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0-12
周颖静、梁靖雯、黄娴、徐笑古、王蓉、周海燕等
[写在前面] 邹平、南泥湾、西铺、七里营、大寨、小岗、大邱庄、南街、华西、顺德，这十个标志性村落，在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可以说，都有资格入选中国乡村社会史的全明星阵容。
中国有4万多个镇、近70万个村庄，明星村毕竟还是少数，那些由於没有明星村的光环，长期游离於人们视线关注之外的普通乡村的境况究竟如何？农民的生活“小康”了吗？他们是否看得起病？他们的孩子能否正常接受教育？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乡村的环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传统文化在乡间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吗？乡村法制环境是否一如人们想像的那样脆弱呢？更重要的是，农民们对於未来、对於新农村建设是否拥有足够的信心？
带著这一系列的问题，2006年5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社会学系100余位师生，会同江苏省委宣传部研究室、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组成联合调查组，奔赴10个“明星村”以及它们周边的10个普通村庄，以所获得的940份有效问卷，156个深度访谈，试图还原那最为真实的中国乡村图景，以期测量出我们离新农村之间的客观距离。
这20个村庄是：山东邹平的东尉村与楼子张村，陕北南泥湾的南泥湾村与马坊村，河北遵化的西铺村与西纪各庄村，河南七里营的七里营村与刘庄村，山西昔阳的大寨村与武家坪村，安徽凤阳的小岗村与车庄村，天津静海的大邱庄与土河村，河南临颍的南街村与三朱村，江苏江阴的华西村与三房巷村，广东顺德的水藤村与新华西村。
我们离新农村有多远
南京大学“新农村调查”联合项目组
乡村经济：非农产业的现状与危机
通过发展非农产业，以改变中国农村依赖农业生产的传统道路，这已经成为农村图谋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好走。事实上，中国农村的经济积累薄弱，特别是那些缺乏有利自然资源的农村。它们通常只能支撑起一两个企业，结果则是工业结构的严重单一化。为工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最明显的是土地，使得农民不得不依赖于这一两个企业。一旦这些企业出现问题或者不能再解决农村中的问题时，农民就变得不堪重负。
大邱庄依靠钢铁工业起家，靠发展工业走向富裕。大邱庄财富的原始积累靠的是钢铁加工业，所生产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低附加值、高能耗的建材类和管材类。在短缺经济时期，这种依靠低成本、低价格优势的产业为大邱庄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随著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钢铁工业尤其是建筑业用的盘条、钢管等产品生产过剩，利润率大幅度下降，而这些正是大邱庄的支柱产业。缺少资源优势、规模不大的大邱庄企业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
这种严重依赖于一种单一的经济模式的情况使得大邱庄应对风险的能力低下，一旦钢铁市场萎缩，大邱庄无回旋的余地。1995年后大邱庄开始转变，花大力气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尝试通过高新技术、畜牧、化工、汽配、电器等产业的发展打开市场。但是，长时间的发展模式一时间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大邱庄现在的发展依旧被经济结构单一所制约。而更需关注的是，不仅大邱庄本身如此，周围的很多村庄在大邱庄的影响和辐射下发展的也都是钢铁或钢铁相关工业。在钢铁工业萎缩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它们的经济根基远没有大邱庄牢固，无论是承受冲击还是图谋逆转都要难得多。
而令其他一些农村感到更为尴尬的是，非农产业发展起来了，贫困却依然存在，随之带来的则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
顺德就始终面对著这一无法解决的尴尬问题。确实，顺德有著许多让顺德人骄傲的地方。 “两家一花”家电、家具和花卉已经是全国闻名，除此以外各镇有著自己的优势产业。在全国“百强县”排名中，顺德曾连续3年取得“百强县”第一的骄人成绩。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环境下，贫困问题依然困扰著顺德的许多家庭。在比较落后的新龙村里，依然能找到高达四五层的豪华洋房；在比较富裕的水藤村，也依然能找到用铁皮搭建的房子。村里总是会有一些不协调的现象：这边是拾荒女数著捡到的空塑料瓶，那边却是一名打扮入时的女人开著名车出外。
经济比较发达的顺德，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调查中发现，村民文化程度低、无法胜任收入更高的职业是主要原因。家庭收入支柱者的文化程度都普遍偏低，最为平常的状况是念到初中毕业就开始工作了，以后也没有经过其他的劳动培训或者文化进修，只有少部分人念到高中或者中专，大学和大专的就更少了，而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也不在少数。这跟时代背景有关，现在作为收入支柱的一辈人青少年时期都在六七十年代，当时顺德经济并不发达，以“桑基鱼塘”式的小农业为主，大部分家庭比较穷，加上受到了“文革”的影响，供不起念书的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到了现在的社会，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让这些人寸步难行。90年代搞土地合作股份制，很多人赖以为生的一分三亩地没有了，而又没有得到应得的分红，收入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如何激活劳动力的潜力成为当地最大的问题。义务教育固然重要，同时，农村实用技术、务工职业技能等培训也应列入培训的议事日程。
从调查情况看，新农村建设最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农村为发展所付出的高额代价——失地。调查表明，农民的失地，大多数是因为在发展经济中用於修建厂房。人们希望这些项目投资建成后，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但事实上，当地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却会让这个目标落空。例如顺德的企业在招工时，理应优先招收失地农民。但广东历来就是一个外来工的目标省份，大量的外来工以低廉的工酬挤占了工作岗位，降低了当地的失地农民的福利，甚至使其无工可打。而更多的情况则是，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亏损倒闭连带使农民利益受损。
