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伟，四川籍在京务工的尘肺病农民工，“大爱清尘”志愿者与尘肺病民间维权人士。他于1998年进入顺义一家玉器厂工作。从2006年开始，他的妻子、姐姐、弟弟和他本人先后被确诊为尘肺病。他的维权之路可谓惊心动魄。经过艰苦的努力，他为十多名本厂工友讨回了公道，还通过微博把自己的法律知识和维权经验向全国工友普及，并且带病和自费为有求于他的尘肺病兄弟维权。《中国工人》委托本刊特约评论员王江松教授对刘建伟进行了专访。
王江松：建伟你好！你已经有6年的尘肺病维权历史了。当时，你是怎样走上这条维权之路的？
刘建伟：作为一个农民工，我的知识水平很有限，初一没念完就辍学外出打工了。我所在的工厂是从事玉石雕刻的，会产生大量的粉尘。国家相关部门对工厂的第一次检查就发现有五名尘肺病患者。之后，工厂随即封锁消息，并对员工们进行了体检。我与工友们感觉到不对劲，因为工厂从我和我老婆在1988年、1992年分别进厂以来从没体检过。几天后，我才发现厂里十几位老员工已经长时间不来上班了。慢慢打听才得知是因为患上了尘肺病，回家疗养去了。顺义区电视台曝光此事后，工厂因不符合安全生产条件被查封。一星期后，又奇迹般地恢复生产了。
2004年，我无意中在工厂捡到一本国家2003年推出的《职业病防治法》。我从上面了解到我们所从事的是危险行业，这给了我一个警示。当初进来时，工厂没有对我们进行任何体检，也没告知我们这一行当能得职业病，会对身体造成伤害。工厂自1965年成立以来，总共有三百多人在此工作过。由于粉尘危害极大，尘肺病的潜伏期又有五至二十年的时间，当时仅有三十多位在职工友查出了身患严重尘肺病，而那些已经离职还不知道自己患病的人，可能还处于病症的潜伏期。当意识到这个情况以后，我开始想办法搜集证据，以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王江松：当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你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刘建伟：最初，我在工友们中间宣传，是要让大家也有防病和维权的意识。我敢于与企业主叫板，为工友们出头，坚决拒绝和反对一切不利于劳动者的措施与决定。这时，工厂开始禁止我散布“谣言”。厂里有位本地老员工叫王少明，16岁就进厂工作了，离职后在家闲了两年。当出现尘肺病症状时，他并不知道这是个病。2004年下半年发病不幸去世，享年44岁，是被活活憋死的。那时我是厂里的车间主任，去看望过这位老员工两次，并参加了葬礼。我算是见识到了尘肺病的厉害，便更加积极地宣传尘肺病的危害并搜集证据。
2007年企业转制，工厂被卖给了个人，并强迫员工们终止了合同。2008年以前，国家还没推行《劳动合同法》，而企业不与员工签订任何形式的劳动合同，即使签了也是为了应付检查，这些问题都是执法部门严重缺位、不履行职责造成的。国家的法律是好的，但到了下面，执法者就不执行了。我们工厂的工作环境是归卫生监督所、卫生局以及安全生产管理局监管的。他们每次来工厂检查前，都提前通知厂方做好各方面的准备。检查的当天，工人不准工作，留两三个人在那里跟执法部门表示一下什么粉尘都没有。明知有粉尘，执法部门的人拿点礼、吃点饭就走了，每年都是这样的。以前工人们不知道这种病的危害，要是知道了，能防范点儿也好。
王江松：发现自己得了尘肺病后，你与企业打了长达6年的官司。根据你的经验，从开始维权到拿到赔偿款，都需要经过哪些步骤？
刘建伟：尘肺病的维权比登天还难，成功的维权必须走五步：
