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日报讯 年近不惑的王军宏是深圳日资企业先端精密制造公司的工会主席，与中国许多企业不同，他是由工人从全公司9名候选人中真正选举产生的。在至今两年多时间里，王军宏带领企业工会委员会通过集体协商与资方谈判，为一线员工谋得逐年涨工资、纠正加班工资计算方式和合理发放年终奖等涉及薪酬、保险、休假等核心福利。
待遇的改变激发了员工生产积极性和效率。去年，这个最多时员工流失率高达30%的企业实现月均产能同比增长16%，企业员工人均工资增长30%，劳动争议案为零，返工率达100%。不仅在其公司史上前所未有，也成为传统中向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劳方能平等与资方对话的样本。
“以前的工会基本是个空架子”
先端精密制造公司是2000年由日方独资建立的外资企业，现有员工600多名。陕西人王军宏是自公司成立起就加入的老资历员工之一。
与深圳许多企业一样，经过多年发展，公司效益持续增长，但员工工资却维持在低水平，绝大部分企业都参照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员工基本工资，加薪的条件苛刻，人数少，幅度不透明，且越是老员工，加薪机会越少、加薪数额也越低。
尽管员工对此意见极大，但劳资双方天然的强弱势地位，以及缺乏组织，使得员工没有话语权，“进而劳动争议频发，企业员工流失率较高”。
“其实我们公司2006年就组建了工会，但在三年时间里，这个工会既没有挂单独的牌子，也没发挥什么职能，基本是个空架子。”王军宏说，当时主要是讲工会普建率，就是登记了一个组织，但包括登记注册等都不完备，也没有独立的工会银行账号之类。工会主席是公司领导在管理层中指派一人担当，更没有工会委员会的集体决策机制。
由于属于管理干部，平时主要跟一线技术人员接触较多，王军宏发现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劳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管理也造成一定影响。他曾代表部门员工向上申诉了涨工资的需求，但并没有得到回应。
200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先端精密制造公司当年一线员工流失率高达30%以上，员工数从最高时的850人减至不到500人。
“第一次民主选举产生工会主席”
就在劳资关系裂痕日趋扩大之时，2009年3月，公司正好进行新一届工会委员会换届。在市总工会和龙华街道总工会直接参与指导下，此次工会委员会完全由民主选举产生。
9个候选人中既有中层管理干部，也有一线老员工。最终，在员工中有一定威望、资格较老的王军宏被选为新一届工会主席，并选出了一共由七名委员组成的工会委员会。
“当时我们对工会的认识非常淡，是在参选工会主席时，才读了工会法和相关条例，发现工会作为一个法人组织是可以跟资方面对面进行平等谈判的。不过那时也还没想过要集体协商。”王军宏说。
但不到半年，王军宏就见识到了工会的力量。30多名技术部门的员工联名就加班工资基数问题，向工会投诉公司。因为工资由多个部分组成，以前的加班费只是以其中的一部分来计算。员工认为，按照深圳员工工资支付条例，应该是按员工全额工资来计算。
但这一要求，公司总以老板不在或公司现在很忙来推脱。而此时，刚参加完宝安区关于集体协商培训课程的王军宏意识到，应该把包括加班费在内的工资增长、伙食问题等一揽子提出来，向企业方提出集体协商谈判。
“提出这个之后，企业还是不谈，市总、区总、街道也来劝说企业，生产一线的员工则自发性地开始拒绝加班。一周之后，企业答应谈了。”王军宏说。
8轮谈判终定下工资增长计划
尽管上级工会也指派了一名专业律师来帮忙，但第一次工资集体谈判，王军宏等人进行得非常艰苦。“前后历时一个月，一共谈了8轮，就由企业工会跟资方谈。”王军宏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三轮，谈员工工资增长比例，以及第五轮，谈加班工资基数的计算，“谈得很艰难”。
