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身份的失落感，工资福利的被剥夺感，收入分配的不均感，以及在改制过程中的边缘感⋯⋯这一系列复杂而微妙的主观感受，在长达4年的时间和相对封闭的空间里相互交织、发酵，幷最终汇集成“通钢事件”中工人群体的心理能量
通钢很大。徒步围著通钢厂区转一圈，最快也需要两个小时。站在高处往厂区里看，厂房高低错落，铁道纵横交叉，就像一个巨大的钢铁公园。10多根烟囱不间断地排放，让厂区的天空比起生活区来要明显黑一些。
走在由200多栋楼房构成的家属区里，很容易让人産生一种错觉，以爲自己置身一个小规模的城市——通钢有自己的图书馆、体育场、医院、报纸、电视台、教育集团和建筑公司，厂里原来的公安处与通化市公安局是平级的，税务局也直接驻扎在通钢。
而在六七十年代，“小三綫”建设时期，通讯代号“通化67号信箱”的通钢，曾经真的是个与世隔绝的保密厂。在这个高度熟人化的环境里，职工之间对彼此的工资、奖金和福利待遇都了如指掌，连厂长也不例外。
用一位通钢职工的话说，“关起门来自成一个小社会”。
“心特别齐”
一出通钢办公楼，就是明珠广场。在通钢家属区中，这里是人群最集中的地方。每到傍晚时分，广场的大广播里，都会表彰先进车间和工人。稍后，吃过了晚饭的职工和家属，习惯走到这里来乘凉。孩子们玩滑轮、踢毽子，大人见面聊的是打麻将或者厂里的时鲜事。这使得广场无形中成爲了通钢人信息、意见和情绪的集散地。
这个修建了不到10年的广场，现在看起来已经很残破，地砖多有裂痕或者干脆脱落，晚上连路灯都没有，音乐喷泉只是摆设。而在2005年以前，一位女职工说，“一到夏天，喷泉喷出来凉水，灯光一照可好看了”。而广场周围的体育场也因爲失修，大厅开始漏雨。在游泳馆游泳，原来凭职工证只要几块钱，现在涨到了10多块。
职工们很自然地把今昔对比的原因，归结于2005年入股通钢的建龙公司，及其主导下的国企改制。“建龙来了以后，把这些当作包袱甩给了区里，但区里也没钱维护，于是就破败成这样子。”
通钢人对这样的衰败场景摇头叹息。在通化，通钢工人，曾经是仅次于铁路工人的优越身份。七八十年代，爱显摆的青年工人穿上通钢的工作服在市里走一圈，往往会收获路人艶羡的眼光。通钢工人的收入稳定，相对比市里的小工厂偏高，导致这里的物价比市里还高。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来通钢采访时，正值“八一”建军节，这里却没什麽动静。“这要搁2005年以前，不是部队文工团来厂里演出，就是我们的文工团上部队慰问，现在倒好，连文工团也没了。”从事财务工作的退休女职工钟珍(化名)说，不只“八一”，每每逢年过节，都是通钢人张灯结彩欢庆的由头。
这时候，鱼、肉、蛋的发放是默认的惯例。碰上过年，每个分厂都要出节目，厂里发票给大家看。各分厂组织汇演，年底表彰先进、劳模和积极分子，这些通钢人保持了近50年的生活习惯，却在2005年开始淡化或者中断。“有个气氛在这里，再困难工人也不叫苦，我们通钢人的工作动力不都是物质刺激的。”
除去政治教化的功能，这种高度组织化的生活，更多体现出一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情味。退休前一直从事党群工作的王殿昌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解释他的工作范围，“干部的思想工作，工人想不开的事，柴米油盐、吃喝拉撒，都得管”。
在通钢，解决职工生活难题的流程往往是：有事找工会，工会没辙去党委，党委问车间，不行找财务，最后写个收据，预借半个月的工资。
通钢的这种封闭性，或许与工人的来源渠道有关。通钢要进工人，在计划经济时代是靠接收部队转业军人和子承父职式的顶替，之后主要依靠吉林工大和厂里的技工学校输送，前者往往从事技术工作，后者主要是操作工。在技工学校的学生中，通钢子弟占了绝大部分，因爲子弟可以在入学考试中享受加20分的待遇。这样一来，一家三代都是厂里的同事，在这里幷不鲜见，通钢人由此觉得自己“心特别齐”。
以厂爲家
提起与建龙的纠葛，职工都用“我通钢”来作爲指代，他们理所应当地认爲通钢是自己的。仅从一个细节来看，这种拥有感也是很实在的：一位职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直到90年代，他在明珠广场边上买的60多平米的房子，单位还给出了15300元，而他自己只花了四五千块钱。即便不买房的职工，也可以从倒卖这个指标的过程中赚取差价。