顺德的局面并不是偶然现象，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相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往往掩盖了贫富的日益分化。尤其是我国现阶段农村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非常不完善。贫困农民处於无保障状态，一些村民不堪重负。
当然，有更多的失地村民依靠在自营或合营企业做工，得以维持生计。例如在大寨，通过联合引进，建起了水泥厂、酒厂、核桃露饮品厂等。大寨人经历了从种田农民转化为工人、技术员、管理员、营销员的过程，农民们有了新的稳定收入途径，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於失地的后顾之忧。然而在绝大部分中国乡村的普通村落，村民们的主要方式依然是“粮食耕种”，外出打工时更多从事的是建筑业、服务业等高成本、低回报的工作，而且大多没有稳定的收入与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失去土地，他们也就失去了根基。
因此，在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上，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站在农民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而不能只是抱著“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路径与模式不放。
乡村政治：村民自治的狭小空间
在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管理民主”的要求之一。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然而，许许多多的事实却遗憾地表明：新农村建设的民主之路还相当遥远。
在对於“村里的村干部怎样产生的？”这一问题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回答“通过选举产生”的占了总数的87.6%，但是符合程序的选举(村民选举候选人后再选举产生)在总数中仅仅占56.7%。在我们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有34.1%的村民没有参加换届选举。抛开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完善不论，即使在村民内心深处，对於民主和自治的理解也极为缺乏。村民普遍认为，能人的领导，才是一个村得以发展的关键。
在大邱庄，仍有不少人留恋禹作敏时代。20多年前，这个传奇人物的大胆决策，拉开了一个村庄工业化的蓬勃序幕，并成就了中国第一个亿元村。1993年禹作敏事发入狱后，大邱庄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
在山东邹平，无论是东尉村还是楼子张村，其发展都依赖於一个核心人物。特别是在东尉，人们对书记赵洪林的敬意甚至达到了个人崇拜的地步。东尉最大的两个企业——东尉工业设备厂和嘉和不锈钢有限公司的控股方都是赵洪林一人，村里建老年公寓的370万元钱基本上是赵一个人出的。我们在街上的一堵墙上还看到了宣传诗，其中有两句就是赞美赵洪林的：“东尉人民有福乐，赵洪林真不错。”在访谈中，赵洪林的运筹帷幄和系统思维的能力，也给调查组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再过几年，赵洪林就要退休了。没有了赵洪林的东尉，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保持良好的势头发展下去？
在七里营镇，刘庄村民不论老少，一提到史来贺都会亲切地尊称他为“老书记”。史来贺在任的几十年中，刘庄从穷困落后的“长工村”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中原首富村”。史来贺去世后，他的儿子史世领全票当选。在刘庄人的心目中，史来贺所带的领导班子具有很高的声望。所有的老百姓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村干部。
诸多“先富起来”的村民对领导人的决策相当信任，很少有人想到如果政策出了错该怎么办，更没有人去质疑干部决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不少明星村的一村之长仍然以其个人魅力在村庄具有图腾崇拜式的威信。与此同时，由於长期形成的经济文化原因，相当多的人对民主政治的认识较为盲目。民主意识缺乏，更多地表现为低层次的政治情绪：对领导人的感恩戴德和盲目顺从，对权力的崇拜、追逐和恐惧。许多农民不能意识到要把握自己的命运，最高的政治企望仍没有摆脱“圣君、贤相、清官”的框框。
此外，在我们调查所形成的重点结论中，乡村政治的核心问题还是选举问题。
“都是那些有钱人的游戏！”这是广东顺德一位村民在被问到有关选举问题时给我们的回答。在这里，百姓对於基层选举存在比较大的意见。只能从指定的人选中选出村干部、不能及时了解候选人的情况等等是村民们反映最多的现象。在民主气氛较好的 S村，也发生了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只能当上村委会主任，而得票零星的反而成了村支部书记的怪事。据村民们说，这位当选的村支部书记利用股份谋取私利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可上头一句“这是工作安排”让所有人都无话可说。
在南泥湾村，三次选举都没有为村民们选出一个村长，因为三次的票数相差都很近，也可以说是两个候选村长身后都有一群支持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南泥湾村的村支书罕见的由一位弱势的妇女来担任。她告诉我们，刘姓和顾姓在本村都属於大家族，亲戚很多。可见，即使在南泥湾这样由移民组成的村庄中，家族势力依然是不可回避的力量。
乡村政治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贿选、黑恶势力纠结，在我们调查的部分村庄，这些情况相当严重。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实现村民自治的第一步，其中包含的大量纷繁复杂的事实折射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法理的笼罩下，农村基层民主从内容到形式为何仍然漏洞颇多。千百年以来，中国百姓已经习惯了“人治”的管理模式，心理因素是深层次的，改变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要有力地扭转这种局面，必须依靠切实有效的制约机制。“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道理是简单而深刻的。