第一步是确认劳动关系。这是最难的，因为当时入职没有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其他书面协议。现在打官司，文字形式的材料是最有力的证据，没有这些就没有确实的证据维权。即使当时签过协议的，企业在员工离职时还要收回包括合同在内的全部文件，其实老板在这时就已经给职工下好套了。现在的维权，劳动者若没有书面的证据，就只能靠自己寻找一切直接和间接的证据。再有就是相互作证，别的毫无办法。
第二步是职业病诊断。职业病诊断是赔偿的标准和依据，有了它才能证明职工是由于从事粉尘作业而患病的。但由于国家的法律不完善，想要去职业病诊断机构开证明，尘肺病患者需要企业在职业病诊断书上盖章，医疗机构才给做诊断；企业不盖章，医院就见死不救。本来企业就不承认与职工存在劳动关系，盖了章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损害自己利益的事情，他们怎么会去做呢？不仅如此，患者还要提供环境监测报告等材料，这些就更不可能拿得到了。2011年，母亲病重，为了做这个职业病诊断，我连她的最后一面都没来得及见上。我找了顺义区疾控中心三次，第四次被逼急了，便以跳楼威胁的方式求一个说法。我所帮忙的每一个案件都起诉到了中级人民法院，企业回回都是困兽犹斗，想尽方法拖延时间。这个职业病诊断本是企业该给盖章的，因为在之前的判决中已经确立了劳动关系，企业应尽自己的责任与义务了，但企业还是拒绝盖章。为了这一纸诊断书，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第三步是工伤认定。劳动局认定工伤科接受个人提出申请与企业提出申请两种认定方式。如果企业配合，由他们去认定，最快两个星期就可以办出来；如果是个人去劳动局申请，恐怕要等候三年的时间。
第四步是伤残等级鉴定。这是最快也是最轻松的步骤了，因为前面的程序已经走得差不多了，该拿到的证明都拿到了，职能部门也该履职了，再不履职就说不过去了。
第五步是工伤待遇与赔偿。这一步相对来说要困难些。企业有钱也说没钱，有的已经把财产转移、变卖了。比如我所在的企业为了逃避责任和义务，从一个集体企业，慢慢转变为个人的，再一点一点把企业卖出去，最后偷偷注销了。于是我又开始打行政官司，告发企业违法注销，导致受害者因找不到责任主体和诉讼对象而自生自灭。还有就是败诉企业耍无赖，不依法赔偿；你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当地政府又加以保护，法院不受理。让你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上访情绪激烈一些，就以扰乱社会治安的名义拘留你！江西省乐平市的36位患者，2012年8月维权成功，法律文书生效后，企业竟然企图以支付30%的生活费与医疗费一次性解决。4个患者发现是骗局，拒绝签订这样的协议，至今一分钱都没有拿到。32位患者发现上当了，第二天申请法院撤销该不合理的协议，法院至今不受理。他们到北京上访了4次，无果。这就是维权的艰难与无奈！
王江松：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企业都是那么不配合吗？
刘建伟：当然。企业为了逃避责任，通常都会采取拖延战术，使很多患者死在了维权的道路上。
