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博主/傩送
广州市长万庆良在广州市委九届十一次全会上，建议用“新广州人”取代原有 “农民工”、“打工仔”、“外来人员”等称呼，促使“新广州人”更好地融入广州、扎根广州。万庆良倡议，要对“新广州人”树立新理念，让“新广州人”真正成为广州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广州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更好地共享幸福广州建设成果。（中国新闻网7月21日）
万庆良市长的建议不新鲜。这些年从民间到官方，从专家学者到全国两会，呼吁给农民工群体“改称呼”的声音络绎不绝，而且有些城市早已付诸实践了，比如深圳称农民工为“来深建设者”，东莞称农民工为“新莞人”，西安、绍兴等城市则称农民工为“新市民”。
笔者感到很纳闷，这么多城市热衷于给农民工“改称呼”，究竟是为什么？按万庆良市长的意思，农民工改称“新广州人”，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广州、扎根广州。这个愿望当然很美好，也符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古训，只是笔者心中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农民工改称“新广州人”之后，他们从此就不是农民工了吗？
“农民工”这个称呼，在今天听起来有点让人不舒服，但这并不是“农民工”的原罪。“农民工”作为一个特定称谓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开始并不带任何歧视性意味，实际上，它相当准确地描述出了它所指代的人群的特点：来自农村，具有农村户口，进入城市务工。这也是这一称谓迅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因。
歧视出现在农民工进城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城乡二元体制所造就的公民权利差别长期存在，致使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在医疗、保险、工资、福利等方面与城里人存在较大差距，加之“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等现象时有发生，久而久之，城市原来的居民相对于农民工群体就有了某种优越感，而农民工自己也经常觉得低人一等，“农民工”这个称谓也就相应地成为一个“问题”。
同在城市的蓝天下，人群和人群之间因为户籍所在地不同，就有了身份贵贱、权利大小之别，这肯定不是文明社会的应有之态。但这种不平等，并不是“农民工”这个称谓带来的，其根源在于农民工这个群体长期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换言之，所谓“农民工问题”，其实是一个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屡得不到保障的问题。改个称谓很容易，怕就怕改了称谓，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依然得不到改善，拿广州来说，如果仅仅是改称谓，“农民工”的问题看似没有了，“新广州人”的问题又来了。
农民工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长远看，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解体，“农民工”这个称谓终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但就现阶段而言，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在是否给农民工“改称呼”这个问题上作过多纠缠。如果一定要表态，笔者认为暂时保留比取消好——“农民工”这个听上去有点让人隐隐作痛的称谓，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中国社会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应得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他们还没有充分共享城市不断发展进步的繁荣成果，他们甚至还受到一些制度性歧视。所有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足够重视，并尽快予以纠正和改变。
在专家学者和官员们考虑如何给农民工取一个悦耳动听的新名字的时候，笔者相信，那些正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工厂、餐馆、歌厅等场所挥汗如雨的农民工们，他们最关心的，是能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如果生病了有没有钱上医院，孩子下学期在哪里念书，什么时候才能在城市里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至于别人怎么称呼自己，都是浮云。
广州市长万庆良在广州市委九届十一次全会上，建议用“新广州人”取代原有 “农民工”、“打工仔”、“外来人员”等称呼，促使“新广州人”更好地融入广州、扎根广州。万庆良倡议，要对“新广州人”树立新理念，让“新广州人”真正成为广州大家庭中的一员，在广州生活得更有尊严、更加幸福，更好地共享幸福广州建设成果。（中国新闻网7月21日）
万庆良市长的建议不新鲜。这些年从民间到官方，从专家学者到全国两会，呼吁给农民工群体“改称呼”的声音络绎不绝，而且有些城市早已付诸实践了，比如深圳称农民工为“来深建设者”，东莞称农民工为“新莞人”，西安、绍兴等城市则称农民工为“新市民”。
笔者感到很纳闷，这么多城市热衷于给农民工“改称呼”，究竟是为什么？按万庆良市长的意思，农民工改称“新广州人”，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广州、扎根广州。这个愿望当然很美好，也符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的古训，只是笔者心中有一个疑问挥之不去：农民工改称“新广州人”之后，他们从此就不是农民工了吗？
“农民工”这个称呼，在今天听起来有点让人不舒服，但这并不是“农民工”的原罪。“农民工”作为一个特定称谓出现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一开始并不带任何歧视性意味，实际上，它相当准确地描述出了它所指代的人群的特点：来自农村，具有农村户口，进入城市务工。这也是这一称谓迅速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原因。
歧视出现在农民工进城之后。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城乡二元体制所造就的公民权利差别长期存在，致使农民工在进城务工的过程中，在医疗、保险、工资、福利等方面与城里人存在较大差距，加之“同工不同酬”、“同命不同价”等现象时有发生，久而久之，城市原来的居民相对于农民工群体就有了某种优越感，而农民工自己也经常觉得低人一等，“农民工”这个称谓也就相应地成为一个“问题”。
同在城市的蓝天下，人群和人群之间因为户籍所在地不同，就有了身份贵贱、权利大小之别，这肯定不是文明社会的应有之态。但这种不平等，并不是“农民工”这个称谓带来的，其根源在于农民工这个群体长期遭受的歧视性待遇。换言之，所谓“农民工问题”，其实是一个农民工合法权益屡屡得不到保障的问题。改个称谓很容易，怕就怕改了称谓，这个群体的生存状况依然得不到改善，拿广州来说，如果仅仅是改称谓，“农民工”的问题看似没有了，“新广州人”的问题又来了。
农民工是我国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出现的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从长远看，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城乡二元结构的解体，“农民工”这个称谓终有一天会退出历史舞台。但就现阶段而言，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在是否给农民工“改称呼”这个问题上作过多纠缠。如果一定要表态，笔者认为暂时保留比取消好——“农民工”这个听上去有点让人隐隐作痛的称谓，至少可以提醒我们，中国社会还有一个数量庞大的弱势群体，他们应得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充分保障，他们还没有充分共享城市不断发展进步的繁荣成果，他们甚至还受到一些制度性歧视。所有这些，都需要引起我们的城市管理者足够重视，并尽快予以纠正和改变。
在专家学者和官员们考虑如何给农民工取一个悦耳动听的新名字的时候，笔者相信，那些正在城市的建筑工地、工厂、餐馆、歌厅等场所挥汗如雨的农民工们，他们最关心的，是能不能按时足额领到工资，如果生病了有没有钱上医院，孩子下学期在哪里念书，什么时候才能在城市里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至于别人怎么称呼自己，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