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们从事各项活动的起点、机会、过程和结果之中，相关基础性制度的建设，是确保利益协调准确的前提
当前，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差距呈现出扩大的趋势，由此引发的利益矛盾日益凸显。
完善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已经成为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因素。
中央党校教授吴忠民说，要解决当前的种种利益矛盾，首先需要确立起社会成员共用社会发展成果的基本理念。
“紧紧依靠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用的生动局面……”党的十七大报告里有关“共建共用”的论述，为利益协调指明了方向。
受访的有关专家指出，建立健全个人财产申报制度、房地产登记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基础制度，既必不可少，也具备了充分条件，应当在十七大后作为利益调节的基础制度加快推进。
体制转型期的利益失衡
当前，不断拉大的利益差距，使得利益矛盾凸显，利益冲突不断发生。
我国社会利益主体趋於多样化。一是原有工人、农民和知识份子群体内部发生了变化。例如，农民群体除了一部分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外，有相当一部分进城务工，成为农民工。二是新的利益阶层不断涌现。例如个体户、私营企业主、自由职业者等。
利益主体的多样化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利益差距扩大的趋势过快。有统计显示，突出表现在分配领域的收入差距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1978年城乡居民收入之比为2.47:1，2006年扩大为3.27:1；二是区域差距扩大，东部与西部差距从30年前的1.5倍扩大到现在的2.5倍。三是行业收入差距明显，1978年收入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17:1，2006年上升为大约4:1。
整体上看，不同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呈逐步拉开的趋势，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为0.317，2006年上升到了0.496。国家统计局於2005年公布的资料则称，“城镇最高组与最低组的收入之比由2002年的5.1:1扩大到5.3:1”。
不断拉大的利益差距，使得利益矛盾凸显，利益冲突不断发生。据统计，2006年1月至8月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因工资、福利待遇等问题引发的事件占总数的18.8%，因征地、拆迁问题引发的事件占15%，因企业改组改制、兼并破产问题引发的事件占7.66%，因争矿、林、水、草场、土地问题引发的事件占4.82%，因集资、股票引发的事件占2.32%。
基础财产制度确保调节准确
协调利益的基础，在於对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把握准确。而把握各种利益的前提，专家认为是完善和推进一些基本的社会制度。
首先是建立个人财产申报制度。
我国对於个人财产申报进行过一些探索，但起初只针对党政领导干部。1995年，中央要求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必须向本单位组织人事部门申报。但是，这个制度设计内容简单，不向社会公开，监督作用有限。有专家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名贪官因这项制度的监督制约而落马。
专家由此建议，从内容上，为便於监督统计，按个人所得税法规的精神，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应该针对相关的高收入阶层，即掌握公共权力关键岗位、关键部门人群，申报内容应包括现金、不动产、交通工具、生产资料、无形资产、金融资产等诸多内容。
严格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一方面可以掌握相当部分高收入人群经济状况，厘清低、中、高不同收入群体的范畴，更好地实行利益调控；另一方面可以监督官员。
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的建立，是国家调整利益分配的最重要制度平台之一。对於高收入者来说，个人财产申报可以使其各种“隐形收入”公开化、透明化，使“年所得12万元以上的纳税义务人，在年度终了后3个月内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纳税申报”等措施才能落到实处。
对於低收入者来说，个人财产申报制度一方面可以保证需要救助的公民不被遗漏，做到“应保尽保”；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有能力解决基本生活问题的公民误领、冒领低保，占用目前并不丰富的救助资源。
有关专家认为，出台这样的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相应的配套法规体系，如何申报、如何公开、如何监督、违法如何惩罚等问题都难以明确。
其次，作为个人财产申报制度的组成部分，一些如房地产、土地等涉及重要财产专案的动态资讯管理系统也应加快建立。
如在城镇，应从速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居民住房资讯系统。这一系统有利於国家根据生活保障住房、投资住房的不同性质，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调节房地产市场。
9月27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发布通知要求，已利用贷款购买住房、又申请购买第二套(含)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於40%。
