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人意料的结果是：虽然有四成的失业者表面上属於长期失业，但实际上大多都已找到一份非正规的临时性工作，而且收入比失业前要高。
■非正规就业将是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必由之路，未来十到十五年之内，中国的非正规就业会接近城镇就业总数的一半。
■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把企业和个人捆在一起参保的方法要改变。企业的部份由政府去收，而且可以考虑不按人头收，而按利润收。对个人来说，应该是只要交了自己该交的费用，就可以参保。
从去年下半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社会保障课题组用近一年的时间，对杭州市登记在册的失业人员状况进行调查。调查从一个人的失业开始，到他失业经历､求职经历､失业后的再工作经历，比较完整地描绘出了失业者的群体形像，试图从中探讨在目前严峻失业形势下的政策制定和就业之途。
今年6月份，调查结果在北京予以公布。本报记者就此次调查的相关问题，采访了课题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唐钧和张时飞博士。他们认为：虽不能以杭州失业的状况简单推论全国，但杭州的很多现实情况，都对认清全国的失业形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更好的政策制定､解决失业问题具有参考意义。
“非正规就业”将成为主流
杭州市建立了一个包括市､区､街道､社区的四级失业登记网络，由於涵盖面广，绝大多数失业者（包括下岗转失业的）都进行了登记，使杭州的实际失业人数和登记失业人数比较接近，也给研究提供了可能。
从宏观上看，杭州的登记失业人数到2001年下半年达到177342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而且，在我们抽取的样本中长期失业的人占42.2％。这么多人长期失业确实是个严峻的问题，但调查的结果出乎我们的意料。”唐钧说。
原因是杭州一半多的失业者在失业后不久就找到了一份有收入的工作，而且这些找到工作的人还大多是“长期记失业者”。
问题是没有人把这份有收入的工作当做是再就业，政府政策中没有作这样的界定，就业者自己也没有承认。在失业者看来，这份工作不是政府给安排的，而且没有合同，没有保险，说失去就会失去，没有保障，所以他们认为自己还是失业人员。
这种看法在中国的城市居民中普遍存在――只有被政府安排到“体制内”的企业中获得“固定”的工作岗位才算是就业。而在“体制外”企业中获得有收入的工作岗位只能算是“打工”，而不是就业。
专家指出，非正规就业有两个特徵：一是不签劳动合同或正规的劳动合同，二是雇员不参加社会保险。
尽管是不正规的工作，但杭州失业者从中得到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失业者的家庭中，有工作的成员平均收入是877元，但临时性的工作提供给失业者的月均收入却在千元以上。他们当中受雇於人的接近八成，自谋职业者占15.3%，成为雇主的占5.4%。
专家们认为，杭州的这一不被人所知的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世界性的趋势。一份联合国的专家报告中说过这样的话：“只有在乌托邦里面才可能人人有工作，并且都是挣高工资。”
联合国的这份报告说，“在过去的20年中，临时性的工作，在总的就业机会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在10个发达国家中，从事这种工作的人已经占到就业人口总数的20%。”“低报酬的临时性工作占到美国所有就业机会的1卅4。”
对於杭州的那些年龄､文化程度都不占优势的失业者来说，固定工作已成为一去不复返的“乌托邦”，非正规的低报酬的工作可能是他们中大多数人不得不接受的选择，这是一个现实。
面对日益突出的就业矛盾，中国的就业模式必须对非正规就业兼容并蓄。有学者认为，非正规就业不仅是解决中国失业问题的必由之路，也符合未来人们选择就业的发展趋势。未来十到十五年之内，中国的非正规就业会接近城镇就业总数的一半。
当务之急是“可持续生计”
杭州的调查显示，失业者在求职的过程中，政府所起的作用还不尽如人意。
