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山，一个电镀工厂的车间，一个在中国制造业里普遍存在的角色，刹那间变成夺命的厂房——星期六早上7点37分，当很多人还在梦乡之时，粉尘猛烈的爆燃，吞噬了中荣金属製品有限公司的汽车轮毂抛光车间，也震撼了整个中国。
75死，185伤。如此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在昆山，出乎公众意料之外——昆山处在上海与苏州之间，“昆山模式”曾被广泛学习，昆山连续九年位列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首，经济与工业水准被誉为中国一流之列，却无法阻挡这一场制造业车间的灾难。
在昆山，从政府到民间，对事件的哀悼已经持续了4天。作为中国引资发展标兵之一的昆山，去年把城市形象的广告做到了纽约的时代广场，而现在，车间里被爆燃的灾难，却残酷地揭开了这个城市的暗伤。
中荣的燃爆点
在昆山，腾讯财经接触过的受访者，大都认为这是个宜居的城市。相比起临近的上海与苏州，昆山并不拥挤，绿化度不低，生活设施完备，交通也在完善之中。
对于中国来说，昆山的名片是它的经济指标。昆山连续五年排名福布斯中国大陆最佳县级城市第一，连续九年位列全国中小城市综合实力百强县市榜首。这被昆山市长路军描述为“昆山实力”。
但这不足以保护昆山的务工者。39岁的王功菊原本在宿舍里有7个工友，在中荣工厂爆炸后只剩下了一个。在惨剧发生以后，王对腾讯财经说自己几天都吃不下饭。“想起他们一个个都没有了，我眼泪就吧塔地流。”
如同大约30年以来，在中国工厂里劳作的一代代农民工一样，王功菊的吃住都在中荣的工厂区。工人们不断上班，在车间里面对金属粉尘，而粉尘的爆燃，给他们带来了灭顶之灾。
腾讯财经调查得知，粉尘爆燃的事故在昆山并不鲜见，从富士康的车间到不法小厂都曾发生。在中国，近5年也有14起类似的事故被公众所知，包括2011年的成都富士康抛光车间爆炸事件，造成3死15伤。
金属粉尘的来源于电镀，后者是一种应用广泛的工艺。中荣所处的电镀行业，在中国大约存在15000家电镀厂，其中以中小企业、工艺落后的企业居多。除了有粉尘爆燃的危险，电镀厂还有高毒、高污、职业病多发等特征。
电镀厂们，也成为了中国制造业，尤其电子、纺织和机械制造业如影随形的“寄生伴侣”，而“宿主”之一的电子业，更是昆山制造业的重中之重。至于中荣，腾讯财经调查得知，它主要“隐藏”在汽车产业链之中，除了轮毂订单之外，还做类如机械模具的生意。
中荣在1998年创办，是早期进驻昆山的台资企业之一。在1990年代初，昆山通过自费开发，得以获批国家级开发区，于是引入了众多“两头在外”（原料、销售都在国外市场），尤其以台资为主的出口代工厂，并着重强调“以台引台“的招商策略，相比最初进驻的台企，中荣算是成熟时期的“后来者”。
在那个招商竞赛的年代，各地政府拼地价、比税收，甚至以各种方式突破基本税15%及“两免三减半”优惠政策的政策底线。有台资老板对腾讯财经直言，“当时（台资工厂）大多数是高污染、低技术的，占土地和劳动力便宜。”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刘维新也对腾讯财经形容：“昆山的第二产业占据了经济的主导地位，但是，昆山第二产业主要依赖低成本优势进行‘代工’生产，存在附加值低、资源消耗高的问题。”
中荣的爆炸暴露了对这类企业的安监困局——环保与安监的执法纠结，政府安监专业性的缺失，重检查轻整改的执法现实，乃至平时政企之间暗窗操作的可能，都在腾讯财经对中荣爆燃事件的调查，以及其他媒体的报导里被披露。
在2005年，苏州本地已有经济学者指出，昆山已演化出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资，尤其台湾地区投资的外向型经济结构。之后，昆山当地有意识地引入台资大企业，但中荣这样的“危险”企业，以及随大企业进入昆山的小型配套企业，已不可避免地嵌入了当地的制造业，成为了昆山的一部分。
