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重庆开县人民法院丰乐法庭法官赵丕仁受理了“中铁二局四公司”和“中铁隧道局二处”拖欠开县200余名民工300余万元工程款案，他为此两上北京多次协调末果，只好上书温家宝总理。在国务院信访局的限时督办下，12月13日，承包方向开县民工兑付了全部血汗钱，使这起拖欠了3年的民工工程款案最终得以解决。看了《重庆晨报》这篇报导，心中不免产生这样疑问：该如何走出为民工讨薪法律威力不如行政干预的怪圈？
应当看到，拖欠民工工钱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社会问题。自温家宝总理为农民熊德明讨要工钱后，此事已引起了各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从中央到地方都相应地采取了很多有力的措施，以保证民工工钱能及时兑现。但是仍有个别地方和单位置有关法律法规於不顾，继续恶意拖欠民工工钱，有的对上门讨要工钱的民工轻者拒之门外，重者辱?殴打。加之有关法律法规执行不力，没有对恶意拖欠者产生强大的震慑作用。有的地方，各级领导和政府干预了，问题也多能顺利解决。由此出现了这样一种奇怪现象：找法院不解决问题，一折腾就能引起重视，一找领导就能解决问题。
我们看到，法律判决最多是限期赔付和调解，但是上级领导重视就不一样，如果不解决不仅要受到批评处理，还会有丢乌纱帽的危险。这是当前一些恶意拖欠者的普遍心态，也进一步反映了他们法制观念淡薄，大局意识差，官本位思想严重的错误观念。试想，如果有些地方和有关部门，特别是领导干部不依法行政，什么事都要靠政府部门和主要领导的批示解决，忙得过来吗？
看起来要彻底解决拖欠民工工钱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有关制度法规，形成有效的监管、惩处等机制，增大恶意拖欠的成本，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从法规制度层面减少“人治讨薪”的空间。如此，才能走出民工讨薪法律震慑不如行政干预的怪圈。
来源：红网
2004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