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小雅
2002年7月1日，时值联合国对中国局部地区"艾滋病病毒已成严重灾难"发出警告，中国共产党建党81周年纪念日，中国政府"有关部门"以极为荒诞的理由封闭了北京"爱知行动"办公室。这个粗暴的行动，使万延海一夜之间成了"名人"。
而就在一天之前，我刚刚与他恢复了中断六年的联系。有鉴於他叙述的困难，我建议他暂时放下所有的事情，立即给朱□基写信。"他会管的"，我说。同时，为防不测，我还说："当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相信，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有的是"冤的死鬼"。你我，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
出乎意料的是，我话音未落，他已经当定了那"冤死的鬼"！
林则徐式的悲叹
入夜，我打开信箱，第一次阅读了万延海传来的关於中国艾滋病疫情的消息。一份发自巴塞罗那的报导说，根据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在"第十四届爱滋病大会"召开前夕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报告，中国已经处在爆发爱滋病狂潮的边缘。这项标题为《爱滋病□□中国的巨大危险》报告表示，中国如果不立刻积极进行有效的防治，预计到公元2010年，可能会有一千万人感染爱滋病，其严重程度将不亚於目前的非洲。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陈杰医生认为，这个报告的估计并不过分。凭借他在中国从事艾滋病防疫工作将近二十年经验，说："的确，我周围的同志也好，我所遇到的同志也好，都对目前艾滋病的流行问题十分担忧……我们也估计，大概在最近几年，也许艾滋病的发病在中国会出现一个高峰。随之而来给公共卫生、给家庭、给社会，肯定都会增大压力。总之，我个人认为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另一份法国《解放报》报导称，据国际医学界估计，河南艾滋病病毒呈阳性者（即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至少达到150万人，而且这个数字已经没有人怀疑。就连中国媒体的报导也提到河南可能有20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这个数字。这与笔者初识万延海的时候相比，数量上涨已接近百倍；从地域上看，已经扩大到中原腹地……按照这种图景与发展速度，"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最多的国家"已不是一句"海外奇谈"。
另一份是《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艾滋病死亡报告》。这份由陈发户、程东阳代笔，完稿於2002年5月9日的报告，反映了该村八个组1997年以来的艾滋病死亡与感染情况。感染者和死者有名有姓，有死亡日期，有因卖血感染的医生检查名册。报告说，后杨村有将近403埃叭说娜丝冢"80%以上的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全村有感染者1600人，其中100多人死亡。在其开具的感染与死亡者名单中，20岁到50岁的青壮年占感染者的占总数的81%，其中已有53%死亡。
在这份有名有姓有死亡时间的报告中，有6名七岁以下的孩子，他们中已经有5人死亡，其中一名，才刚刚5个月……。我仿佛看见了那5具小□体……。
关闭电脑，我从心底里爆发出的是那句林则徐当年面对鸦片祸害的感叹："……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以丰为欠，是病国计；以欠为丰，是害民生"可是，林则徐在哪里？林则徐生当今日，他又该怎样？！万延海的工作，应该是中国政府的工作；万延海承担的职责，应该是中国政府承担的职责；万延海的工作受到的来自不文明社会落后意识的阻力与障碍，中国政府有义务为之排除……7月9日，我发愤写下了那封《吁请江泽民、李鹏、朱□基立即出面干预"万延海事件"，解救中国一百万艾滋病感染者，使社会安定大众免於恐惧》的信，请新华社转交。可林则徐并不存在，新华社打回了我的信件，使它不得不成为了一封出口转内销的《公开信》。
我认为，社会的弊病应该是一个"合法政府的隐痛"！他们是被纳税人供养的一群，包括那些卖血者纳税供养的一群！可是政府非但没有什麽"隐痛"，连做样子的工夫都没有。法国《解放报》记者说，在法国，也曾爆发过一桩病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污血案"，多名政府官员因此受到法律审判。但致使中国河南农民因卖血而感染并传播艾滋病的官员，直到今天还在其位并且官运亨通！他们不仅没有"隐痛"，还大打出手，对帮助这些苦难者的"爱知行动"成员与志愿者施展阻挠、拆台、拘留，直至封门的打击！
2002年1月下旬，"爱知行动"项目执行负责人李丹在北京市朝阳分局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来自河南省睢县东关村的感染者赵勇和王良，为广大感染村民递交一份给政府的求助信件，被拘押；2002年3月中旬，学院领导和李丹受到北京市公安局调查，随后北京市卫生局和卫生部也介入调查。感染者培训被阻止，感染者受到地方政府阻拦和监视；活动被警告：将有警察出现！
他们还有救没有？！我问的不是艾滋病人，而是政府！他们难道打算与这场"世纪之灾"同归於尽？！
眼前的灾难，是天灾？是人祸？不言自明。
此时此刻，林则徐那悲剧的形像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为这悲戚的历史，提供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几万甚至几十万群众在大水漫淹时，露宿在屋脊树梢，一面哀戚地注视>水中漂浮的□体，一面□切而无望地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赈济"。大水过后，必是干旱："由於干旱而造成的赤地千里上，千百成群的饥民剥光了树皮，掘尽了草根，不得不艰难地吞咽>观音土，以苟延残喘；寒冬腊月，饥寒交迫的灾民在走向施粥厂的道路上，每天几十、成百地倒闭在城市街头……"而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即使如此，有时候老百姓却宁肯"匿灾不报"！所以，胡适先生在《论学近>》中有名言曰："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去逃荒；瘟疫来了，只好闭门去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
