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利县龚场镇秦场管理区爱民村10组46岁农民姚廷平因欠税费於2001年1月18日（2000年腊月二十四）中午被镇、村干部抓进管理区所设的"小黑屋"，1月21日中午死。这是自2000年11月以来监利县发生的第四起涉农恶性事件。
2000年11月1日，监利县黄歇品镇新熊村五组农民熊华品因欠税费被镇、村干部打、抓、关，随后几天，他多次找镇领导要钱治伤未果，於11月6日服毒自杀。镇里赔偿其家属8万元。
2000年11月23日，监利县新沟镇南禅管理区红阳村8组68岁农民李启栋因大集体时欠村190元，被镇、村干部抓进管理区所设的"小黑屋"两天两夜，於25日早晨8点多被冻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镇里赔偿其家属8万元。
2001年1月3日，监利县上车湾镇任铺村1组44岁农妇张喜姣因周沟乡政府欠其6万元多次上门索要未果，当晚九点多死在周沟乡政府。乡政府赔其家属6万元。
四条人命的背后
一个中央、省领导特别关注的地方，竟然在>个月内死了四条人命，这是值得认真深思的。
一、干部作风恶劣是直接原因
据了解，监利县动不动就是关、押、打、罚农民是从1989年开始的，发原於当时的红城乡。红城乡政府有一个"黑屋"，各个管理区都有一班"打手"，名曰打击抗粮抗款的坏份子的"纠察队"，直属乡政府主要领导的指挥，备有橡皮棍、电棍、手考等警具。红城乡的"小黑屋"因关押过一个特殊的"抗粮抗款的环分子"--县人大主任的外甥而名震全县，一时间也让全县上下"抗粮抗款的环分子"闻风丧胆，制造了很多"冤案"。
虽然红城乡的"小黑屋"在上级人大和检察机关的干预下撤除，但没有一个干部因此受到处份，相反红城乡的领导同志还荣升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全县的"小黑屋"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几乎是个个乡的各个管理区都有了，甚至有的村里也搞"小黑屋"。
一个"小黑屋"就是一个监狱。在监利住过"小黑屋"的农民每年都数以万计。在监利让农民下跪是经常的事，监利县有位干部曾经有段"精彩"的讲话："有很多农民来告状，说干部让他们下了跪，我说，你们父母亲要你们下跪为甚麽不来告状？"巫术"让你们下跪你们怎麽就乖乖的下跪，为甚麽共产党要你们下跪你们就有意见"。这位领导的讲话在监利流传很广。在监利，给"共产党"下跪的农民数以万计。十多年来，监利干群关系日益恶化。每年都有数百起农民和干部暴力对抗事件。农民作为一个弱者，面对干部粗暴的"管制"，往往选择死来抗争，或无力抗争就整死了。
二、县委书记的荣升，李昌平的出走是间接原因
李昌平於3月8日给中央领导写信后，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等一系列突出问题，中央领导於3月22日作出批示，於3月底4月初派出调查组深入农村调查，其间，监利县委书记扬道州於4月中旬荣升荆州市副市长，6月湖北省委作出决定，扬道州同志重新返回监利县委书记岗位--"擦屁股"。但仅二个月后，杨道州就回到了副市长的岗位，且主管农村、农业、农民负担工作，而李昌平却背景离乡下海打工去了，这给了监利的干部群众一个错误的信号：中央、省里关心农民是假的。原本已经撤销的管理区开始恢复工作，被禁止的"小黑屋"又死灰复然。这让农民既伤心又绝望。
>、债务危机是经济原因
监利县乡区村级债务约10亿元，其中村级约5.5亿元，区级约1.5亿元，县级约1.5个亿。并且大量的债都是干部经手借的，一大半属於高利贷。有的是自已的钱，有的是朋友的钱，监利县每年支付利息约2亿元，而全县合理的农民负担才1。7元左右。每到收款的季节，乡村干部就拼命收钱偿还自已经手的债务，财政收入自然成了一组空数据。棋盘乡1999年中稻晚入库时，农民实际交粮款800多万元，财政只入库45万元，收起来的钱乡村干部截留还了自已经手的高利贷。县里的领导同志，对下面干部收钱截留还债不明底细，以为农民真的抗粮抗款不交，真的有很多故意和共产党作对的坏份子。出於财政的压力，对於乡村干部乱罚款、乱加息、乱关人，乱打人便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
在国家、集体、农民和债主四方关系中，国家、集体、债主的利益是一致的，因为代表国家和集体同农民打交道的干部就是债主。干部们打>为国家、为集体收税的晃子，实际上干的是为自已收高利贷的勾当。棋盘乡原来设计的农民负担资金"四个一"即：一张收款凭证，一个宠子管钱，一只笔划拨，一张表公开使用情况的管理办法，其目的就是把正确处理四者关系的主动权牢牢控制在县乡主要领导手中，保证让农民负担资金专款专用，并防止乡村干部和人民群众的关系演化成"黄世仁与杨白劳式"的关系。现在，监利的干群关系已经越来越像"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了。
四、"黑政"化是政治原因
中央>令五申减轻农民负担，但实际上是农民负担逐年加重，监利县1997-1999>年农民负担都在3。6亿元以上，其中合理的负担只有一半，干群关系越来越紧张。地方政府为了维护干部特权阶层的利益，不可能减轻农民负担，但面对群众日益对立的情绪和中央>令五申，县乡政府主要官员又不敢"以身试法"。於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体就有了用武之地，由一两个干部和一帮流氓地痞组成的小分队横行乡村，"管束"农民，欺压农民，只要不出人命案，告状是不起作用的，出了人命案，如果上面追责任，县乡领导往往会既唱红脸 --假装严处理责任人，又唱花脸--用钱把事情摆平。党和政府的形像严重受损。
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在同政府的"合作"中，既得到经济利益，又扩大了自已的势力□围，这是地方流氓势力求之不得的。如果这种"黑政"任其发展，将会有更多的老百姓死於非命，会使农村社会变得非常黑暗。
五、农民的贫困化和非人格化是社会原因
由於农产品价格持续走低，农民负担居高不下，再加上农民非农业领域就业空间越来越窄，在非农领域获取报酬呈下降趋势，所以农民越来越贫困了。在监利一个农户种15亩地的收入不超过800元，这是田种得很好的农户，一般的农户种田没有利润，有的还亏本。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四年，而农民的负担却居高不下，每亩都在200元左右，教育收费也很高，小学生每年收费600元左右，初中生1500元左右，农民生了病根本看不起医生，甚至用不起点，贫困使很多农民失去生活的信心。
很多农民外出打工情况也非常糟糕，他（她）们每天要工作12-15小时，还经常遭到工头的打骂和欺诈，打工的生活是很艰辛的，酸楚的。
在农民贫困化情况下，贫民渴望能得到社会和政府对他们予以扶助，能得到人间的温暖。但是，这些年来，干部粗暴的作风，动不动就对贫困的老百姓关、打、罚款、罚跪，贫困的农民失去了做人的最起码的尊严。遭遇过非人待遇的贫困农民自尊心受到极大的打击，往往产生厌世心里，选择死来对抗"黑政"。(据《农民日报》给湖北省委的内参报告)
大参考2001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