“我们提出一线员工工资增长比例是15%，企业方根据行业协会和日商协会的一些数据参考，提出只能是7%。最终我们从7%谈到11%，最后企业说10%，另外1%放到下一年。”王军宏说，企业工会也并不是靠嘴谈，此前也搜集了大量数据。谈判时，工会提供了生产产量、人员工资增长水平、员工给公司节约的成本、企业员工流失率，以及年度工资指导线、全市工资平均水平等数据。
这次集体协商所产生的效果史无前例，员工在工资薪酬、保险福利、休息休假等方面，得到了企业从未有过的优厚承诺。2011年1月再进行第二次工资集体协商时，也顺利了许多，双方达成协议：本年度一线员工工资增长6%、非一线员工工资增长3%；年终奖依入职年限增加系数计算；约定住房公积金企业及员工缴交比例均为5%。
不过，对于企业工会“既从企业拿工资，又要代表员工跟企业谈条件”的尴尬角色，王军宏直言，确实要有心理准备，工会主席和工会委员所承受的压力都比较大，除了必须在企业有一定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外，还要敢于承责。
王军宏说，工会履行职责，必须在法律条框下开展，包括法人资格证、工会银行账号、拨交工会经费等都必须处于合法的状态。而企业通过集体谈判，也开始跟工会提要求，比如企业为员工提高了福利，那员工的积极性也应由工会来承担，并要调和人际关系等。
【声音】
“之前的一些员工申诉涨工资的途径都不太明朗，公司非常决断，一般都是单方决定。而带头申诉甚至会受到一些排挤，所以个体去跟公司谈涨工资是不可能实现的。”
“（做这个工作）确实要有心理准备，工会主席和工会委员所承受的压力都比较大，除了必须在企业有一定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外，还要敢于承责。”——先端精密制造公司工会主席王军宏
【记者观察】
集体协商，工会要敢于真谈
工资涉及员工核心利益，也是深圳劳动争议多发的焦点，直接影响劳资关系的走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强势资本和弱势劳方的失衡态势，工会的工资集体协商谈判无疑是让劳资双方能基本实现平等对话、完成员工利益诉求的最有效途径。
近几年来，深圳一直着力推进以工资增长为核心的集体协商机制化建设，先后在盐田国际、沃尔玛、富士康、先端精密等重点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并形成了常态化机制。截至去年年底，深圳全市已有39254家用人单位建立集体协商制度，覆盖员工3985214人；其中15745家用人单位通过集体协商签订工资协议，惠及职工1689548人。
但即便如此，集体协商依旧是在困境中艰难推行。由于集体协商的过程实质是劳资双方谈判的过程，在谈判技巧、心理素质上都提出高要求，因此有时出于工会干部的能力，有时出于企业的强势态度，“假”谈的情况并不鲜见。
“假谈就是把法律条款抄一遍，或者本身企业就要涨一点工资，然后集体合同就按这个写。但并不存在一个真正讨价还价的过程，而工资集体协商是一个公决的过程。”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坦言，“假谈”确实存在，且目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我们最反感的是压根不谈，拒绝谈，表示出的是一种强硬的态度。而在这样的强势企业中，其工会必然是很弱的。”
另一困境则是来自于企业工会本身的特性。“由于还要从企业那里拿工资，企业工会很难做到独立，工资谈判有时需要遇到一些‘契机’。”王同信并不讳言。
先端精密制造公司工会主席王军宏也表示，企业性质不一样，工会就不能一概而论。“目前外资企业比较容易推进，民营和港资台资还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好的成效。”王军宏认为，企业工会不能完全依赖上级工会的帮助，还是要自己强些，思想必须坚定。
不过，他也极力呼吁深圳市人大能尽快通过已审多时，但始终未出台的《深圳市集体协商条例》。“我们现在谈判时只能从劳动法、工会法的原则性条款去抠条文，作为法律依据。”他也表示，如一招不慎，工会也有可能走偏，做出一些偏激或组织不当的行为。
“事实上，企业也会找工会的漏洞，如果工会的成立并非按选举程序走的，手续不健全，甚至员工停工，企业也可以投诉企业工会引导工人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组织工人罢工等。”王军宏提醒说。