这个群体对于通钢职工身份的认同，远远大于对通化市民身份的认同。很少有通钢人能准确叫出市长和副市长的名字。在他们的概念里，通钢和通化市是两个平行的概念，企业职工的父母官是总经理，通化市的父母官是市长。“按行政级别来讲，通钢是属于地市级，跟通化市是平级的，要在1985年以前，通钢比通化市还高一级呢。”通钢退休高级工程师赵忠和(化名)说。
1958年建厂的通钢有著令职工骄傲的奋斗史。赵忠和拿出的《通钢志》，记载了那个土法炼铁时代的艰辛：1960年，发的粮食是皮粮，有时是苞米，开始公司的行政处还设法自己加工，后来不行了，只好吃“麦粒饭”。粮食最紧张时，一天一发粮，爲了买粮，职工不得不成夜去粮店站排，第二天还要照常上班。而一綫的干部更惨，粮食定量比别人低，工作时间却长于工人。
赵的妻子钟珍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69年工厂搞扩建时，她爲了响应“老婆孩子齐上阵，组织家属革命化”的号召，毅然把孩子扔在家里，加入了党政工青妇上生産一綫的大会战，一天工资不过1块5毛钱。
作爲低工资时代的一种默契，通钢一直承担著自己对工人应尽的责任。退休的通钢监察系统职工张健回忆，以前通钢在很困难的时候，总经理安凤成还提出一个口号，1/3的人学习，1/3的人到新岗位，1/3的人在老岗位。他宁可拿出一笔钱来让一批人去学习，给他们发基本工资，生活还可以很好。基本工资都在千元以上。
让通钢人不满的是，建龙幷未延续这种默契，用退休职工的话说，“挣钱就开，赔钱就关，他们不对社会承担责任”。一个被通钢工人广泛提起的例子是，2008年底，受金融风暴影响，通钢全部停産，由于所在二道江区的取暖是依靠工业余热，通钢人的新年就是在没有暖气的情况下度过的。直到现在，这里很多房子的墙角都是黑色，还长了毛——这是冬天结的冰融化掉的后果。
“我屋里厠所里都结冰了，只好在卧室里点了个电暖气，只有12度。他们不管职工，说停就停，结果工人就把公路堵了。游行那天很多人都去了，因爲我没到现场，后来被很多人駡。”一位职工说，他甚至爲此委屈得哭了。
通钢与通化市的关系，从于连才的身份也能看出端倪来。这位通钢的原干部，现任市协调发展通钢办公室主任，他的编制挂在市政府，但办公室驻在通钢。调离通钢后，他的工资只能在市政府拿，每月到手的不足3000块。而按通钢的标准，他这个级别的干部年薪应该有六位数。
“市人代会有个口号，支持通钢、服务通钢、发展通化。市委市政府提出的发展规划，也是‘围钢’经济。”
通钢所在地二道江区城区人口9万，而据王殿昌介绍，通钢仅在职职工和退休职工就有近5万人，再加上家属的话，整个二道江区跟通钢没有关系的人，少之又少。
张健说，建龙来之前，通钢一个炉前工，月工资高的有拿上万的，一般也有个5千～6千，连一个水泵工也有3千～4千。
那时候，工人一开工资，连著五六天不回家吃饭。小商小贩一听到通钢开工资，价钱就马上涨，猪肉昨天卖9块，今天就卖9块5。很多在矿山的人，都把家安在二道江区，这里好生活，好做生意。
而现在，通钢工人没有拿3000元的，大部分在1700元到1800元左右。
二道江区只有通钢一个企业，这个区的消费完全取决于通钢职工的收入。“说白了，这就是封闭的地方，职工下岗走不出通化，走不出吉林去南方打工。”张健说，7月24日那天，就连卖菜的老太太也去支持通钢职工了，她心里明白，“通钢效益不好，我的菜卖给谁？”
“通钢去年亏损，二道江爲什麽垮了那麽多企业？这麽多年，通钢职工收入比较高，消费也高，二道江的物价比市区高30%。现在的物价已经低于通化市了。”通钢附近的夜宵摊，不到11点就匆匆收摊。即便是白天，很多餐馆的卷闸门也是关上的。就连出租车司机也在抱怨，“通钢人有钱时爱上市里溜达，同样的东西也要上市里买。去年入秋开始就不行了，待在家里不怎麽愿意出门了。”
根据一位通钢职工的观察，通钢一改制，第一个倒霉的就是通化市政府。通钢一改制，利税就要少很多。另一方面，“大量职工下岗，形成的社会压力，谁来做工作啊，通化市啊”。
在这样的背景下，“3月份时建龙宣布撤资时，全厂鞭炮齐鸣，跟过年似的。”
反对一刀切
通钢第一次开始大面积压缩人员是在2005年9月。
“当时说30年工龄以上的职工‘一刀切’，全部下岗。”曾担任通钢改制领导小组人事组长的王乃谦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回忆，他当时很愤怒，作爲改制的人事组长，这个政策的出台连他都不知道。这个政策爲改制之乱留下了一个伏笔，因爲下岗的这批人，多数是在职青年员工的父辈，下岗的职工里最小的只有46岁——这个人当兵走得早，工龄长。”
