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 弘
三十年前，成千上万的城市知识青年，下放到农村，在与亿万农民同甘共苦的生
活中留下了铭心刻骨的历史记忆。三十多年转瞬即逝，而今天，亿万农民从农村涌
向城镇，正经历一场更为艰难痛苦的大流动､大迁移。我们作为当年的下乡知青，
亲身经历了这场社会历史的大轮回，因袭著难以忘怀的农村生活情结，背负著难以
泯灭的社会责任和良知，怀抱著难以厘清的理性道德思考，切入到农民打工者阶层，
倾听久违的来自乡村的声音，这就是引发下面众多系列述说的始因。
遂宁农民工的声音 一访遂宁农民工
成都府南河彩虹桥边的园林小道上，我们遇见一群从事装修行业的民工，在交谈
中得知他们都是遂宁人，成群结伙在成都打工。他们晚上住在远离市区的二环路外，
白天游动在市区的各僻静处，招揽活路已有些年头了。
问起他们家乡的人均耕地时，他们众说不一，有的人均一亩多地，有的七八分地，
甚至有的人均还不到半亩地。他们忧虑地说：村里人口越来越多，但耕地越来越少，
一家人三四亩地，甚至一二亩地，一年农活只用几十个工就干完了，多数劳力常年
在外，很少回家，土地扔给无法外出的老弱病残，混个口粮罢了。
关於农副产品价格，他们说，这些年粮食价格连年下跌，大米收购价跌到三角多
一市斤，小麦､玉米跌到四角一市斤，生猪下跌到两元一市斤。说到这里，他们一
脸的无奈，抱怨种粮食亏本，一年全家就只有一两千元的毛收入，除去成本税费，
所剩无几甚至倒贴。
当问起他们的农业税费问题时，没想到这个话题就像点燃了火药桶，引发了一片
的谴责声。他们有的说："我们打听到遂宁市文件规定农业税费70多元，到乡里涨到
100元，到村里涨到150元，龟儿子太黑了！"有的说："几十种税费，村里一本糊涂
帐，你根本就搞不清楚。我们村人均税费200元。"另一个人插嘴说："我们那儿人均
300元，去年我家交了1000多元，还要不要人活了！"
我们说，乱收费､乱摊派现像你们可以向上反映，可是他们气愤地说："反映什
么，官官相护，根本就没有用。"一个人高腔道："如今干部都是土皇帝，上有权利
支持，下有黑势力，联合起来整农民。"一个中年人语气较为平和："我们农民不是
不愿意向国家交税，我们只希望政府让我们隔过乡､村的乱收费和乱摊派，直接向
国家交税，我们不用任何人催粮逼款，保证主动按时交给国家。"另一个人补充说：
"我们相信政府也知道我们的情况，朱熔基总理在答记者问时，说他最头疼的问题是
农民收入增长不快，总理讲了实话。"说到这儿，几个农民动了感情，说：“我们收
入不是在增长，而是在下降，要不是在家种粮食活不下去，谁愿意背井离乡到城里
来打工？”一个年轻人指著一个老头说："像这个大爷，六十多岁了，不是还要出来
打工吗！"老头叹口气说："不出来咋活嘛？"
这群农民工像开声讨会一样，七嘴八舌地由农民负担问题又提到了乡村干部的腐
败问题：“我们村哪一个村干部不贪污个十万八万都不会下台！”“一任干部腰包
装满了，再来一任，口袋空著，赶紧装，装不满不甘心！”“村干部带家属游山玩
水，路费也在村里报销，他们整天吃吃喝喝，喝的是我们农民的血汗呀！”……
在一浪盖一浪的谴责声中，我们结束了这场访谈。
二访遂宁农民工
成都府南河边春雨绵绵，春风斜斜，一中年男子扶著一辆破自行车，车篓里放著
维修房屋的工具，眼巴巴地看著河边路上稀稀疏疏的过往行人。
在与他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他是遂宁市郊农民，今年三十三岁。他们村里原来
人均土地四分，这些年被国家徵用，现在人均只有一分多地。原来村里也曾办了几
个企业，但因效益不好，一个月只有100多元工资，人散了，厂也倒闭了。他叹息道，
家乡的土地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农民生活几乎全靠外出打工，但是每年乡统筹､
村提留费人均近100元，他家六口人，去年交了500多元。
农民生活很苦，但村干部的日子好过，他们每年有3000多元工资。原来土地的徵
用费以及国家徵用土地､修电站每年给村里还有分红，都被村干部背地里私分了。