"不知情者，以为这便是中国农民的所谓"劣根性"了。而更为体恤民情的林则徐对此却洞若观火："州县侵吞赈款，吏胥捏册索费，生监包揽赈票……是直向千万垂毙之民夺之食而速其死"！官兵"赈灾"过后，比蝗□过后更可怕，因为蝗□只吃农田之粮，官兵则要把农民家中的都吃光。如此一来，老百姓倒不如求神逃荒来得更轻省点。为了敛财，地方丰年报歉收，以逃避国家赋税；灾年报丰收，以向老百姓盘剥。大灾大难则更是他们"致富"的捷径……总之，一个"瞒"字，蕴藏多少污浊！而这"瞒"字背后，是比自然灾害更大的"人祸"！大清帝国灭亡九十年后的今天，万延海和他的"爱知行动"居然因"推动河南艾滋病和卖血的公开化"，以求从公众、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际组织获得援助，但却犯了不知哪家的大"法"？！
"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能不使人联想到另一次"天谴"已经来临？！
初识万延海
不记得是何种机缘，我认识了万延海。通过几次电话，见面仅只一次。从保存至今的一个文件袋中各种材料的形成日期来看，具体时间可能在1996年初夏。根据万延海的简历，那时，他已经与卫生部的"官僚"保守势力"发生正面冲突，离开了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而供职於一所民办的学校北京现代管理学院，担任其健康人类学系主任，以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硕士身份，为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推动社会对性问题的理解与宽容，走上了自筹资金办学与科研的道路。
初识的场合，在北京的月坛公园。那一天，万延海领导的"爱知行动"正参加西城区举行的"艾滋病知识咨询"活动，志愿工作者向路人发放宣传材料；一张课桌前有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陈秉中坐镇……。
后来得知，陈教授是万延海原来的上司，他是万延海事业始终如一的支持者和"后台"。但是，1993年5月10日，他因与万延海合作撰写的两篇文章，被卫生部党组戴上了"鼓吹人权、鼓吹同性恋和同情妓女"的帽子。也就是在那时，万延海被迫离开了自1992年4月起亲自创立的"艾滋病求助热线"。同年8月10日，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召见了陈秉中，令其退休，该月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因为刊载他的文章《同性恋、艾滋病、健康教育》，被勒令停止发行……陈秉中并没有因此而退却，他从始至终坐在这里。但我却发现，在整个活动中，并未有一人就艾滋病问题前来咨询。发问的主题始终只有一个："你们属於哪个单位主管？""民间社团有没有注册？"
看情形，艾滋病问题仿佛离中国人还很远，值得警惕的倒是这些正在自觉行动起来的"先知先觉"。 而陈秉中教授告诉我，这种"远离"只是一种假象。自1984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以来，不到十年，这个数字已增长到千位。据全国政协委员、>名作家肖干掌握的材料，到1992年底，我国实际已有艾滋病毒感染者4800至11400人。当时预计，到2000年，我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将达到5.5万，患者将达到1.1万，现在看来这个估计自然是太保守、太保守了……。
歧视艾滋病问题的□结之一
为什麽要把"艾滋病"与"同性恋"问题并提？为什麽要强调"非政府"和"社区自治"？从这个"宣传日"中，我感到了问题的"非同一般"，也学到了新知：所谓艾滋病问题，并不是一颗"同情心"就可以打发的。它与许多社会现象盘根错节，它的起因根植於人的需要和心理，主要考验指标，却在於社会的科学组织与道德的宽容度……。
那次，万延海告诉我，在艾滋病的两大来源□□性交与吸毒中，同性恋传播问题其实是比妓女问题和针头注射更难驾御的难题。通过调查，他们发现，中国男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其活动大多在"地下"，难以采取预防措施；二是由於它不合法，性伴侣难以固定。在临时性的交往中，这些人只有5%是使用安全套的。而在中国，大多数男同性恋者都会迫於社会的压力，与异性结婚，并生儿育女，这样，感染的男同性恋者就会把病毒传染给他的妻子和遗传给子女。正是由於同性恋行为的"不合法"，使得艾滋病得以悄然传播。医生即使找到感染者的家人或女友，却无从查询他的同性恋伙伴。为此，肖干先生曾提出呼吁"社会工作者及司法界应重视同性恋问题"，他说：对於同性恋者，"只有公开出来，才有利於防止和医治。"而现实状况是，同性恋者一旦暴露身份，他们大多数会被与"流氓"同等看待，轻者单位开除，重者警察逮捕。许多人因社会歧视，生活在孤独无援的状态中，或寻求自杀，或郁郁终身……。
因此，陈秉中教授认为，要实现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艾滋病战略"，需要良好的社会条件支撑。它包括：1、尊重同性恋者的人权；2、缔造有支持力，没有歧视的社会环境；3、社会政治保证；4、国家保健系统的积极参与。
非政府组织□□心灵关怀的需要
从万延海那里，我听到了一个医学和社会工作者对"非政府组织"概念的理解与诠释，它全然不同於我们的一些政治家与政治精英的理解，而我相信，这才是这个概念和组织生命力的正宗源头与本来含义。
