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立平
一､一个新的社会的出现
问：对社会进行准确的定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无论是一个社会的基本政策取向，还是思想的基调，都往往要以此为基础。您最近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您如何看待目前中国社会的定位问题？
孙：在这里，我将主要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这样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讨论目前中国社会的定位问题。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对目前中国社会进行定位，远不是这样一个角度能够完成的。我们将注意力集中於这样一个角度，主要是由於这个角度在以往的讨论中几乎完全被忽略了。
问：为什么要强调“90年代以来”这个概念？
孙：对目前中国社会的定位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而在现实中，我们更多看到的，这种定位往往是以改革为标准进行的，即“改革前”､“改革后”的论证语式。这种论证语式有一个问题，就是它会给人们一个印象，好像在过去20多年中，我们社会生活的走势是朝著同一个方向的延伸。这样一来，一个问题就往往被人们忽视了，就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90年代中国社会和80年代中国社会的区别，特别是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所面对的那些独特的问题。实际上，自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一些非常重要的､根本性的变化。这些变化有的可以看作是80年代那些趋势的延伸，而另外的一些则意味著一些重要的逆转。正是这些变化使得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与80年代中国社会非常不同的一个社会。然而遗憾的是，从目前来看，在我们的理论界和政府中的政策制定部门，对这个问题似乎缺乏应有的敏感。就导致了一系列的理论上的混乱和政策上的偏颇。
问：这种不同最集中地表现在什么方面？
孙：这种变化，从最表面的层次来说，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在90年代和80年代相比大大不同了。在80年代，一般地说，经济增长一般会带来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也就是说，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关联度是很高的。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当时改革的起点是经济生活的匮乏和由此导致的社会生活的种种问题。也就是说，当时的许多社会层面上的问题，是卡在我们的经济实力上。比如，物质生活水平的普遍低下，日用消费品的短缺（特别是生活必需品和住房），公共服务业的不发达（当时是吃饭难､住宿难，甚至还有理发难）。因此，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之下，整个社会生活的状况迅速改善。从中，人们看到了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一种几乎是齐头并进的图景。
但到了90年代，经济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能导致社会状况的自然改善。在前些年经济比较低迷的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尽管当时中国是低迷的，那是相对於我们自己而言的，只是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但其增长速度仍然在7%左右。如果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增长情况相比，7%仍然是一个相当高的速度了。从理论上说，在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我们感受到的应该是繁荣，而不是萧条。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我们感到的却到处是一片萧条。无论是从企业的生产和经营的情况来看，还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来看，都是如此。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我曾经向一些经济学家请教这个问题：为什么7%的增长速度，至少这个速度比人口的增长速度要高得多，但感觉上却到处是一片萧条。有人说，这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增长数字中有水份。即使我们把这个因素考虑到，经济学家告诉我，两个百分点的水份足够了。那就是说，我们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有5%。但即使是5%，也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增长速度了。那为什么在5%的增长速度之下，人们感到的是普遍的萧条，甚至有的人感到现实的生活大不如从前？这说明，在经济增长的成果和社会成员的生活之间，经济增长和社会状况的改善之间，出现了断裂。
这一点，在2000年这一年表现得尤为有象徵性。2000年，是我国经济初步复苏的一年。在这一年中，我国经济改变了连续几年增长速度下降的趋势，年经济增长的速度达到8%。但在这一年时间里，社会状况并没有随著经济增长而好转。具体表现在，贫富悬殊的状况没有发生明显的改善，就业的状况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各种社会问题的状况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在这当中我们尤其要关注的是就业的状况。以最近几年的情况看，1997年我国GDP增长8､8%，从业人员只增加1､1%；1998年GDP增长7､8%，从业人员只增加了0､5%；1999年GDP增长7､1%，从业人员增加0､89%；2000年GDP增长8%，从业人员增加0､79%。
当然，这只是在表面的层面所呈现出来的现象。对於这表面背后的，则需要我们分析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所发生的一系列重要变化。
二､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
问：您所说的这些背后的因素，主要是指哪些？
孙：这些背后的因素，主要指的是导致一些重要变化发生的背景因素。在这些因素中，我觉得特别要强调的是两个，一个是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另一个就是社会中的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这两个变化，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社会生活。因此，要谈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就不能不对这两个问题给予高度的关注。
问：那我们先来谈第一个背景，即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
孙；好的。我们可以从一个日常生活的现象谈起。我们可以注意到，在人们议论生计，议论日常生活的中的开销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一种说法：“现在每个月吃饭用不了多少钱”。在这种日常生活中简单判断的背后，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社会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变迁——从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到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
这个转变体现在我们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在90年代之前，特别是在80年代之前，大多数人的工资，都是以几十元计。这几十元的工资，几乎有著非常固定的用途。多少钱用来购买凭粮票供应的粮食，多少钱用来购买凭布票供应的布料和衣服，多少钱用来购买同样是凭票供应的肉､油､蛋､鱼､火柴､麻酱等日用品，几乎都是固定的。购买完这些东西之后，每个月的收入也就所剩无几了。这当中除了商品短缺时期的供给制特徵之外，是一种生活必需品生产和消费时代的典型图景。在那样的时代，整个社会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人们生活所必需的日用品。人们的收入，主要用来购买这些生活必需品。