“在就业上，政府应该是一个服务的提供者，它首先应该提供就业的岗位，第二是通过各种培训提高失业者的再就业能力，第三是保障就业信息的畅通，保证讯息能够迅速传递到每一个需要的人手中。”张时飞说。
但从被调查者那里得到的信息是，政府部门在这几个方面的做法还存在一些问题。
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杭州市为失业人员制定了与再就业相关的7项优惠政策。
这7项优惠政策是医疗补助､房租减免､子女学费减免､水电费减免､工商登记､银行贷款和税务减免。但绝大部份失业者均称并没有明显地享受到这些优惠。
就业培训政策的效果同样不太明显，有86%的人没有参加。没有参加的原因依次是不知道､年龄太大､不知道政府有免费的培训､没有合适的课程和没人组织。
再就业的主要手段――职业介绍的效果也不理想。在杭州，去过职业介绍所的失业者只占24.4%，没去过的却有75.4%。
自谋职业有颇多困难。主要是资金困难（55%）､人手不足（26.1%）､场地难租（19.6%）和执照难领（18.7%）。一方面是失业者的就业存在许多难题，一方面是政府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精力而建的再就业市场起不到太大的作用。唐钧指出，这可能表明我们的政策和就业的需求还不怎么对路。他认为，当务之急是政府和社会用政策､资金和其他必要的手段，帮助城市中失业者和他们的家庭获得“可持续的生计”。
“可持续生计”是上个世纪最后10年中在国际上流行开来的一个概念。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帮助一个家庭在市场上找到一个可以长期做下去的“项目”，以保证其有持续的收入。
政府应该调整现有的再就业政策，使失业者在自我创业的时候多一些便利。针对杭州市反映出来的失业人员创业时资金普遍短缺的情况，唐钧提出可将在农村扶贫中已经见到成效的“小额贷款”方式嫁接到城市中来。
杭州的失业者找到的工作几乎都是城市服务性行业的，这说明中国的服务市场潜力非常大。唐钧认为政府与其办那么多的劳动力市场，不如办一些创业中心：一个失业者有了一个点子，就可以找政府的创业机构，政府帮他找专家来论证这个点子在市场上的可行性，然后贷款给他，给他提供最基本的创办条件和政策支持。
他认为，中国需要造就一大批以“养人”为目的但又有自我生存和发展能力的“饭碗型”型经营实体。这可能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居民中的“可持续生计”的小型经营实体。中国的服务市场尚有太多空白有待填补，只要肯动脑筋，就会有收获。
社会保障体系需要重构
非正规就业的最大难点就是很难把失业者再次纳入社会保险体系。
杭州的调查显示：杭州非正规就业的失业人员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占79.9%。81%的单位或雇主没有给他们交养老保险金，91%的单位或雇主没有给他们交纳失业保险金，88%的单位或雇主不给他们报销医药费。
就业和保险成了一对很难调和的矛盾。如果强调签订正式的合同和给劳动者上保险，就会在客观上给就业设置障碍，而无合同､无保险､无福利､低工资､不稳定的工作又会给劳动者带来不安全。
面对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就业与保障两难的情景，学界很多学者呼吁：就业第一，保障第二。在现行社会保险政策中的缺陷没有得到弥补之前，政府部门大概只能对不签合同､没有保障的就业采取默认的态度，不要把必须参加社会保险作为就业的前提。因为目前解决吃饭问题是第一位的。
中国社科院社会保障体制研究课题组提出：应该以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生存权利和最起码的生活权利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基础，来重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他们建议应该改现在的“先养老、后医疗､再其他”的社会保险顺序为“先工伤､后医疗､再养老､再其他”。
工伤保险是劳动者最起码的生存保障。针对越来越多的非正规就业，越来越多的职业伤害，工伤保险的意义就越加显示出来。医疗问题现在是城镇居民面临的一大难题，对於城市中的很多人来说，看不起病已经是一个现实的问题。而现行医疗保险的门槛太高，很多效益不好的企业不能参加进来，企业不参加，个人也就不能参加。