据悉，深圳市总工会今年还将在规模和影响较大的重点企业重点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制。深圳力争年底已建工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60%，其中世界500强在深企业还要达到80%以上。”
待遇的改变激发了员工生产积极性和效率。去年，这个最多时员工流失率高达30%的企业实现月均产能同比增长16%，企业员工人均工资增长30%，劳动争议案为零，返工率达100%。不仅在其公司史上前所未有，也成为传统中向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劳方能平等与资方对话的样本。
“以前的工会基本是个空架子”
先端精密制造公司是2000年由日方独资建立的外资企业，现有员工600多名。陕西人王军宏是自公司成立起就加入的老资历员工之一。
与深圳许多企业一样，经过多年发展，公司效益持续增长，但员工工资却维持在低水平，绝大部分企业都参照深圳最低工资标准来确定员工基本工资，加薪的条件苛刻，人数少，幅度不透明，且越是老员工，加薪机会越少、加薪数额也越低。
尽管员工对此意见极大，但劳资双方天然的强弱势地位，以及缺乏组织，使得员工没有话语权，“进而劳动争议频发，企业员工流失率较高”。
“其实我们公司2006年就组建了工会，但在三年时间里，这个工会既没有挂单独的牌子，也没发挥什么职能，基本是个空架子。”王军宏说，当时主要是讲工会普建率，就是登记了一个组织，但包括登记注册等都不完备，也没有独立的工会银行账号之类。工会主席是公司领导在管理层中指派一人担当，更没有工会委员会的集体决策机制。
由于属于管理干部，平时主要跟一线技术人员接触较多，王军宏发现管理过程中遇到的劳资矛盾越来越突出，对管理也造成一定影响。他曾代表部门员工向上申诉了涨工资的需求，但并没有得到回应。
2008年下半年，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先端精密制造公司当年一线员工流失率高达30%以上，员工数从最高时的850人减至不到500人。
“第一次民主选举产生工会主席”
就在劳资关系裂痕日趋扩大之时，2009年3月，公司正好进行新一届工会委员会换届。在市总工会和龙华街道总工会直接参与指导下，此次工会委员会完全由民主选举产生。
9个候选人中既有中层管理干部，也有一线老员工。最终，在员工中有一定威望、资格较老的王军宏被选为新一届工会主席，并选出了一共由七名委员组成的工会委员会。
“当时我们对工会的认识非常淡，是在参选工会主席时，才读了工会法和相关条例，发现工会作为一个法人组织是可以跟资方面对面进行平等谈判的。不过那时也还没想过要集体协商。”王军宏说。
但不到半年，王军宏就见识到了工会的力量。30多名技术部门的员工联名就加班工资基数问题，向工会投诉公司。因为工资由多个部分组成，以前的加班费只是以其中的一部分来计算。员工认为，按照深圳员工工资支付条例，应该是按员工全额工资来计算。
但这一要求，公司总以老板不在或公司现在很忙来推脱。而此时，刚参加完宝安区关于集体协商培训课程的王军宏意识到，应该把包括加班费在内的工资增长、伙食问题等一揽子提出来，向企业方提出集体协商谈判。
“提出这个之后，企业还是不谈，市总、区总、街道也来劝说企业，生产一线的员工则自发性地开始拒绝加班。一周之后，企业答应谈了。”王军宏说。
8轮谈判终定下工资增长计划
尽管上级工会也指派了一名专业律师来帮忙，但第一次工资集体谈判，王军宏等人进行得非常艰苦。“前后历时一个月，一共谈了8轮，就由企业工会跟资方谈。”王军宏说，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第三轮，谈员工工资增长比例，以及第五轮，谈加班工资基数的计算，“谈得很艰难”。
“我们提出一线员工工资增长比例是15%，企业方根据行业协会和日商协会的一些数据参考，提出只能是7%。最终我们从7%谈到11%，最后企业说10%，另外1%放到下一年。”王军宏说，企业工会也并不是靠嘴谈，此前也搜集了大量数据。谈判时，工会提供了生产产量、人员工资增长水平、员工给公司节约的成本、企业员工流失率，以及年度工资指导线、全市工资平均水平等数据。
