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穿运动鞋，有可能就穿过一双东莞裕元厂做的鞋子。裕元在东莞的工厂里有7万人。1991年周银芳加入裕元，那时她才17岁。她在厂里遇到她现在的丈夫，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生了两个孩子，然后和老板谈判升了职，现在是管理1500个工人的主管。“我想在这里干到退休。”她告诉我。她今年三十岁，但声音已经像老妪一样嘶哑。用工人们的话说，裕元所有管理层的声音，都是嘶哑刺耳的，这是长年累月在机器的轰鸣中扯着嗓子喊话的结果。
向上流动是可能的；生产需求如此巨大，裕元必须从内部提拔。公司几乎所有的管理层，从生产线的监管到整个工厂的头头脑脑，都是从流水线开始做起的农民工。
生产线外的生活
一到周末，生产线停工，裕元大院里的氛围就变了。那些平时走路带风面无表情的女孩们放慢节奏，变得懒洋洋的。她们和女友们手牵手散步，工牌挂在脖子上，或是拴在腰带的链子上，好像美国学校里的清洁工。她们边走边用方言大声交谈；她们露出肌肤，她们穿吊带背心和牛仔裤，或是黑色晚礼服和高跟鞋；有时候几个朋友会穿得一模一样出门，对世界宣告她们彼此共同的忠诚。她们吃着卷筒冰淇淋，三三两两光脚坐在小片的草坪上，看杂志或者分享秘密。有时候一个姑娘独自坐在那里，对着空气发呆。
宿舍里没有隐私的空间。楼上的人光着手臂靠在阳台栏杆上，呼唤楼下几层的朋友。流行歌曲从磁带卡座里迸发出来，冲进雾蒙蒙的早晨。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空气里弥漫着晾晒衣服的味道；漂白粉、洗洁剂和潮湿味儿是裕元厂里永恒的气味。
6月的一个星期天的上午，J楼805室的几个姑娘躺在上下铺上聊天。房间乱蓬蓬的好似睡衣派对的尾声，虽然已经11点了，姑娘们还窝在睡衣里。
“你要是认识村子外的男人，”一个姑娘说，“就不会知道他的真面目，也不会了解他的家庭。”
“如果你在外面交男朋友，爸妈在老家就会没面子。”
“你跟一些人交了朋友，然后回到家就失去联系。”
“你回老家的时候，会发现别人知道你所有的事情。”
十个女孩住在J805，这个八楼的房间有22个平方，里面摆了两排金属的上下铺。每个女孩有一格壁柜，放衣服、零食、化妆品和首饰；就像美国高中女生的储物柜一样，她们用电影明星的杂志图片装饰内壁。床底下是鞋子的墓地，高跟鞋、运动鞋、Hello-Kitty的人字拖。这幢楼里住了两千个工人。
家的困惑
J805的姑娘们在裕元八厂工作，这个厂生产阿迪达斯和萨洛蒙的鞋子。现在她们每天只工作十个半小时，外加星期六放半天甚至整天的假。在东莞制造业的世界里，这就是淡季了。一些姑娘计划回家度假，但是她们所制造的鞋子部件不一样，路径也就不一样。那些做鞋底的女孩可以离开。裁断工和缝纫工则必须留下。
21岁的贾纪梅冲进房间，炫耀她刚才出去买到的东西：火车上吃的零食和给家里人买的卡式录音机。她是河南人，在鞋底部打工，刚获准了一个月的假期，准备回家。“这两个晚上我都睡不着，”她说，“一晓得要回家，其他啥事你都不会想了”。
张倩倩是安徽来的小姑娘，她从楼下七层到八楼玩，看贾纪梅为回家做准备。她是个裁断工，所以她得留下来。“我回家的时候，无聊得要死，”倩倩说，“没有电视，没有录音机。家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出去了，整天就我一个人。”
“我奶奶天一亮就起床做早饭，”她接着说，“叫我吃饭，有时候我还在睡觉。然后我爸就说我，‘你还在床上躺着，都不来吃你奶奶为你做的早饭。’在家里，总有人在说你。”
“你在家里坐不住，”李晓燕同意倩倩的说法。李晓燕是来自湖南的室友，也是一个裁断工。这些姑娘和家里的关系很复杂。在外的时候，她们很累，觉得孤单，一直说要回家；而一回家，她们就很快厌倦了，又渴望再出来。
相见时难别时易
农历7月是一年中最热的季节，裕元的生产节奏降至龟速。越来越多的工人回家休假，宿舍里空空如也。那些留下来的工人一天只工作8个小时，每周5天。西方白领的正常作息在这里就好比是天堂。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去看倩倩的时候，她睡到十点过后才起床。她打了个哈欠，伸伸懒腰，慢慢地从她的上铺晃下来。她套上一件绿色的吊带衫，一条一个裤腿上绣花直到脚跟的牛仔裤，和一双斑驳的尖头高跟鞋。“一年当中，只有这几个月有点意思。”她说。越过两个床铺，她的室友坐在床上无声地练着英语。她在读厂里组织的每周一次的英语班。她那本常常翻阅的书里面的句子很奇怪。
这是厕所。他从秘鲁来。
另一个有点意义：
不要失去这次机会。
倩倩走到楼下，走过另一幢宿舍楼，穿过工厂大门。在人行道上，太阳光如此强烈，路面白得刺眼，就像曝光过度的照片。倩倩走进一家百货商场，径直被吸引到摆了亮片高跟鞋的货架那边。她把玩着一双黄色的松糕鞋，鞋绾带上有3颗闪亮的粉色桃心，就好像情人节的糖果一样。“今年这种很流行。”她说。在礼品区，她指着一个里面镶了假玫瑰花的相框说，她送过一个给朋友做生日礼物。
回到荒漠一样的大街上，她冲着一个路过的姑娘叫起来。“徐季梅！你去哪里了？”
