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发改委关於2006年就业形势分析报告指出，2006年，中国劳动力总量的供过於求的问题将更趋严重。报告预测，2006年，16岁以上的人口增长将达到高峰值，新增劳动力1700多万。全年城镇需要安排的就业总量爲2500万人。但是，预计新增就业机会只有1100万个，而需要工作而又找不到工作的人数将高达1400万人。
中国智囊机构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提出警告，2006年，中国存在巨大的就业缺口，将有1400万需要工作的人无法找到工作。失业问题得不到缓解是否会引发社会动乱？是否会威胁中国的经济增长？
《中国劳工通讯》法国负责人蔡崇国表示：中国的失业问题是很严重的，1994年中国进行企业改制以来，突然间涌现大量的失业人口。按照中国现在的官方资料，城市的登记失业人口有百分之四点多一点。这里边第一，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计算进去，这是和国际的标准不一致的；第二，大量城市失业人口并没有去登记，因爲登记他们得不到好处，拿不到失业补助，所以他们就不去登记。因此中国实际的失业人数呢，要比中国官方的失业人数要高的多，那麽究竟多少呢？经济学家都不一致，有的认爲达到了百分之十二、十三，高的呢达到了百分之十七、十八。就在城市人口当中呢，大概有2千万左右的失业人口，当然这些失业人口里边很多就是打些小工，今天有工作，明天没有工作。反过来有很多不是失业人口，是就业人口，但是他们的工作也很临时化。按西方标准，很多在中国城市里边的就业人口实际上是一种半失业状态。那麽在农村里边，最保守的估计，大概有2亿到3亿剩余劳动力。还有很多的民工，1亿5千万民工，实际按照国际的通用标准呢也应该算作半失业人口。
中国劳工观察组织执行主席、劳工问题专家李强表示：中国的失业率不是降低了是增加了，只不过它的计算方式发生了变化。就是它的失业率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这种人口包括就业的话，那它的失业率也就会增加，也就是说从农村转移到城市这部份工人多了。
蔡崇国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导致更多的人失业，我们可以看到加入世贸的准备工作这麽多年来，以及中国加入世贸这麽多年来，也就是中国的失业不断增加的过程，所以中国加入世贸导致中国的失业严重。我觉得是一个很清楚的事实，因爲很多企业要改制，要大量解雇员工，它的藉口就是要和世界接轨。中国石油公司，利润非常高。2002年在大庆，在它整个石油行业，在利润最高的时候解雇了大批工人。理由就是要向世界接轨，向国际接轨，要迎接世贸，迎接中国进入世贸。在银行行业里面也是这样，现在中国的银行各行业也是大量的解雇员工。2007年开始中国必须向国外敞开金融投资的大门，中国的银行业、保险业等等金融行业要向国外开放。那麽中国的银行业和保险业就会受到很大的挑战，还会进一步解雇工人的。所以中国加入世贸这几年的实践证明，加入世贸加剧了中国的失业，同时，爲了迎接中国的银行行业的对外开放，这些行业的失业还会更严重。对过去来讲这是一个事实，是今后人们特别担心的。正因爲如此中国加入世贸这一决策受到越来越大的争议，中国现在必须要考虑到这个问题。
中国国家资讯中心的高辉清指出，中国第三次失业高峰正在到来。他所说的第一次失业高峰是上个世纪70年代末知青返城，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第二次是指上个世纪90年代大批国企工人下岗。高辉清表示，当前的第三次失业高峰将比前两次更加严重。主要原因不仅是需要工作的人数之多前所未有，而且面临産能过剩的严重局面。前几年在经济高涨中所形成的新增産能达到空前的规模，使得增加就业的工作更加困难。