40多岁的尘肺病三期患者张广斌，呼吸困难，已经在家卧床等死了。2011年1月回到家后，他就感觉身体不对劲。他们村去了将近30人挖煤炭，企业主是内蒙古的人大代表，那家企业里因尘肺病过世的员工已不止20人了。在这个案件上，企业几乎在每个环节上都设置障碍，拖延时间，使维权的成本大大增加。患者若来不及做职业病诊断，所谓的后续赔偿根本无从谈起。由于尘肺病的潜伏期长，部分员工离职后才出现症状，企业自然不会主动提供证据，因此律师或维权代表就要想方设法去寻找证据。前段时间为跑维权的事情，我在北京、四川和内蒙古阿拉善盟之间来回奔走。作为证据拿到法庭上的疾控中心体检表，是我通过些手段拿到的。事实已经摆在那儿了，企业还不承认，还诬陷我们造假。在当庭对质时，他们说漏了嘴，迫于压力，才承认了十来个人的劳动关系。其实这些证据是疾控中心的保密性文件，我能得到实属幸运，患者若想搜集证据维权，不是一般的难，已经离职的职工就更不用说了。要执行这些法律的程序实在太过漫长，有的患者打了八、九年的官司，倾家荡产，最终还是没有任何结果。
王江松：你自己打官司是怎样克服这些障碍的？
刘建伟：我对企业提起诉讼后企业竟然被注销了，工厂业务也搬迁到另外的区县。于是我就告顺义工商局知法犯法，在企业没有清偿员工债务之前批准注销企业，要求恢复公司。2010年4月到2011年的7月，我将顺义工商局告至北京市工商总局。我每次去都准备好录音设备，并且非常礼貌。相较之下，工商局工作人员的态度却是极其蛮横。因为案件需要约相关负责人见面，但我来了几十次都被拒之门外。最后我一拍桌子说：“你不帮我联系，我就自己逐个去敲门找！”我把工商局办公室敲了个遍，工商局的人说我扰乱办公秩序，并叫保安要打我。我说，你们没权处置我，我有什么不对就叫110来！他们不叫，我自己叫！110来了之后，我把对话录音一放，工商局的人傻眼了。这时，我一直要找的办公室主任马上叫警察出去说话，被我拦了下来：“有什么话当面说！你出去就是执法不公，就是违规！”那人开始说好话，我要求把领导叫来：今天必须把这件事解决。我指责他们身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拿着纳税人的钱，却不为纳税人办事，我要将这件事追究到底。历尽千辛万苦，用了17个月的时间，北京市天竺金玉鼎工艺品有限公司终于恢复了注册，我和我的同事才有了诉讼对象，维权才有了保障。即使有这样的自我保护意识，我还被拘留过两次，但我觉得非常值得，因为如果没有这两次拘留，领导也不会这么重视，解决问题就不会这么出奇的快了。
王江松：要把五个维权环节一一做下来，需要多长时间？
刘建伟：一般的案子要三年至五年不等，法律程序过于漫长，维权成本又太高，老板恶意上诉、申诉和反诉，活活拖死患者。从2011年2月至2012年6月，我帮助了11位尘肺病人，把这维权需要的五个环节中的障碍一一克服了，17个月的时间拿到赔偿款。王克勤老师曾夸我：“你小子真厉害，现在维权成功的寥寥无几，你这可是全国首例！”
王江松：如果尘肺病人没有像你这样的维权代表，是不是基本上不可能打赢官司呢？
刘建伟：没有维权的精神，没有不轻言放弃的毅力，没有正义的信念和不成功则成仁的精神，是绝对不行的。大多数患者想着领了赔偿款能多撑几年，但患上这个病已然没有多少年可活了。我觉得，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有没有存在过的意义和价值。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一个人，不能够只为了自己活着。我的儿子现在念高二，由于凭着一己之力长时间坚持维权事业，我已经拿不出儿子的学费钱了，连我和我老婆洗肺所支出的17000元中的大部分都是借来的。后来一位爱心人士捐了两千元，“大爱清尘”又为我从社会上募捐了两万元，总算把孩子的学费和洗肺借的钱数凑出来了。
王江松：在为自己维权和帮助他人维权的这段时间里，你还有收入来源吗？
