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推进，农民工罢工事件屡见报端。近日，清华大学课题组的一份报告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表现出强烈的”组织化“诉求，通过集体抗议等行为推动了地方工会的民主选举、集体协商等变革，但在现行的工会体制下，工会仍难以代表农民工诉求。
这份报告由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联合撰写。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汪建华等研究人员，依据珠三角地区田野调查的资料及清华大学“新生代农民工研究”大样本抽样调查数据，揭示出1980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组织化的趋势特点，及其对工会改革的影响。
报告指出，由于企业打散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人际关系网络，他们被迫处于”原子化“的分离状态，寻求工会等正式组织帮助而不得，便依靠帮派等非正式力量进行集体抗议，要求建立能代表自身利益的“民主”工会。此举虽推动了部分基层工会的改革，但没有为农民工建立稳定且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
帮派介入农民工抗议
与老一代农民工不同，新生代农民工对同事关系的重视程度有所增加。以往的老一代农民工更依赖家人、亲属、老乡作为最重要的意见咨询者，但新生代农民工遇到问题时，40.7%的人会首先选择与朋友讨论，比老一代高19.5个百分点，还有25.1%的新生代农民工把同学、同事视为最主要的手机联系人，比老一代高出14.2个百分点。
这些特点的形成与新生代农民工的教育经历有关。报告显示，53.7%的新生代农民工接受过中高等教育，40.2%在毕业当年直接进入企业工作，6.6%由学校组织入职。尤其对于被成批招入企业的“学生工群体”，超越传统亲缘、地缘的业缘网络日益重要。
然而，现行的“农民工生产体制”正不断地削弱新生代农民工业缘关系网络，使其不得不求助于帮派团体、“混混团体”等非正式关系网络。报告分析称，企业临时性的宿舍，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相互错班的工作与休息时间等制度安排，限制了农民工的社会交往和集体团结，使他们陷入“原子化”的分离状态，产生巨大的心理挫折感。
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化”诉求更加强烈，他们除采取跳楼自杀、厂外报复等方式外，依靠帮派力量集体抗议，要求工会民主选举、集体协商。报告举例称，2011年广东增城的骚乱事件中，珠三角周边的川籍帮派即被动员起来，进行推翻警车，捣毁店铺等打砸行为。
基层工会改革受限
迫于农民工集体抗议行为的增加，部分地方工会开始在辖区内推动工会的民主选举和集体协商制度化改革。报告举例称，2012年深圳市总工会推动163家工会直接选举企业工会主席，即是改革例证。此外广东省总工会和大连市金州新区总工会也根据地方农民工集体行动的状况作出了变革。
但即便如此，囿于现行的工会体制，改革步履维艰。报告分析称，长期以来，中国的企业工会仅具有“形式化维权”的本质，在行政关系上受制于上级工会，工会代表往往居于企业的管理层，因而基层工会的改革仍旧不能僭越现有的工会制度以及总工会的底限，难以摆脱缓解劳资矛盾的“缓冲器”这一基本定位。
另外，“罢工权”的缺失也限制了基层工会的改革。报告进一步解释称，没有合法的“罢工权”，基层工会绝不会有自身的力量，也不可能成为工人集体行动的领导者。政府和上级工会推动的变革，实质上仍然是为了消解农民工的集体抗议，进而实现“维稳”目标。
报告指出，只有承认并尊重新生代农民工的诉求，尽快疏通工会等维护劳工权益的渠道，才能有效化解劳资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一昧的无视乃至压制农民工的组织化诉求，只能使其更加依赖帮派等非正式组织的力量，使集体抗议呈现出暴力和无序的倾向。
根据2013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894万人，新生代农民工占比46.6%， 且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及大中城市务工。
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