“爆炸案说明，我们企业的安全监管问题做的还不够。”江苏省社科院院长刘志彪对腾讯财经坦言。
起伏皆台资
作为台资工厂，中荣在昆山已经扎根了16年。20多年来，昆山的经济与台资企业紧密相连，截止2014年上半年，昆山共有4400多家台企；2013年GDP总额达2920亿元，台商在其中占去半壁江山。
岑春德老家在安徽，曾多年于昆山的台资工厂里工作，其住处离爆炸的中荣厂仅有一公里。与其他跟腾讯财经对话的昆山人一样，他觉得2006年以前的昆山，可算金银遍地。
“当时来昆山打工，不通过中介交钱都进入不了工厂。很多人来做生意的，都发财了。”
昆山的兴旺离不开对台资的招徕。2012年，中国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曾动情地表示，“说到大陆对台商的服务，不能不说昆山，昆山政府对台商的关心到了令人感动的程度。”
据说，过去曾经有300个地方政府的招商组织活动在昆山，显示了昆山过去在招徕台资方面的“典范”作用——昆山以“小台北”闻名，派驻昆山的台干不仅有相对岛内更高的薪酬，在衣食住行，以及下一代教育等方面都能得到昆山当地的支援。昆山最近还建妈祖庙，拍台湾创业题材的微电影，如此温情之下，昆山的台籍人口渐超十万。
然而，从2007年开始，昆山的台资工厂们遇上了“困境”。新劳动合同法实施、国家税收金融外贸政策的变更，人民币的升值等因素使台资企业开始面临问题，金融风暴则大大减少了加工厂们的订单；之后的6、7年，“用工荒”问题逐渐也开始困扰台资企业。
从事电子产业的台商曾仁理对腾讯财经计算，现在，他的企业的劳动力成本已经达到了4千/人，同时电子产品的连续降价也在压缩他的利润空间。因此他必须缩减成本，譬如在采购上选择便宜的供应商。“这也是我们需要负担的风险之一。”
有媒体为出事的中荣公司算了笔账：铝合金轮毂电镀工艺的重要原料是镍，2014年每吨的价格是6.5万元，比2002年翻了一番多，在2007年的高峰期达到每吨46万元。另外，随著环保意识的兴起，以及环保政策和执法的收紧，工厂们在环保方面的成本有增无减。
甚至官员都公开表态鼓励企业搬离。2010年，昆山市政府调整了税赋优惠，时任昆山市委书记张国华曾对媒体称，“（制造企业）如果在昆山不赚钱。那么，我说你应该寻找，能够更赚钱的地方去。”
有台商对腾讯财经形容，两头受压的环境里，中荣之所以没有搬迁或结业，可能是因为它在产业链里是大公司的配套企业，一时难以迁徒，所以要尽量压低生产成本。中荣的工人在腾讯财经的先前报导描述了中荣的工作强度，“从来没有淡季，总是要加班。”
“昆山的工厂没有核心技术。我们都是代工而已。”岑春德说。“其实台干在大陆工厂基本上也是没有休息的，他们从海的那边过来，24小时待命，赚的也是辛苦钱。”
台湾《商业周刊》曾在2012年形容，不少在大陆从事加工代工的台商，已经落后于台湾产业升级的脚步。一部分早前来到昆山的台资企业，也已不合昆山的“口味”，面临着进退的问题。前任昆山台商协会会长苏来得，更因经营的困境，在2010年底“人间蒸发”。
“我认为最好的升级就是原地升级，成本相对小。”刘维新说，“政府之前让这些企业过来，本身就是有感情联系的，现在你要升级让企业搬迁的话，不是那么好做。另外，升级对政府也是很大的挑战，政府的税收、就业、产值等一系列都会受到影响。”
这几年，昆山政府正促使在昆山的台企升级转型。另一方面，一些台资企业，包括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巨擘，近几年开始向西、向北迁徒，寻找新的地盘——像成都、郑州这样的城市，重复了昆山当年招徕台资的手法，在土地和财政上，不断地向台资提供优惠。
昆山的未来
6月18日，昆山市委书记管爱国在全市招商服务干部业务培训班上发问：“从昆山发展的比较优势来看，过去，我们的经济发展还主要是资源推动型，依靠劳动力、土地、环境等生产要素的低成本比较优势。现在，这些“红利”都已经无法支撑昆山今后的发展。今天，昆山发展的比较优势在哪里？”