万延海告诉我，在艾滋病防治问题上，非政府组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於它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比较容易发现社区要求，接近目标人群，并同他们建立信任关系。目标人群在同他们打交道时，不用担心会被出卖，自尊心不会受到伤害。万延海认为，艾滋病防治问题的关键，是高危人群的合作。没有他们的合作，不要说治疗，就是预防也只是空谈。比如一个感染者，在乡村集市上拔牙后，不去说明自己的情况，接下来的后果就跟卖血感染导致传播一样。他说，"艾滋病时代意味>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是"大爷"。对於社会而言，艾滋病恐怖主要不在於感染者的"作困兽斗"，而是他们的沉默和被动。在这方面，非政府组织具有政府组织不可替代的优势。
从行动来看，非政府组织有反应迅速、行事灵活的优势，采取一项措施时，不需要等待一个可能长达数年的"研究计划，预算，报告，审批，调集资金，组织人员"的过程。同时，由於非政府组织根植于社区，它可以充份利用社区已经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开展工作。而且，它可以不受瞬息万变的政治与国家因素干扰，开展与国际同类组织的交流，寻求经济与技术的支持。鉴於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的信息传播、伙伴教育、为病人提供照顾，以及保护感染者和病人的权利等方面发挥的积极有效作用，他建议国家在"艾滋病规划"中确立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修改《社团登记法》，以及其他有关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法律规定。另外，他主张重新认识艾滋病高危人群的道德和法律地位，以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公共卫生运动，并解决其自身的健康问题。
让"爱"与"知"携手同行
从万延海的言谈中，我感到，主宰其思维与感情的，不是政府所抱持的"权力需求"与掩藏在事物背后的"功利需求"，而是对其"目标人群"的同情与爱。因此，与政府提出的"占领阵地"口号不同，他们提出的是让"爱"与"知"携手。对此，与万延海的事业有粗略接触的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鉴於万延海与艾滋病人群的密切关系，我曾经与他探讨，是否有可能撰写一部深度反映艾滋病与同性恋问题的报告文学，一来用形像化的语言，揭示问题的复杂性，二来拓展社会容忍度。但万延海一门心思地认为，作为社会工作者，他要对他的目标人群负责，他有义务保护他们的隐私和维护其心灵的平静。他那义正词严的态度，一度使我怀疑自己这个动议的"正当性"，竟有一丝"惭愧"升上心头……。
我曾经发问，为什麽在我国官方用语中（电脑的词组中）使用的是"爱滋病"这个词，而在他们散发的宣传品和论文中，使用的是"艾滋病"这个词？他解释说，这是为了维护"爱"的神圣性。艾滋病虽然开始是通过性交传播的，但它并非必然与这种活动联系在一起。人类也不能因为有了艾滋病，就连带对反映人的自然需求的"爱"产生恐惧。为此，他提出让"爱"与"知"携手，给自己的组织取名"爱知行动"，意味>"爱"只有与"一定的知识"结盟，才可能是幸福的。而光有"知"，而没有对"目标人群"的爱，一切将是事倍功半！
以"红丝带"对"爱知"不是对抗是竞赛
出於对万延海的以上了解，我7月9日写的那封《公开信》，几乎使用了"悼词"的口吻："他毕业十四年来，不畏艰难曲折，与社会偏见与官僚机构的愚昧、麻木、腐败作斗争，坚持对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艾滋病与同性恋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建立帮助热线；在推动社会理解与同情，促进教育与立法工作，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怀与援助等方面，做出了显>的成绩。与此同时，他严格地遵守了职业道德规□，忠实地履行了一个专业工作者的义务，在失去正常工作条件的情况下，保持了一个公民的良知，亲身实践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崇高理想。说实话，他的工作，为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良好的示□！"
我认为，有这样的青年存在，是我们这个日渐堕落的社会的幸运；有这样的人在坚持，是艾滋病人的幸运。对於这样的人和事，政府不仅不应该打击，而应该支持和表彰。这是人类共同战胜迫在眉睫的灾难的信心！
不知道类似的"抗议"和"呼吁"有什麽效果，就在封闭"爱知行动"半个月后，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与卫生部联合主办的"大学生暑期>下乡"活动中，第一次出现了以艾滋病为帮助目标的"红丝带行动"。据《健康报》报导，一支130名志愿者队伍，组成的13个团，於7月15日分赴广西、四川、河南等10个省、自治区的农村。大学生们计划通过宣讲会、文艺演出、播放音像资料、发放宣传品等形式开展宣传，还将举办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班。万延海对这个动向反应是积极的。在传播这条消息的按语中，他表示："红丝带行动，关注艾滋病人，开展艾滋病教育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认为，由党团组织或政府发起组织这次关爱活动，意义重大。"在他看来，艾滋病人有人关心是一件好事，大学生关怀社会、关怀人类的行为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他们一旦走出校门，就有了接触真实的机会，并开动每人的"发动机"，来参与改造不合理制度的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看，"万延海事件"至少推动了社会的关心，为青年指出了一个方向，相信通过实践，他们会进一步发现自身学养和素质的缺陷，从而进一步补充与完善自身，这一切均说明，我们的努力并非完全无效。这不应该是"对抗"，而应该是"竞赛"！一场文明的竞赛，人道的竞赛，工作技巧的竞赛，爱心的竞赛！但这显然是一场不公平的竞赛：竞赛的一方被牵引，一方被捆绑……
