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记者贾存斗
【背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收入份额偏低，一直是中国扩大内需的瓶颈制约，同时也是造成近年来诸多社会矛盾的重要原因。
目前，中国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的11%左右。而在上世纪80年代，劳动者工资收入占GDP的17%左右。也就是说，20年来，工资收入占GDP的比例下降了近五个百分点。目前中国GDP总计30多万亿，降低五个百分点，就意味著1.5万亿元的收入。
中国收入差距问题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就逐渐显现。当时主要表现在垄断行业收入过高。1996年后，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逐渐扩大，成爲社会矛盾的突出问题。
2003年后，中国决策者提出“科学发展观”，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提高劳动者收入。比如免征农业税、多渠道增加农民的收入，建立最低工资制度，爲农民工讨薪、加强劳动执法等。但从根本上来讲，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没有得到根本遏制。
目前看来，中国收入分配的问题有四：一是城乡收入差距太大；二是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差距太大；三是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太大。四是公务员队伍和国有企业内部的收入差距也相当大。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财産性收入上。
据2008年官方统计数据，城市居民的收入是农民的3.4倍左右，如计入社会保障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会高达五到六倍，这在全世界也是少有的。同时，从世界经济史上看，中国收入分配从平均主义到差距悬殊，速度和时间也是最快的。
那麽，如何有效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呢？
【观点】经济学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认爲，收入分配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而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的集合。要提高劳动者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份额，必须赋予劳动者有组织谈判的能力。
劳动力作爲一种要素，其价格当然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跟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劳动力市场有两大特殊性：第一，在相当长时间内，中国劳动力总体上供大于 求；第二，政府主导了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在劳动力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工资一般就容易被压低。而地方政府单纯追求GDP增长，爲招商引资，不断压低土地和劳 动力成本，劳动者收入就会更低。
宋晓梧认爲，劳动力在市场交易时，永远不能离开其所有者——劳动者。严格意义上说，劳动力根本不是买卖的问题，而是个租让问题。劳动力要素和其他要素很不相同的一点是，劳动者是社会人，他有政治地位。
劳动力的独特性，对收入分配有什麽意义呢？宋晓梧认爲，劳动力要素要通过劳动者组织工会，与资方谈判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但在目前，农民工自发组织工会幷没有法律空间。从国际经验看，有组织的劳动力市场与无组织劳动力市场相比，工人工资要高15%～20%。
中国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会组织，但在各种重大劳资纠纷中，作用发挥得远远不够。如果不能强化工会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能，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不完善，提高劳动者收入就很难。在历次矿难中，人们没有看到工会组织发挥了应有的职能。
宋晓梧认爲，作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中国政府应该倾向于劳工，更重视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而目前各级政府实际上更倾向资本。一些经济学家说，工人工资不能高，否则会影响国际竞争力，还说农民工社会保障不能搞。这是错误的看法。
宋晓梧认爲，对中国1.5亿农民工，一定要按真正的市场规矩办事。第一，目前农民工干同样的工作，却比城市人少拿一半工资。这是就业歧视，完全违反市场 公平竞争规则。第二，劳动力应该有组织工会的权利。劳动者可组织起来，与需求方谈判，维护自己的利益。第三，在新一轮城市化中，各地政府应尽快农民工享有 工伤、医疗、养老、住房等基本社会保障，实现公共服务的“全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