遗憾的是，由於层出不穷的选举风波暴露出了中国基层民主的种种弊端，长期浸泡在如此氛围中的村民，也渐渐形成了对村干部的不信任以及对政治的漠然态度。在本次新农村调查所发放的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村有村干部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私利现象出现，而且被村民知道了，村民会怎样对待？”对此，有34%的村民选择了这样的答案：管不了，任它继续下去。这是五个选项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此外，有39.5%的村民表示本村的财务没有公开过，另有19.5%表示“公开了自己没去看”。明确表示村里财务公开了且他们亲自去看过只占了 26.2%。
政治冷漠的背后是朴实的农民们深深的无奈。他们不是没有参加村政的意愿，而是没有参加村政的能力，他们无法为自己做主。在很多时候，村民自治、村务公开只是一个形式，因此，农民们不得不选择了沉默。
乡村环境：政府身在何处
河南七里营附近的小河村村委递交上级有关部门的请示报告里，可以看到“长期饮用劣质水，导致多种疾病剧增，明显的有结核、肝炎、脑血栓、癌症等，并呈逐年上升势头，我村已连续好几年没有入伍新兵了”这样的一段话。由於长期饮用受污染的水体，当地村民的健康状况受到很大影响。小河村8组村民陈荣根、徐彦青、翟崇岭分别得了肝癌和食道癌。9组村民张文龙，今年54岁，已经患偏瘫7多年，并且病情不断恶化，说话已含糊不清；同样，5组村民董明霞42岁也患上了偏瘫。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居住在被龙泉纸业集团污染的二支排附近。三王庄近年来，食道癌、肝癌、偏瘫等各种怪病越来越多，该庄70多岁的孔大爷说：“俺70了，该死的年纪了还没死，俺庄死年轻人却是最多的！”
环保部门对乡村存在的这些问题并非视若无睹，也做了许多管理工作；但是，关键是没有形成良好的体制、制度来确保国家环保政策的真正落实。三王庄村民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央环保政策清得很，一经过黄土高原，就浑了，像黄河水！”河南省环保局局长王国平坦言：“在省纠风办给环保部门反馈的意见中，76%以上是反映环保执法不到位、行政不作为的问题。”
有鉴於此，民间的环保力量开始自发地活动。2006年4月21日，河南农民宋克明获得了中国环保单项个人最高奖“地球奖”。10年来，他花费10余万元，始终坚持自费调查污染之路。而三王庄村民孔宪方、小河村民王泽峰等人，多年来也默默坚持上访，反映当地环境污染问题。但是，这些个人的力量显然微不足道。
农村环境的另一个方面——农村人居环境，同样也让人忧心忡忡，与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目标相去甚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於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加强宅基地规划和管理，大力节约村庄建设用地，向农民免费提供经济安全使用、节地节能节材的住宅设计图样。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但是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村地区所形成的人居环境却难以改变。“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
农民的房舍、街道建设缺乏规划，浪费大量土地。事实上，不少农村对宅地的管理都有空子可钻。村组织把宅基地用於建厂房造成农民无法享受宅基地合法使用权的情况屡有发生。
同时，由於缺少硬件设施，加上农民的不良生活习惯，垃圾污染、粪便污染严重。本次调查显示，在被访的900多人中，有25.7%的人认为村里的生活垃圾没有人管，可以随便乱扔，而仅有33.3%的人指出村里有垃圾车送到村外处理；而作为主要生活污染源头的粪便，处理情况则更为不理想，有接近一半(47.9%)的被访者承认村里根本就没有公共厕所。
国家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也难以满足农民的生活要求。农村公共事业处於严重滞后状态。
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农村公共财政补贴不到位、相关部门职权不清，这一切都使农村环境的改善只停留於宣传和局部人群的努力。政府力量的缺位显然是乡村环境治理议题中的关键所在。
乡村文明：被遗忘的角落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东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一直是中国百姓心目中向往的世外佳境,它反映出了我国传统农业文化的精神诉求。
在新农村建设中，健康和谐的乡村风气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然而，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却痛心地发现，那些原本清新、淳朴的生活气息因为受到某些外来因素的刺激正在渐渐地剥落。
在七里营村，几乎每条街道上都有白底黑字“打击黑恶势力”的横幅标语。采访时遇到的一位农民这样告诫我们：“农村乱得很……”。铁门、高墙、大狗几乎成了这个村里统一的标志。
该村集市边上一家钟表店的王老板告诉我们，他的这家小店曾经被小偷撬开过，丢了一千多块钱的财物。案是报了，可是一直没有查出个究竟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像这样的家中失窃事件在这里是常有的。
在山西武家坪，由於邻村越界开采煤矿，地基面临下陷的危机。村民找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却未能解决问题，於是他们决定上访。不幸的是，带头上访的两位村民家里立刻就遭到一伙陌生人的袭击。一个年幼的目击者告诉我们：一共有八个人，手里拿著 “两尺来长，比大拇指还粗的金属棍”。这伙“黑社会”打伤了人，砸坏了家里值钱的东西，更给这两家人的心理造成了难以抹去的阴影。村民们群情激愤，无奈之下，从2005年11月12日到28日，他们打出“天寒地冻寻真理，为保家园找清官”的标语，爆发了长达18天的堵路运动。
在河南七里营镇，刘庄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很快就与临近的村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庄固然好，但刘庄的好仅限於刘庄。刘庄在村庄的四周围上了高高的铁丝网，入口处有一扇大门，早上开著，晚上就关起来。刘庄人的解释是为了防盗。
