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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矛盾步入显化期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不管是在帝国时期的中国，还是现代西方国家，官民矛盾一直都是最难调和的一对矛盾。而在2008年的中国，当经济和社会转型走到纠结点，利益集团的博弈日趋尖锐，狂热的股市一泻千里，高企的房市摇摇欲坠，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悄然弥漫，官民矛盾以一种狞戾之态侵入公众视野。
官民矛盾激化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恶性泄愤事件的频发。在资讯更加透明的前提下，2008年爆发的类似事件让人触目惊心。类似事件在各国并不罕见，如美国的校园枪击案，日本的街头枪杀案等，社会矛盾普遍存在，但和西方国家这类案件往往更多地具有反社会色彩不同，中国的多起泄愤事件都频繁指向政府机关。
贵州瓮安事件中，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被焚，百余名员警在事件中受伤。甘肃陇南事件中，聚集的群众冲击了陇南市委大院，69名武警、2名民警和3名记者被打伤，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警民冲突更是频繁发生。有的还因为警民冲突引发了较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并烧毁警车。
在短短一年内恶性事件如此密集发生，值得执政者警觉与反思。
危险的无直接利益冲突
最危险的并不是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增加，而是性质的改变。瓮安事件、深圳袭警事件和甘肃陇南拆迁事件等诸多事件中有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最后聚集的绝大部分示威者都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过不公正对待，或者是经历了种种不如意，在别人的遭遇中，自己心底长期积累的愤怒和不满被启动。他们的参与更多是为表达和发泄一种情绪。一些地方群众的不满并非一起孤立事件造成的，而是地方官民矛盾长期积压的结果。这类社会矛盾被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早在2006年就已经引起了有关人士关注。
无直接利益冲突最大的危险性在於较难化解，直接利益冲突往往针对性很强，就事论事即可，比较容易解决。而日积月累起来的不满情绪却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在其《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一书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进行操纵。由於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嫺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这只是一家之言，也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近年来，随著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确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利益集团，并且利益集团的博弈已经上至部委层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任何一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法律法规的出台，都变得艰难而漫长，在众多力量的博弈下，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在各利益方之间达到平衡。而作为普通民众，他们往往缺少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当改革的获益被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共谋瓜分，无数明显损害民众利益的事情被粉饰，民众的不满情绪只能在沉默中累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开始出现相当程度的失衡，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已成共识却难以短期解决问题。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途径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虽然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律近10年来陆续出台，近年民告官获胜的案子也已并不鲜见，但毕竟只是少数，在采访中，记者遇到的更多的是民告官无法立案或者以败诉告终的情况，而即使小民胜诉，也存在判决无法执行的情况。
作为中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特别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稳定，各种主要社会关系总体上较和谐，但来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报告特别对干群矛盾的日益显化感到担忧。干群关系，实际上就是官与民之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这个报告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各种社会人群都认为，目前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67.9%的人认为有冲突。原本可能潜在的群体利益矛盾正在逐渐显化，成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利益矛盾。
而调查社会各阶层对近10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69.84%的人认为国家官员是近年来获得利益最多的群体。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得到利益最多的是改革的主导者，那么民众的不满将有多大？
社科院的报告也认为，官员排在获益群体的首位值得警惕，而在过去多数年份的同类调查中，排在首位的多是私营企业主。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公务员职业在稳定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优势更加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腐败现象的蔓延已经对官员的社会形象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个格局之下，一旦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显，得到利益最多者最先受到民众质疑，就是可以想像的事情。无直接利益冲突会日益增多。而官员在实际施政中的失当、不当甚至违法，就直接加剧了官民矛盾的激化。
最后的防火墙