"政府为什麽连做"好事"也要独裁？！没有研究过什麽"政治"的万延海的问题，一针见血！在"万延海事件"背后，一张"功利"与"是非"的大网越结越密……围绕"万延海事件"的内幕究竟是什麽？面对这个巨大的"不等式"，全世界自然不能服气！打开"爱知行动"的网站http://www.aizhi.org，我试图寻找答案……。在与国际同类组织的交流，寻求援助，以及家庭教育与"贞洁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万延海接触到一个叫做"国际教育基金会"的组织。而这个组织的背景组织 ，即是鼎鼎大名的"南韩统一教会"（1997年更名为"世界和平与统一家庭联合会"），创始人（"真父"）名叫文鲜明，自封为人类的"救世主"，这个"统一教会"相信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其意识形态与文化指标是倡导"唯禁欲教育"，或称"贞洁教育"。
万延海奇怪地发现，就在法轮功被打为"阶下囚"的同时，"统一教会"则被中南海请为"座上宾"，他疑惑地写道："令我们更加不安的是，这个教会与我国多个党政机构和官办民间团体存在合作关系。这个反对计划生育的教会和我国计划生育部门存在合作项目；这个反对女权的教会和妇联组织存在密切合作关系；这个极端反对共产主义的教会和中宣部有密切联系；这个嘲笑人类知识的教会和教育部存在合作关系；这个轻视医学科学的教会在卫生部研究所内设立了合作培训中心。""我们感到上述画面是滑稽的，但是如果事情仅仅限於上述方面，我们不会感到恐怖。我们有理由担心，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内，统一教会可能深入地参与到我国政治、外交、情报和军队。统一教会为了实现其神权统治，建立了上千个隐蔽的前线机构，并在韩国、美国、日本和俄罗斯深深地参与到了上述的方面。"不仅如此，万延海还怀疑，近年来中国社会"煽起的极端社会思潮和战争热情"，"与类似统一教会之类极端教派"不无关系。
一个人道主义者在"道德"与"人性"之间抉择
鉴於全国妇联与"统一教会"的合作关系，万延海认为，该教会的文化观念已渗透到《婚姻法》起草工作当中："我们注意到，我国新《婚姻家庭法》草案的一些观念和统一教会如出一辙，而这个草案的背后推动者全国妇联和统一教会存在合作关系；我们注意到，1999年最先报导新《婚姻家庭法》草案的《中国妇女报》记者也是"干净的爱情"的推动者，而这个"干净的爱情"似乎不是我们社会的习惯用语。""所谓"家庭隐私权"的存在妨害了家庭暴力的揭露和防治。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反对家庭暴力却只字未提。再如，专家建议稿中关於"夫妻有平等的生育权"的规定，很明显地缺少性别意识。生育权应赋予妇女，其原因：子女孕育虽由於夫提供了精子，但胎儿的整个孕育过程、生产过程均是由妻独自完成的，妇女承受了巨大的身体的、精神的压力和痛苦。同时生育权赋予妇女的精神是与有关国际条约（我国已签约）相一致的。因此，是否生育子女夫妻应充份协商，如果双方互不谅解，达不成协议，夫妻可以通过离婚，另觅愿意生育的配偶，实现个人的生育自由权。但是不可以因为想要孩子而强迫妻子生育子女或禁止妻子堕胎。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已将生育权赋予了妇女，而专家建议稿的规定从表面上看确实规定了男女平等的生育权，但在实际上却否定了妇女不生育的自由权，因而事实上剥夺了妇女的生育权，不是男女平等，而是男女不平等。基於这些忧虑，万延海批评与建议政府：
1、国际教育基金会在中国推行的性纯洁（唯禁欲）教育不是基於科学的教育项目，而是基於某些宗教教义的教育项目，支持这种项目的美国组织多是些教会组织。
2、鉴於艾滋病病毒在世界□围广泛蔓延的趋势，鉴於青少年参与性活动的多方面后果，多种形式的教育尝试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应该防止一些极端教育项目鼓吹仇恨和歧视。
3、政府应该开展或支持有科学依据的项目，在美国，科学团体多数支持综合性教育或安全性教育，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安全性教育，包括推广安全套使用。
4、政府不应该出於政治的或道德的原因参与或间接参与推动宗教教义，比如卫生部研究所内允许统一教会的国际教育基金会设立办公室，而这个所谓的教育机构在培训班、出版物和文化活动（集体婚礼）上积极传播其宗教。
5，传统道德不应该成为政府支持或反对一些教育项目的理由，因为一方面艾滋病不是传统疾病，新的问题可能需要新的概念，另一方面，在人类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面前，事先设置限制性框架，可能会妨害人类挑战疾病流行的战斗。
万延海的报告於2000年7月29日递交给了主管文教卫生的副总理李岚清，抄送全国人大、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研究人员和媒体。但政府此次封闭"爱知行动"的一个解释，竟然是它"不与政府合作"！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不是黄河□滥、不是黄祸，也不是金融危机，而是艾滋病！又发生在河南、又是驻马店……。真正的末日也许在这里。"一个写过中国水灾的作者对笔者说。是啊！千百年过去，出现过多少"盛世"、"明君"！救世主、预言家、领袖、精英人物来而复去，去而复来，演出过几多悲天怆地、壮怀激烈的喜剧、正剧和闹剧！可中国的农民依然是农民……。
与当年的鸦片流行不同，这是一次世界性的"天惩"！而中国真正的危机也许不在於它已经没有了林则徐，而在於它从制度上根本拒绝这样一种可能："民间自助"形式。而这，可能是解救这场"世纪之灾"唯一的出路。那个作家朋友说："这种蔓延性爆炸性的黑死病似的灾难，也非得民间有自救意识，以及能够启动民间救助功能才有希望存活，……那些联合国的资料说明，在非洲，国际组织（政府的一种）多年救助无效，因为那里的民间无救助能力。"
是啊！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困难千条万条，在於政府、专业人员、知识与资源与这个如土地般沉默的广大社会的隔绝："不久以前，我们单位计对打算要孩子的妇女进行一次检查，可是那些村子里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同意检查。他们不会在乎自己以及后代的生命，他们在乎的是钱，在他们眼中，我们做的那些只是为了骗取他们的血汗钱……他们是农民……。
"艾滋病不是你明哲保身就不会得了，你隔不开它的。就正如我们是水，艾滋病病毒是鱼，鱼在水中游，上游下游它都会去的。"如果惹火了艾滋病人，假设河南几十万的病人，每人拿一支针到城市里扎人，哪怕不会传染，也会吓死你。"对於艾滋病而言，恐怖的主要不是扎针和怒吼，而是沉默和被动。我们的政府的行为却一直在鼓励人们这样沉默下去。