王乃谦说，“吉林省2004年有个文件，核心内容是在国企的挂名人员清理。对这部分人，在政策上我们是很优惠的，当时我们管这个政策叫‘兜底政策’”。但他也不知道，爲何原本温和的制度设计会变得如此严厉。
一位通钢原中层管理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2005年建龙还没进通钢前，就开出几个条件，其中一个是通钢要下多少人，都回家，不然建龙就不去。“当时安凤成就不同意职工下岗，厂子还在盈利，职工过得都挺好，下岗讲不过去。”他所在的科室，当时编制有13人，实际有16人，砍掉后只剩下了6人。
一名通钢职工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开始的下岗条件是，50周岁，30年工龄，同时符合两个条件的人下岗。有一个49岁的工人，12岁参军，算下来工龄已经超过了30年，第一天还很高兴地说，“我还差一岁”。但第二天政策就变成了，只要符合一个条件就得下岗。结果那个工人当然没能逃脱下岗的命运。
王乃谦说，由于实行“一刀切”，很多被“砍”掉的都是技师和高级技师，“这样对他们而言其实是好的，一边拿著离岗工资，一边可以在外面接活干，做得好，收入比原来还高，但心里憋气啊！”
这部分人被清理后，厂里出现了技术断层，建龙从外面又雇了500个技工，待遇是通钢人的几倍，据说建龙准备雇5000人。“但通钢本身有做这个的，你这样一来不等于砸了通钢人的饭碗吗？”
“2005年改制时开了职代会，反复开，宣传声势还挺大的。但这次建龙要控股，就没宣布。他要宣布就没这事情了，谁能同意啊？”王殿昌说，工人都告了4年状了，在岗的、下岗的都有。张健说，从2006年到2009年，通钢每年都会有针对建龙的游行。
赵忠和就是上访者之一，他说，这几年，自己和同事跑遍了国资委、纪委等部门，都收效不大。但这个问题在4月24日当天却得到了肯定的答复。赵忠和回忆，当天下午3点多，通钢集团党委副书记崔凯举著大喇叭，起初喊的还是“暂缓”建龙增资扩股。但短短3个小时后，省政府关于建龙“永不参股”的通知就贴了出来，“4年没解决的问题，怎麽3个小时就解决了？”
一位工人回忆说，24日当天晚上，通钢附近的小饭店全满了，吃烧烤排著队，街道上一帮一帮的人。
贫富分化
“2006年6月6日，33个处级干部离岗，其中1/3是专业干部，我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举动让公司的干群关系出现了分化，党群关系科被合幷，工会和纪委事实上取消了，此后，我3年没过组织生活，现在全凭自觉在交党费。”王乃谦说，“那时只发给我们1000元生活费，后来公司也意识到这个问题，现在年薪提到了6万，相当于在职同级干部的1/3。”
干群关系分化还有一个现象是，办公楼的二楼整得森严壁垒，把经理办公室都隔死了，门外有岗、楼里有岗，这种人爲造成的隔阂让普通职工要见经理变得很困难。
今年“五一”时，一位熟悉安凤成的中层干部去办公室找他，“我一到门口，被拦住，有没有预约？
王殿昌说，建龙参股后，工人的工资虽然上升了一点，但是三险一金扣完，实际拿到手的钱比以前更少了。但工人意见最大的，不是收入下降，而是收入差距太大。“1992年，我当处长那会儿，跟普通工人的工资相差1.5倍。如今一个处长，一年能拿60万～70万，你说差距有多大？”
张健回忆，从2006年起，不满建龙的职工就开始聚集起来要求对话。省国资委当时认爲是一些内退的中层，在鼓动下岗职工，于是决定给退休的处长年薪提到6万，这些处长就都不吱声了。
“后来网上有人说职工偷废钢卖，此前哪有这种事。建龙的管理方法，就是太简单了，以前有什麽事，还开开党员组织生活会，现在什麽都没有了。”张健说。
7月24日，一位通化的领导来通钢现场，问爲什麽职工对建龙这麽大敌意。职工就三句话：以前挣多少钱，现在挣多少钱？！我正年富力强的时候，要我下了；二道江区政府有好几个月没开工资了。”
一位当时在现场的通钢原中层干部回忆说，“那位领导一听完，就叫司机开车，说到点了，该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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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选举与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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