社科院的报告认为，“目前存在的政府部门乱收费、学校乱收费、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司法不公粗暴执法、下岗失业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等社会冲突事件也常常被直接归咎於政府部门和国家干部，这也大大增加了干群关系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而之所以社会冲突事件被直接归咎於政府部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不当使用。在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有时会因基层政府不当行政而演变为“官民矛盾”。湖南湘西界首因非法集资案引发的集访事件中，就有官员腐败的影子。
政府这个本应超脱於社会利益纷争之外的中立调节者，也深陷利益冲突的泥潭不能自拔，这是当前社会利益结构中最为危险的地方。在采访苏州嘉湖阁事件时，和房地产开发商发生冲突的业主也曾不解地问记者：明明是我们和开发商之间的矛盾，政府为什么挡在开发商的前面？
群体事件爆发极为频繁的房屋拆迁中，矛盾的双方本应该是开发商和居民，而最终往往转化为政府和居民的矛盾，因为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利益捆绑，所以积极地站在开发拆迁的一方，动辄出动大批员警，开发商则躲在政府身后，从而引发官民冲突。
政府本应是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纷争的最后一道防火线，但政府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是不属於社会利益集团中的任何一方。但近年来，地方政府与民争利早已不是新闻，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等更为千夫所指。
一些政府部门处理问题方式不当，也常常会激化官民矛盾。甘肃陇南拆迁事件中，最初仅仅是30个人的上访，最终却引来2000人助威，以致发展成暴力事件。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地方政府工作中的一再失误，漠视群众的诉求，在得知群众上访的时候，不是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解决问题，而是直接打压群众。
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更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在采访中，有县级市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县的交通系统很大程度上被黑社会垄断了，老百姓谁想蹬个三轮开个出租，都要通过黑社会，每月要交“保护费”，交了保护费，政府有关部门也就不会再来收各种费用。而当地百姓对此似乎并无怨言，因为交的保护费相对於政府有关部门合法不合法的各种收费来说，并不算高。也许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在县级市以下的地方，这种现象肯定不是唯一。一些地方黑社会猖獗已被媒体多次报导。这种情况下，政府完全丧失了其最后一道防火墙的功能。
虽然一直有学者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向公共政府转型”，但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权力格局中，政府依然处於最核心的地位，於是民众的不满便自然而然指向了公权部门。
云南孟连事件发生后，在现场主持处置工作的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这样说：“谣言止於真相。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什么可以向公众隐瞒的。”而事实上，几乎每一次社会热点事件背后总会有谣言如影随形，资讯透明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缺乏合理的上诉管道使不满情绪积聚，政府有关部门处置方式不当，作风粗暴，滥用警力和资讯不公开，则导致政府公信力缺失，使官民矛盾进一步激化。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现存的许多问题一样，有待於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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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2008年12月27日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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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民矛盾步入显化期
本刊记者 杨 军 发自北京
不管是在帝国时期的中国，还是现代西方国家，官民矛盾一直都是最难调和的一对矛盾。而在2008年的中国，当经济和社会转型走到纠结点，利益集团的博弈日趋尖锐，狂热的股市一泻千里，高企的房市摇摇欲坠，全球经济衰退的阴影悄然弥漫，官民矛盾以一种狞戾之态侵入公众视野。
官民矛盾激化的一个直接后果，便是恶性泄愤事件的频发。在资讯更加透明的前提下，2008年爆发的类似事件让人触目惊心。类似事件在各国并不罕见，如美国的校园枪击案，日本的街头枪杀案等，社会矛盾普遍存在，但和西方国家这类案件往往更多地具有反社会色彩不同，中国的多起泄愤事件都频繁指向政府机关。
贵州瓮安事件中，县公安局、县委和县政府大楼等多间房屋被毁，数十辆车被焚，百余名员警在事件中受伤。甘肃陇南事件中，聚集的群众冲击了陇南市委大院，69名武警、2名民警和3名记者被打伤，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警民冲突更是频繁发生。有的还因为警民冲突引发了较大规模的群众示威，并烧毁警车。
在短短一年内恶性事件如此密集发生，值得执政者警觉与反思。
危险的无直接利益冲突
最危险的并不是群体性事件数量的增加，而是性质的改变。瓮安事件、深圳袭警事件和甘肃陇南拆迁事件等诸多事件中有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最后聚集的绝大部分示威者都与案情没有直接关系，他们可能更多的是在自己的生活中遇到过不公正对待，或者是经历了种种不如意，在别人的遭遇中，自己心底长期积累的愤怒和不满被启动。他们的参与更多是为表达和发泄一种情绪。一些地方群众的不满并非一起孤立事件造成的，而是地方官民矛盾长期积压的结果。这类社会矛盾被称为“无直接利益冲突”。早在2006年就已经引起了有关人士关注。
无直接利益冲突最大的危险性在於较难化解，直接利益冲突往往针对性很强，就事论事即可，比较容易解决。而日积月累起来的不满情绪却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曼瑟尔•奥尔森在其《国家的兴起和衰落》一书中提出，任何一个国家，只要有足够长时间的政治稳定，就会出现特殊利益集团，而且，他们会变得越来越明白、成熟、有技巧，然后他们就会对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公共政策进行操纵。由於他们的技巧越来越嫺熟，因而获得的利益也就越来越持续、越多，最终慢慢导致国家的经济、社会、行政、法律等方面的体制、政策、组织，变成最符合特殊利益集团的安排，使得该国发展的新动力越来越被抑制，各个部门越来越僵化，这必然导致国家的衰落。
这只是一家之言，也并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近年来，随著改革的推进，中国的确出现了为数不少的利益集团，并且利益集团的博弈已经上至部委层面。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任何一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法律法规的出台，都变得艰难而漫长，在众多力量的博弈下，最终的结果往往是在各利益方之间达到平衡。而作为普通民众，他们往往缺少自己的利益代言人。
