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农民工改变中国
从1978年底算起，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3年。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可以归功于两股主要力量：其一是邓小平，其二是农民工。
是农民工推动了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是农民工维护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农民工的出现加强了中国内部环境的流动性。
近些年来，对农民工的各种调查研究逐渐增多。但是相比起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风流人物，农民工这个重要的群体，给予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却一直未见广泛传播。
在现实中，他们也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强大了国家，自己却只能拥挤在逼仄的城中村；他们繁荣了城市，却留下了一个寂寞的乡村；他们穿着最廉价的T恤，生产着最昂贵的GUCCI和LV；他们每天照顾着雇主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一年才能见上一回。他们是中国强大的力，也是中国深沉的痛，时刻拷问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性。
随着第二、第三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在发生变化。他们渴望在城市被认同，以冲破城市内部形成的二元结构。农民工讨薪、富士康跳楼等新时期的社会问题，无不考验着全社会对待农民工的诚意和胸怀。
作为农民工大省的广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与外来工见面的活动中曾动情地说过，广东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跟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的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外来工，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就可能喝不上水、吃不上菜，甚至被垃圾围城，更谈不上会有广东的工业化、现代化。外来工是广东现代化进程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建设力量，也是今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必须依赖的主力军。
汪洋还曾强调，关爱农民工、帮助农民工，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作出的贡献，实际上现在的城市人，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农民，因此，我们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农民，就是不能忘本。我们告诉自己要善待农民工，就是要懂得感恩。
这是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的第一篇。我们将视角投向在改革开放前后最早洗脚上岸经商的温州农民。他们是广义农民工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1978年曙光初现
1978年的温州，看不出任何即将要引领中国经济的迹象。曙光初现，叶克春的回乡，将带动一场改变桥头镇的经商浪潮
1974年，永嘉县枫林镇人徐李送被推荐读高中了。一天，他坐在桌子上吃番薯丝。母亲在一旁告诉他，吃了这一顿，明天就没有东西吃了。徐李送一边嚼着番薯丝，一边掉眼泪。
4年后，高中毕业的徐李送被派去参加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在全县各地纠正分田单干。看到有人在田埂上私自种茄子，工作队就去拔掉。有人扛着山里买来的杉木要去卖，工作队就上前没收。