对於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民族，你不让他们看到血淋淋的艾滋病疫情，没有一个城市小伙子会愿意用避孕套。没有多少人会愿意花半小时去看艾滋病常识，□想我远离艾滋病人远离吸毒者就行了，（这是我在上海宣传工作得出的可悲的结论），所以，我认为空口宣传对於中国人没有什麽用。
尽管如此，万延海与他的"爱知行动"，还有那些广大的民间"志愿者"、海内外关心祖国的同胞，仍然在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病人的权益得到解决，才说明中国人正视艾滋病了。……"你不想看到"扎针"的事发生，那麽，善待他们，最起码的，把他们也看作人。这是要发展一个良性社会或文明社会的最基本的东西。"要用事实，要让每个人参与帮助艾滋病人的工作，才更有效。"看来，"免费检查"和"消除歧视"应该是政府和社会当前从两个方面努力的目标。这也许就是爱滋病问题的"七寸"。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耶酥基督留给人间最后的劝诫，也许就是那一句："天助自助者！"
至此，从万延海那边又传来两条好消息："河南省睢县东关村感染者通过选举，成立了"自助小组"；"东关村居民赵丽娜和荣俊奎夫妇（艾滋病感染者）决定创办"爱心书屋"，通过图书和音像资料，开展艾滋病教育和一般知识阅读活动，并为感染者和非感染者提供交流的环境。
也许，在那"最后的预言"面前，这就是"最后的希望"了！
2002年7月29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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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在一天之前，我刚刚与他恢复了中断六年的联系。有鉴於他叙述的困难，我建议他暂时放下所有的事情，立即给朱□基写信。"他会管的"，我说。同时，为防不测，我还说："当然，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应该相信，这个世界上，古今中外有的是"冤的死鬼"。你我，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
出乎意料的是，我话音未落，他已经当定了那"冤死的鬼"！
林则徐式的悲叹
入夜，我打开信箱，第一次阅读了万延海传来的关於中国艾滋病疫情的消息。一份发自巴塞罗那的报导说，根据联合国"爱滋病规划署"在"第十四届爱滋病大会"召开前夕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报告，中国已经处在爆发爱滋病狂潮的边缘。这项标题为《爱滋病□□中国的巨大危险》报告表示，中国如果不立刻积极进行有效的防治，预计到公元2010年，可能会有一千万人感染爱滋病，其严重程度将不亚於目前的非洲。
广西壮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陈杰医生认为，这个报告的估计并不过分。凭借他在中国从事艾滋病防疫工作将近二十年经验，说："的确，我周围的同志也好，我所遇到的同志也好，都对目前艾滋病的流行问题十分担忧……我们也估计，大概在最近几年，也许艾滋病的发病在中国会出现一个高峰。随之而来给公共卫生、给家庭、给社会，肯定都会增大压力。总之，我个人认为联合国的这份报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另一份法国《解放报》报导称，据国际医学界估计，河南艾滋病病毒呈阳性者（即艾滋病毒感染者）人数至少达到150万人，而且这个数字已经没有人怀疑。就连中国媒体的报导也提到河南可能有200万艾滋病毒携带者这个数字。这与笔者初识万延海的时候相比，数量上涨已接近百倍；从地域上看，已经扩大到中原腹地……按照这种图景与发展速度，"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最多的国家"已不是一句"海外奇谈"。
另一份是《河南省上蔡县邵店乡后杨村艾滋病死亡报告》。这份由陈发户、程东阳代笔，完稿於2002年5月9日的报告，反映了该村八个组1997年以来的艾滋病死亡与感染情况。感染者和死者有名有姓，有死亡日期，有因卖血感染的医生检查名册。报告说，后杨村有将近403埃叭说娜丝冢"80%以上的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全村有感染者1600人，其中100多人死亡。在其开具的感染与死亡者名单中，20岁到50岁的青壮年占感染者的占总数的81%，其中已有53%死亡。
在这份有名有姓有死亡时间的报告中，有6名七岁以下的孩子，他们中已经有5人死亡，其中一名，才刚刚5个月……。我仿佛看见了那5具小□体……。
关闭电脑，我从心底里爆发出的是那句林则徐当年面对鸦片祸害的感叹："……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以丰为欠，是病国计；以欠为丰，是害民生"可是，林则徐在哪里？林则徐生当今日，他又该怎样？！万延海的工作，应该是中国政府的工作；万延海承担的职责，应该是中国政府承担的职责；万延海的工作受到的来自不文明社会落后意识的阻力与障碍，中国政府有义务为之排除……7月9日，我发愤写下了那封《吁请江泽民、李鹏、朱□基立即出面干预"万延海事件"，解救中国一百万艾滋病感染者，使社会安定大众免於恐惧》的信，请新华社转交。可林则徐并不存在，新华社打回了我的信件，使它不得不成为了一封出口转内销的《公开信》。
我认为，社会的弊病应该是一个"合法政府的隐痛"！他们是被纳税人供养的一群，包括那些卖血者纳税供养的一群！可是政府非但没有什麽"隐痛"，连做样子的工夫都没有。法国《解放报》记者说，在法国，也曾爆发过一桩病人输血感染艾滋病的"污血案"，多名政府官员因此受到法律审判。但致使中国河南农民因卖血而感染并传播艾滋病的官员，直到今天还在其位并且官运亨通！他们不仅没有"隐痛"，还大打出手，对帮助这些苦难者的"爱知行动"成员与志愿者施展阻挠、拆台、拘留，直至封门的打击！
2002年1月下旬，"爱知行动"项目执行负责人李丹在北京市朝阳分局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来自河南省睢县东关村的感染者赵勇和王良，为广大感染村民递交一份给政府的求助信件，被拘押；2002年3月中旬，学院领导和李丹受到北京市公安局调查，随后北京市卫生局和卫生部也介入调查。感染者培训被阻止，感染者受到地方政府阻拦和监视；活动被警告：将有警察出现！