原河南省省长曾经建议刘庄村原村支部书记史来贺让较发达的刘庄合并周边的一些村庄，以带领其他农村一起富裕。这最终被史来贺拒绝了，理由是，范围大了，集体经济就难以管理了。
但是刘庄与旁边较贫穷的农村有所接触，尤其是刘庄的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大部分来源於附近的农村。在相同的岗位上，村里村外人从事同等强度的工作，但在劳动报酬上确有明显的差别。刘庄的企业把员工分为“内工”和“外工”。 “内工”是指刘庄的本地人，他们是正式工人，每月的工资有1500元左右；“外工”是指外村人，是合同工，工资只有每月400元左右，刚进厂的工人只有 280元，干的时间久了，能拿每月5元的补助。“外工”不能担任刘庄企业的领导，最高只能做到副班长；“外工”中的高技术人才也只是临时聘请，不在企业中担任较高的职务。
就这样，守著界限分明的“内”和“外”，刘庄人就是这样生活。
乡村的文化生活也没有随著经济条件的改善而加强。当我们问及村民最常选择的娱乐活动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回答最多的选项是“看电视”，超过半数的人把看电视当作是自己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其次是“打扑克”和“体育活动”，分别占总数的15% 和11.1%。另一方面，调查显示：乡村传统的文化活动也正在逐渐衰落。在我们调查的20个村929个有效样本中，57.4%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村已经没有了庙会。庙会、社戏等传统的文化活动正经受现代文明冲击的考验。
也许，这正是我们该反思的时候了，大力发展经济在这一轮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消遣经济”，而非“消费经济”。只有通过多种形式的交往和文化活动，来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感，使村庄生活富有意义，才能使农村社会更加和谐，使农民的生活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从而达到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状态。
乡村教育：期待与无奈同在
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
在本次调查采访中，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些宏观政策给中国农村的孩子们带来的希望，然而当我们以更加严谨的目光来审视这一切时，又会发现其实改变从来都没那么简单。
农村教育困境离不开经费二字。金盆湾中学是南泥湾镇唯一一所中学，初一到初三共18 个班级，在校学生1007人。据校长党海银介绍，“两免一补”实行以前，一个班级50多人中每年大概有七到八个学生中途辍学，而实行以后，这个数字降低到了平均每班一到两个。免去了教材费和学杂费，对寄宿生每周还补助7.5元的生活费，每年还是有部分学生辍学。
对此，校长党银海算了笔账：估计每周孩子的生活费在35到40元，每学期按20周计算，总的就是800元左右。扣除按规定给寄宿生发放的7.5元补贴，农民每周在孩子身上起码花掉30元，一个学期下来就得600元，即使只供一个孩子上学，一年下来也得1200元。而现在就读的初中生年龄一般在十四五岁，他们的父母年龄正好在三十五六岁。按照党海银的说法，“三十四五岁”的农民一般“有两个孩子”，供他们读完三年初中，这些农民得花7000多元。对於一个年均纯收入只有两三千的普通农民家庭来说，很难拿出这么大的数目。
义务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保证“一个也不能少”。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彻底解决失学学生的生活费问题，金盆湾中学每年的资金缺口，在4万元以上。
西部地区实行“两免一补”后，国家每年在小学和初中投入的资金是巨大的。如果每个像金盆湾中学一样的镇级中学每年需要多投入4万元资金，这对地区政府和国家来说都将是一个不小的财政负担。
那么，这个4万元的缺口要由谁来堵呢？
在山东邹平的调查走访中，我们也有类似的感受。义务教育政策的落实、教育经费的不足或不到位……使得学校担负著沉重的压力。访谈中我们发现学校的困境，地方政府经费支持不足和学校自身经济自主权的丧失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师资力量的培养。学校没有良好的教学设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没有能力吸引优秀的人才来教育孩子健康成长；也没有更多的资金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
这样看来，围绕著教育经费这个问题，国家、学校和家庭似乎一起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不过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战略地位和政策目标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在於制度问题，即缺少监督。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通病：政策的制定，包括法律，出台很容易，但是由於不执行或者不完全执行并没有人来承担责任，所以就极容易落空或者流失——政策流失或者变形，造成目前农村教育严重的困境。
教育在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中体现的功能越来越明显，这种作用的本质体现是，教育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得以发展的动力，是其向上流动的前提。“知识改变命运”已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然而，众所周知，一个人如果只凭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去参与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显然是缺乏“资本”的。然而这却是今天许多农村孩子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在南泥湾村，就读于西安铁路运输学院五年制大专班的田博指著初三当年全班拍的毕业照，一个个地回忆著班里同学的去向，“我们这个班的情况是这样的，从初三毕业到目前为止，上学的只有三位同学。”当时这个班里有48个学生，其余的人或是在家务农或是出外打工，还有些女生甚至就呆在家里等著结婚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家庭经济问题，就是家里没钱供给孩子，就造成了辍学。”田博说。
