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省京山县永兴镇义和村8组农民李进波长期在广东打工，确权确地过程中专门赶回家参与抓阄分地，分到了2亩口粮田，第二天他就把土地流转出去回到了广东。他说：「两亩田种得再好，一年只能收2000块，只相当於我在广东一个半月的工资。」
随著土地收益大幅提高，大量低工资的民工纷纷返乡索要原有的承包田，有的村镇返乡农民占外出务工的一半以上，争地风波因此大量涌现，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流血冲突事件。
争地是喜也是忧
1997年湖北省京山县永兴镇义和村进行第二轮承包时，全村有19%耕地抛荒，27%的农户没有参加承包。参加承包的农户，到今年初又有29%的弃耕，还在种田的农户中98%的耕地面积发生了变化，其中60户种田大户占全村耕地总面积的51%。
村支书童仁振说，1997年前后，农民负担重，土地收益微薄，有的种田亏本，包田的积极性普遍不高，第二轮承包只是走了走过场，许多农民都不愿签合同。现在田地收益高了，要田的农民口袋里就装著笔，巴不得马上签合同。
由此产生了要田农民和种田大户之间的土地产权纠纷。最终，全村60个种田大户共调出耕地621亩，占他们原有面积的34%，分给144个无田或种田较少的农户。已种上树苗的一块地，原承包户以承包权入股，届时分红。最终，虽种田大户的预期收益受损，但所有农户都获得了合同。
在近两年全面推进税费改革、大幅减轻农民负担的基础上，今年中央又在宏观调控中加强农业，颁布了一号档，执行减少税费、粮食直补、良种农机补贴、粮食最低收购价等一系列惠农政策。
在粮食主产区的洋洋喜气中，悄然出现了民工潮回流现象。湖北省荆门市回流劳动力约1.8万人，占外出务工人员的四成。公安县麻豪口镇3000多人回乡要田，全镇上半年就处理土地承包纠纷100多起。江西省奉新县赤岸镇，以前有6000人外出打工，今年回来了一半，近3000亩撂荒地一抢而空，土地流转面积减少了65%。
随著种粮热升温，因土地纠纷而引发的群众上访规模和密集程度创下近几年新高。今年上半年，湖北省农经部门接待反映土地纠纷问题的群众上访近2000人次，其中集体上访80多次，国土资源厅接待群众上访的批次是去年同期的7倍。监利县有个村今年因争地发生了6次群体性械斗，涉及300多人。
争地纠纷带有普遍性、突发性的特点，不少地方镇村干部疲於应付，已经成为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一个严重问题。湖北省仙桃市农办主任刘裕光碰到的纠纷几乎没一件不棘手：
——刘永汉等七人承包了老里仁口村650亩撂荒的低湖田种植湘莲，经过三年苦心经营，今年眼看就有收成，孰料被当地返乡农民哄抢得一干二净。这些农民还将三年才能结籽的湘莲翻耕，重新种上了水稻。按市场价，水稻的收益只及湘莲的1/20。
——2000年陈新台承包范关村四组低湖撂荒田309亩，签订了为期15年的承包合同，并且通过了法律公证。三年来，陈新台变卖房产，争取贷款，投资了40多万元，今年春耕时节，原先撂荒的十几名农民抢田种粮，致使他无法进行生产。面临破产的陈新台气愤地说：「这样一窝蜂地抢地占田，与打土豪有什么区别？」
种田大户的遭遇让人唏嘘，那些拣荒地为生的西部山区移民更令人同情。江西省奉新县赤岸镇有近30户近年从贵州毕节地区迁来的移民，60岁的胡昌军是其中之一。两年前，他卖掉祖屋，“闻著米香下江西”，去年包了16亩撂荒田，赚了一生中最大的一笔钱——2000元，今年大部分田被拿回去了，只剩下3亩，再怎么折腾也只够糊口。他流著泪对记者说，眼下只能拖著一家人，哪儿有田就往哪儿搬，实在没田种落不了户，只能回老家啃马铃薯。
永兴镇副镇长刘洁说，现在回家要田并且真正准备耕种的农民大部分在城里是从事重体力劳动、报酬低且工作不稳定，以打短工的居多。真正像李进波这样长期在外务工、收入较高且已有稳定岗位的，即使回家要田也会流转给他人，不可能自己耕种。她认为，农村规模经营的程度从本质上讲取决於城市化进程，城里吸纳的劳动力越多，农村的规模经营就会发展得越快。
来源：《经济参考报》
2004年11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