他们还有救没有？！我问的不是艾滋病人，而是政府！他们难道打算与这场"世纪之灾"同归於尽？！
眼前的灾难，是天灾？是人祸？不言自明。
此时此刻，林则徐那悲剧的形像再次浮现在我的眼前。《近代中国灾荒纪年》为这悲戚的历史，提供的是这样一幅图景："几万甚至几十万群众在大水漫淹时，露宿在屋脊树梢，一面哀戚地注视>水中漂浮的□体，一面□切而无望地等待>不知何时到来的"赈济"。大水过后，必是干旱："由於干旱而造成的赤地千里上，千百成群的饥民剥光了树皮，掘尽了草根，不得不艰难地吞咽>观音土，以苟延残喘；寒冬腊月，饥寒交迫的灾民在走向施粥厂的道路上，每天几十、成百地倒闭在城市街头……"而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即使如此，有时候老百姓却宁肯"匿灾不报"！所以，胡适先生在《论学近>》中有名言曰："天旱了，只会求雨；河决了只会拜金龙大王；风浪大了，只会祷告观音菩萨或天后娘娘；荒年了，只好去逃荒；瘟疫来了，只好闭门去等死；病上身了，只好求神许愿……"
"不知情者，以为这便是中国农民的所谓"劣根性"了。而更为体恤民情的林则徐对此却洞若观火："州县侵吞赈款，吏胥捏册索费，生监包揽赈票……是直向千万垂毙之民夺之食而速其死"！官兵"赈灾"过后，比蝗□过后更可怕，因为蝗□只吃农田之粮，官兵则要把农民家中的都吃光。如此一来，老百姓倒不如求神逃荒来得更轻省点。为了敛财，地方丰年报歉收，以逃避国家赋税；灾年报丰收，以向老百姓盘剥。大灾大难则更是他们"致富"的捷径……总之，一个"瞒"字，蕴藏多少污浊！而这"瞒"字背后，是比自然灾害更大的"人祸"！大清帝国灭亡九十年后的今天，万延海和他的"爱知行动"居然因"推动河南艾滋病和卖血的公开化"，以求从公众、中央和地方政府，以及国际组织获得援助，但却犯了不知哪家的大"法"？！
"这种光天化日之下的暴行，能不使人联想到另一次"天谴"已经来临？！
初识万延海
不记得是何种机缘，我认识了万延海。通过几次电话，见面仅只一次。从保存至今的一个文件袋中各种材料的形成日期来看，具体时间可能在1996年初夏。根据万延海的简历，那时，他已经与卫生部的"官僚"保守势力"发生正面冲突，离开了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而供职於一所民办的学校北京现代管理学院，担任其健康人类学系主任，以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的硕士身份，为开展艾滋病预防教育，推动社会对性问题的理解与宽容，走上了自筹资金办学与科研的道路。
初识的场合，在北京的月坛公园。那一天，万延海领导的"爱知行动"正参加西城区举行的"艾滋病知识咨询"活动，志愿工作者向路人发放宣传材料；一张课桌前有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中国健康教育协会副会长陈秉中坐镇……。
后来得知，陈教授是万延海原来的上司，他是万延海事业始终如一的支持者和"后台"。但是，1993年5月10日，他因与万延海合作撰写的两篇文章，被卫生部党组戴上了"鼓吹人权、鼓吹同性恋和同情妓女"的帽子。也就是在那时，万延海被迫离开了自1992年4月起亲自创立的"艾滋病求助热线"。同年8月10日，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召见了陈秉中，令其退休，该月的《中国健康教育》杂志，因为刊载他的文章《同性恋、艾滋病、健康教育》，被勒令停止发行……陈秉中并没有因此而退却，他从始至终坐在这里。但我却发现，在整个活动中，并未有一人就艾滋病问题前来咨询。发问的主题始终只有一个："你们属於哪个单位主管？""民间社团有没有注册？"
看情形，艾滋病问题仿佛离中国人还很远，值得警惕的倒是这些正在自觉行动起来的"先知先觉"。 而陈秉中教授告诉我，这种"远离"只是一种假象。自1984年中国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以来，不到十年，这个数字已增长到千位。据全国政协委员、>名作家肖干掌握的材料，到1992年底，我国实际已有艾滋病毒感染者4800至11400人。当时预计，到2000年，我国艾滋病毒感染者将达到5.5万，患者将达到1.1万，现在看来这个估计自然是太保守、太保守了……。
歧视艾滋病问题的□结之一
为什麽要把"艾滋病"与"同性恋"问题并提？为什麽要强调"非政府"和"社区自治"？从这个"宣传日"中，我感到了问题的"非同一般"，也学到了新知：所谓艾滋病问题，并不是一颗"同情心"就可以打发的。它与许多社会现象盘根错节，它的起因根植於人的需要和心理，主要考验指标，却在於社会的科学组织与道德的宽容度……。
那次，万延海告诉我，在艾滋病的两大来源□□性交与吸毒中，同性恋传播问题其实是比妓女问题和针头注射更难驾御的难题。通过调查，他们发现，中国男同性恋者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因为其活动大多在"地下"，难以采取预防措施；二是由於它不合法，性伴侣难以固定。在临时性的交往中，这些人只有5%是使用安全套的。而在中国，大多数男同性恋者都会迫於社会的压力，与异性结婚，并生儿育女，这样，感染的男同性恋者就会把病毒传染给他的妻子和遗传给子女。正是由於同性恋行为的"不合法"，使得艾滋病得以悄然传播。医生即使找到感染者的家人或女友，却无从查询他的同性恋伙伴。为此，肖干先生曾提出呼吁"社会工作者及司法界应重视同性恋问题"，他说：对於同性恋者，"只有公开出来，才有利於防止和医治。"而现实状况是，同性恋者一旦暴露身份，他们大多数会被与"流氓"同等看待，轻者单位开除，重者警察逮捕。许多人因社会歧视，生活在孤独无援的状态中，或寻求自杀，或郁郁终身……。
因此，陈秉中教授认为，要实现世界卫生组织的"全球艾滋病战略"，需要良好的社会条件支撑。它包括：1、尊重同性恋者的人权；2、缔造有支持力，没有歧视的社会环境；3、社会政治保证；4、国家保健系统的积极参与。
非政府组织□□心灵关怀的需要
从万延海那里，我听到了一个医学和社会工作者对"非政府组织"概念的理解与诠释，它全然不同於我们的一些政治家与政治精英的理解，而我相信，这才是这个概念和组织生命力的正宗源头与本来含义。