蔡崇国指出：经济学家包括中国社会劳动保障部这些官方机构认爲，中国的失业问题在短期内不会解决，甚至这几年还会严重。那麽中国的失业问题爲什麽会这麽严重呢？怎麽样才能解决呢？这是一些经济学家这几年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经济学家是把失业的问题归罪於中国的劳动力过多，这当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劳动力总的来说是一个供过於求的状况。这能够解释一部分失业的现象，但是不能够解释失业问题爲什麽这麽严重。有几个问题，中国的政府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没有认识到或者说认识不足，或者认识到了一直没有采取措施去解决。第一个问题就是经济改革导致的后果，这个后果就是一方面它使很多传统的企业倒闭了，很多国营的大中型企业象纺织业啊、机械制造业啊都倒闭。这种倒闭的过程中呢，导致了大量的工人失业，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是完全不合理的，真的使很多的传统的工业衰败，使工业部门就无法吸收就业人员。另外一个就是经济改革导致企业的体制改革，那麽企业的体制改革过程当中，一些企业的领导和地方的领导就要甩包袱，就要使企业关停并转，不顾工人的就业状况，就是说很多地方和企业的领导人基本上没有社会责任，他们强调的是本地区本企业的经济发展、利润，而不顾这个企业解决就业问题这个基本的社会责任。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在记者会上透露：中国失业问题严峻，近几年不可能解决。
蔡崇国分析说：在大部分国家，当一个企业要倒闭的时候，或者要改制私有化的时候，它必须和工人谈判，政府要监督这个企业，要敦促这些企业尽可能少解雇或不解雇工人。在国外的很多企业在他们亏损的时候，或者在他们要改制私有化的时候，他们不得不少解雇工人，他们有工会的压力有社会舆论的压力，所以很多企业减少本企业人数的基本做法，就是使企业退休的人退休，然后不招新的人，所以实际上他是不招人。这实际上在西方企业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那麽象中国一些企业私有化改制过程大量解雇工人，这种做法在很多西方国家要受到公衆的谴责的，要受到工会的压力的。所以中国的企业没有这种社会责任，动不动就解雇大量的工人，其根本的原因就在於：第一，政府只是追求经济增长，只是站在资方一边，而不是监督企业；第二，企业的老板和企业的领导，他们面对的是单个的工人，工人没有工会，就是企业层面工人没有工会，或者有的工会是官方工会不能够监督老板，不能够发挥作用。另外呢，特别是各企业之间更没有独立的跨企业跨行业的工人独立工会。其实跨企业和跨行业的工会，他们形成一种整体的社会力量，对企业的老板形成一种压力，逼迫他们不解雇或少解雇工人。这是减少失业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措施。
蔡崇国进一步分析说：中国在这个方面是缺乏的，就是没有这种基本的社会力量对比，使中国的企业和地方政府完全没有或很少有社会责任，这是导致中国的失业人口这麽多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的很多企业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压迫工人，使工人的购买力很低下。在中国企业老板和领导不把工人当人，尽可能减少工人的工资，而且大量的工人没有退休和医疗保险，其结果就使中国的消费疲软，那麽消费疲软使中国的经济开工不足，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出口，中国国内的消费不能够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有质量的真正的高速度的发展。中国现在经济发展速度很高，但是呢，第一，出口占了很大的分量，中国国民总产值中进出口量达到70％，那麽就使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能够吸纳失业人口，这里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国内购买力不高，富人呢他们现在已经有钱了，他们该有的东西都有了，他们的消费愿望不足。那麽穷人他们工资太低，没有足够的消费力，即使有钱也不敢消费，因爲他怕生病，怕孩子上学了学费高，教育、医疗、缺乏社会保险、工资低，都使很多大量的中国人不敢消费。那麽，不敢消费国，内的购买力国内的市场就缩小，企业就开工不足，经济发展没有质量，那麽经济的发展就不能吸纳失业人口。所以象这些重要的原因，如果能够克服，这些造成中国失业人口大量增加的深层的原因，那这些问题，如果能够得到解决或者能够得到缓解。我相信中国的失业人口即使不能得到根本的解决，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得到缓解。