这次集体协商所产生的效果史无前例，员工在工资薪酬、保险福利、休息休假等方面，得到了企业从未有过的优厚承诺。2011年1月再进行第二次工资集体协商时，也顺利了许多，双方达成协议：本年度一线员工工资增长6%、非一线员工工资增长3%；年终奖依入职年限增加系数计算；约定住房公积金企业及员工缴交比例均为5%。
不过，对于企业工会“既从企业拿工资，又要代表员工跟企业谈条件”的尴尬角色，王军宏直言，确实要有心理准备，工会主席和工会委员所承受的压力都比较大，除了必须在企业有一定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外，还要敢于承责。
王军宏说，工会履行职责，必须在法律条框下开展，包括法人资格证、工会银行账号、拨交工会经费等都必须处于合法的状态。而企业通过集体谈判，也开始跟工会提要求，比如企业为员工提高了福利，那员工的积极性也应由工会来承担，并要调和人际关系等。
【声音】
“之前的一些员工申诉涨工资的途径都不太明朗，公司非常决断，一般都是单方决定。而带头申诉甚至会受到一些排挤，所以个体去跟公司谈涨工资是不可能实现的。”
“（做这个工作）确实要有心理准备，工会主席和工会委员所承受的压力都比较大，除了必须在企业有一定号召力和组织能力外，还要敢于承责。”——先端精密制造公司工会主席王军宏
【记者观察】
集体协商，工会要敢于真谈
工资涉及员工核心利益，也是深圳劳动争议多发的焦点，直接影响劳资关系的走向。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面对强势资本和弱势劳方的失衡态势，工会的工资集体协商谈判无疑是让劳资双方能基本实现平等对话、完成员工利益诉求的最有效途径。
近几年来，深圳一直着力推进以工资增长为核心的集体协商机制化建设，先后在盐田国际、沃尔玛、富士康、先端精密等重点企业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并形成了常态化机制。截至去年年底，深圳全市已有39254家用人单位建立集体协商制度，覆盖员工3985214人；其中15745家用人单位通过集体协商签订工资协议，惠及职工1689548人。
但即便如此，集体协商依旧是在困境中艰难推行。由于集体协商的过程实质是劳资双方谈判的过程，在谈判技巧、心理素质上都提出高要求，因此有时出于工会干部的能力，有时出于企业的强势态度，“假”谈的情况并不鲜见。
“假谈就是把法律条款抄一遍，或者本身企业就要涨一点工资，然后集体合同就按这个写。但并不存在一个真正讨价还价的过程，而工资集体协商是一个公决的过程。”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坦言，“假谈”确实存在，且目前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现象。“我们最反感的是压根不谈，拒绝谈，表示出的是一种强硬的态度。而在这样的强势企业中，其工会必然是很弱的。”
另一困境则是来自于企业工会本身的特性。“由于还要从企业那里拿工资，企业工会很难做到独立，工资谈判有时需要遇到一些‘契机’。”王同信并不讳言。
先端精密制造公司工会主席王军宏也表示，企业性质不一样，工会就不能一概而论。“目前外资企业比较容易推进，民营和港资台资还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好的成效。”王军宏认为，企业工会不能完全依赖上级工会的帮助，还是要自己强些，思想必须坚定。
不过，他也极力呼吁深圳市人大能尽快通过已审多时，但始终未出台的《深圳市集体协商条例》。“我们现在谈判时只能从劳动法、工会法的原则性条款去抠条文，作为法律依据。”他也表示，如一招不慎，工会也有可能走偏，做出一些偏激或组织不当的行为。
“事实上，企业也会找工会的漏洞，如果工会的成立并非按选举程序走的，手续不健全，甚至员工停工，企业也可以投诉企业工会引导工人影响企业正常经营，组织工人罢工等。”王军宏提醒说。
据悉，深圳市总工会今年还将在规模和影响较大的重点企业重点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建制。深圳力争年底已建工会企业工资集体协商建制率达到60%，其中世界500强在深企业还要达到8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