来务工人员招考制度先河。消息一出，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及肇庆9市的11290名外来务工人员对50个岗位展开了角逐。
就在此前一个月，省委书记汪洋热情邀请100名外来务工人员到省委大院，观看了反映珠三角外来工生活的电影《所有梦想都开花》。电影结束时，汪洋对他们说：“今天我用这种方式向全社会表达一个理念，要尊重外来工、感谢外来工、厚爱外来工”。
一年前还是东莞寮步一家眼镜厂职工的伍学成，转型后现在已把自己当成了名副其实的新莞人——户口已从湖南长沙转到东莞石龙镇，他准备买房后把父母从湖南老家接到“新家”居住。
而正在伍学成忙着看房时，7月15日，广东省委组织部、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再次发出《公告》，从优秀工人、农民中选拔250名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学历要求高中（中专、中技）以上——这意味着广东决定进一步打破学历和地域对农民工的限制。
这两年来，外地人更快融入广东的制度禁锢被不断打开。前不久，南方日报独家披露广东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包括从“体制外”选拔逾万名基层团干，进一步打通新生代农民工上升通道。而在5月份，深圳打工妹姚春梅通过一系列考试，成为“圆梦计划·北大100”的首批学员，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梦。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说，从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程看，外来工为广东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如果说30多年来，广东改革开放取得的经济奇迹得益于新理念、新机制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那么广东要保持发展的后劲，保持社会的稳定和谐、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就必须在服务和管理农民工这个庞大群体上探索出新路。
融入社区多碰壁
“我每次经过车站都很揪心，小孩在将要开动的车上嚎啕大哭。”解决留守孩子在广东上学的问题，外来工才会安心工作
幸运如林克存们已经在异乡感觉到了温暖，而他们又以自己的视角观察着更多似微尘般飘荡在家乡和珠三角的外来工。
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郭于华去年在富士康调研期间，看到很多青年工人下班后去玩滑滚轴，“这原本是社会性活动，会和朋友们一块玩，但我们却发现，他们每个人滑自己的，互不干涉，谁都不认识谁，就像是在打保龄球。”
这样的情景，伍学成在眼镜厂工作时经常看到。“我所在的工厂算是很人性化的，但有些工厂管理严格，等级森严，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工人们住在10多人一间的宿舍。“人的身体、精神都被推向疲劳的极致，没有任何心情和精力再去享受所谓的生活，这就是宿舍劳动制。”
“外来人口没有社区的概念，他们融入当地的途径只有工厂。”他听说，一些住在厂外村子的女工经常遭遇家庭暴力，甚至有被殴打致死的，但在请求所在村的妇联主任参与调解时却遭遇尴尬——妇联主任认为，分内该管的只是户籍人口。
伍学成的感受也是很多农民工专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北京大学—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毅就多次呼吁：广东应在工厂外建设社区服务中心，处理农民工工厂外的生活问题，而且一定要有NGO组织参与。
深圳宝安区新安街道不足30平方公里却生活着70万人口，而户籍人口不足10万。林克存当上公务员后很快发现，工资、劳资关系争议占他日常工作内容的六成以上。
有一次，40多名四川农民工因老板欠薪失踪而聚集到街道。“我们承诺通过变卖厂房偿还工钱，但他们仍然要求政府当晚就垫资。”林克存说，工作以来感受最深的是农民工对政府人员不信任的心态，“他们总是认为，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
除了希望加快企业转型升级外，林克存也在工作中反复向维权的外来工讲如何学会和政府部门、厂方打交道，“工作是一辈子的事，他们的维权能力也要不断加强。”
干了大半年城管的伍学成则看到，东莞非常需要加强对流动儿童的服务。“就是这几天，我每次经过车站都很揪心，小孩在将要开动的车上嚎啕大哭，而大人们则在车下边挥手边抹眼泪。”他说，解决留守孩子在广东上学的问题，外来工才会安心工作。
他还知道，在东莞横沥镇隔坑村有个社区服务中心，是东莞唯一一家以服务流动人口起家并获官方认可的社工机构，“150个小学生在这里享受免费才艺暑期和聚会，并接受学费资助。”但对于大部分外来工子女来说，他们的学费依然比本地人高很多，伍学成认为，像隔坑村社区服务中心这样的机构太少了。
南方日报记者采访的几个外来工公务员都十分关注这个话题——流动人口的诉求如何尽快与当地政府协调起来。他们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想办法、出主意。
他们表示，实际工作中碰到的大部分外来工对招考公务员以及积分入户制度都不敢奢望。“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子女学费能否可以降到跟本地人一样低，维权时能否有更顺畅的渠道，而平时生活能否有足够的社工服务和NGO组织的关怀。”
好在外来工公务员们所感知的问题已经随着广东创新社会管理有了解决办法——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决定对社会组织下放权力，到“十二五”末，达到每万人有5个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达到常住人口的10%，并为上千万人的社会组织提供广阔平台和空间，采取宽松的管理方式。
外来工公务员纳入公务员统招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李丹阳：
■声音
一年前，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李丹阳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广东的外来工公务员招考对象严格意义上讲属于“南漂”，有高学历、接受过正规教育，这仅仅是庞大外来工群体中的一部分，并不代表整个群体。
“政策破冰后，今后的招考应逐渐过渡到不以学历为导向，更应强调专业技能，以技能代替学历，如果某些技能强但缺乏学历的外来务工人员，能去与其所擅长技术相关的岗位，他们会做得更好。”因此，他建议广东招考思路与设计要继续调整。
李丹阳的建议变成了现实。今年，广东再次打破学历、户籍限制，将学历标准降低到中专，从优秀工人、农民中选拔250名基层公务员（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单位工作人员）和事业单位职员。
即便如此，大部分外来工还是感觉能搭上公务员这班车的希望极为渺茫。高中毕业、在广州番禺一家模具厂打工的小廖，同样希望通过考公务员改变自己的命运。“虽然门槛降低，我拿到了报考的资格，但其实估计并没增加多少胜算，与同样参加考试的大学生甚至是研究生相比，自己确实没有多少优势。”小廖说。
小廖的担心是因为招考只有120个职位，但有1.56万名外来工参与竞争。仅广州考区就有7714名外来工竞逐33个岗位，“突围”的难度可想而知。
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有不少不在企业工作的外来工被挡在了报考大门外。一位在深圳某区政府大院当保安的外来工告诉记者，他听到这个消息也很想报考，但打电话去咨询，却被告知没有资格，原因是没有在企业工作的经验。“我有一个在企业当保安的老乡报名了，我为什么不可以，不都是保安吗？”
李丹阳认为，当前因为广东社会管理压力巨大，加上外来人口的管理问题突出，该政策出台算是正当其时。但他认为，这项政策更多还是“象征性”意义，如果不纳入公务员统招体制内，恐难长久。
“我的很多老乡都在担心是不是招录一两次后，接下来几年突然就没有了。”曾剑说。
李丹阳建议，广东应该考虑把外来工公务员也纳入公务员的规划中，而不是特殊、独立的一项政策。
打通新生代农民工上升渠道政策意义重大，林克存等“先行者”在工作中感受到了。
“我们这一代人没有土地，唯一的道路就是通向城市的生活，如果越是追逐这个梦想却越难以实现，打工的希望就会崩塌，所以我在工作中经常感受到社会的怨气和紧张。”林克存说，自己也曾是外来工，深知凭自己的能力改变命运，是无数外来工留在广东的最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