万延海告诉我，在艾滋病防治问题上，非政府组织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於它与社会的密切关系，比较容易发现社区要求，接近目标人群，并同他们建立信任关系。目标人群在同他们打交道时，不用担心会被出卖，自尊心不会受到伤害。万延海认为，艾滋病防治问题的关键，是高危人群的合作。没有他们的合作，不要说治疗，就是预防也只是空谈。比如一个感染者，在乡村集市上拔牙后，不去说明自己的情况，接下来的后果就跟卖血感染导致传播一样。他说，"艾滋病时代意味>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是"大爷"。对於社会而言，艾滋病恐怖主要不在於感染者的"作困兽斗"，而是他们的沉默和被动。在这方面，非政府组织具有政府组织不可替代的优势。
从行动来看，非政府组织有反应迅速、行事灵活的优势，采取一项措施时，不需要等待一个可能长达数年的"研究计划，预算，报告，审批，调集资金，组织人员"的过程。同时，由於非政府组织根植于社区，它可以充份利用社区已经存在的人际关系网络开展工作。而且，它可以不受瞬息万变的政治与国家因素干扰，开展与国际同类组织的交流，寻求经济与技术的支持。鉴於非政府组织在艾滋病的信息传播、伙伴教育、为病人提供照顾，以及保护感染者和病人的权利等方面发挥的积极有效作用，他建议国家在"艾滋病规划"中确立非政府组织的地位；修改《社团登记法》，以及其他有关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法律规定。另外，他主张重新认识艾滋病高危人群的道德和法律地位，以鼓励他们积极参与公共卫生运动，并解决其自身的健康问题。
让"爱"与"知"携手同行
从万延海的言谈中，我感到，主宰其思维与感情的，不是政府所抱持的"权力需求"与掩藏在事物背后的"功利需求"，而是对其"目标人群"的同情与爱。因此，与政府提出的"占领阵地"口号不同，他们提出的是让"爱"与"知"携手。对此，与万延海的事业有粗略接触的笔者，留下了深刻印象：鉴於万延海与艾滋病人群的密切关系，我曾经与他探讨，是否有可能撰写一部深度反映艾滋病与同性恋问题的报告文学，一来用形像化的语言，揭示问题的复杂性，二来拓展社会容忍度。但万延海一门心思地认为，作为社会工作者，他要对他的目标人群负责，他有义务保护他们的隐私和维护其心灵的平静。他那义正词严的态度，一度使我怀疑自己这个动议的"正当性"，竟有一丝"惭愧"升上心头……。
我曾经发问，为什麽在我国官方用语中（电脑的词组中）使用的是"爱滋病"这个词，而在他们散发的宣传品和论文中，使用的是"艾滋病"这个词？他解释说，这是为了维护"爱"的神圣性。艾滋病虽然开始是通过性交传播的，但它并非必然与这种活动联系在一起。人类也不能因为有了艾滋病，就连带对反映人的自然需求的"爱"产生恐惧。为此，他提出让"爱"与"知"携手，给自己的组织取名"爱知行动"，意味>"爱"只有与"一定的知识"结盟，才可能是幸福的。而光有"知"，而没有对"目标人群"的爱，一切将是事倍功半！
以"红丝带"对"爱知"不是对抗是竞赛
出於对万延海的以上了解，我7月9日写的那封《公开信》，几乎使用了"悼词"的口吻："他毕业十四年来，不畏艰难曲折，与社会偏见与官僚机构的愚昧、麻木、腐败作斗争，坚持对中国社会客观存在的"艾滋病与同性恋问题"展开调查研究，建立帮助热线；在推动社会理解与同情，促进教育与立法工作，呼吁国际社会的关怀与援助等方面，做出了显>的成绩。与此同时，他严格地遵守了职业道德规□，忠实地履行了一个专业工作者的义务，在失去正常工作条件的情况下，保持了一个公民的良知，亲身实践了一个人道主义者的崇高理想。说实话，他的工作，为制度转型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提供了良好的示□！"
我认为，有这样的青年存在，是我们这个日渐堕落的社会的幸运；有这样的人在坚持，是艾滋病人的幸运。对於这样的人和事，政府不仅不应该打击，而应该支持和表彰。这是人类共同战胜迫在眉睫的灾难的信心！
不知道类似的"抗议"和"呼吁"有什麽效果，就在封闭"爱知行动"半个月后，共青团中央、教育部与卫生部联合主办的"大学生暑期>下乡"活动中，第一次出现了以艾滋病为帮助目标的"红丝带行动"。据《健康报》报导，一支130名志愿者队伍，组成的13个团，於7月15日分赴广西、四川、河南等10个省、自治区的农村。大学生们计划通过宣讲会、文艺演出、播放音像资料、发放宣传品等形式开展宣传，还将举办艾滋病防治知识培训班。万延海对这个动向反应是积极的。在传播这条消息的按语中，他表示："红丝带行动，关注艾滋病人，开展艾滋病教育活动，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我认为，由党团组织或政府发起组织这次关爱活动，意义重大。"在他看来，艾滋病人有人关心是一件好事，大学生关怀社会、关怀人类的行为应该得到鼓励和支持。他们一旦走出校门，就有了接触真实的机会，并开动每人的"发动机"，来参与改造不合理制度的行动。
从这个意义上看，"万延海事件"至少推动了社会的关心，为青年指出了一个方向，相信通过实践，他们会进一步发现自身学养和素质的缺陷，从而进一步补充与完善自身，这一切均说明，我们的努力并非完全无效。这不应该是"对抗"，而应该是"竞赛"！一场文明的竞赛，人道的竞赛，工作技巧的竞赛，爱心的竞赛！但这显然是一场不公平的竞赛：竞赛的一方被牵引，一方被捆绑……
"政府为什麽连做"好事"也要独裁？！没有研究过什麽"政治"的万延海的问题，一针见血！在"万延海事件"背后，一张"功利"与"是非"的大网越结越密……围绕"万延海事件"的内幕究竟是什麽？面对这个巨大的"不等式"，全世界自然不能服气！打开"爱知行动"的网站http://www.aizhi.org，我试图寻找答案……。在与国际同类组织的交流，寻求援助，以及家庭教育与"贞洁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万延海接触到一个叫做"国际教育基金会"的组织。而这个组织的背景组织 ，即是鼎鼎大名的"南韩统一教会"（1997年更名为"世界和平与统一家庭联合会"），创始人（"真父"）名叫文鲜明，自封为人类的"救世主"，这个"统一教会"相信世界末日已经来临，其意识形态与文化指标是倡导"唯禁欲教育"，或称"贞洁教育"。
万延海奇怪地发现，就在法轮功被打为"阶下囚"的同时，"统一教会"则被中南海请为"座上宾"，他疑惑地写道："令我们更加不安的是，这个教会与我国多个党政机构和官办民间团体存在合作关系。这个反对计划生育的教会和我国计划生育部门存在合作项目；这个反对女权的教会和妇联组织存在密切合作关系；这个极端反对共产主义的教会和中宣部有密切联系；这个嘲笑人类知识的教会和教育部存在合作关系；这个轻视医学科学的教会在卫生部研究所内设立了合作培训中心。""我们感到上述画面是滑稽的，但是如果事情仅仅限於上述方面，我们不会感到恐怖。我们有理由担心，在长达10多年的时间内，统一教会可能深入地参与到我国政治、外交、情报和军队。统一教会为了实现其神权统治，建立了上千个隐蔽的前线机构，并在韩国、美国、日本和俄罗斯深深地参与到了上述的方面。"不仅如此，万延海还怀疑，近年来中国社会"煽起的极端社会思潮和战争热情"，"与类似统一教会之类极端教派"不无关系。