李强认爲：要解决失业率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是执行中国的劳动法。因爲现在外资工厂啊这些都是遵守中国的法律，包括现在的私营企业，也就是说工人的工作时间都是超过法定的8个小时。超过这个工作时间，某种程度来讲，一个工人就做了两个工人的工作。第二就是扩大内需，中国目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在资本的原始积累，给资方的很多优惠的政策，这样实际上是把工人的工资压的很低，从一方面来讲是带动资本的再投入，扩大再生産。但另外一方面也是压缩工人的消费的需求，带动不了産品的消费。这样经济从某种程度来讲并不是非常健康的。所以，从长期来讲就是要建立一个比较和谐的劳资关系，资本的原始积累有一个度，同时也能保障工人在这种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能够得到他们自己付出的劳动成果。
美国著名学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鲍泰利认爲：就业问题虽然严重，但真正对中国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并不是失业，而是社保体系。
中国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部长郑斯林表示：近几年来，城镇每年的求职人数都在二千四百万左右，包括八百万失业人士和六百万下岗人员，以及每年由大中学毕业生和转业军人形成的新增劳动力一千万。此外，中国八亿农民中有近一亿人已从农业转移到工业、服务业或进城务工。加上农村另有近一亿五千万的剩余劳动力，因此还需解决二亿五千万农村劳动力的求职问题。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长张左己承认，中国目前的城镇实际失业率爲百分之七。如何解决日益严重的失业问题，是中国今天面临的最爲棘手并且影响最爲广泛的一个挑战。
《中国劳工通讯》法国负责人蔡崇国分析说：那麽失业人口那麽多，它带来的后果是什麽呢？它的后果是很严重的，一方面使中国的经济导致一种恶性循环，中国的劳动力人口，总是供过於求，就使就业人口的工资低，工资低又使国内的消费不足，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都有限，因此它吸纳的就业人口就不足。这样导致一种恶性循环，失业人口如果继续增加的话，就很难走出这种恶性循环。第二就导致社会矛盾增加，就是失业人口收入低，一个人有就业最后到失业，即使中国现在城市里边有了低保，那麽他的收入也会两倍三倍的减少。再加上如果有孩子要上学，现在一个孩子上大学可以吸纳掉一般中下等收入家庭的全部收入。如果加上有病，他会陷於极端的贫困，甚至绝望当中，那麽这种不满积累起来，这个社会就很危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失业人口多了，导致工人的工资下降。道理很简单，工人有的是，你不愿意干，嫌工资低，那你就走人，我很容易找到另外的工人。同时它也导致中国的经济和工业更新换代更困难。
中国劳工观察组织执行主席、劳工问题专家李强表示：如果它的经济离开这种高速发展或者它的经济一旦减慢，可能就会引起一系列的问题，包括社会问题。
有评论认爲，目前中国的産能过剩,其中包括：电力産能过剩，有两千家电厂正遭遇生存危机，银行界已将发电专案定爲高风险産业。港口总吨位未来産能过剩高达三成以上。钢铁産能大於需求一亿二千万吨。电解铝过剩的産能有四分之一。铁合金産能过剩超过一半。焦炭産能超出需求已高达一亿吨，汽车去年已有二百万辆的産能过剩，可怕的是正在建设的産能还有二百二十万辆，将要筹建的産能更高达八百万辆。
蔡崇国分析说：我们知道西方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就是工人的工资保持一定的高度，随著经济的发展，工人的工资不断得到提高，而且工人的就业要比中国有保证得多。同时他们的社会保险和退休保险也比较完善。就使他们能够消费，消费一方面提高了社会的购买力，另外一方面也促使企业推动自身的现代化和高科技化。那就是由於工人的工资高，劳动力成本高，他们就推动工业的自动化，尽可能少用工人。工业的自动化电子化，看起来在一个基础的工业里吸纳的工人少了，其实它推动了一个国家的企业的更新换代和工业的更新换代，它使工业的自动化和所要求研究新的工艺不断的産生，新的行业不断的産生。那麽在传统的行业里边因爲机器的使用，吸收工人少了，但是因爲机器和自动化设备以及电子化设备的使用又使与之相应的新的行业産生，那麽这新的行业要求的是高技术人才，也增加了就业人口，同时也导致西方国家的经济和工业不断的更新换代。