当改革的获益被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共谋瓜分，无数明显损害民众利益的事情被粉饰，民众的不满情绪只能在沉默中累积。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利益关系开始出现相当程度的失衡，贫富悬殊不断扩大，已成共识却难以短期解决问题。在利益主体多元化的今天，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途径已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
虽然行政诉讼法和行政复议法等相关法律近10年来陆续出台，近年民告官获胜的案子也已并不鲜见，但毕竟只是少数，在采访中，记者遇到的更多的是民告官无法立案或者以败诉告终的情况，而即使小民胜诉，也存在判决无法执行的情况。
作为中国学界对和谐社会的首份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中国社会和谐稳定研究报告》特别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基本稳定，各种主要社会关系总体上较和谐，但来自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报告特别对干群矛盾的日益显化感到担忧。干群关系，实际上就是官与民之间，社会与政府之间的矛盾。
这个报告所进行的调查显示，各种社会人群都认为，目前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67.9%的人认为有冲突。原本可能潜在的群体利益矛盾正在逐渐显化，成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利益矛盾。
而调查社会各阶层对近10年来获益最多的群体的排序中，69.84%的人认为国家官员是近年来获得利益最多的群体。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如果得到利益最多的是改革的主导者，那么民众的不满将有多大？
社科院的报告也认为，官员排在获益群体的首位值得警惕，而在过去多数年份的同类调查中，排在首位的多是私营企业主。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市场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公务员职业在稳定的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方面的优势更加凸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一些腐败现象的蔓延已经对官员的社会形象造成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在这个格局之下，一旦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凸显，得到利益最多者最先受到民众质疑，就是可以想像的事情。无直接利益冲突会日益增多。而官员在实际施政中的失当、不当甚至违法，就直接加剧了官民矛盾的激化。
最后的防火墙
社科院的报告认为，“目前存在的政府部门乱收费、学校乱收费、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司法不公粗暴执法、下岗失业没有得到妥善安置等社会冲突事件也常常被直接归咎於政府部门和国家干部，这也大大增加了干群关系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而之所以社会冲突事件被直接归咎於政府部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地方政府行政权力的不当使用。在社会利益格局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的情况下，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有时会因基层政府不当行政而演变为“官民矛盾”。湖南湘西界首因非法集资案引发的集访事件中，就有官员腐败的影子。
政府这个本应超脱於社会利益纷争之外的中立调节者，也深陷利益冲突的泥潭不能自拔，这是当前社会利益结构中最为危险的地方。在采访苏州嘉湖阁事件时，和房地产开发商发生冲突的业主也曾不解地问记者：明明是我们和开发商之间的矛盾，政府为什么挡在开发商的前面？
群体事件爆发极为频繁的房屋拆迁中，矛盾的双方本应该是开发商和居民，而最终往往转化为政府和居民的矛盾，因为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利益捆绑，所以积极地站在开发拆迁的一方，动辄出动大批员警，开发商则躲在政府身后，从而引发官民冲突。
政府本应是社会利益集团之间纷争的最后一道防火线，但政府能够这样做的前提是不属於社会利益集团中的任何一方。但近年来，地方政府与民争利早已不是新闻，官官相护、官商勾结等更为千夫所指。
一些政府部门处理问题方式不当，也常常会激化官民矛盾。甘肃陇南拆迁事件中，最初仅仅是30个人的上访，最终却引来2000人助威，以致发展成暴力事件。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地方政府工作中的一再失误，漠视群众的诉求，在得知群众上访的时候，不是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解决问题，而是直接打压群众。
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更影响了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在采访中，有县级市的政府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县的交通系统很大程度上被黑社会垄断了，老百姓谁想蹬个三轮开个出租，都要通过黑社会，每月要交“保护费”，交了保护费，政府有关部门也就不会再来收各种费用。而当地百姓对此似乎并无怨言，因为交的保护费相对於政府有关部门合法不合法的各种收费来说，并不算高。也许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但在县级市以下的地方，这种现象肯定不是唯一。一些地方黑社会猖獗已被媒体多次报导。这种情况下，政府完全丧失了其最后一道防火墙的功能。
虽然一直有学者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向公共政府转型”，但在中国现有的政治权力格局中，政府依然处於最核心的地位，於是民众的不满便自然而然指向了公权部门。
云南孟连事件发生后，在现场主持处置工作的云南省委副书记李纪恒这样说：“谣言止於真相。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没有什么可以向公众隐瞒的。”而事实上，几乎每一次社会热点事件背后总会有谣言如影随形，资讯透明化依然任重而道远。
缺乏合理的上诉管道使不满情绪积聚，政府有关部门处置方式不当，作风粗暴，滥用警力和资讯不公开，则导致政府公信力缺失，使官民矛盾进一步激化。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和中国现存的许多问题一样，有待於政治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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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2008年12月27日 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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