一个人道主义者在"道德"与"人性"之间抉择
鉴於全国妇联与"统一教会"的合作关系，万延海认为，该教会的文化观念已渗透到《婚姻法》起草工作当中："我们注意到，我国新《婚姻家庭法》草案的一些观念和统一教会如出一辙，而这个草案的背后推动者全国妇联和统一教会存在合作关系；我们注意到，1999年最先报导新《婚姻家庭法》草案的《中国妇女报》记者也是"干净的爱情"的推动者，而这个"干净的爱情"似乎不是我们社会的习惯用语。""所谓"家庭隐私权"的存在妨害了家庭暴力的揭露和防治。我国现行婚姻法对反对家庭暴力却只字未提。再如，专家建议稿中关於"夫妻有平等的生育权"的规定，很明显地缺少性别意识。生育权应赋予妇女，其原因：子女孕育虽由於夫提供了精子，但胎儿的整个孕育过程、生产过程均是由妻独自完成的，妇女承受了巨大的身体的、精神的压力和痛苦。同时生育权赋予妇女的精神是与有关国际条约（我国已签约）相一致的。因此，是否生育子女夫妻应充份协商，如果双方互不谅解，达不成协议，夫妻可以通过离婚，另觅愿意生育的配偶，实现个人的生育自由权。但是不可以因为想要孩子而强迫妻子生育子女或禁止妻子堕胎。中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第47条规定"妇女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生育子女的权利，也有不生育的自由"，已将生育权赋予了妇女，而专家建议稿的规定从表面上看确实规定了男女平等的生育权，但在实际上却否定了妇女不生育的自由权，因而事实上剥夺了妇女的生育权，不是男女平等，而是男女不平等。基於这些忧虑，万延海批评与建议政府：
1、国际教育基金会在中国推行的性纯洁（唯禁欲）教育不是基於科学的教育项目，而是基於某些宗教教义的教育项目，支持这种项目的美国组织多是些教会组织。
2、鉴於艾滋病病毒在世界□围广泛蔓延的趋势，鉴於青少年参与性活动的多方面后果，多种形式的教育尝试应该得到尊重，但是应该防止一些极端教育项目鼓吹仇恨和歧视。
3、政府应该开展或支持有科学依据的项目，在美国，科学团体多数支持综合性教育或安全性教育，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支持安全性教育，包括推广安全套使用。
4、政府不应该出於政治的或道德的原因参与或间接参与推动宗教教义，比如卫生部研究所内允许统一教会的国际教育基金会设立办公室，而这个所谓的教育机构在培训班、出版物和文化活动（集体婚礼）上积极传播其宗教。
5，传统道德不应该成为政府支持或反对一些教育项目的理由，因为一方面艾滋病不是传统疾病，新的问题可能需要新的概念，另一方面，在人类面临如此巨大的挑战面前，事先设置限制性框架，可能会妨害人类挑战疾病流行的战斗。
万延海的报告於2000年7月29日递交给了主管文教卫生的副总理李岚清，抄送全国人大、政府有关部门、有关研究人员和媒体。但政府此次封闭"爱知行动"的一个解释，竟然是它"不与政府合作"！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不是黄河□滥、不是黄祸，也不是金融危机，而是艾滋病！又发生在河南、又是驻马店……。真正的末日也许在这里。"一个写过中国水灾的作者对笔者说。是啊！千百年过去，出现过多少"盛世"、"明君"！救世主、预言家、领袖、精英人物来而复去，去而复来，演出过几多悲天怆地、壮怀激烈的喜剧、正剧和闹剧！可中国的农民依然是农民……。
与当年的鸦片流行不同，这是一次世界性的"天惩"！而中国真正的危机也许不在於它已经没有了林则徐，而在於它从制度上根本拒绝这样一种可能："民间自助"形式。而这，可能是解救这场"世纪之灾"唯一的出路。那个作家朋友说："这种蔓延性爆炸性的黑死病似的灾难，也非得民间有自救意识，以及能够启动民间救助功能才有希望存活，……那些联合国的资料说明，在非洲，国际组织（政府的一种）多年救助无效，因为那里的民间无救助能力。"
是啊！中国艾滋病防治的困难千条万条，在於政府、专业人员、知识与资源与这个如土地般沉默的广大社会的隔绝："不久以前，我们单位计对打算要孩子的妇女进行一次检查，可是那些村子里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同意检查。他们不会在乎自己以及后代的生命，他们在乎的是钱，在他们眼中，我们做的那些只是为了骗取他们的血汗钱……他们是农民……。
"艾滋病不是你明哲保身就不会得了，你隔不开它的。就正如我们是水，艾滋病病毒是鱼，鱼在水中游，上游下游它都会去的。"如果惹火了艾滋病人，假设河南几十万的病人，每人拿一支针到城市里扎人，哪怕不会传染，也会吓死你。"对於艾滋病而言，恐怖的主要不是扎针和怒吼，而是沉默和被动。我们的政府的行为却一直在鼓励人们这样沉默下去。
对於一个"不见棺材不落泪"的民族，你不让他们看到血淋淋的艾滋病疫情，没有一个城市小伙子会愿意用避孕套。没有多少人会愿意花半小时去看艾滋病常识，□想我远离艾滋病人远离吸毒者就行了，（这是我在上海宣传工作得出的可悲的结论），所以，我认为空口宣传对於中国人没有什麽用。
尽管如此，万延海与他的"爱知行动"，还有那些广大的民间"志愿者"、海内外关心祖国的同胞，仍然在探讨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病人的权益得到解决，才说明中国人正视艾滋病了。……"你不想看到"扎针"的事发生，那麽，善待他们，最起码的，把他们也看作人。这是要发展一个良性社会或文明社会的最基本的东西。"要用事实，要让每个人参与帮助艾滋病人的工作，才更有效。"看来，"免费检查"和"消除歧视"应该是政府和社会当前从两个方面努力的目标。这也许就是爱滋病问题的"七寸"。从来就没有什麽"救世主"。耶酥基督留给人间最后的劝诫，也许就是那一句："天助自助者！"
至此，从万延海那边又传来两条好消息："河南省睢县东关村感染者通过选举，成立了"自助小组"；"东关村居民赵丽娜和荣俊奎夫妇（艾滋病感染者）决定创办"爱心书屋"，通过图书和音像资料，开展艾滋病教育和一般知识阅读活动，并为感染者和非感染者提供交流的环境。
也许，在那"最后的预言"面前，这就是"最后的希望"了！
2002年7月29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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