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张君为首的具有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拥有大量杀伤性武器和丰富的犯罪经验，成员多达20余人。从1993年4月20日至2000年9月1日，他们精心策划，明确分工，默契配合，先后共同实施抢劫、故意杀人22次，致28人死亡，20人重伤，被称为是“新中国刑事第一大案”。现在，此案已被破获，并于4月14日起分别在重庆、常德开始审理。然而，这个残酷的犯罪集团是如何产生的？我们的社会应不应该对此负责？以下的这篇报导试图回答这重要的问题 -- 编>)
安乡出现"第二个张君"？
汽车在狭窄的田间路上前行。几朵依然盛开的油菜花点缀在路边。两侧，是一望无边的茂盛的油菜田。晚春的农村，依然美丽迷人。
这里，便是安乡县安福乡。张君团伙中最重要的3名成员：张君、李泽军、陈世清，同在安福乡长大。
“怎麽能留得住年轻人？”
我们好不容易寻访到张君一个姐姐所在的村落。等我们找到她的住处时，她早已闻风而躲藏得不知去向。
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几个老人听说我们是记者，拉>我们要说一说农民负担的问题。
一个农民说，他家有７亩地，一年下来，平均一亩田要交200多块钱的承包款，与此同时，每个人还得交300多块钱的人头税。这样，他们家去年的负担高达2000多块。
就这样，一年到头，他们一家4口人的收入仅2000元左右。平均一个人一年仅能挣六七百块钱。这还是好的，遇到年成差的时候，搞不好还会亏本。“ 你说怎麽能留得住年轻人？”
这不禁令记者想起14日开审张君团伙的第一天，记者在法院外见到的一个来自临澧坳山村的农民何老汉。何说他家里有五六亩田，因为两个儿子在广东打工，两个老人在家只能种２亩多田，还剩下４亩田种不了。
然而，田要抛荒还得交承包费，所以□得把田租出去。可租田出去，一年收成全归租田者不说，还居然要倒给租田者每亩80元钱作为报酬，别人才愿意种。“根本就没有人愿意种田了。”何老汉说。
“我们对城市很失望”
问及年轻人在外打工，家里担不担心时，另一个农民说，“怎麽不担心呢？担心他们在外学坏呀。”他有两个儿子在外打工，一个24岁，一个22岁，他说在家里总是提心吊胆的。
我们随后去花林村寻访李泽军家。不巧其父母放鸭子去了。问其哥哥，村里人说，“他的两个哥哥都在常德打工。”
我们只好再往前走３里多路，来到潭子口村陈世清的家。其奶奶和弟弟在家。门上挂>这样一副春联：“新岁长春福寿双全保富贵，佳年顺景丁财两旺永平安。”在堂屋的“天地君亲师”牌位旁，是“德积百年元气厚，书经>代圣人多 ”。
中途，陈年过六旬的父母也回到家。见到记者来访，陈的家人远没有张君亲属的那种紧张。他们很客气地搬凳子倒茶。
前来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足有二>十人。陈的父母不停地搬凳子请乡亲们坐，以至於他们自己□得站>。围观者并没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纷纷说陈世清是给张君害了。
问起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多不多，一个姓吴的小伙子的回答令人意外，“ 并不是很多，不少人都回来了。”
1997年，这位姓吴的年轻人读高二，因为犯了一点小错误，一气之下跑到广东打工去了。这几年来，他跑遍了广州、东莞和深圳等地。
吴说，“我们对城市很失望，加上外面也不好混，所以回来了很多人。”
安乡数据
吴的这一说法，在安福乡党委书记贺春喜那里得到了证明。
据他了解，安福乡杨树潭村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陆续从广东回来了156人。
谈到安福乡的现状，乡办公室主任王建科说，安福是一个彻底的农业乡。基本上没有工业企业，乡镇企业仅剩下一个鱼场，有2000馀亩水面。这也是乡财政的主要来源。他说，乡村两级财政负债已达1950万元。
王建科称，1997年前，棉花价格高的时候，农民收入还可以。1997年后，农产品价格一路滑，农村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外出打工者也增加较多。他的说法跟农民一致，“在农村，种地是赚不了什麽钱的。”
据王介绍，安福乡共有23155名农业人口，5800户。2000年外出打工者，政府的统计数字是2547人。平均不到两户即有1人外出。外出者主要是青壮年男女。他说实际的数字可能还要高。
至於农民出去后做什麽，他说，主要是经商、种菜、卖菜、做工人等等。当然，也不排除有人从事暴力或者色情职业。
“第二个张君”
我们回到安乡县公安局坐了坐，拿了一份材料。一看颇为吃惊。今年3月份，安乡县城关先后发生持刀抢劫案4起，被抢财物5万元，被抢劫的县第二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施某甚至被劫匪把左脚踝肌腱砍断。一时间，安乡城纷纷传言出了“第二个张君”，部份居民夜间不敢出门。
经公安局全力侦破，疑犯已悉数抓获。据其交待，他们的犯罪“灵感”确实来自张君。这些人初中毕业后，不甘心在乡下务农，跑到县城搞小工，“可流血流汗再多也赚不到几个钱”。怨言颇多。在出租房里很快认识了另一男青年。几个人各诉各的苦，不知谁提出要向张君学习，去抢劫。当即得到赞同。说干就干 ……
去年，安乡县被常德市综治委一票否决。安福乡因出了张君等而被县里一票否决。
贺春喜说，为了加强对外出流动人口的管理，乡里推出了一些措施。包括外出打工要在乡里登记。还有一个重要措施是与农户签定“社会综合治理家庭责任书”。规定家庭有外出打工者在外面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其家人或亲戚要追究经济责任等连带责任。
当然，贺也承认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你总不能不叫农民外出吧。