金盆湾中学党海银校长也说，现如今城里的孩子“按照正常情况，现在如果上重点高中，三年就得2万多，上大学四年，一年算一万吧，四年得4万，那加起来7万，对一个有二亩多耕地靠种秋季作物的农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免税以后，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但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低於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长速度。虽然学费没有增加，但是，学生的生活费在6年时间里，翻了一番。在南泥湾地区，绝大部分处於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但相当大部分农民子女由於无法承受高昂的学费，在高中阶段辍学。农民由於缺乏经济来源，被挡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由此所带来的文化资本的缺乏进一步导致贫困，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
随著国家、地方对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视，越来越多读不起书的孩子圆了上学梦。然而，从初三到高一，却成为一部分孩子命运的分水岭：在高昂的高中、大学学费面前，寒门子弟有的为了学业不得不债台高筑，有的面对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欲哭无泪，还有的在被迫无奈中远走他乡打工。
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作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后续和延伸，讨论12年义务教育的可能与可为，将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焦点话题。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致辞说，教育公平是全民教育的灵魂。没有教育的公平，就谈不上社会公平。[写在前面] 邹平、南泥湾、西铺、七里营、大寨、小岗、大邱庄、南街、华西、顺德，这十个标志性村落，在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可以说，都有资格入选中国乡村社会史的全明星阵容。
中国有4万多个镇、近70万个村庄，明星村毕竟还是少数，那些由於没有明星村的光环，长期游离於人们视线关注之外的普通乡村的境况究竟如何？农民的生活“小康”了吗？他们是否看得起病？他们的孩子能否正常接受教育？在工业化的背景下，乡村的环境又发生了什么变化？传统文化在乡间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吗？乡村法制环境是否一如人们想像的那样脆弱呢？更重要的是，农民们对於未来、对於新农村建设是否拥有足够的信心？
带著这一系列的问题，2006年5月，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社会学系100余位师生，会同江苏省委宣传部研究室、江苏广播电视总台新闻中心组成联合调查组，奔赴10个“明星村”以及它们周边的10个普通村庄，以所获得的940份有效问卷，156个深度访谈，试图还原那最为真实的中国乡村图景，以期测量出我们离新农村之间的客观距离。
这20个村庄是：山东邹平的东尉村与楼子张村，陕北南泥湾的南泥湾村与马坊村，河北遵化的西铺村与西纪各庄村，河南七里营的七里营村与刘庄村，山西昔阳的大寨村与武家坪村，安徽凤阳的小岗村与车庄村，天津静海的大邱庄与土河村，河南临颍的南街村与三朱村，江苏江阴的华西村与三房巷村，广东顺德的水藤村与新华西村。
我们离新农村有多远
南京大学“新农村调查”联合项目组
乡村经济：非农产业的现状与危机
通过发展非农产业，以改变中国农村依赖农业生产的传统道路，这已经成为农村图谋发展的一条重要道路。然而，这条道路并不好走。事实上，中国农村的经济积累薄弱，特别是那些缺乏有利自然资源的农村。它们通常只能支撑起一两个企业，结果则是工业结构的严重单一化。为工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最明显的是土地，使得农民不得不依赖于这一两个企业。一旦这些企业出现问题或者不能再解决农村中的问题时，农民就变得不堪重负。
大邱庄依靠钢铁工业起家，靠发展工业走向富裕。大邱庄财富的原始积累靠的是钢铁加工业，所生产的产品基本上都是低附加值、高能耗的建材类和管材类。在短缺经济时期，这种依靠低成本、低价格优势的产业为大邱庄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随著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钢铁工业尤其是建筑业用的盘条、钢管等产品生产过剩，利润率大幅度下降，而这些正是大邱庄的支柱产业。缺少资源优势、规模不大的大邱庄企业的处境开始变得艰难。
这种严重依赖于一种单一的经济模式的情况使得大邱庄应对风险的能力低下，一旦钢铁市场萎缩，大邱庄无回旋的余地。1995年后大邱庄开始转变，花大力气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尝试通过高新技术、畜牧、化工、汽配、电器等产业的发展打开市场。但是，长时间的发展模式一时间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变，大邱庄现在的发展依旧被经济结构单一所制约。而更需关注的是，不仅大邱庄本身如此，周围的很多村庄在大邱庄的影响和辐射下发展的也都是钢铁或钢铁相关工业。在钢铁工业萎缩的情况下，这些地方的经济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它们的经济根基远没有大邱庄牢固，无论是承受冲击还是图谋逆转都要难得多。
而令其他一些农村感到更为尴尬的是，非农产业发展起来了，贫困却依然存在，随之带来的则是贫富差距的迅速拉大。
顺德就始终面对著这一无法解决的尴尬问题。确实，顺德有著许多让顺德人骄傲的地方。 “两家一花”家电、家具和花卉已经是全国闻名，除此以外各镇有著自己的优势产业。在全国“百强县”排名中，顺德曾连续3年取得“百强县”第一的骄人成绩。即使是在这样一个欣欣向荣的环境下，贫困问题依然困扰著顺德的许多家庭。在比较落后的新龙村里，依然能找到高达四五层的豪华洋房；在比较富裕的水藤村，也依然能找到用铁皮搭建的房子。村里总是会有一些不协调的现象：这边是拾荒女数著捡到的空塑料瓶，那边却是一名打扮入时的女人开著名车出外。