无论如何，现在的昆山，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县级市了。在刘维新眼中，它在10年前就已经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规模。这个在上海和苏州，户籍人口仅75.3万（2014年资料）的地方，有着超过150万外来人口（2013年规模），在2004、2007、2010年等经济好景之年，外来人口曾呈现双位数的增长。
一位老家在重庆的出租车司机，向腾讯财经如此总结现在昆山人的“区别”：他带孩子去报读初中，“第一天是昆山当地人，第二天是有房产的（需要开社区证明，以及计生证明），第三天是没有房产的外地人。”
台籍群体是这个城市最独特的标签。有些未经证实的数据认为，80%的台商都已经在昆山购房。另外，置业者也包括那些在昆山扎根，并有能力购买房子的外来者，以及从上海、苏州过来的城市候鸟。
在中荣工厂北面不到500米，一个超大型楼盘已经形成，一手楼售价接近8000元。昆山的平均地价，已经是10年前的4倍。相比之下，数位在昆山经商的人士都回忆说，昆山工厂的工人工资10年来并无多少变化。
近年，长三角也出现了“用工荒”。今年新年过后，昆山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还展开了“春风行动”，为昆山的企业解决“招工难”的问题，“做到宣传、服务、走访、政策、维权五到位。”
“台资企业上班时间长，薪资待遇差异性小，个人管理也很严格。”在台资工厂工作6年以后，岑春德在2010年便离开了昆山，到上海加入一家德国的企业，谋求更好的发展。
另外，台企中的大陆干部难以晋升到协理（经理）这一通常由台湾派驻的高干阶层。在昆山，无论台商、大陆厂干以及工人都不否认这个现实。“台资企业是大陆年轻人毕业的选择，但工作几年后，他们就会遇到职业的天花板。”
昆山依然在对台招商引资的道路上发力。2012年，国务院给予了昆山试验区先试先行的优惠，譬如允许区内企业与台湾地区企业在企业集团内部试点开展人民币借贷业务。昆山的试验区，已被寄望为台商布局精密机械、自动化设备产业链的样板，还要发展机器人产业。
在上个月，昆山发布了新的成绩单，中荣所在的昆山开发区，“迎来新一轮台企投资潮，”上半年新增总投资7.64亿美元，增资超8200万美元。
广东省社科院副院长、中山大学经济学教授王珺曾经比较过昆山与东莞的转型。相比东莞，他认为昆山的转型在周期和难度上要小很多。一方面，上世纪90年代的昆山起点要比80年代的东莞高很多；此外，与东莞不同，昆山生产出来的产品有相当部分进入了国内市场，从生产环节转向研发或市场营销，是有可能的；再次，资本后劲也有一定的差异，东莞的中小港澳老板更多，昆山在跨国资本投资上有一定的优势。 刘志彪觉得，把中荣的爆炸案与昆山经济的转型升级挂钩，是一种过度的解读。他对腾讯财经说，昆山的工业水平在国内已属前列：“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高昆山的工业化水平。工人的生产安全意识也要提高，地方政府的安全监管意识相关的法律条文都要执行好。”
但在台商赵亮看来，自己留在昆山的选择并非因为昆山的未来：台湾整体经济状况还不如内地，且二十多年的生活习惯回台北不好适应，更为重要的是，在两岸都差不多的靠关系做买卖的环境里，回到台北已然是个陌生人了。“留下来，也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昆山的未来，在王功菊看来也已经不重要了。她还记得中荣工厂里平时运作的场景，记得工人们男女老少地劳作，每天人来人往。爆燃的惨剧冲击了她。
“这几天看能不能拿到工资吧。”她在电话里对腾讯财经说了这样的最后一句话。“我要回家。过几天我就回去。很多人都不在了。”
来源：腾讯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