刘建伟：我的尘肺病已属于七级伤残，再想要就业是很困难的。但凡公司看了我的体检报告，是断然不会录用我的。2012年4月，我在别人的介绍下，开始在北京市区通过清洗空调来换取一些收入。这个工作算是技术活，不需要花费太大的力气，尘肺病人还能够承受。我把每个月赚的钱的10%捐给了“大爱清尘”。每当有主顾将超出收费标准的善款交到我手中时，我都会给那些比我更需要帮助的人们。那些鲜活的生命随时都可能消逝，当我还有这个能力时，能帮一点是一点。
王江松：你为尘肺病患者们做了这么多事情，你的家人对此怎么看呢？你爱人的身体情况还好吗？
刘建伟：我是一根筋的人，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始有终。这条助人之路走了5年，无意中得罪了一些人。2012年4月18日，我在家中被三个不明身份的人打了，家门也被砸了。开始家人当然是反对的，骂我天天不上班到处跑，还要靠老婆的伤残津贴养活。由于我的执著，最终老婆还是成了我的支持者。老婆现在是尘肺病三期，加上肺气肿，已经非常危重了。
我这一生最大的愧疚是，为了替同事维权，我妈妈临终前都没有见到我最后一面。2011年8月11日，远在四川的妈妈传来病重住院的消息，当时我深知妈妈很难过这一关了。伺候他的大姐告诉我，已经无法挽回他的生命了，让我回家，妈妈想念远方的我，我也非常想回到妈妈身边。可是我不能走啊，因为我帮助的所有当事人都没有法律的知识，到哪里去办事都是四处碰壁，三人的官司马上又要在法院开庭。我纠结的心非常难受，又很无奈。我告诉自己，坚持到30日顺义区卫生监督所给我们最终的答复后，我就可以放心地回去照料妈妈了。
30日去监督所了，得到答复是，我们已经尽力了，没有办法为你们做什么了。我非常坚定地说：今天，你必须把领导找来，你们的法定责任与义务，必须做到，否则就是渎职，我将起诉卫生监督局。在我的要求下，监督所负责人来了，他说：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请你相信我，我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我回答：好！我信任您，就给你们7天，否则我告你们顺义区卫生监督所。
终于盼到了可以回家的日子了，那一晚我没有怎么睡着过，天不亮就起来收拾回家的东西。电话突然响起了，姐姐哭着告诉我，妈妈刚刚走了，昨晚她还念叨建伟怎么还不回来啊！……妈妈没有等到我，我没有和妈妈说上话，妈妈就这样带着思念与恨离开了我……妈妈哪里知道我不能回去的原因啊！我回到老家，看着妈妈未闭着的双眼，摸着他*的脸痛哭了一场。妈妈出殡那一天，卫生监督所负责人来电话说，你们可以做职业病鉴定了，我们帮助你们出证明手续，马上来办理吧。没有为妈妈送终，换来了同事的职业病诊断，我不知道值得不值得？！
王江松：请节哀。你觉得造成尘肺病农民工维权难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建伟：尘肺农民工维权真是太难太难了！维权通常会被认为是闹事，维权者则成为维稳对象。有一次我到镇政府找领导，他们大声呵斥我，还让警察抓我，把我逼急了，跳上窗台，正告他们：你们不尊重我的权利，不好好研究和解决我的问题，我就往下跳！这几年来，我成了地方官员的维稳对象，长期有一帮村里安排的混混监视我，我出门参加什么会议，还有警察贴身“保护”我。整个行政体制和司法体制对我们农民工维权都是不利的，立法层面也还存在许多问题。
2013年3月7日，人大代表谢子龙、陈静瑜，政协委员吴先宁，在“大爱清尘”发起人王克勤和20余位媒体人陪同下，来到顺义区二十里堡村看望我及维权成功的尘肺病患者徐秀英、赵恒龙、桂立萍。