对於失业保险，专家们认为完全可以取消，而代之以失业的一次性补偿。这笔钱的金额要够失业者交纳他以后的养老和医疗保险，还要有剩余可做小生意的本钱。
唐钧认为，目前的社会保险制度把企业和个人捆在一起参保的方法要改变，雇主和个人要分开。企业的部份由政府去收，而且可以考虑不按人头收，而按利润收。目前的按人头收的缴费方式，对劳动密集型企业不利，利润空间小的老板会千方百计地抵制，而我们又必须要有这样的企业去“养人”。
对於个人来说，应该是只要是想参加保险就可以参加，自己交了自己该交的费用，就参加了。社会保险的门槛降低，就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参加。参加的人到了一定的规模，现行社会保险存在的不可持续性问题才会得到解决。
■相关调查数据
失业群体状况描述
女性失业人数比男性多。50岁以下的失业者以女性居多，50岁以上的失业者则多为男性。
失业者平均年龄值是38.6岁，以中年人为主。
失业人员以初高中文化程度为主。
失业者多为工作年限较长者，平均工龄是17年。
有六成失业者是因为单位的亏损､破产､撤消而失业。有八成的人是在2000—2001年杭州市的企业改制中失去工作的。
失业者原来的工作单位主要为第二产业，且多集中在制造和加工业。
失业者有77.6%的是工人（或职工）。专业技术人员为14.4%。长期失业者占42.2%（连续超过12个月），超过两年的占两成。近期失业者占57.8%。
有七成的失业者领取过失业保险金，平均每人每月领取的金额为183元。其中连续6个月领取的占领取人数的一半以上。没领取的原因依次为：不知道､不符合条件和单位没交失业保险。
每十个失业者就有一个以上属於体弱､患有慢性疾病者或有残疾。失业者的求职经历
失业人员找工作的难点是年龄大､文化低､没有合适的工作和没有技术。
只有十分之一的失业者参加过文化培训。参加文化培训的以青年女性居多，主要内容是财会､计算机､外语。
只有14%的人参加过技能培训。参加技能培训的多是高文化程度､长期失业的年轻人。内容是汽车驾驶､电脑操作和维修。
大量培训工作由私人机构承担（75%），劳动部门开办的培训机构只占一成。
八成多的技能培训费用主要由失业者承担。近一半的人认为培训效果一般和差，原因依次为时间短､走形式､没用。
只有四分之一的人利用政府的职业介绍服务机构谋职，且多是文化程度高的人群。有四成的人自述不知道或是觉得服务差。
失业人员能够接受的月均最低工资是875元，而维持全家生活月均最低收入需要1370.2元。
委托亲友找工作是失业人员常用的求职行为（50.8%）。希望通过政府职业介绍服务机构登记而取得工作的人有限。失业后的工作经历
失业者当中有半数以上的人曾经或正在从事有收入的工作，他们主要是高文化程度和长期失业的青年男性。
失业后转换工作最多的是5次，大多数人只有一次。失业者再就业后的工作相对稳定。
再就业后的月均工资在千元以上，比离开原单位时的705.3元有明显提高，但低於全市的平均水平。其中受雇者的月均收入低於全市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
再就业的职业主要是普通职工､个体户雇员和个体工商户。多数受雇於个体私营企业。
八成再就业的受雇人员没和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资收入､劳动强度､工作稳定性和福利待遇均不如从前。用工单位很少或基本没有提供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医疗和失业）。每周工作时间均高於法定的40小时。
资金短缺和领取营业执照难。为数很少的人说在领取营业执照时得到过帮助。近六成的人在开始做生意的时候借过钱，借钱的主要渠道是亲戚朋友。失业者的心理状态
当失业者面对“我自己是个有用的人”、“我对自己有信心”、“我能够面对自己的困难”、“我对现在的生活感到满意”、“我想做的事情几乎都能做到”的选择时，大多数的答案都倾向於否定。
失业者家中七成多的劳动年龄人口没有工作，户均就业人口为0.78，大大低於全市1.83的平均水平。
失业家庭年人均消费性支出6040元，低於全市居民水平22.5%。四分之一的失业家庭没有储蓄。37.6%的家庭要动用储蓄维持生活。
超过一半的失业者认为他们家的生活水平降低了，54.4%的人认为目前家庭收入水平比较低或最低。南方周末
2002年8月1日驻京记者：南香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