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商品仿佛一夜之间从地底下冒出来，而且不断地升级换代，城市变得鲜光了，农村变得活跃了，超级商厦美仑美奂，集贸市场人声鼎沸，人们的思想解放了，日常的言论也自由了，过去看电影当过节，现在不出门就能任选频道。即使在最偏远的农村和山区，也摆上了黑白电视机，也多了几件时新衣服，多了几句时髦话。这一切的确令每一个普通中国人感到欢欣和自豪，人们一度放声讴歌改革开放，讴歌这片希望的热土。
这一切来得太快了，人们陶醉在欢呼､欣喜之中，以致常常来不及想一想为什么，很容易就接受了一个解释：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乍一看，这并没有什么问题，细一想，却失之简单化。任何事物都是有因才有果，试想，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武钢､鞍钢､首钢､杭钢，如果没有大大小小的水泥厂，仅仅一个允许私人建房的政策，怎么能一夜之间呼唤出一幢幢楼房，铺设起一条条公路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铁路网､航空网，北方市场怎么能一下子出现那么多南方水果呢？如果没有前人建设的棉纺厂､丝织厂､化纤厂，怎么能一下子取消布票呢？前人栽树，后人乘凉。我们在乘凉时，固然应该感谢允许乘凉政策，却本不应该忘记谁栽的树。
就以80年代初农村的巨变为例吧。毫无疑问，包产到户充份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到1984年时粮食产量创下历史最高记录。但是也不要忘记，仅仅有积极性是不够的。如果仅仅靠积极性就能解决问题，岂不又回到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逻辑中去了吗？事实上，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80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4个重大因素。第一是种子革命。70年代初杂交水稻良种育成，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体完成推广，使水稻单产约增加20％。与此同时，其他各种农作物如小麦､棉花､油料也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ぴ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二是化肥革命。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份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份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第三是水利革命。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在前30年里，各级政府利用农闲每年大规模地组织社员兴修水利，全国的大小水库七八万座，沟渠畅通，堤坝坚实，极大地增强了防洪抗旱能力，保证了农业稳产高产。第四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於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农业如此，工业､交通､能源､教育､科研､国防各个领域何尝不是如此呢？试想，如果没有30年建设的积累，在1949年就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要钢没钢，要煤没煤，要油没油，要资金没资金，要技术没技术，又如何使商品奇迹般地摆满货架､摆满每个家庭呢？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们固然得感谢巧妇，是不是也应该感谢一下提供大米的人呢？
有一次，我和一位当地方干部的朋友交谈，顺便谈到这些看法。他还我一个更有意思的说法："物理学讲能量守恒，动能势能相互转化。比如骑自行车上山，很费力。到了山顶时，人就筋疲力竭了，但这时的势能却最大。然后撒把下山，不用费力，速度就越来越快，这就是势能转化为动能。我看，改革开放以来焕发的活力，就是把前30年积累的势能转化为动能了。一旦下到山底，走上平路，则势能既被消耗光，而动能又被摩擦阻力损耗，这时大撒把政策就会走不动了。"
我越琢磨越觉得这个比喻意味深长。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一无外债二无内债，财政实力雄厚。这就是一个势能很高的位置，用金融业的术语就是"有良好的信誉"。单是吃这个信誉，广借内外债，就可以维持一段舒舒服服的日子。而到了内外债均数以万亿人民币计的时候，要再借债就不容易了，这就必须靠自己的努力。再如，当时中央集权程度较高，这也是一种高势能态，因为分权容易集权难，从集权到分权，顺水推舟，皆大欢喜。但是当形势需要重新部份集权时，比如1994年分税制改革，希望提高中央财政收入的比重，就很困难。
更如，土地从三级所有到基本上个人所有，这很容易；但如果此后发生严重的土地兼并，再要重申土地集体所有，就很困难了。最值得注意的是，改革开放初期，干部的廉洁程度也是个高势能态，从廉洁到腐败容易，这叫从恶如崩，从腐败到廉洁就难上加难，这叫从善如登。正是有这种高势能态的廉洁干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让别人致富，自己守ぴ清贫，基本上可以维持勤劳致富的社会秩序；一旦干部腐败起来，和群众抢守致富机会，甚至雁过拔毛，社会公平感就会荡然无存，而改革的形像也就会遭到严重扭曲。也就是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历次运动造就的一支相对清廉的干部队伍，支撑著改革开放的大业。
做人要讲良心，我们不能吃著人家的，用著人家的，住著人家的，却一天到晚咒骂人家的十八代祖宗，恨不得把人家从坟墓里刨出来鞭尸。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平气和地回顾50年的历史，才能找回做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尊严，也才能在前进的道路上经受新的磨难和挫折。历史并不是就此到了尽头，日子还要过下去。一个忘记､歪曲历史的民族，一个得意便忘形的民族，是不会有前途的。中华民族悠悠5000年文明史相沿不绝，正是表明了中华民族的博大､自信和成熟。我们终究会认真地面对历史的。
1970年代：灾荒历史的终焉