徐李送很纳闷。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从几十里外的仙居县贩卖杉木，一扛就是100多斤，才把他养大。于是，他因为不肯参与没收杉木，被调到医院查账去了。
这是1978年，许多像徐李送这样的人还在为时代困惑，但是一股除旧立新的力量已经在酝酿。这是一个改革四起的年代。
在1500多公里外的北京，这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文章通过《光明日报》传遍中国。当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这一年末，700多公里外的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按下手印，实行包产到户。
但1978年的温州，看不出任何即将要引领中国经济的迹象。
这年，560万人口的温州，GDP是13.22亿元，全市人均储蓄仅有8元。改革开放前，当地有童谣：“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
以永嘉县为例，1978年的耕地面积是38.29万亩，比1949年少了4.1万亩；但是人口在这年达到了68.32万，比1949年足足多了33.76万人。更要命的是，年初的一场暴雨，让县内2万亩农田受了灾。到了夏天，一场干旱从8月29日一直持续到10月30日，受灾农田7万多亩。
这年年中，在外闯荡10年的叶克春回到了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这个日后名声在外的农民商人，当时27岁。自1969年开始，他的父亲作为劳动力，代表全家去生产队干活，叶克春被默许外出弹棉被，成为当时桥头镇近万名弹棉郎中的一个。当时桥头镇总人口也仅2万多一点。
曙光初现，叶克春的回乡，将带动一场改变桥头镇的经商浪潮。
弹棉郎卖纽扣致富
叶克春拿了200多元钱的钮扣回桥头。叶克春把钮扣钉在白布上，剪成一板板出售，销量出奇的好
叶克春回到永嘉桥头镇的时候，商品经济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他的同镇老乡邹永芳，花1元钱买了一只挑货郎兜售的塑料编织虾，并借助当地农化厂的供销员往外推销，订单一下子达到数十万元，轰动一时。
春节刚过，商业嗅觉灵敏的叶克春就来到温州市区，到处询问有没有生意做，干什么才赚钱。他也遇到了一个挑货郎。对方介绍，到台州市的路桥区或许有生意可做。
一头雾水的叶克春，与堂兄叶克林和另外两位老乡凑了600元钱，赶到了路桥区。路上，一名老乡反悔退出，另一老乡转行做起了塑料编织。最后，叶克春与叶克林被写进了《桥头镇志》，经温州官方认定为桥头镇最早从事钮扣贩卖的商人。
走进“克春钮扣”的门店找叶克春，他的儿媳妇朝一边努努嘴。在楼梯口的角落里，现年60岁的“克春钮扣厂”创始人、数千万身家的叶克春坐在一张矮板凳上，给一包包钮扣过塑封装，满头大汗。
小儿子叶立敏说，父亲太老土了，怎么看都像个农民，不像个知名商人。
成名以前的叶克春更老土。他从桥头镇外出，因为没有班车，只能在路口等过往的顺风车。有时候一等几天都不见车经过，“路上真的是一辆车来回都没有。”
看到有几家人在做铁钮扣，叶克春拿了200多元钱的钮扣回桥头。
叶克春把钮扣钉在白布上，剪成一板板出售，销量出奇的好。1979年的温州，正迎来一股走私热潮。大量的走私手表、折叠伞等时髦玩意儿在温州的地下市场交易。这些外地来的顾客也看上了桥头的钮扣，来买钮扣的人越来越多。
除了等客上门，叶克春也带着钮扣、塑料编织品、衣服等货物到外地的供销社销售。凭借弹棉被时积累的供销社资源，生意越做越好。
但是在1979年的永嘉，买卖钮扣还不能光明正大。去外地进货也一样，都是偷偷摸摸的。
在路上钱也不敢多带，一旦被查出来就很可能被没收。进好了货，往往是一下车，身上背两个包，两手各提一个包，撒腿就跑。
尽管一再小心翼翼，叶克春还是在余姚被抓过一次。身上被搜出了托运单和3000元现金，都被没收。
上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相交的桥头镇，没有市场，没有工商所，也没有税务所。大家都是把货物摆在镇上的桥上卖。没有银行，只有信用社，叶克春不敢把钱存在信用社，都放在家里。
现在的叶克春，钱已经多得家里都放不下了。他自己有一个工厂，固定资产价值就超过2000万元。