村干部有两本帐，应付上面检查是一本帐，私下里又是一本帐。他曾看到过村里给
乡里的报表：村里人均收入3000元，实际上人均连300元都达不到。
他苦笑著说，他命不好，虽然曾娶过三个老婆，但第一个老婆生病几年，把家里
掏空了，连医疗费带安葬费花了一万多元，欠债5000元，丢下了两个孩子。后来从
贵州来了一个女人，流落此地，他看她十分可怜，便收留了她，虽然生活清苦，但
小日子过得倒也融合。没想到半年过去，一贵州男人找上门来，说贵州女人是他老
婆，他才知道上了当。这贵州女人对他还真有了感情，哭得死去活来，就是不愿意
走。但他想，人家是合法夫妻，这麻烦可惹不得，思前想后，还是倾其所有把贵州
女人送走了。
后来家中的灾难接踵而来，先是父亲病倒，得的是癌症。家中弟兄几个花了一万
多元也没能挽回父亲的生命。父亲去了，又给他们兄弟几个留下了一大堆债务。老
债､新债他到现在也没有还清。他的第三个妻子，就是现在的老婆，又带来两个孩
子。现在家中四个孩子，最大的上初中，另外三个都在上小学，每年光学杂费就要
交3000元，这是压在他心上的大石头。他叹息说，他只能供一个孩子上初中，其他
小学毕业就得辍学，"娃娃们跟著我命不好哟！"他说，为了撑起这多灾多口的家庭，
只有拼命打工。他十五岁就外出打工，已经打了十八年工，许多地方他都去过。到
广州搞过装修，到云南搞过建筑，到新疆种过棉花。
他对新疆打工记忆犹新。他说，刚到新疆，他们一伙外来人受雇於私人老板，在
远离乌鲁木齐的地方种棉花。那里交通不便，方圆几十里地没有村庄和人烟，并且
听说还经常发生杀人路劫之事。一二十人陷入这闭塞荒凉之地，心中十分恐惧，最
后齐心协力逃了出来。第二次，他受雇於一维吾尔族人，承包了31亩棉花地的农活，
定合同从种到收，每亩地工钱120元，总共3720元。和维族人打交道语言不通，风俗
习惯不同，他心里害怕。但他说他太需要钱了，只得硬著头皮应承了下来。这维族
人很苛刻，三十一亩地的棉花，松土锄草让他四天干完，否则要扣工钱。他一咬牙，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一直干到晚上八九点，累得几乎爬不起来。他说，新疆那地方
早中晚温差太大，早晚要穿棉衣，到中午太阳象火球，你都能看见土地上升腾起的
热烟，把人快烤死了。但为了还债，为了家中的妻儿老小，还是硬挺过来了。那维
族人来查看，硬说草除得不干净，要扣工钱，他肺都要气炸了，幸亏中间人极力说
合，请那位维族人喝酒吃饭，才算平息此事。他心有余悸地说，为了这3720元，连
我的命都快搭上了。四个月的熬煎，终於熬到棉花收摘，那维族人称赞他干活踏实
勤快，还想与他定合同。他接过工钱，说啥也不干了。他想，再干肯定就把骨头扔
在这荒凉的地方了。
回到家中，虽然有亲人在身边，但那沉重的债务和税费，逼得他一刻也呆不下来。
为了生存，还得出去打工挣钱。这两年，他主要在成都打工。原先给某些私人装修
公司干，但包工头层层克扣工钱，一个工程下来，工钱往往不能兑现。现在他们只
好三五成群，到处流荡，给私人家庭搞维修，一个月能找到半个月的活，每个工40元，
每月能挣600元左右。他与别人在郊区二环路外，合租一间民房，每月房租80元，每
月生活费200多元，剩下的300多元维持全家的生活。
他说，他外出打工最忍受不了的是城市人的歧视。私人老板把他们看做是会说话
的工具，城市基层管理人员把他们轰来赶去的，侮辱漫骂。他说，我们农村人从人
格上不见得比城里人低，但许多城里人把乡下人不当人看。
他感到他活得太累太累，他不知道他能撑到哪一天。挣不到钱时，他晚上愁得睡
不著觉。他最大的心愿是把娃娃们拉扯大，攒钱盖新房，攒上十年，给儿子结婚。
他说，现在他才三十三岁，就已经有了不少白发。自己十年后不知会熬成什么样子。
天阴得很重，雨下大了，风夹著雨，透著阵阵寒意，看著这个中年人在风雨中逐
渐模糊的沉重背影，感到那真是生活在城乡夹缝中农民打工者的苦难的缩影。
三访遂宁农民工
阳春三月风和日丽，这天上午九点，在彩虹桥旁一个小街的茶馆，我们和遂宁农
民工小吴摆龙门阵，了解到他的一些情况。
小伍今年31岁，遂宁市区人。家中有四口人，2亩4分地，以种粮食为主。前几年
曾种过棉花，这几年因价格下跌太多，又费工，已经不种了。和小吴测算他家的农