蔡崇国对在城市失业情况严重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同时又有大量的农民进城时表示：中国的农民进城呢它是由於城乡的差别，中国农村危机导致的。现在在南部呢出现劳动力短缺的现象，中国的农民工呢到南部到东部，到城市里便找工作的现象呢，以及他们给这些地方的压力呢，似乎比过去少了一些。但是呢中国的农民工进城，对城市的就业还是有影响的。当然很多人认爲很多农民工啊他们干的呢是城市人不愿意做的工作，他们在建筑业呀、在饮食业呀，在玩具、鞋制造厂这些行业里边工作，工作劳动条件恶劣，工资低。但是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中国的农民工，他们对城市的就业还是造成了压力的，尽管他们干得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行业的工作城市人呢很作人不愿意干，但是实际上不愿意干是因爲工资低。那麽中国要解决这个矛盾，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农业要加强。中国政府现在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温家宝已经提出，现在各个省已经开始执行的就是减免农业税收的问题，减免农业税收会导致中国农民的收入会有限的提高，中国政府呢现在也承诺了，要在若干年呢解决农民的医疗问题，以及要在若干年使农村孩子上学呀免费，如果它能够真正的做到这样，那麽农民的收入就会提高，农民进到城市里打工的人数就会减少，农民工对城市就业的压力就会减少，所以说要真正的缓解农民工进城对城市的就压形成压力的这个问题呢，根本的还是要真正的做到要解决农村的危机和农业的危机。
蔡崇国继续强调说：在这里光免税是不够的，必须切实的落实农村的免费教育的问题，要切的落实农村的医疗的问题，同时要控制农用的工业産品像化肥、柴油、农药的价格增长的问题，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农村的状况改善了，农民进城了少了，城市人口失业的现象呢可以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但是要注意农民工的作用是不能替代的，他们在很多行业里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城市人口呢，由於很多原因，很多人还是不愿意进入到这样的行业里面。其实中国经济发展要解决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对城市就业的压力的另外一个解决办法就是要使中国的工业发展多元化，要使中国的高科技、现代的工业、民族工业必须发展起来。像现在中国把经济发展建立在进出口上面，中国进口那种先进的机械设备，出口劳动密集型的産品，这种状况必须改变。只有是劳动密集型産品和高科技工业産品全面的发展，城市人口的就业问题，以及城市人口的就业和农村人口进城的冲突问题才能够得到缓解和解决。
李强表示：农民和城市工人应该一视同仁，同等对待，不能够对这种农民工有歧视。
北京学者高辉清认爲，当前的经济状况可能比当年还严重。在二○○四年的经济顶峰时期，市场绝大多数商品都处於供过於求的状态，而目前新增産能又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即意味著産能过剩局面的严峻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如果中国履行对外国控制出口过快增长的承诺，企业利润的下降速度会前所未有，失业情况也可能前所未有。
