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工资水平不断上涨，原材料成本螺旋式攀升。在这样的一年即将结束之际，在华南开厂的香港商人们，又得到了自己不想要的那种“节日惊喜”。
距圣诞节只有两天的时候，在毗邻香港、人口众多的深圳市，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允许工人指定自己的工会代表的新指导方针“已基本上得到批准”，并将 “尽快”出台。
去年，台资电子企业富士康(Foxconn)发生了一连串工人自杀事件，广东的日资汽车配件企业也爆发了多起工人自发组织的罢工。在那之后，力量的天平已开始从向工厂老板倾斜、转为倒向工人。上述官员的言论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富士康是苹果(Apple)等多家跨国公司的产品供应商。
深圳的“集体协商”指导方针具有重要意义，据参与草案前期讨论的中国内地学者表示，这是因为，该指导方针的最终版本有可能允许工人选举自己的工会代表——这一重大变化可能会引发更多劳资纠纷。
在去年5月爆发罢工的本田(Honda)佛山配件厂，23岁的工人黎伟宁（音译）已在企盼今年4月份再次加薪。他希望到那时，自己的月薪将从1600元人民币涨至约1800元人民币（合270美元）。2009年时，黎伟宁的月薪为1200元人民币。
去年7月和8月，为应对风起云涌的劳资纠纷，广东省人大出台了《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草案。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工厂都位于广东省。
尽管草案名称不痛不痒，但内容中却隐藏着一个激进的民主想法：广东省人大提议，工厂董事会三分之一的席位应由工人占据。“我们非常震惊，”香港工业总会(FHKI)副主席、钟表制造公司老板刘展灏(Stanley Lau)说道。
由于来自香港工厂主的压力，让工人出任董事的计划去年11月被放弃。然而，工厂有三分之一工人提出要求、即须启动工资集体协商的规定被保留了下来。
刘展灏表示：“如果你问工人‘想不想加薪’，那当然至少会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回答‘想’。那样的话，你不得不把时间都花在这上面。”
劳工维权人士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香港《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负责人韩东方(Han Dongfang)表示：“虽然香港雇主们进行了反击，但工人与老板间的斗争现在才真正开始。”
香港理工大学(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教授潘毅(Pun Ngai)表示，去年爆发劳资纠纷以来，深圳市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正日益站到工人一边。
韩东方认为，去年的罢工让政府意识到，冲着工厂老板的怒火很容易转而对准自己。他表示：“政府现在意识到，赚钱的是老板们，而埋单——政治账单—— 的却是自己。”
去年7月，包括黎伟宁在内的本田配件厂工人选出了自己的工会代表。潘毅教授表示，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助组织的首次此类选举。本田方面拒绝置评。
面对广东工业腹地劳动力短缺、通胀加剧的现实，以及工厂主可能把工厂迁至其它地区的潜在威胁，政府官员们陷入了两难境地。但去年11月30日，《中国日报》(China Daily)援引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国兴的话报道称，广东省可能不得不在今年年初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目前，该省最低工资为每月1030元人民币。
葛国兴警告称，今年2月初农历新年大量农民工返乡后，广东省很可能会面临劳动力短缺局面。去年12月，北京市政府宣布把北京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21%，自今年1月1日起生效。
预计“集体协商”的精确定义将很快出现在劳动法中，不管它如何定义，广东数百万农民工心目中的年度工资将会上涨的信念，都有可能会成为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有力趋势。
译者/汪洋
距圣诞节只有两天的时候，在毗邻香港、人口众多的深圳市，一位高级官员表示，允许工人指定自己的工会代表的新指导方针“已基本上得到批准”，并将 “尽快”出台。
去年，台资电子企业富士康(Foxconn)发生了一连串工人自杀事件，广东的日资汽车配件企业也爆发了多起工人自发组织的罢工。在那之后，力量的天平已开始从向工厂老板倾斜、转为倒向工人。上述官员的言论再次证明了这一点。富士康是苹果(Apple)等多家跨国公司的产品供应商。
深圳的“集体协商”指导方针具有重要意义，据参与草案前期讨论的中国内地学者表示，这是因为，该指导方针的最终版本有可能允许工人选举自己的工会代表——这一重大变化可能会引发更多劳资纠纷。
在去年5月爆发罢工的本田(Honda)佛山配件厂，23岁的工人黎伟宁（音译）已在企盼今年4月份再次加薪。他希望到那时，自己的月薪将从1600元人民币涨至约1800元人民币（合270美元）。2009年时，黎伟宁的月薪为1200元人民币。
去年7月和8月，为应对风起云涌的劳资纠纷，广东省人大出台了《企业民主管理条例》草案。中国许多劳动密集型工厂都位于广东省。
尽管草案名称不痛不痒，但内容中却隐藏着一个激进的民主想法：广东省人大提议，工厂董事会三分之一的席位应由工人占据。“我们非常震惊，”香港工业总会(FHKI)副主席、钟表制造公司老板刘展灏(Stanley Lau)说道。
由于来自香港工厂主的压力，让工人出任董事的计划去年11月被放弃。然而，工厂有三分之一工人提出要求、即须启动工资集体协商的规定被保留了下来。
刘展灏表示：“如果你问工人‘想不想加薪’，那当然至少会有三分之一的工人回答‘想’。那样的话，你不得不把时间都花在这上面。”
劳工维权人士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香港《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负责人韩东方(Han Dongfang)表示：“虽然香港雇主们进行了反击，但工人与老板间的斗争现在才真正开始。”
香港理工大学(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教授潘毅(Pun Ngai)表示，去年爆发劳资纠纷以来，深圳市政府和中华全国总工会(All China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正日益站到工人一边。
韩东方认为，去年的罢工让政府意识到，冲着工厂老板的怒火很容易转而对准自己。他表示：“政府现在意识到，赚钱的是老板们，而埋单——政治账单—— 的却是自己。”
去年7月，包括黎伟宁在内的本田配件厂工人选出了自己的工会代表。潘毅教授表示，这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协助组织的首次此类选举。本田方面拒绝置评。
面对广东工业腹地劳动力短缺、通胀加剧的现实，以及工厂主可能把工厂迁至其它地区的潜在威胁，政府官员们陷入了两难境地。但去年11月30日，《中国日报》(China Daily)援引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副厅长葛国兴的话报道称，广东省可能不得不在今年年初提高最低工资水平。目前，该省最低工资为每月1030元人民币。
葛国兴警告称，今年2月初农历新年大量农民工返乡后，广东省很可能会面临劳动力短缺局面。去年12月，北京市政府宣布把北京最低工资标准提高 21%，自今年1月1日起生效。
预计“集体协商”的精确定义将很快出现在劳动法中，不管它如何定义，广东数百万农民工心目中的年度工资将会上涨的信念，都有可能会成为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有力趋势。
译者/汪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