谢先生问我：“你在帮助大家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有哪些？你希望政府的工作应该从哪些方面改善？”我回答：“最大难处是法律的尴尬、职能部门的不作为、企业的不尽责。”我对谢先生详细说明了尘肺维权的五大法律程序和其中存在的种种障碍陷阱，以及应对之策。谢先生听后说道：“你已经成为一名尘肺病专业的法律维权人了。你做得很好，了不起！一个农民工竟然被逼得学习法律，还成功帮助了那么多与自己相同的弱者。”他对在场的所有记者说：“我现在对刘建伟承诺，对刘建伟在全国帮助尘肺病人维权时，遭到故意刁难，不依法立案的，我将提供帮助。我们不能让做好事的人受到人为的刁难！”
当被问到对政府有什么建议时，我回答：“一是依据职业病防治法第62条，要求政府首先无条件依法救助危重的尘肺病兄弟，让他们活下去。现在一些地方政府不依法办事，法律得不到实施，冬天里天天有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的尘肺病兄弟，心疼啊！二是简化法律程序，尽快让尘肺病职工向原企业讨回自己的权益，因为太多的人死在了繁琐的法律程序上。而对于找不到责任主体的尘肺病人，当地政府必须无条件地依法进行生活医疗的救助。三是把尘肺病纳入大病医疗，让无终结性医疗期的尘肺病患者享受医疗保障的政策。四是要求企业尽责，做好生产场所的安全达标。职能部门依法履职，加强、加大宣传粉尘危害的力度，让劳动者有意识，知道职业病的危害性，防胜于治，阻止人为的悲剧。”
王江松：尘肺病维权者自己要注意哪些问题？
刘建伟：根据我的经验，在现有法律空间内，尘肺病患者还是可以有一定作为的，这就需要大家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
一是要学习和掌握相关的法律知识，包括劳动法、劳动合同法、职业病防治法等等。要有强烈的权益意识，知道自己受到了哪些侵害。
二是要注意搜集和寻找相关的证据。由于尘肺病潜伏期较长，劳动者很可能多次更换企业和工作场所，加之许多企业不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或提前解除可能得了尘肺病职工的劳动关系，因此到了打官司时，劳动者往往难以提供劳动关系的证明和证据。这就需要受害人千方百计寻找相关的物证和人证。
2010年10月，我的徒弟颜翠如夫妻从四川老家回到北京开始了艰难的维权。我首先让他们去北医三院做尘肺诊断，拿到诊断报告，证明他们夫妻已经患有尘肺病。我又再一次成为维权的代表，建议他们去政府信访，要求解决赔偿。最后，纪检委书记说：拿出你们给企业工作过的证明，我马上让他们赔偿你们。夫妻俩无话可说。我要他们按我的思路方式去搜集证据：录音，与公司法人代表谈话的录音资料。这个证据只有一次获得的机会，不能出任何差错。法人代表当时没有意识到有人录音，也不知道录音的法律用处，再加上2名以上工友出庭作证。具有作证资格的工友，必须不是自己的亲属，有与公司的劳动合同，此人必须和你一起工作过。与此同时，还要寻找一切以前的书面通信、信封、工作衣、帽、工资条等等做佐证，还要去工商局调取公司的存档档案。这个案子终于打赢了。
三是学会运用自媒体，向社会各界发出自己的声音，引起了主流媒体和社会的广泛关注。
四是尘肺兄弟要守望相助、抱团维权。四川乐山的尘肺兄弟们做得最好，他们建立了互助基金，建立了网上和网下维权网络，与地方政府进行集体谈判，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王江松：我一直跟踪你的微博和腾讯日志，注意到近期你频繁出行，到外地去探访和救助尘肺病兄弟。请你把探访和救助的情况介绍一下。
刘建伟：这两年我多次前往尘肺病多发地区做探访和救助。
2012年10月，我探访在成都华西四院自费治疗的尘肺病兄弟们时，接到四川省峨边县大堡镇集广村尘肺病人刘代平的求助，他说整个村庄的男劳动力大部分均在本村的煤矿打工多年，很多人得了尘肺，有卧床的，还有死亡的。他们不懂法，不知怎么维权，也请不起律师。现在好多人治不起病了，请我想法提供法律援助。
