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虽然没有任何官方数字统计中国童工的数量，但据与会发言人，在中国建筑业中至少有30万童工。世界范围内，平均每七个儿童中就有一个童工。中国童工的数量已仅次于印度和南非，居世界第三位。
从与会者反映的情况可以了解到，童工产生和存在的理由多种多样，如贫穷的生活环境、缺乏有效的监管体制、不健全的教育体制、低成本高回报等等。其中，发言人认为“缺乏有效的监管体制”是最大弊端。中国企业明知雇佣童工违法，但仍然知法犯法。与会机构的调研人员曾扮作应聘人员，问用工单位招不招未满16岁的工人，负责招聘的人直言不讳，“只要身高够1米58就行。”
在某调研机构调研的东部沿海省份中，福建是发现童工最多的省份，而广东则是发现童工案例最多的省份。受访的童工中，平均月收入仅610元，每天工作13.14小时。童工年龄集中在12-16岁，且男女比例不均衡，女性比例明显高于男性。用工的高峰期多出现在暑假。
更令人堪忧的是，有些地区的学校与工厂联谊，非法使用实习工。一方面因为新《劳动法》的颁布，企业要解雇正式员工变得困难，推动企业雇佣非正式的实习工；另一方面，学校受利益驱使，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将自己的学生介绍给用工单位，然后将学生实习的工资据为己有。而据另一与会发言人，雇佣童工的现象普遍，甚至也引起了成年工的敌意，认为童工是在同他们抢饭碗。这使得童工的生活及工作环境更加没有保障。
在平常人的眼里，儿童出来做工多半是被逼无奈。但在某机构的调研中，却遇到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种情况。一位受访的女孩在被问到为什么要出来打工时，开心地答道，“因为我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建造自己的未来。”当然，也有很多案例是童工想读书，但家庭没有能力提供条件。
工作坊讨论最激烈的话题是如何处理童工问题。与会企业反映了遇到的诸多挑战，如很难发现真实状况、供应商不愿合作支持改善计划、孩子本人或其父母不愿意回学校、有些童工改善计划周期太长，以及事后无法找到当事人童工等等。其中，某与会企业认为“孩子本人或其父母不愿意回学校”的问题最突出。这也反映出如何处理当事人的意愿问题：有些孩子或孩子的家长只想出来打工早点挣钱，不想读书。
童工，包括留守儿童的问题，说到底都是广泛的社会性问题。企业和NGO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与会者表示，如何遏制童工现象的蔓延，更多的还是要靠政府制定相关的法律政策进行有效监管。
注释：依照中国《劳动法》定义，童工是指未满16周岁，与单位或者个人发生劳动关系从事有经济收入的劳动或者从事个体劳动的少年、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