有专家指出：健全中国的社会保险体系，像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可以缓冲这一局面。对此，蔡崇国表示：因爲工人农民和那些工薪阶层对中国的金融系统、整个社会，整个医疗保险系统，没有基本的信任。没有基本的信任他就不会交，要知道，一个社会，社会保险要建立，必须要有个基本的信誉在那里。中国社会就是一个缺乏信誉的社会，很多人没有看到这一点。那麽没有人积极的交纳这些社会保险金，那麽中国的社会保险当然就无法建立起来，无法完善起来。很多人以爲中国的社会保险要发展政府就要投钱，这远远是不够的，怎麽样使中国社会变成一个有信誉的社会。首先中国的政治家们、政府它们的行爲就必是一个讲信誉的讲诚信的讲法制的；然后呢企业阶层也必须是有信誉的，讲法制的；然后呢是知识精英们也应该诚实。现在是学校里边学术腐败，到处欺骗；搞经济的人被人认爲就是骗子，大量的财政管理、金融银行大量的管理人员也是腐败、贪污欺骗。按中国人说只有亲妈可以相信其他的都要怀疑。在一个缺乏信誉的社会，社会保险是很难建立的，没有人是真正的积极的愿意交了。要使中国的社会保险系统发展，谁都清楚，所以怎麽样发展。我刚才得别强调的就是：中国社会要有一个基本的信用，现在缺的就是这个东西，中国政府必须要往这方面努力，不然前途是不容乐观的。
李强表示：实际上政府已经开始著手在做这个养老保险的制度，主要是它没有这种法律的规范，就是怎麽确保低收入的人口怎麽能够得到养老保险，怎麽能够认定应该得到的保险？在执行的过程中会有一些问题，比如地方的财政拨款能不能够保证到这些低收入的这些最低收入保障。
蔡崇国继续说道：要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首先是法制问题。中国要司法独立，中国政府、党的一切行爲要在法律的规范下。那麽，胡锦涛也说了，温家宝也说了，要加强法制，中共政权就是没有做到。其实要做到，第一步就是要从上到下把党的政法委员会给取消。中国现在从中央到省、市都有政法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任命律师、任命法官、任命检察官，它来决定重大的案件的审判，有这个机构的存在，就没有法制。第二个就是要把中宣布取消。中宣部这样一个部它就可以决定关闭一个报纸、关闭几个网站、甚至逮捕作家。这样的一个党的机构在法律上是没有地位的，它可以决定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务，有这个事情的存在中国的法制无法建立。所以我说中国的法制要建立，第一步就是取消党的政法委员会和中宣部，（有了）这两部中国的法制建立不起来，没有法制的建立中国社会的信誉就建立不起来，中国社会的信誉建立不起来，中国的保险系统就没有一个基础。这是第一个法制的建立。第二个就是政府领导人的行爲。政府一个领导人一句话就可以决定重大的事情，这样的事情必须要改变。我们说法轮功爲什麽会（被）镇压，就是江泽民一句话。一个政府的领导人，它们也有家庭问题，它们也有情绪问题，他们昨天跟老婆吵了架了，情绪很坏，今天下面送来一个汇报，它就会胡乱的签一个字。第二天他的情绪又好了，它又后悔了。但是呢它的签字已经发出去了，这样的情况下一个国家的政治取决於一个领导人的情绪好坏，那这个社会不可能建立信誉。所以中国古代有一个商鞅变法，他要变法的第一件事就是立信誉，这在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古老的一个基本的东西。
最后蔡崇国表示：我们的公民要讲诚信，我们要使自己承担其公民的责任来，这也是很重要的。现在我们不能够改变世界，但是我们应该改变我们周围的人，改变我们自己，改变我们周围的环境。好比说，碰到了不平的，强者欺负弱者，我们就应该站起来说话，现在我之所以支援高智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高智晟作爲一个律师，作爲一个公民他承担其他的责任来。那麽在具体的生活行爲当中，我们周围有人不合法、欺负人，我们就应该站起来说话，人人都怕是，人人都只管自己的自己眼前的小世界，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有公平，这个社会就不可能得到改变。
李强认爲：关键是要建立一个正常的劳资关系，工人能够集体谈判，能够影响政府政策，能够让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能够考虑到劳工的利益，这样有这种比较健康的劳资关系的话，从某种程度来讲，能够促进社会的稳定。
据报道，中国上月宣布，包括400万名大学毕业生在内的2500万名寻工者将在今年争夺1100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评论指出，胡、温虽然强调“以人爲本”，但是在讨论産能过剩问题时，重点关心的是企业利润、破産、固定资本再投资、经济大滑坡等，实际上关心可能导致失业高峰问题的则不多。
2006-05-22 希望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