经济比较发达的顺德，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调查中发现，村民文化程度低、无法胜任收入更高的职业是主要原因。家庭收入支柱者的文化程度都普遍偏低，最为平常的状况是念到初中毕业就开始工作了，以后也没有经过其他的劳动培训或者文化进修，只有少部分人念到高中或者中专，大学和大专的就更少了，而小学还没有毕业的也不在少数。这跟时代背景有关，现在作为收入支柱的一辈人青少年时期都在六七十年代，当时顺德经济并不发达，以“桑基鱼塘”式的小农业为主，大部分家庭比较穷，加上受到了“文革”的影响，供不起念书的在当时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到了现在的社会，没有学历没有技能让这些人寸步难行。90年代搞土地合作股份制，很多人赖以为生的一分三亩地没有了，而又没有得到应得的分红，收入更是少之又少。因此，如何激活劳动力的潜力成为当地最大的问题。义务教育固然重要，同时，农村实用技术、务工职业技能等培训也应列入培训的议事日程。
从调查情况看，新农村建设最需要引起关注的是，农村为发展所付出的高额代价——失地。调查表明，农民的失地，大多数是因为在发展经济中用於修建厂房。人们希望这些项目投资建成后，能够提供大量的工作岗位。但事实上，当地一些意想不到的因素却会让这个目标落空。例如顺德的企业在招工时，理应优先招收失地农民。但广东历来就是一个外来工的目标省份，大量的外来工以低廉的工酬挤占了工作岗位，降低了当地的失地农民的福利，甚至使其无工可打。而更多的情况则是，企业经营管理不善导致亏损倒闭连带使农民利益受损。
顺德的局面并不是偶然现象，在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地区，相类似的情况并不罕见。这些地区经济的发展往往掩盖了贫富的日益分化。尤其是我国现阶段农村的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非常不完善。贫困农民处於无保障状态，一些村民不堪重负。
当然，有更多的失地村民依靠在自营或合营企业做工，得以维持生计。例如在大寨，通过联合引进，建起了水泥厂、酒厂、核桃露饮品厂等。大寨人经历了从种田农民转化为工人、技术员、管理员、营销员的过程，农民们有了新的稳定收入途径，也最大程度地减少了对於失地的后顾之忧。然而在绝大部分中国乡村的普通村落，村民们的主要方式依然是“粮食耕种”，外出打工时更多从事的是建筑业、服务业等高成本、低回报的工作，而且大多没有稳定的收入与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失去土地，他们也就失去了根基。
因此，在新农村建设的问题上，我们真正需要思考的，是从实际情况出发，站在农民的角度上考虑问题，而不能只是抱著“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路径与模式不放。
乡村政治：村民自治的狭小空间
在后农业税时代，乡镇政府职能的转变是“管理民主”的要求之一。完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是实现乡村管理民主的关键所在。然而，许许多多的事实却遗憾地表明：新农村建设的民主之路还相当遥远。
在对於“村里的村干部怎样产生的？”这一问题的调查中，被调查者回答“通过选举产生”的占了总数的87.6%，但是符合程序的选举(村民选举候选人后再选举产生)在总数中仅仅占56.7%。在我们调查的有效样本中，有34.1%的村民没有参加换届选举。抛开村民自治制度的不完善不论，即使在村民内心深处，对於民主和自治的理解也极为缺乏。村民普遍认为，能人的领导，才是一个村得以发展的关键。
在大邱庄，仍有不少人留恋禹作敏时代。20多年前，这个传奇人物的大胆决策，拉开了一个村庄工业化的蓬勃序幕，并成就了中国第一个亿元村。1993年禹作敏事发入狱后，大邱庄的经济受到很大冲击。
在山东邹平，无论是东尉村还是楼子张村，其发展都依赖於一个核心人物。特别是在东尉，人们对书记赵洪林的敬意甚至达到了个人崇拜的地步。东尉最大的两个企业——东尉工业设备厂和嘉和不锈钢有限公司的控股方都是赵洪林一人，村里建老年公寓的370万元钱基本上是赵一个人出的。我们在街上的一堵墙上还看到了宣传诗，其中有两句就是赞美赵洪林的：“东尉人民有福乐，赵洪林真不错。”在访谈中，赵洪林的运筹帷幄和系统思维的能力，也给调查组留下深刻印象。然而再过几年，赵洪林就要退休了。没有了赵洪林的东尉，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保持良好的势头发展下去？
在七里营镇，刘庄村民不论老少，一提到史来贺都会亲切地尊称他为“老书记”。史来贺在任的几十年中，刘庄从穷困落后的“长工村”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中原首富村”。史来贺去世后，他的儿子史世领全票当选。在刘庄人的心目中，史来贺所带的领导班子具有很高的声望。所有的老百姓遇到问题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找村干部。
诸多“先富起来”的村民对领导人的决策相当信任，很少有人想到如果政策出了错该怎么办，更没有人去质疑干部决策的正确性和可行性。不少明星村的一村之长仍然以其个人魅力在村庄具有图腾崇拜式的威信。与此同时，由於长期形成的经济文化原因，相当多的人对民主政治的认识较为盲目。民主意识缺乏，更多地表现为低层次的政治情绪：对领导人的感恩戴德和盲目顺从，对权力的崇拜、追逐和恐惧。许多农民不能意识到要把握自己的命运，最高的政治企望仍没有摆脱“圣君、贤相、清官”的框框。
此外，在我们调查所形成的重点结论中，乡村政治的核心问题还是选举问题。
“都是那些有钱人的游戏！”这是广东顺德一位村民在被问到有关选举问题时给我们的回答。在这里，百姓对於基层选举存在比较大的意见。只能从指定的人选中选出村干部、不能及时了解候选人的情况等等是村民们反映最多的现象。在民主气氛较好的 S村，也发生了得票最高的候选人只能当上村委会主任，而得票零星的反而成了村支部书记的怪事。据村民们说，这位当选的村支部书记利用股份谋取私利早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实，可上头一句“这是工作安排”让所有人都无话可说。
在南泥湾村，三次选举都没有为村民们选出一个村长，因为三次的票数相差都很近，也可以说是两个候选村长身后都有一群支持者。在这样的情况下，南泥湾村的村支书罕见的由一位弱势的妇女来担任。她告诉我们，刘姓和顾姓在本村都属於大家族，亲戚很多。可见，即使在南泥湾这样由移民组成的村庄中，家族势力依然是不可回避的力量。
乡村政治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贿选、黑恶势力纠结，在我们调查的部分村庄，这些情况相当严重。
村民委员会的选举是实现村民自治的第一步，其中包含的大量纷繁复杂的事实折射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法理的笼罩下，农村基层民主从内容到形式为何仍然漏洞颇多。千百年以来，中国百姓已经习惯了“人治”的管理模式，心理因素是深层次的，改变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因此要有力地扭转这种局面，必须依靠切实有效的制约机制。“没有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道理是简单而深刻的。
