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生
很多人通过相关材料□□比如近期南方周末的文章□□已经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城乡两阶层人口之比为2:8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分配之比是7:3。很多人为这个局面何以出现而感到迷惑，继而感到愤怒。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可能要比上面材料公布出来的更糟糕；另外，我还要简要分析一下，这麽糟糕的局面是怎麽产生出来的？
1999年底出版的一期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於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馀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
调查中显示，2000名学生当中，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这两个数值，我在下面引用时将它们四舍五入，变成80%和20%）。如果我们承认“一管可窥全豹”，如果我们承认统计学中随机抽样可以反映全局的大致情况，那麽，在这里，通过上面的材料得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我们这个城乡人口比为2:8的国家，城乡人口实际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尚不到8:2！
为什麽会出现这种局面？真的是农家子弟天生愚钝，不可教化？是他们在考试的竞争里敌不过城里人？
您请听我说，再作出自己的结论吧□□
当我们的社会公众、我们的政协委员为同一批学生做完全相同的高考试题，却因录取分数线的划线不一，北京考生比湖北等地考生少100馀分的差别而愤愤然的时候，很多人不会想到：许多农民的子弟，他们在初>毕业的时候，就被极其不平等的中考分数线排挤在高中学习，和专业（职业）培训机会的门槛之外了。
也就是说，他们中很多人的一生，从很早的时候，就丧失了靠近高考起跑线的机会！
有这麽一个刊载於中国财经报的消息：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了本年度的中专分数线的录取公告：城镇考生录取线为376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532分，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156分！
据说太原市有关“部门”和“人士”的解释：大幅度优惠城镇考生的现象“年年如此”，这麽做的理由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居民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绝不像大家所知道的，只是在地域间□□比如北京和武汉之间存在，或只是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存在。人们长期漠视了一点：这种不平等，在城乡之间存在得更严重，表现得更恶劣，时间上更长久。它已经反映在一个人所必须经受教育全程的所有阶段。甚至可以说，城市权势阶层制订的对农村人民教育权利的歧视政策，从幼儿园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我至少要再举一个例子，以证明我不是在信口雌黄，我所说的不是个案：
在1998年的长江抗洪之年里，大家记得了一个“高建成”的名字同时，也会记起一个地名：湖北的“桂洲湾”。在桂洲湾所在的这个叫做“嘉鱼”的县，设有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嘉鱼一中”。该校的学生生源大部份（可能达到七成）来自本县的城镇，而城镇人口只占本县总人口的两成。为什麽出现这种局面？是县城里出生的孩子比乡村出生的孩子聪明一些、勤奋一些吗？不是！原因在於：该县教育部门长期是这麽设定的录取分数线的：要进入这所学校，农村孩子要比城里孩子多考出50分至80分才成！
这意味>什麽呢？如果说高考是一场赛跑的比赛，许多的农村人，遭到了权势暴力的野蛮干预，致使他们的终生只能对这条起跑线遥遥相望，更不要说会存在>走进这个竞技场一显身手了的机会了……
大家请想一想：天下还能够找得出几起比这更加残酷的行为？