副业收入，情况如下：
一､农业全年毛收入
- 小春种小麦1.6亩地，年产500市斤，1市斤0.4元，毛收入200元；
- 大春种稻谷8分水田，年产800市斤，1市斤0.4元，毛收入320元。
二､农业成本
- 大春成本：化肥47元，农药30元，谷种10元，抽水灌溉2次，共96元，
请人耕田30元，合计213元； - 小春成本：化肥80元，农药30元，麦种10元，合计120元。
三､农业纯收入：农业毛收入共520元，减去农业成本333元，等於187元。
四､副业收入：每年4头猪，纯收入200元。
五､农业税费：人均200元，全家4口人共800元。
六､全年净收入：农业纯收入187元加上副业净收入200元，合计387元，减去税
费800元，等於-413元。每年农副业净亏413元。
小吴看了测算结果，苦笑说，许多农户都是用打工来弥补亏损。他所在的村民组
200多人常年外出打工的有60多人。他们村离镇上近，又靠近318国道，许多农民参
加了318国道的建设，在国道沿路及镇上摆摊做点小生意，也有一定的经济收入。现
在乡镇企业基本上都垮掉了，少了很多就业门路。
小吴说起乡村的税费时意见很大，他抱怨农民的税费负担太重，他们村人均税费
200元，生猪费每人交69元，村提留25%，其余上交乡里。另外，杀一头猪还要交20元
屠宰税（等於一头猪要交两次税费）。农村公益事业如公路建设费､电网改造费､
乡村中小学建校费等另外收交，不包括在200元税费中。去年国家修318国道，村里
人均交40元。农民问村干部：318国道是政府出资，怎么还向农民摊派？村里干部也
不回答，只管硬性收钱。前年当地修水库，村里人均摊派40元，但这个水库本村根
本无法受益。不知他们凭什么让我们村农民出工又出钱？
小吴说，村里干部收费是两张单子，上交乡里的单子上开具的是112元，发到农
民手里的单子上开具的是200元。整个是一本糊涂帐。
小吴说起乡村干部的腐败问题非常痛恨。他说本村一个干部在农村合作基金部门
存款20万元，这事是该干部的老婆透露出来的。另外，这个干部家中还盖有价值五､
六万元的楼房。该干部一年工资3000多元，又无其他收入来源，他哪里来的那么多
钱？
村里有一个木匠，家里原来很穷，干一天活只能挣几块钱。此人当上村干部后就
暴富了，光两个儿子上中专和大学就花了七､八万。
这些年国家徵用村里的土地，交给村干部土地徵用款8万元，干部们从没向村民公布
过这笔款项的去向，村民至今也不知这笔钱到哪里去了。
村民在自家的老宅基地里翻盖新房，要给乡里交土地植被费､水土流失费､修建
保险费，另外还要给村干部们送礼，给每个村干部要400-500元才能动土。
镇干部的腐败问题更严重。2001年当地大旱，国家拨救济款两次，每次全镇人均
12.5元。至今，全镇除了一个村收到救济款外，其他几十个村都没有收到过1分钱的
救济款。前年，市反贪局接到举报，到镇上查处乡镇干部的经济问题，反贪局最后
收缴了镇干部们的贪污款800万元，光镇长一人就收缴了120万。镇上几乎所有的干
部都牵涉到此案中，但不知为什么，最后没有对乡镇干部进行处理。反贪局走后，
镇上又贷款600万元，本息居然分摊到全镇几万农民头上，要农民替他们还。
听了这些事让人感到非常震惊，这些乡村干部的腐败，给农民带来的灾难真说得
上是"苛政猛於虎"！看来，某些地方农村中的人地资源问题､税费负担问题和干群
关系问题尤其是乡村干部腐败问题确实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
根据我们对遂宁农民工的三次走访，了解到这些地方农村人均耕地大多不足1亩，
处在联合国粮农组织确定的农业人口生存的最低临界值人均耕地0.8亩的上下。在这
样的人均资源严重不足的状况下，农民只能是糊口活命，而决不可能发展至富。
在人地矛盾高度紧张的背后，是乡村日益激化的干群矛盾，乡村干部权利的膨胀
和扩张，农民负担的日益加重，使农民不堪重负，不得不背井离乡，流荡到城市，
在城乡的夹缝中艰难地挣扎著。
载《中国》141期
2002-07-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