叶克春说，他想退休了，真的什么都不做了。
妇女主任的时代选择
由于带动数千名妇女从灶台走上柜台，王碎奶担任了桥头钮扣市场个体协会的会长。她也随着市场一起，成了时代标志
桥头镇最有名气的人，要数王碎奶。她是另一个做钮扣生意成名的农民。
王碎奶1947年出生在桥头镇黄堡村，这里已经是全镇平原地带的边缘，耕地面积更加有限。
1963年，王碎奶小学毕业，读了半年农业初中，不料母亲病故。16岁的她辍学当年就嫁到桥头村。
1979年，叶克春在镇里那座大桥上摆摊卖钮扣时，王碎奶还是个家庭妇女。
“当时没有生意做，种地粮食又不够吃。”王碎奶很苦恼。更苦恼的是，作为家庭妇女，不挣钱就没有经济自由，花钱都要问家里的男人要。
看到叶克春卖钮扣，当地人也跟着去外面进货来卖。不到一个星期，桥上卖钮扣的摊贩就发展到了42家，其中就包括王碎奶。她让读中学的儿子利用周末去外面进货。第一次花了一个星期，赚了100多元钱，第二次赚了200元。在生产队一年做到头一分钱都没有，这样的经商收入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桥头卖钮扣的很快就有200多家。1983年，永嘉县政府正式开放桥头钮扣市场，到年底摊位达到500个，每天数千顾客、上百辆车挤在一条600米长、8米宽的街道两旁，和两座34米长、5米宽的桥上。
1984年，298个个体摊贩筹资近6万元，在小学操场建成瓦棚市场。1985年，个体摊贩又筹资30多万元，建成4层楼的新市场。
桥头镇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但是桥头钮扣市场却一路风生水起，堪称当时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小商品市场。1984年3月，桥头钮扣市场的购销员陈亮把广州百货站积压5年的24吨钮扣全部运到桥头，仅40多天就一销而光。市场作用，可见一斑。1984年，桥头镇销售的钮扣共计50多亿粒，相当于全国每人5粒。这一年，桥头镇600余户人家中，万元户数量已经达到80%。
桥头市场成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标志。据统计，在1980—1990年代，到桥头镇视察过的中央及部委领导就有28人，包括总理，以及乔石、万里、田纪云、谷牧、费孝通、宋平、彭佩云、陈慕华、杜润生等领导。
由于带动数千名妇女从灶台走上柜台，王碎奶担任了桥头钮扣市场个体协会的会长和党支部书记。她个人也随着市场一起，成了时代的标志。原本只会讲方言的她，靠着经常参加各种会议，竟然学会了普通话。1993年，王碎奶达到个人政治荣誉的顶峰，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在的王碎奶，已经把钮扣生意都交给了子女。她赋闲在家，接着各种要求采访、邀请开会的电话。她说自己一共拿到了162个奖状和奖牌。
文章来源：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
从1978年底算起，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3年。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中心主任徐勇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建设成就，可以归功于两股主要力量：其一是邓小平，其二是农民工。
是农民工推动了中国经济30年高速增长的世界奇迹。是农民工维护了中国政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是农民工的出现加强了中国内部环境的流动性。
近些年来，对农民工的各种调查研究逐渐增多。但是相比起改革开放中的各种风流人物，农民工这个重要的群体，给予中国30年经济发展的巨大作用，却一直未见广泛传播。
在现实中，他们也常常处于弱势地位。他们强大了国家，自己却只能拥挤在逼仄的城中村；他们繁荣了城市，却留下了一个寂寞的乡村；他们穿着最廉价的T恤，生产着最昂贵的GUCCI和LV；他们每天照顾着雇主的孩子，自己的孩子却一年才能见上一回。他们是中国强大的力，也是中国深沉的痛，时刻拷问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和社会公平性。
随着第二、第三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他们的利益诉求也在发生变化。他们渴望在城市被认同，以冲破城市内部形成的二元结构。农民工讨薪、富士康跳楼等新时期的社会问题，无不考验着全社会对待农民工的诚意和胸怀。