的确，农民在土地上并不能获得希望，而城市给他们的感觉往往是到处碰壁。有限的技能，加上城市的歧视，往往会造成一种仇恨。这其中，显然蕴含>诱发犯罪的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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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04-23
安乡出现"第二个张君"？
汽车在狭窄的田间路上前行。几朵依然盛开的油菜花点缀在路边。两侧，是一望无边的茂盛的油菜田。晚春的农村，依然美丽迷人。
这里，便是安乡县安福乡。张君团伙中最重要的3名成员：张君、李泽军、陈世清，同在安福乡长大。
“怎麽能留得住年轻人？”
我们好不容易寻访到张君一个姐姐所在的村落。等我们找到她的住处时，她早已闻风而躲藏得不知去向。
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几个老人听说我们是记者，拉>我们要说一说农民负担的问题。
一个农民说，他家有７亩地，一年下来，平均一亩田要交200多块钱的承包款，与此同时，每个人还得交300多块钱的人头税。这样，他们家去年的负担高达2000多块。
就这样，一年到头，他们一家4口人的收入仅2000元左右。平均一个人一年仅能挣六七百块钱。这还是好的，遇到年成差的时候，搞不好还会亏本。“ 你说怎麽能留得住年轻人？”
这不禁令记者想起14日开审张君团伙的第一天，记者在法院外见到的一个来自临澧坳山村的农民何老汉。何说他家里有五六亩田，因为两个儿子在广东打工，两个老人在家只能种２亩多田，还剩下４亩田种不了。
然而，田要抛荒还得交承包费，所以□得把田租出去。可租田出去，一年收成全归租田者不说，还居然要倒给租田者每亩80元钱作为报酬，别人才愿意种。“根本就没有人愿意种田了。”何老汉说。
“我们对城市很失望”
问及年轻人在外打工，家里担不担心时，另一个农民说，“怎麽不担心呢？担心他们在外学坏呀。”他有两个儿子在外打工，一个24岁，一个22岁，他说在家里总是提心吊胆的。
我们随后去花林村寻访李泽军家。不巧其父母放鸭子去了。问其哥哥，村里人说，“他的两个哥哥都在常德打工。”
我们只好再往前走３里多路，来到潭子口村陈世清的家。其奶奶和弟弟在家。门上挂>这样一副春联：“新岁长春福寿双全保富贵，佳年顺景丁财两旺永平安。”在堂屋的“天地君亲师”牌位旁，是“德积百年元气厚，书经>代圣人多 ”。
中途，陈年过六旬的父母也回到家。见到记者来访，陈的家人远没有张君亲属的那种紧张。他们很客气地搬凳子倒茶。
前来围观的村民越来越多，足有二>十人。陈的父母不停地搬凳子请乡亲们坐，以至於他们自己□得站>。围观者并没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纷纷说陈世清是给张君害了。
问起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多不多，一个姓吴的小伙子的回答令人意外，“ 并不是很多，不少人都回来了。”
1997年，这位姓吴的年轻人读高二，因为犯了一点小错误，一气之下跑到广东打工去了。这几年来，他跑遍了广州、东莞和深圳等地。
吴说，“我们对城市很失望，加上外面也不好混，所以回来了很多人。”
安乡数据
吴的这一说法，在安福乡党委书记贺春喜那里得到了证明。
据他了解，安福乡杨树潭村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陆续从广东回来了156人。
谈到安福乡的现状，乡办公室主任王建科说，安福是一个彻底的农业乡。基本上没有工业企业，乡镇企业仅剩下一个鱼场，有2000馀亩水面。这也是乡财政的主要来源。他说，乡村两级财政负债已达1950万元。
王建科称，1997年前，棉花价格高的时候，农民收入还可以。1997年后，农产品价格一路滑，农村就一年不如一年了。外出打工者也增加较多。他的说法跟农民一致，“在农村，种地是赚不了什麽钱的。”
据王介绍，安福乡共有23155名农业人口，5800户。2000年外出打工者，政府的统计数字是2547人。平均不到两户即有1人外出。外出者主要是青壮年男女。他说实际的数字可能还要高。
至於农民出去后做什麽，他说，主要是经商、种菜、卖菜、做工人等等。当然，也不排除有人从事暴力或者色情职业。
“第二个张君”
我们回到安乡县公安局坐了坐，拿了一份材料。一看颇为吃惊。今年3月份，安乡县城关先后发生持刀抢劫案4起，被抢财物5万元，被抢劫的县第二人民医院办公室主任施某甚至被劫匪把左脚踝肌腱砍断。一时间，安乡城纷纷传言出了“第二个张君”，部份居民夜间不敢出门。
经公安局全力侦破，疑犯已悉数抓获。据其交待，他们的犯罪“灵感”确实来自张君。这些人初中毕业后，不甘心在乡下务农，跑到县城搞小工，“可流血流汗再多也赚不到几个钱”。怨言颇多。在出租房里很快认识了另一男青年。几个人各诉各的苦，不知谁提出要向张君学习，去抢劫。当即得到赞同。说干就干 ……
去年，安乡县被常德市综治委一票否决。安福乡因出了张君等而被县里一票否决。
贺春喜说，为了加强对外出流动人口的管理，乡里推出了一些措施。包括外出打工要在乡里登记。还有一个重要措施是与农户签定“社会综合治理家庭责任书”。规定家庭有外出打工者在外面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其家人或亲戚要追究经济责任等连带责任。
当然，贺也承认这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说，你总不能不叫农民外出吧。
的确，农民在土地上并不能获得希望，而城市给他们的感觉往往是到处碰壁。有限的技能，加上城市的歧视，往往会造成一种仇恨。这其中，显然蕴含>诱发犯罪的萌芽。
人民日报强国论坛
2001-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