一位房产部门工作人员说，在同城对居民“第二套住房”的认定，房产交易市场的资料应是最准确的。但如果以家庭为单位来认定就复杂得多，因为涉及到婚姻状况，需要公安、民政部门资讯联网及多个部门之间资讯共用。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以家庭为单位的城镇居民住房资讯系统尽快建立。
有了这样的制度，还可以更有针对性地打击“炒房团”，减轻投机性炒房对居民生活住房保障的冲击和危害。
在农村，需要建立农村土地登记系统。目前，在承包土地方面，一些地方在二轮土地承包时工作不扎实，沿用第一轮资料，造成合同资料与承包土地不一致。部分农户拒签合同，土地经营权证未发放到户，后来几年发生的承包关系变化也未进行变更登记。土地数量不清，经营权、使用权不明确的问题比较突出。
在宅基地方面，当下已经有不少宅基地也以出租、转让、抵押等不同方式产生了流转，一些地方也没有相关的记录和统计。
由於涉及农村土地的基本资讯不明、统计不清，一方面国家保护耕地的宏观政策执行难以到位，另一方面一些惠农政策就无法落在实处，征地拆迁时农民的利益很容易受到伤害。
第三，尽快推进与初次分配直接相关，同时涉及“二次分配”的社会保障制度。
包括养老、失业、医疗、工伤、生育等保险制度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在我国已经逐步建立。但当前还只是框架，目前需要在四个方面加快解决难题：
一是财政投入不足。2004年财政社会保障支出仅占GDP的2.15%，而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国家，社保支出占GDP的比重基本超过10%。
二是覆盖率低。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制度覆盖职工不到2亿人，只占7.6亿全社会从业人员总数的25％左右，其他社会保险险种的覆盖面更低。
三是保障基金不能随著人走而流动。
四是社保基金管理混乱。近两年来，有关社保基金的违规违纪问题屡屡出现，其根源并不是监管不严之类的表面现象，而在於没有形成一个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保值增值目标的管理体制和运营模式。
利益协调机制的核心，是切实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让全体民众共用改革发展的成果。
目前，我国对贫困者、低收入者的政策保障力度较大。
如目前已建立城乡低保制度、灾民临时救助制度、城乡医疗救助制度、农村五保供养制度、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5大社会救助制度；在义务教育阶段对1.5亿名农村中小学生全部免除学杂费；在城市推进廉租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等保障性用房建设等。
除解决好困难群体的保障外，下一步的重点，在於更有力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中等收入群体如何“扩容”，是一个长期和复杂的问题。受访的专家指出，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提高中等收入者的可持续收入能力，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当前，加强税制的调研和改革是大众关注的重点之一。吴忠民说，税收是调节社会利益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中一个继续出台的政策，就是通过所得税等税种的徵收，适当调节高收入者过多的收入，有效地调整或是缓解社会矛盾。
在中国现行的税制结构下，占税收收入绝大多数的流转税不具有收入调节的功能，而最能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财产税(房产、遗产、赠与税等)尚未徵收，故调节收入分配的任务主要落在了个人所得税身上。
这就使得我国中低收入阶层特别是工薪阶层成为个人所得税的主要来源，实际上形成了收入分配“逆调节”。据有关统计，2004年中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为1737.05亿元，其中65%来自工薪阶层；而占总收入一半以上的高收入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20%。
因此，对於财税体制进行调整，发挥税收等经济杠杆在调节收入分配中的重要作用已成共识。
有关专家建议，首先应当建立和完善高收入阶层个人财产申报制度。
其次，加紧论证应否适时开徵遗产税。遗产税作为个人所得税的补充，徵收起点较高，徵收对象主要是高收入者，一般认为是抑制“富人”代际转移的一个有效的手段，有利於防止收入差距拉大。
第三，拓宽奢侈消费品等专案的税基、制定合理的税率和建立有效的征管机制。
第四，有针对性地调节垄断行业过高收入。目前垄断行业员工工资过高一直为各阶层所诟病。有资料显示，电力、电信、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差距更大。
对此，中央已把调节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纳入到理顺整个分配关系的大盘子中，2006年6月底，国资委发出档开始削减央企特别是电力行业高昂的住房补贴。
11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大对收入过高的行业、企业工资分配的调节力度，高收入垄断行业工资浮动比例将由0.75 下调至0.6以下；同时，中央企业被要求就收入问题进行自查，其员工收入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工资分配政策执行，出现问题将被严肃处理。
受访专家也表示，再分配同样要注意促进效率；如果把再分配调节力度搞得过大，出现奖懒罚勤效应，就会既损害初次分配的公平性，又损害效率，反过来影响再分配的调节能力和社会公平的功能。（文/《了望》新闻周刊记者 陈泽伟）
来源：2007年11月14日 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