作为农民工大省的广东，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在一次与外来工见面的活动中曾动情地说过，广东能有今天的发展成就，跟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的努力奋斗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外来工，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就可能喝不上水、吃不上菜，甚至被垃圾围城，更谈不上会有广东的工业化、现代化。外来工是广东现代化进程中一支非常重要的建设力量，也是今后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必须依赖的主力军。
汪洋还曾强调，关爱农民工、帮助农民工，还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作出的贡献，实际上现在的城市人，绝大部分都出身于农民，因此，我们提醒自己不能忘记农民，就是不能忘本。我们告诉自己要善待农民工，就是要懂得感恩。
这是中国农民工30年迁徙史的第一篇。我们将视角投向在改革开放前后最早洗脚上岸经商的温州农民。他们是广义农民工当中的一股重要力量。
1978年曙光初现
1978年的温州，看不出任何即将要引领中国经济的迹象。曙光初现，叶克春的回乡，将带动一场改变桥头镇的经商浪潮
1974年，永嘉县枫林镇人徐李送被推荐读高中了。一天，他坐在桌子上吃番薯丝。母亲在一旁告诉他，吃了这一顿，明天就没有东西吃了。徐李送一边嚼着番薯丝，一边掉眼泪。
4年后，高中毕业的徐李送被派去参加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在全县各地纠正分田单干。看到有人在田埂上私自种茄子，工作队就去拔掉。有人扛着山里买来的杉木要去卖，工作队就上前没收。
徐李送很纳闷。他说，自己的父亲就是这样从几十里外的仙居县贩卖杉木，一扛就是100多斤，才把他养大。于是，他因为不肯参与没收杉木，被调到医院查账去了。
这是1978年，许多像徐李送这样的人还在为时代困惑，但是一股除旧立新的力量已经在酝酿。这是一个改革四起的年代。
在1500多公里外的北京，这年5月10日，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文章通过《光明日报》传遍中国。当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这一年末，700多公里外的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按下手印，实行包产到户。
但1978年的温州，看不出任何即将要引领中国经济的迹象。
这年，560万人口的温州，GDP是13.22亿元，全市人均储蓄仅有8元。改革开放前，当地有童谣：“平阳讨饭，文成人贩，永嘉逃难，洞头靠贷款吃饭。”
以永嘉县为例，1978年的耕地面积是38.29万亩，比1949年少了4.1万亩；但是人口在这年达到了68.32万，比1949年足足多了33.76万人。更要命的是，年初的一场暴雨，让县内2万亩农田受了灾。到了夏天，一场干旱从8月29日一直持续到10月30日，受灾农田7万多亩。
这年年中，在外闯荡10年的叶克春回到了温州市永嘉县桥头镇。这个日后名声在外的农民商人，当时27岁。自1969年开始，他的父亲作为劳动力，代表全家去生产队干活，叶克春被默许外出弹棉被，成为当时桥头镇近万名弹棉郎中的一个。当时桥头镇总人口也仅2万多一点。
曙光初现，叶克春的回乡，将带动一场改变桥头镇的经商浪潮。
弹棉郎卖纽扣致富
叶克春拿了200多元钱的钮扣回桥头。叶克春把钮扣钉在白布上，剪成一板板出售，销量出奇的好
叶克春回到永嘉桥头镇的时候，商品经济的苗头已经开始出现。他的同镇老乡邹永芳，花1元钱买了一只挑货郎兜售的塑料编织虾，并借助当地农化厂的供销员往外推销，订单一下子达到数十万元，轰动一时。
春节刚过，商业嗅觉灵敏的叶克春就来到温州市区，到处询问有没有生意做，干什么才赚钱。他也遇到了一个挑货郎。对方介绍，到台州市的路桥区或许有生意可做。
一头雾水的叶克春，与堂兄叶克林和另外两位老乡凑了600元钱，赶到了路桥区。路上，一名老乡反悔退出，另一老乡转行做起了塑料编织。最后，叶克春与叶克林被写进了《桥头镇志》，经温州官方认定为桥头镇最早从事钮扣贩卖的商人。