遗憾的是，由於层出不穷的选举风波暴露出了中国基层民主的种种弊端，长期浸泡在如此氛围中的村民，也渐渐形成了对村干部的不信任以及对政治的漠然态度。在本次新农村调查所发放的问卷中有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你们村有村干部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私利现象出现，而且被村民知道了，村民会怎样对待？”对此，有34%的村民选择了这样的答案：管不了，任它继续下去。这是五个选项中所占比例最高的。此外，有39.5%的村民表示本村的财务没有公开过，另有19.5%表示“公开了自己没去看”。明确表示村里财务公开了且他们亲自去看过只占了 26.2%。
政治冷漠的背后是朴实的农民们深深的无奈。他们不是没有参加村政的意愿，而是没有参加村政的能力，他们无法为自己做主。在很多时候，村民自治、村务公开只是一个形式，因此，农民们不得不选择了沉默。
乡村环境：政府身在何处
河南七里营附近的小河村村委递交上级有关部门的请示报告里，可以看到“长期饮用劣质水，导致多种疾病剧增，明显的有结核、肝炎、脑血栓、癌症等，并呈逐年上升势头，我村已连续好几年没有入伍新兵了”这样的一段话。由於长期饮用受污染的水体，当地村民的健康状况受到很大影响。小河村8组村民陈荣根、徐彦青、翟崇岭分别得了肝癌和食道癌。9组村民张文龙，今年54岁，已经患偏瘫7多年，并且病情不断恶化，说话已含糊不清；同样，5组村民董明霞42岁也患上了偏瘫。无一例外的是，他们都居住在被龙泉纸业集团污染的二支排附近。三王庄近年来，食道癌、肝癌、偏瘫等各种怪病越来越多，该庄70多岁的孔大爷说：“俺70了，该死的年纪了还没死，俺庄死年轻人却是最多的！”
环保部门对乡村存在的这些问题并非视若无睹，也做了许多管理工作；但是，关键是没有形成良好的体制、制度来确保国家环保政策的真正落实。三王庄村民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中央环保政策清得很，一经过黄土高原，就浑了，像黄河水！”河南省环保局局长王国平坦言：“在省纠风办给环保部门反馈的意见中，76%以上是反映环保执法不到位、行政不作为的问题。”
有鉴於此，民间的环保力量开始自发地活动。2006年4月21日，河南农民宋克明获得了中国环保单项个人最高奖“地球奖”。10年来，他花费10余万元，始终坚持自费调查污染之路。而三王庄村民孔宪方、小河村民王泽峰等人，多年来也默默坚持上访，反映当地环境污染问题。但是，这些个人的力量显然微不足道。
农村环境的另一个方面——农村人居环境，同样也让人忧心忡忡，与新农村建设中“村容整洁”的目标相去甚远。《中共中央国务院关於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加强宅基地规划和管理，大力节约村庄建设用地，向农民免费提供经济安全使用、节地节能节材的住宅设计图样。引导和帮助农民切实解决住宅与畜禽圈舍混杂问题，搞好农村污水、垃圾治理，改善农村环境卫生。”但是长期以来大部分农村地区所形成的人居环境却难以改变。“露天厕、泥水街、压水井、鸡鸭院”，是对农民生活居住环境的形象描述。
农民的房舍、街道建设缺乏规划，浪费大量土地。事实上，不少农村对宅地的管理都有空子可钻。村组织把宅基地用於建厂房造成农民无法享受宅基地合法使用权的情况屡有发生。
同时，由於缺少硬件设施，加上农民的不良生活习惯，垃圾污染、粪便污染严重。本次调查显示，在被访的900多人中，有25.7%的人认为村里的生活垃圾没有人管，可以随便乱扔，而仅有33.3%的人指出村里有垃圾车送到村外处理；而作为主要生活污染源头的粪便，处理情况则更为不理想，有接近一半(47.9%)的被访者承认村里根本就没有公共厕所。
国家相关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国一半的行政村没有通自来水。电、道路、通讯等基础设施条件也难以满足农民的生活要求。农村公共事业处於严重滞后状态。
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农村公共财政补贴不到位、相关部门职权不清，这一切都使农村环境的改善只停留於宣传和局部人群的努力。政府力量的缺位显然是乡村环境治理议题中的关键所在。
乡村文明：被遗忘的角落
“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东晋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记》一直是中国百姓心目中向往的世外佳境,它反映出了我国传统农业文化的精神诉求。
在新农村建设中，健康和谐的乡村风气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然而，我们在走访过程中却痛心地发现，那些原本清新、淳朴的生活气息因为受到某些外来因素的刺激正在渐渐地剥落。
在七里营村，几乎每条街道上都有白底黑字“打击黑恶势力”的横幅标语。采访时遇到的一位农民这样告诫我们：“农村乱得很……”。铁门、高墙、大狗几乎成了这个村里统一的标志。
该村集市边上一家钟表店的王老板告诉我们，他的这家小店曾经被小偷撬开过，丢了一千多块钱的财物。案是报了，可是一直没有查出个究竟来，也就不了了之了。像这样的家中失窃事件在这里是常有的。
在山西武家坪，由於邻村越界开采煤矿，地基面临下陷的危机。村民找到有关部门反映情况却未能解决问题，於是他们决定上访。不幸的是，带头上访的两位村民家里立刻就遭到一伙陌生人的袭击。一个年幼的目击者告诉我们：一共有八个人，手里拿著 “两尺来长，比大拇指还粗的金属棍”。这伙“黑社会”打伤了人，砸坏了家里值钱的东西，更给这两家人的心理造成了难以抹去的阴影。村民们群情激愤，无奈之下，从2005年11月12日到28日，他们打出“天寒地冻寻真理，为保家园找清官”的标语，爆发了长达18天的堵路运动。
在河南七里营镇，刘庄经济发展成效显著，很快就与临近的村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庄固然好，但刘庄的好仅限於刘庄。刘庄在村庄的四周围上了高高的铁丝网，入口处有一扇大门，早上开著，晚上就关起来。刘庄人的解释是为了防盗。
原河南省省长曾经建议刘庄村原村支部书记史来贺让较发达的刘庄合并周边的一些村庄，以带领其他农村一起富裕。这最终被史来贺拒绝了，理由是，范围大了，集体经济就难以管理了。
但是刘庄与旁边较贫穷的农村有所接触，尤其是刘庄的企业需要大量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大部分来源於附近的农村。在相同的岗位上，村里村外人从事同等强度的工作，但在劳动报酬上确有明显的差别。刘庄的企业把员工分为“内工”和“外工”。 “内工”是指刘庄的本地人，他们是正式工人，每月的工资有1500元左右；“外工”是指外村人，是合同工，工资只有每月400元左右，刚进厂的工人只有 280元，干的时间久了，能拿每月5元的补助。“外工”不能担任刘庄企业的领导，最高只能做到副班长；“外工”中的高技术人才也只是临时聘请，不在企业中担任较高的职务。
就这样，守著界限分明的“内”和“外”，刘庄人就是这样生活。
乡村的文化生活也没有随著经济条件的改善而加强。当我们问及村民最常选择的娱乐活动是什么的时候，他们回答最多的选项是“看电视”，超过半数的人把看电视当作是自己最主要的娱乐方式，其次是“打扑克”和“体育活动”，分别占总数的15% 和11.1%。另一方面，调查显示：乡村传统的文化活动也正在逐渐衰落。在我们调查的20个村929个有效样本中，57.4%的人告诉我们他们村已经没有了庙会。庙会、社戏等传统的文化活动正经受现代文明冲击的考验。