一个头发挑染成红色的姑娘停下脚步。她背着一个尼龙的耐克双肩包。“我要回家。”她说。
“你要回家？现在？”
“现在。”
倩倩一把抓住那姑娘的手。“好吧，那再见。”她说。
她看着那姑娘走远。“你在工厂里认识许多这样的朋友，然后她们就回家了。”
“你们还保持联系吗？”我问她。
“很难。有时候我们会交换地址。”她在东莞最好的朋友就是她第一次进裕元的时候认识的。倩倩经常在不上班的日子去看这位朋友。保持联系要花费功夫和精力，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打工女孩的好朋友只有这么几个。这个世界里，最容易的事情就是和别人失去联系。
千里之外，倩倩的父母也要她回去，但另一方面，他们要求她寄回去更多的钱。她在出来的头两个月里给了他们近五千块钱，但是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寄过钱了。在她们村里，传统上父母会给成年的儿子盖一幢房子，给他婚后居住；倩倩的弟弟才14岁，但她的父母已经在为这笔开销着急了。
家里人试图从村里遥控她们的女儿。寄钱回家。别在外面找男朋友。快点结婚。而大部分女孩子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安排事情。倩倩的父母甚至都不知道她在厂里的电话——她想打回家的时候就会打给他们。他们总是在家。
逃离生产线
裕元厂前面的主街道上，许多巷子从商店与商店的间隔后面延伸出去。巷子的尽头是农田。就在工厂世界的边界外，已过中年的男女在绿叶菜田上劳作，天上的云，也保护不了他们免受日光的强烈照射。
中国传统的农历把一年分为24个节气，每隔两个星期就有农作的指令。裕元厂里的姑娘对农业作息一无所知。回家的时候，父母通常不会让她们干农活；如果去田里帮忙，他们会晒伤，也会因为农活不熟练而起水泡。一个打工妹向我描述在家里典型的一天：
6：30起床。看电视——新闻焦点，然后是电视剧。一直看到下午一两点。睡个午觉，周围散个步。吃晚饭，然后十点睡觉。
全球制鞋业的历法也在春天开始加速。3月，机器开转，四五六月加速运转，在欧美夏季海运季之前做好鞋子。7月——当农历催促农民们在雨季来临之前赶紧夏收时——制鞋业陷入萧条状态。8月的订单量下降到最低，有时候生产线只运转全部产能的百分之二十。九十月的生意多了起来，机器不停转，预期产能紧张将会到来。12月是拼老命的时间，每个人拧紧发条加班，以满足圣诞节蜂拥而至的订单。圣诞节过后，节奏慢了下来，直到第二年春天再次到来。
姑娘们很快就了解鞋子的节气，以及每天的节奏。
8月是灌溉玉米和准备种植冬麦的时节。在裕元的工厂里，新的一季比预期要来得早一些：这是奔向圣诞节的长距离助跑。夏天的清闲日子过后，姑娘们的工作日每天都在加班，整个星期六也加班。流水线上，她们干得更快，话也更少。
“我头痛死了。”倩倩在8月初的一天早上说，“本来应该是淡季的，但是我们有这么多订单。”
宿舍楼的J805室里，贾纪梅从老家回到工厂。她坐在下铺，无精打采，面无笑容。
“我不想回来的，”她慢慢地说，好像刚从梦中醒来，“但是家里没有事做。如果老家附近有事做的话，离家近一点就好了。回到这里我很不爽。我真的不想回这里上班。”
然而眼下有更令人不安的变化：工厂每年都会重新分配宿舍，目的是为了顾及这一年新进和离职的人，以确保每个生产团队住在一起。但这让每个人的生活都天翻地覆。“我们已经在这里交到朋友了，”贾纪梅说，“现在可能又要散了。”
8月下旬，工人们搬往新的宿舍。在裕元这样规模的工厂里，曾经朝夕相处的姑娘们突然不知道如何再找到她们的朋友。许多人从此失去了联系。
搬完宿舍后，倩倩消失了，整个9月我都在找她。
10月中旬的某个周日下午，一个我在倩倩以前的宿舍里认识的年轻姑娘带我找到了她。
一个单人间，一张双人床，倩倩坐在床上，穿着T恤和热裤，光着脚。她朝我笑了一下，那一丝微笑转瞬即逝，有点勉强，好像她并不乐意被人发现。
8月的发饷日后，她退出裕元，离开流水线，没有获得离职批准，也没有拿回公司欠她的薪水。从那个时候起，她和不同的朋友一起合住，她眼下借住的是一个名叫葛丽的女孩和男朋友同居的住处。她在考虑，是回家还是进另一家厂。
“你为什么离开裕元？”我问倩倩。
“没意思。”她说。之后，尽管我以不同的方式又问她几次，她都不愿意再说什么。
收获时节
我再去裕元的时候，已经过了元旦。女孩们身穿薄棉袄，冷得直耸肩膀。受冻看起来是个务实的决定：东莞的冬天不长，花钱买件暖和的外套并不划算。我进去的时候，贾纪梅刚好回宿舍，她看到我的时候笑了笑。她的头发挑染成了深红色。
圣诞节一过，厂里的活儿开始放缓，现在是传统农历占上风。刚来东莞的打工族，通常孤单而盲目地四处游荡，那些回家的人就不一样。她们昂首挺胸成群结队地走着；她们看起来很开心，也认得路。她们口袋里有钱，手里大包小包拿着带给家人的礼物——CD唱机、被褥、给小孩子的糖果。在老家，现在是农历大寒，是迎接新年的季节，也是东莞历上收获辛苦一年所得的季节，是现在唯一重要的收获季节。
本文节选自张彤禾的作品《打工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