2013年1月，我前往峨边。从成都至峨边，要用4个多小时到达。下午从峨县城倒车来到集广村。他们深居大山，房屋简陋，十分破败，家里没有一样像样的家具。半路上还看见一个尘肺病人的房屋几天前刚刚被大火烧尽，不知道春节是怎么过的。
这个村庄大约有160名尘肺病人。最初，大家在离家二三里地的小煤矿挖煤、开绞车、当放炮工。在整个村庄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煤矿，都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2007年底，政府要求这些煤矿整顿，强行关闭了一些小煤矿。就这样，这些没有签订过任何用工合同的老乡被一个个强行失业，没有任何赔偿与离职前的健康检查。
在煤矿打工是整个村庄的唯一生活来源，于是到2009年，大家又带病坚持进入整顿后的各个煤矿打工，只为挣钱养家，从没想到会患什么病，会有什么恶果。
根据大家的回忆，早在2006年左右，村里挖煤的乡亲就开始都出现了胸闷气短咳嗽等病症。去医院检查，医生说是肺炎、肺结核，治疗不好，最后都死了，附近乡村已经有6人死亡了。2011年底，许多尘肺病人都出现了症状，大家就去找政府，要求救助治疗。政府要求大家先出具尘肺病证明，才进行救助治疗。大部分人被诊断为尘肺病1期至3期。按说已经有了政府出具的劳动关系证明和职业病诊断，按法律程序，就应该进行工伤认定，但大家没有法律意识与自我保护的意识，拿到了诊断书，犹如一张废纸，不知道这份诊断书能够给自己带来医疗的保障与公正的赔偿。
最让我无语的几个人的遭遇：前些年经过自己的努力，他们申请了劳动仲裁，手里有劳动仲裁的原件，结果由于自己的无知，该拿到的钱没有拿到，该享受的工伤待遇没有享受到，不能终断的劳动关系被一次性解决，20000元就出卖了自己的生命……必须用法律武器帮助他们维护自己的权益，不能纵容这些无良企业肆无忌惮地吞噬生命。
第二天，我与46个尘肺病人签订了法律援助委托书。这个群体尘肺案，由王胜利律师代理。
2013年3月，我应尘肺病友冯万印的请求，探访了湖北省十堰市郧西县湖北口乡虎坪村五组，这是一个严重的尘肺村。大家把我当做亲人一样看待，开始讲述患病的过程。从1987年左右，村里的壮年男人开始出门打工。由于没有文化，只能靠出卖苦力换钱。1988年前后，出门打工的壮男回家，带回了一些钱，让大家看到了走向富裕的希望，然后各自带着自己的亲人、朋友，争先恐后地前往陕西省潼关县、河南省灵宝市从事挖金工作。那些年，挖金根本没有任何防护、排风设施，随着时间的推移，许多人开始出现咳嗽、干呛症状。
挖金是整个湖北口乡的唯一经济来源，一家人长年住在那里挖金。在这五六年中，许多人开始出现咳嗽、胸闷气短，浑身无力。去检查，医院大多说是肺结核，没有说是尘肺病，都以肺结核治疗，结果钱花光了，人也不行了。大家对我说，附近的乡亲，已经死了不少人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尘肺病人，他们对病痛死亡已经习惯麻木了。我问：“这些年，死亡的人，患病的人，拿到过赔偿没有？”回答：“能够拿到赔偿的人太少了，我们什么都不懂，只能听老板的。什么尘肺病、矽肺病，我们都没听说过。”
来到深山里的湖北口乡虎坪村五组王孝平家，我见到几间泥土房，到处都是泥缝口。看见卧床的王孝平，我心里真是难受，身上脏兮兮的，屋里充满着难闻的味道。我上前问道：“兄弟你现在哪里不舒服？”他费劲地说：“肚子胀，出不来气，累。”说着把被子揭开，撩起衣服，只见肚子鼓得高高的，他说肚子里有20斤水，胀得难受。我问他腿怎么样，他老婆费劲地撩起裤子，只见腿浮肿得如同大象腿一般。他才40岁，是家里的顶梁柱，天天就这样面对3个未成年的孩子和67岁的老父亲。由于没钱，等死就是他的生活命运。
