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将近，与往年不同，“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正在被“今年过节不回家，待在公司挣钱花”所取代。
老家位于湖北十堰竹山县的美团送餐员邹先生今年过年准备留在公司了。邹先生称，往年基本都会回家过年，但今年由于疫情，父母也没能回老家，因此春节期间准备继续加班送外卖。根据公司政策，春节假期出勤且达到订单量要求，每天可以获得200元的补贴。
邹先生入行已经两年了。在他看来，做外卖员收入还不错，但工作相当辛苦也有风险。他平时每天上午十点半开始送外卖，一直送到凌晨两三点。为了快点把外卖送到顾客手里，路上骑车的风险不小，公司给他们投了意外险。根据他以往的经验，过年期间点外卖的顾客会比平时少一些。
今年选择就地过年的人不在少数。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数据显示，春运前三天全国铁路客流同比下降七成以上，分别为308万、283万和296万人次。
往年春运繁忙的景象。
1月20日，国家卫健委网站发布《冬春季农村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对春节返乡人员管理做出了要求，规定返乡人员需持7天内有效新冠病毒核酸检测阴性结果返乡，并实行14天居家健康监测，期间每7天开展一次核酸检测。核酸检测费用自理。
所谓返乡人员，是指从外地返回农村地区的人员，主要包括：一是跨省份返乡人员；二是来自本省内中高风险区域所在地市的返乡人员；三是本省内的进口冷链食品从业人员、口岸直接接触进口货物从业人员、隔离场所工作人员、交通运输工具从业人员等重点人群。该界定引来了按照户籍划分管控不合理且不公的批评。
政策出台后，多地医院核酸检测爆满。封面新闻报道，上海闵行区某医院千人排长队进行核酸检测。医院保安表示，凌晨三四点钟就有人来排队，都需要核酸检测报告才能回家。
此外，不少网友反映，过年回家还遇到了地方防疫政策“层层加码”、“一刀切”。从7日核酸检测收紧到3日内检测，居家健康监测变为集中隔离或进一步延长，更有地方直接对外来车辆劝返或言明禁止返乡。
1月27日，国家发改委秘书长赵辰昕在联防联控新闻发布会上强调：“各地方在政策执行时，不能擅自‘加码’，更不能‘层层加码’，甚至有的地方还采取‘一刀切’措施，这是坚决不允许的，不能阻断人员出行、返乡。”
官媒亦多次批评地方政府擅自“加码”、“一刀切”是懒政，本质上是甩锅、不肯担责。官媒多次发声，亦从侧面说明今年人们想要春节返乡遇到的重重阻碍。
对低薪工人来说，核酸检测的成本也是一笔不小的负担。以全国最低工资标准最高的上海为例，为了在一年中能和家人团圆，做一次核酸检测的价格即高过工人一天的工资。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2480元/月，相当于日薪114元，而核酸检测的费用为120元/人。假如一名在上海打工的重庆农民工想要回家过年，火车票加上三次核酸检测的开销就能占到月薪近六成。
有媒体统计，2021年来，已有北京、天津、四川、福建、甘肃、陕西、贵州、湖北、黑龙江、海南、青海、浙江、西藏等13省份公立机构下调核酸检测费用，有9省份公立机构单样本核酸检测最高限价下调至80元/次。北京、陕西、保定等地将核酸检测费用纳入医保。
不过，长期以来，由于缺乏正式劳动关系等原因，农民工参加职工医疗保险的比例低，许多人仅在家乡参与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与职工医保相比，城乡居民医保虽然覆盖率高，但保障水平低。因此，核酸检测费纳入医保对农民工的帮助不大。
对不少去外地打工的人来说，一年到头，只有春节才回家与家人团聚。老家在湖北云梦的建筑工人黄先生半个月前才回到家，他属于低风险地区的跨省流动。在海口上车前，他自费做了一次核酸检测，并与老家这边的社区报备了行程。到家后进行居家健康监测，社区也安排免费做了核酸，七天后再次测了核酸。黄先生说，做了核酸检测“互相都有把握”，“要对家里人负责，也对家乡负责。”
1月25日，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做好人民群众就地过年服务保障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疫情高风险地区群众均应就地过年，把人员流动降到最低，防止因人员流动导致疫情传播扩散；中风险地区群众原则上就地过年，特殊情况需要出行的，需经属地疫情防控机构批准；低风险地区倡导群众就地过年，非必要不出行，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人员要带头就地过年，确需出行人员原则上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为了吸引外来务工人员就地过年，许多城市向非本地户籍人员发放补助补贴、消费大礼包，送手机话费、流量，推行旅游景点免费，甚至出台落户积分加分政策。各地工会亦开展多项活动，留外来务工人员在本地过年。
“今年过节不回家，待在公司挣钱花”、“与其返乡隔离十四天，不如留下多赚四五千”，成为新的网络流行语。北京市人社局同多部门发文要求，依法保障2月12日、13日、14日三天法定节假日加班的发三倍工资，11日、15日、16日、17日四天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而不补休的，支付不低于200%的加班工资。
然而，在实际执行中，劳动者往往得不到加班工资。例如，互联网行业以超长工作时间的“996”“715”工作制闻名。不满于超长工时和高压的工作环境以外，追讨加班费也是员工的主要诉求。由于公司牢牢掌握制定规章制度的权力，更巧立名目“自愿加班”，而员工方面难以掌握加班相关证据，陷入讨要加班费劳动争议的劳动者往往无功而返。
除了加班费，春节前也是工人追讨工资的高峰期。今年1月以来，中国工人集体行动地图收录了68起讨薪事件，占全体事件约76%。而近期设立的工人求助地图发现，1月以来收录的59起求助事件中，高达95%与讨薪相关。
老家在河南的包工头叶先生今年准备在广东江门过年。叶先生说：“过年回不去了，工程款还没结出来。”叶先生在当地做一个水务局的污水工程，工程做了三个多月，第二期工程已经完工，但工人的工资和工程款都没有结清。叶先生介绍，他们有一百多名工人，建设方只给工人支了一些生活费，让工人们先回家过年。
只有包工头叶先生和其他几名合作伙伴还留在广东，与建设单位、业主单位协商工程款事宜。叶先生称，“今年疫情不愿意再回去（过年）了，不想跑来跑去的，过了春节又要开工了。到时候（春节后）过来再隔离了就麻烦了。”
建筑行业的欠薪问题根深蒂固，尽管《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自去年5月1日起开始实施，政府亦提出力争到2020年实现农民工工资基本无拖欠，但及时足额按月发放工资对大多建筑工人来说仍未实现。受到就地过年政策影响，今年的春节前讨薪高峰是否会持续更长时间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