走进“克春钮扣”的门店找叶克春，他的儿媳妇朝一边努努嘴。在楼梯口的角落里，现年60岁的“克春钮扣厂”创始人、数千万身家的叶克春坐在一张矮板凳上，给一包包钮扣过塑封装，满头大汗。
小儿子叶立敏说，父亲太老土了，怎么看都像个农民，不像个知名商人。
成名以前的叶克春更老土。他从桥头镇外出，因为没有班车，只能在路口等过往的顺风车。有时候一等几天都不见车经过，“路上真的是一辆车来回都没有。”
看到有几家人在做铁钮扣，叶克春拿了200多元钱的钮扣回桥头。
叶克春把钮扣钉在白布上，剪成一板板出售，销量出奇的好。1979年的温州，正迎来一股走私热潮。大量的走私手表、折叠伞等时髦玩意儿在温州的地下市场交易。这些外地来的顾客也看上了桥头的钮扣，来买钮扣的人越来越多。
除了等客上门，叶克春也带着钮扣、塑料编织品、衣服等货物到外地的供销社销售。凭借弹棉被时积累的供销社资源，生意越做越好。
但是在1979年的永嘉，买卖钮扣还不能光明正大。去外地进货也一样，都是偷偷摸摸的。
在路上钱也不敢多带，一旦被查出来就很可能被没收。进好了货，往往是一下车，身上背两个包，两手各提一个包，撒腿就跑。
尽管一再小心翼翼，叶克春还是在余姚被抓过一次。身上被搜出了托运单和3000元现金，都被没收。
上世纪70年代与80年代相交的桥头镇，没有市场，没有工商所，也没有税务所。大家都是把货物摆在镇上的桥上卖。没有银行，只有信用社，叶克春不敢把钱存在信用社，都放在家里。
现在的叶克春，钱已经多得家里都放不下了。他自己有一个工厂，固定资产价值就超过2000万元。
叶克春说，他想退休了，真的什么都不做了。
妇女主任的时代选择
由于带动数千名妇女从灶台走上柜台，王碎奶担任了桥头钮扣市场个体协会的会长。她也随着市场一起，成了时代标志
桥头镇最有名气的人，要数王碎奶。她是另一个做钮扣生意成名的农民。
王碎奶1947年出生在桥头镇黄堡村，这里已经是全镇平原地带的边缘，耕地面积更加有限。
1963年，王碎奶小学毕业，读了半年农业初中，不料母亲病故。16岁的她辍学当年就嫁到桥头村。
1979年，叶克春在镇里那座大桥上摆摊卖钮扣时，王碎奶还是个家庭妇女。
“当时没有生意做，种地粮食又不够吃。”王碎奶很苦恼。更苦恼的是，作为家庭妇女，不挣钱就没有经济自由，花钱都要问家里的男人要。
看到叶克春卖钮扣，当地人也跟着去外面进货来卖。不到一个星期，桥上卖钮扣的摊贩就发展到了42家，其中就包括王碎奶。她让读中学的儿子利用周末去外面进货。第一次花了一个星期，赚了100多元钱，第二次赚了200元。在生产队一年做到头一分钱都没有，这样的经商收入有着巨大的吸引力。
亲戚带亲戚，朋友带朋友，桥头卖钮扣的很快就有200多家。1983年，永嘉县政府正式开放桥头钮扣市场，到年底摊位达到500个，每天数千顾客、上百辆车挤在一条600米长、8米宽的街道两旁，和两座34米长、5米宽的桥上。
1984年，298个个体摊贩筹资近6万元，在小学操场建成瓦棚市场。1985年，个体摊贩又筹资30多万元，建成4层楼的新市场。
桥头镇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但是桥头钮扣市场却一路风生水起，堪称当时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专业小商品市场。1984年3月，桥头钮扣市场的购销员陈亮把广州百货站积压5年的24吨钮扣全部运到桥头，仅40多天就一销而光。市场作用，可见一斑。1984年，桥头镇销售的钮扣共计50多亿粒，相当于全国每人5粒。这一年，桥头镇600余户人家中，万元户数量已经达到80%。
桥头市场成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标志。据统计，在1980—1990年代，到桥头镇视察过的中央及部委领导就有28人，包括总理，以及乔石、万里、田纪云、谷牧、费孝通、宋平、彭佩云、陈慕华、杜润生等领导。
由于带动数千名妇女从灶台走上柜台，王碎奶担任了桥头钮扣市场个体协会的会长和党支部书记。她个人也随着市场一起，成了时代的标志。原本只会讲方言的她，靠着经常参加各种会议，竟然学会了普通话。1993年，王碎奶达到个人政治荣誉的顶峰，当选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现在的王碎奶，已经把钮扣生意都交给了子女。她赋闲在家，接着各种要求采访、邀请开会的电话。她说自己一共拿到了162个奖状和奖牌。
文章来源：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