□□许多农民的子弟无比悲愤地说：在中国，在我们这个社会，要是不幸地来到了这个世上，不怕你不学无术，就怕你投胎无术！
□□我们来做一点简单的运算：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假设为10个“果子”）是这样分配的：仅仅占“2”成的城市人分得了“8”个“果子”，每个分配单位平均得到了4；另外的一组，4倍於城市人的农村人口数量，即“8”成的农民阶层，分得了“2”个“果子”，每个单位得到了0.25。
最后，通过4除以0.25，可以得出结论：对中国每个个体的人而言，接受大学的教育的机会，城市人是农村人的16倍！
大家知道，在今天，在我国的大学教育的成本支付中，国家的财政承担了80%的份额用来补贴。也就是说，国家每支出100亿的高教经费，80亿实际是用在了城市人身上；另外，铁路部门对大学生半价的客运服务优惠的补贴，80%的部份也实际上是补在了城市孩子的身上去了。
难怪，我们的城市人一直鄙视农村人的素质，他们的“素质”的确是高呀！这样为了算计农民而搞出的“制度设计”，他们差不多是好处占尽了！
通过这种手段选出的“精英”，真的是全体中华民族中的精英吗？！我们常见的那些吆五喝六的“公务员”，真的是我们社会里最优秀吗？
□□要知道，即使是在我们一直诅咒的“腐朽”的封建王朝的时代里，选拔人才的“分母”，也是基於全国的民众呀！
中国社科院的雷颐研究员在他的分析文章里曾经说，高等教育在今天的中国属於“稀缺资源”。众所周知，中国的稀缺资源的调配权，完全是控制在城市权势阶层手里。很显然，多少年来，他们为自己的阶层利益，捞了多少不该得的好处……
教育是攸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大事。这是常识。可是对於今天的中国，对於教育权被人的这麽个“玩法”，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算是一种丑陋的局面，丑陋的现实。下层的穷人们渴望改变这种现实，也呼唤>司法的监督和干预――因为，在我们这个大力宣扬“依法治国”的国度里，并不缺乏“保障公民平等的教育权利”的法律条文。
我期待有一天，能够看到这样的案例：“我”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由於分数线不公的直接原因，使“我”丧失了上大学（或进高中）的机会，这个机会的失去使“我”经受了本来可以避免的苦难，“我”要状告应该为此负责的某个学校、某个教育局承担民事的、或者行政的责任，给予“我”足额赔偿□□包括惩罚性的赔偿！
也许，只有法律，只有把法律当真的氛围和态度，让法律像悬>的宝剑一样发>威慑人心的寒光，分数线的制定者在划线时就会谨慎，就会心怀忐忑，就不敢肆意胡来，就不敢把公平与公理踩在脚下。
要是把我们老祖宗“有教无类”的古训、把已经施行全球的“教育权平等”的理念、把我国“教育法”的条文当作一面镜子，我们会发现：镜子中映现出了许多张不磊落的嘴脸。
转自希网网络中国报导
2002-09-11
很多人通过相关材料□□比如近期南方周末的文章□□已经知道了：在我们这个城乡两阶层人口之比为2:8的国家，高等教育的分配之比是7:3。很多人为这个局面何以出现而感到迷惑，继而感到愤怒。
在这里，我想告诉大家：真实的情况可能要比上面材料公布出来的更糟糕；另外，我还要简要分析一下，这麽糟糕的局面是怎麽产生出来的？
1999年底出版的一期中国青年报，披露了一份关於中国公民高等教育的报告。报告对北京多所高校2000馀名学生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学生里，28%来自北京，30%来自北京以外的城市，24%来自全国各地不出名的城镇，18%（确切数值是17.7%）来自农村。
调查中显示，2000名学生当中，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这两个数值，我在下面引用时将它们四舍五入，变成80%和20%）。如果我们承认“一管可窥全豹”，如果我们承认统计学中随机抽样可以反映全局的大致情况，那麽，在这里，通过上面的材料得出这样的一个信息：在我们这个城乡人口比为2:8的国家，城乡人口实际上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比尚不到8:2！
为什麽会出现这种局面？真的是农家子弟天生愚钝，不可教化？是他们在考试的竞争里敌不过城里人？
您请听我说，再作出自己的结论吧□□
当我们的社会公众、我们的政协委员为同一批学生做完全相同的高考试题，却因录取分数线的划线不一，北京考生比湖北等地考生少100馀分的差别而愤愤然的时候，很多人不会想到：许多农民的子弟，他们在初>毕业的时候，就被极其不平等的中考分数线排挤在高中学习，和专业（职业）培训机会的门槛之外了。
也就是说，他们中很多人的一生，从很早的时候，就丧失了靠近高考起跑线的机会！