第三个事实，中国农业真正解决"靠天吃饭"､做到大灾之年不死人，是到了1970年代才成为现实的。在这之前，在连年连片的全国性大灾害中发生人口的非正常死亡事件，都应被视作顺乎事理和无可奈何的事情。因为，这不是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一个抵御得了抵御不了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时的人口已达5.4亿。人多地少的矛盾一直是我国的一个基本国情。按农业劳动力平均，我国人均占有的耕种面积（含复种面积）不足5亩，美国是800多亩，就连日本也是十几亩（马凯：《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粮食新体制》）。但是，我国因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业损失占GNP的比重每年反达到美国的40倍和日本的5倍之多。人多地少､灾害严重是制约我国农业增产稳产的主要因素，是中国人贫困并引发出无数次灾变的总根源。另一方面，自新中国成立起直至50年代末期，尽管农业生产年年取得丰收，但在农田水利和农机动力条件方面，新中国仍处在与民国时期大致仿佛的一个相当低的水平之上，并不具备抗御特大自然灾害的能力。关於这一点，除了"三年经济困难"是一个明证之外，我还将在本文的后面部份给出定量的证明。
"三年经济困难"深化了国家对於特大天灾的危害性的认识。毛泽东指出，农业的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农业集体化入手，命脉在水利化，而根本出路在於农业机械化。毛泽东承认："过去制定计划的方法基本上是学苏联的，先定下多少钢，然后根据它来计算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再计算要增加多少城镇人口､多少福利；钢的产量变小，别的跟著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行不通。这样计算，把老天爷计算不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天灾来了，偏不给你们那么多粮食，城市人口不增加那么多，别的就落空"。他强调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1964年6月6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1964年是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全国继大跃进之后又一次掀起了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的热潮，到1970年北方农业会议之后更进入了一个持续的高潮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带领下，组织起来的广大农民意气风发，不计私利，历时二十余年坚持不懈地大修农田水利，改良土壤､建设旱涝保收的高产稳产农田，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耕地的基础面貌。1966年经毛泽东主席提议，国务院进一步提出了到1980年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奋斗目标，并为实现这一目标作出了具体的规划和部署。尽管这一目标由於"文革"的结束而未能最终完成，但是，我们从下面的表1可以看出，建国50年中来，几乎所有可以用来发展现代化农业的基础条件，都是在新中国的前30年､特别是在农业集体化的1958∼1980年这22年当中形成的。
农田基本建设方面，以1957年为基准，1980年的机耕面积增加了15.55倍，占总耕地面积的42.4%，占1992年底机耕面积的80%。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年均净递增为3.5％，1980年达到7.33亿亩，是1997年底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的93.5％。耕地复种指数，由1965年的1.38提高到1977年的1.51，相当於增加播种面积1800万公顷。水利建设方面，"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现有水利设施的80%以上仍然是70年代以前修建的"（新华社2000年6月10日讯）。农用小型水电站1957年前仅有544个，至1980年新建79775个，其中近一半到1992年之后被荒废失用。粮食品种改良方面，袁隆平等人於1973年育成的ýC型杂交水稻优良品种开始在南方推广，取得显著成效；从1976年到1987年全国累计种植面积10.66亿亩，平均每亩增产108.3公斤，共增产115.45万吨。农业机械方面，农机总动力1980年比1957年增长120多倍，农用拖拉机､农用排灌动力机械､联合收割机､农用运输车的数量都有了数十倍到成百倍的增长，人：畜头：机比例从1965年的100：18：4.6变成了100：16：47。化肥生产方面，1972∼1973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稍减，毛泽东即亲自批准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和50万吨尿素的成套设备；一批大型化肥厂的陆续建成投产，使我国化肥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化肥施用量1980年比1957年增长了34倍。
从1958年人民公社的诞生到1980年为止，这22年当中，国家财政支出中的对农比例几乎年年超过10%，最高年份1963∼1965年达到14.75%，体现了我国政府对於农业的高度重视和发展现代化大农业的强列愿望。这些高比例对农投入开创了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大局面，同时也收到了高效益的回报：1962∼1980年我国粮食产量年平均增长率达4.30％（从1958年算起为2.45％），它既高於1953∼1957年准集体化时期的3.58％，也高于1981年∼2001年分散经营制度下的1.86％；更重要的，人民公社化不论在硬件方面还是在软件方面，都为1981年后的改革成功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人民公社制度最重要和最可宝贵之处，是由她带来的农田面貌与农业生产条件的质的飞跃，在相当程度上更改了农业靠天吃饭的观念，打破了我国数千年来"大旱大涝必大荒"的铁律，结束了我国作为"灾荒之国"的历史。对此一个最好的证明，就是1978年在特大干旱之年，我国不仅避免了可能发生的人口事件，全国农业总产值反比上年增长9.8％，粮食产量首次突破3亿吨大关。一批"大跃进"以来建成的水利骨干工程对此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的。例如，1963年建成的江都水利枢纽工程在1978年的特大干旱中"共翻长江水215亿立米，相当於洪泽湖正常蓄水量的近10倍"， 从而保住了当地的农业丰收。
后人将永远不忘我们的前人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通过人民公社这种制度形式，为改变我国数千年来的"灾变型贫困"的历史所走过的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永远铭记他们做出的前无古人的伟大功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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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