我马上把王孝平一家的遭遇，利用手机发了微博，不久就陆续收到一些私信，对王孝平家的不幸表示同情，愿意奉献一点爱心。我对大家的爱心善意表示感谢，一个个回复他们王孝平的个人账号。我又联系“大爱清尘”，希望尽快把爱心款打给他救命。就这样，微博发出后，陆续收到3000元捐款，“大爱清尘”也很快把钱打入他的个人银行账号，王孝平得以顺利住院。经过住院治疗，几天后，肚子里的腹水被抽出来了，身体减轻20多斤。由于心脏腹水无法抽取，只能够靠自己慢慢排。经过治疗，他的精神和身体状况明显大有好转。住院以后，王孝平又收到了6000元捐款，多家当地媒体进行了采访报道，政府官员也前去看望，表示尽力提供帮助。
华从洪，36岁，妻子许奎双26岁，两个孩子，由于无钱养活，交由华从洪的哥哥抚养。他们住在一个用塑料布围起来的棚子里。华从洪坐在一张低矮的床上，双腿流着脓水，裸露在外，双脚踩着一个火盆取暖。这就是山里尘肺病人的生活，他们在这低矮透风的塑料棚里，度过了一个个春夏秋冬。华从洪想要出去晒太阳，我们一起动手把他抬出去时，我看见他的屁股也已经开始溃烂流脓了。此时无法用语言表达我内心的伤痛。我要了华从洪个人的银行账号，离开了他们的塑料棚，忍不住回头再看看华从洪时，只见他用手把头托起，看着我渐渐远去的身影……其实我心里明白，他这样的尘肺病情，加之腿如此溃烂流脓，已经影响到心脏，留给他的日子已经不长了。
离开华从洪家，找到一家有网络的旅馆，开始发微博报道深山里兄弟姐妹的处境。题名《惨惨惨》的微博发出后不久，开始引起博友们大量转发评论。不少人要求提供个人账号，要捐助拯救年轻的生命。大家都说太残忍了，无法相信居然现在还有这样的事情存在。下午我一直就在回复大家，为爱心朋友提供个人账户信息。在网友、媒体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把华从洪送往郧西县人民医院进行治疗。由于病情危重，肺心病，心脏衰竭，华从洪去世了，终结了36岁的生命。
我还两次探访过尘肺病重灾区的贵州茅台原产地，那里也有数百患者。谁能想到，在国酒的故乡，有那么多尘肺病人得不到医疗救助和保障。
王江松：建伟，你自己身体又不好，也缺乏稳定的收入来源，却为尘肺兄弟付出了这么多，让我们都感到惭愧。我真心想对你说，你自己的生命和家庭也是很重要的，你做得已经够多了，远远超出了自己的责任范围，其他的事情应该由社会上更多的人来做。希望你能够保重和疗养好自己的身体，不要再这样来回奔波了，利用微博做一些宣传和联络工作就足够了！
刘建伟：有些事情还需要我亲自去办。为了维权，我会经常往外地跑。妻子在家卧床服药，一直默默地支持着我。有时我也感觉很无奈，觉得对不住家人。我自己是尘肺一期，经常感到胸闷、喘不过气，有时还吐血，已经两次入院治疗了。我最担心的就是哪天自己突然消失了，长期从事维权的工作也让我欠了不少债。由于帮助其他尘肺病人，企业故意刁难我，一直扣着属于我的赔偿款不给。我已经找过他们多次了，还被当地领导说成是刁民。官司胜诉至今，我也没拿到过一分钱。2012年6月初，我在顺义劳动局讨说法，老板还当面威胁我，要我不再管尘肺病患者维权的案子，否则没我的好果子吃。但知难而退不是我的性格，坚持要做的事，我就一定要有始有终！我现在最希望国家能更加重视尘肺病群体，给600万尘肺兄弟姐妹继续生活下去的希望和勇气。希望人们都可以形成自我保护与维护权益的意识，不再纵容企业的违法行为。我也会担当起我的社会责任，继续为生命呼喊奔走！
来源：中国工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