有这麽一个刊载於中国财经报的消息：1998年7月，山西省太原市公布了本年度的中专分数线的录取公告：城镇考生录取线为376分，农村考生的录取线为532分，相差的额度竟然达到了156分！
据说太原市有关“部门”和“人士”的解释：大幅度优惠城镇考生的现象“年年如此”，这麽做的理由是“减轻城市就业压力”，“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中国居民在教育方面的不平等，绝不像大家所知道的，只是在地域间□□比如北京和武汉之间存在，或只是体现在高等教育阶段存在。人们长期漠视了一点：这种不平等，在城乡之间存在得更严重，表现得更恶劣，时间上更长久。它已经反映在一个人所必须经受教育全程的所有阶段。甚至可以说，城市权势阶层制订的对农村人民教育权利的歧视政策，从幼儿园阶段就已经开始了！
我至少要再举一个例子，以证明我不是在信口雌黄，我所说的不是个案：
在1998年的长江抗洪之年里，大家记得了一个“高建成”的名字同时，也会记起一个地名：湖北的“桂洲湾”。在桂洲湾所在的这个叫做“嘉鱼”的县，设有唯一的一所重点高中：“嘉鱼一中”。该校的学生生源大部份（可能达到七成）来自本县的城镇，而城镇人口只占本县总人口的两成。为什麽出现这种局面？是县城里出生的孩子比乡村出生的孩子聪明一些、勤奋一些吗？不是！原因在於：该县教育部门长期是这麽设定的录取分数线的：要进入这所学校，农村孩子要比城里孩子多考出50分至80分才成！
这意味>什麽呢？如果说高考是一场赛跑的比赛，许多的农村人，遭到了权势暴力的野蛮干预，致使他们的终生只能对这条起跑线遥遥相望，更不要说会存在>走进这个竞技场一显身手了的机会了……
大家请想一想：天下还能够找得出几起比这更加残酷的行为？
□□许多农民的子弟无比悲愤地说：在中国，在我们这个社会，要是不幸地来到了这个世上，不怕你不学无术，就怕你投胎无术！
□□我们来做一点简单的运算：我们国家的教育资源（假设为10个“果子”）是这样分配的：仅仅占“2”成的城市人分得了“8”个“果子”，每个分配单位平均得到了4；另外的一组，4倍於城市人的农村人口数量，即“8”成的农民阶层，分得了“2”个“果子”，每个单位得到了0.25。
最后，通过4除以0.25，可以得出结论：对中国每个个体的人而言，接受大学的教育的机会，城市人是农村人的16倍！
大家知道，在今天，在我国的大学教育的成本支付中，国家的财政承担了80%的份额用来补贴。也就是说，国家每支出100亿的高教经费，80亿实际是用在了城市人身上；另外，铁路部门对大学生半价的客运服务优惠的补贴，80%的部份也实际上是补在了城市孩子的身上去了。
难怪，我们的城市人一直鄙视农村人的素质，他们的“素质”的确是高呀！这样为了算计农民而搞出的“制度设计”，他们差不多是好处占尽了！
通过这种手段选出的“精英”，真的是全体中华民族中的精英吗？！我们常见的那些吆五喝六的“公务员”，真的是我们社会里最优秀吗？
□□要知道，即使是在我们一直诅咒的“腐朽”的封建王朝的时代里，选拔人才的“分母”，也是基於全国的民众呀！
中国社科院的雷颐研究员在他的分析文章里曾经说，高等教育在今天的中国属於“稀缺资源”。众所周知，中国的稀缺资源的调配权，完全是控制在城市权势阶层手里。很显然，多少年来，他们为自己的阶层利益，捞了多少不该得的好处……
教育是攸关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大事。这是常识。可是对於今天的中国，对於教育权被人的这麽个“玩法”，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这都算是一种丑陋的局面，丑陋的现实。下层的穷人们渴望改变这种现实，也呼唤>司法的监督和干预――因为，在我们这个大力宣扬“依法治国”的国度里，并不缺乏“保障公民平等的教育权利”的法律条文。
我期待有一天，能够看到这样的案例：“我”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证明：由於分数线不公的直接原因，使“我”丧失了上大学（或进高中）的机会，这个机会的失去使“我”经受了本来可以避免的苦难，“我”要状告应该为此负责的某个学校、某个教育局承担民事的、或者行政的责任，给予“我”足额赔偿□□包括惩罚性的赔偿！
也许，只有法律，只有把法律当真的氛围和态度，让法律像悬>的宝剑一样发>威慑人心的寒光，分数线的制定者在划线时就会谨慎，就会心怀忐忑，就不敢肆意胡来，就不敢把公平与公理踩在脚下。
要是把我们老祖宗“有教无类”的古训、把已经施行全球的“教育权平等”的理念、把我国“教育法”的条文当作一面镜子，我们会发现：镜子中映现出了许多张不磊落的嘴脸。
转自希网网络中国报导
2002-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