也许，这正是我们该反思的时候了，大力发展经济在这一轮建设中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但是，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是一种“消遣经济”，而非“消费经济”。只有通过多种形式的交往和文化活动，来提高农民的主观福利感，使村庄生活富有意义，才能使农村社会更加和谐，使农民的生活获得更多的满足感，从而达到一种“低消费、高福利”的生活状态。
乡村教育：期待与无奈同在
2006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从今年起，免除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农村义务教育阶段贫困家庭学生的书本费、杂费，并补助寄宿学生生活费；到2007年在全国农村普遍实行这一政策，使贫困家庭的孩子都能上学读书，完成义务教育”。
在本次调查采访中，我们欣慰地看到这些宏观政策给中国农村的孩子们带来的希望，然而当我们以更加严谨的目光来审视这一切时，又会发现其实改变从来都没那么简单。
农村教育困境离不开经费二字。金盆湾中学是南泥湾镇唯一一所中学，初一到初三共18 个班级，在校学生1007人。据校长党海银介绍，“两免一补”实行以前，一个班级50多人中每年大概有七到八个学生中途辍学，而实行以后，这个数字降低到了平均每班一到两个。免去了教材费和学杂费，对寄宿生每周还补助7.5元的生活费，每年还是有部分学生辍学。
对此，校长党银海算了笔账：估计每周孩子的生活费在35到40元，每学期按20周计算，总的就是800元左右。扣除按规定给寄宿生发放的7.5元补贴，农民每周在孩子身上起码花掉30元，一个学期下来就得600元，即使只供一个孩子上学，一年下来也得1200元。而现在就读的初中生年龄一般在十四五岁，他们的父母年龄正好在三十五六岁。按照党海银的说法，“三十四五岁”的农民一般“有两个孩子”，供他们读完三年初中，这些农民得花7000多元。对於一个年均纯收入只有两三千的普通农民家庭来说，很难拿出这么大的数目。
义务教育的目标，应该是保证“一个也不能少”。而要达到这个目标，彻底解决失学学生的生活费问题，金盆湾中学每年的资金缺口，在4万元以上。
西部地区实行“两免一补”后，国家每年在小学和初中投入的资金是巨大的。如果每个像金盆湾中学一样的镇级中学每年需要多投入4万元资金，这对地区政府和国家来说都将是一个不小的财政负担。
那么，这个4万元的缺口要由谁来堵呢？
在山东邹平的调查走访中，我们也有类似的感受。义务教育政策的落实、教育经费的不足或不到位……使得学校担负著沉重的压力。访谈中我们发现学校的困境，地方政府经费支持不足和学校自身经济自主权的丧失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师资力量的培养。学校没有良好的教学设施促进孩子全面发展；没有能力吸引优秀的人才来教育孩子健康成长；也没有更多的资金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全面提升学生的素质。
这样看来，围绕著教育经费这个问题，国家、学校和家庭似乎一起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境地。不过我们认为，造成这种战略地位和政策目标未能实现的根本原因在於制度问题，即缺少监督。这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社会学意义上的通病：政策的制定，包括法律，出台很容易，但是由於不执行或者不完全执行并没有人来承担责任，所以就极容易落空或者流失——政策流失或者变形，造成目前农村教育严重的困境。
教育在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中体现的功能越来越明显，这种作用的本质体现是，教育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得以发展的动力，是其向上流动的前提。“知识改变命运”已然成为全国人民的共识。然而，众所周知，一个人如果只凭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去参与日趋激烈的社会竞争，显然是缺乏“资本”的。然而这却是今天许多农村孩子不得不接受的现实。
在南泥湾村，就读于西安铁路运输学院五年制大专班的田博指著初三当年全班拍的毕业照，一个个地回忆著班里同学的去向，“我们这个班的情况是这样的，从初三毕业到目前为止，上学的只有三位同学。”当时这个班里有48个学生，其余的人或是在家务农或是出外打工，还有些女生甚至就呆在家里等著结婚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家庭经济问题，就是家里没钱供给孩子，就造成了辍学。”田博说。
金盆湾中学党海银校长也说，现如今城里的孩子“按照正常情况，现在如果上重点高中，三年就得2万多，上大学四年，一年算一万吧，四年得4万，那加起来7万，对一个有二亩多耕地靠种秋季作物的农民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免税以后，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但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远低於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的增长速度。虽然学费没有增加，但是，学生的生活费在6年时间里，翻了一番。在南泥湾地区，绝大部分处於义务教育阶段的适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但相当大部分农民子女由於无法承受高昂的学费，在高中阶段辍学。农民由於缺乏经济来源，被挡在高等教育的门槛之外，由此所带来的文化资本的缺乏进一步导致贫困，这将是一个恶性循环。
随著国家、地方对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重视，越来越多读不起书的孩子圆了上学梦。然而，从初三到高一，却成为一部分孩子命运的分水岭：在高昂的高中、大学学费面前，寒门子弟有的为了学业不得不债台高筑，有的面对那张薄薄的录取通知书欲哭无泪，还有的在被迫无奈中远走他乡打工。
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作为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后续和延伸，讨论12年义务教育的可能与可为，将逐渐成为一个新的焦点话题。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五届全民教育高层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发表致辞说，教育公平是全民教育的灵魂。没有教育的公平，就谈不上社会公平。
(来源：中国农经信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