但在今天，我们正在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就是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耐用消费品的生产和消费，开始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消费则退居次要的地位。直接反映这种变化的，是恩格尔系数的变化。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类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恩格尔系数的变化大体可以表示生活必需品在人们的整个消费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趋势。我国城镇居民生活的恩格尔系数是在“八五”末期下降到50%以下是，1999年继续下降到41．9%，2000年下降到40%。在200年（中国劳工通讯编按，“200年”乃原本），恩格尔系数在农村居民中约为50%。恩格尔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联合国粮农组织用恩格尔系数作为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问：那么从生活必需品时代到耐用消费品时代的转型，对我们整个社会生活，特别是对於社会结构的变化，具有怎样的影响？
孙：应当说，对於这样一个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而且对整个社会生活有重大影响的变化，几乎完全被我们的理论界所忽视了。也许有人会说，在生活必需品阶段，人们为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奔忙，而到了耐用消费品阶段，满足基本生存需求已经大体不成问题，宽敞的住房､汽车､高档电器､各种服务，开始进入人们的生活，这不是很好的事情吗？还有什么要讨论的吗？
在这里，我们首先要指出的一点是，一个社会从生活必需品阶段转向耐用消费品阶段，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会发生一系列的重大变化，如果不能妥善地处理这个过程中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就会酿成某种危机。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至今还会被人们不断提到。但对於这场历史上少见的经济大危机的原因所做出的种种解释，不断受到人们的怀疑和挑战。近些年来有些学者开始认为，这次经济大萧条就是由西方世界由生活必需品阶段向耐用消费品阶段的转型引起的。因此，我们决不能对这个变化或转型给予丝毫的轻视。其中的具体含义，我们将在下面陆续谈到。
三､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
问：好的。那我们现在再来看另外一个背景性因素，即资源配置从扩散到重新积聚的趋势。
孙：在80年代之前，中国社会的财富主要是集中在国家手中，然后由国家依据个人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进行再分配。与这种制度相伴随的，是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度“匮乏”。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边缘开始发端，以市场为基本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无疑会具有一种财富增长和资源扩散的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首先，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社会中最贫困阶层的收入和生活得到改善。在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同时也是由於国家提高粮食和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中职工的收入由於工资和奖金的增加而提高了（有时甚至出现超分配的现象）；同时，一些事实上处於失业状态的人们，如部份无法进入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的回城知识青年以及刑满被释放的人员，在改革政策的鼓励下，开展个体经营，从而使得这部份本来处於社会底层的人们，成为最早的致富者。在当时的情况下，除了极少数成功的个体户之外，社会中并不存在过於富裕的阶层。可以说，在80年代，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口都是改革的受益者。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局面。
其次，是社会中的边缘地带出现了兴旺的气象和发展的生机。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为自主经营的农民。加之新的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与此同时，由於城乡二元结构仍然存在，农村中不断增多的劳动力和其他资源无法流入到城市中去，而只能以乡镇企业的形式在农村内部积聚起来。尽管这对於整个社会来说，有利有弊，但客观的结果是促进了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在80年代的大部份时间里，乡镇企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解决了部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然后是在乡镇企业的推动之下，小城镇迅速发展起来。
再次，随著放权让利式改革的推进，基层政府和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和可供支配的资源。在经济和社会活动中，基层政府和企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过去的那种消极的执行者的角色，而成为一种积极的主体。基层政府和企业掌握资源的增加，为基层经济和社会生活带来了活力。
问：这种趋势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是怎样发生的呢？
孙：在80年代，特别是80年代中期之前，与财富扩散的趋势唯一不同的现象，是“官倒”的出现。而作为“官倒”的制度背景的，则是价格的“双轨制”。在80年代中期，“官倒”现象曾导致一些拥有或接近政治与行政权力的人们成为中国最早的富裕者。但总起来说，这些人数极为有限，所获得的财富也相当有限，并不足以对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造成根本性的影响。对於其中的有些人，人们称之为“万元户”。但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有些人，正是靠著从事“官倒”活动中积累起来的财富，完成了最初的原始资本积累过程，其中有的成为90年代有名的私营企业主。
在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与80年代走向截然相反的财富聚敛过程开始发生。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市场机制､巨大的收入差距､贪污受贿､大规模瓜分国有资产，造成收入和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尽管城乡之间壁垒森严，但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农村中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社会；在税制改革的推动下，这样政府获得越来越多的财政收入，然后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大城市头脑是特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将越来越多的资金和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所有这一切，都在从根本上改变著中国的资源配置的格局。
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趋势，对中国社会正在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群体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越拉越大。在改革初期的“做大蛋糕”的改革模式中，是在失败者出现之前造就了成功者。但在90年代，由於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也就是说，90年代是一个改革的失败者显现的年代。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一个数量不多的“富人”群体开始形成，福布斯评选出的2001中国大陆百位首富企业家提供的数据表明，仅前10位首富，就拥有资产559亿元（当然，这里所说的拥有的资产不能完全等同于个人财富，但也可以大体看出财富占有的情况）。另一方面，城市中的失业者成为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群体。这个群体在改革前，无论在经济收入还是在社会地位上，都处於明显的优势位置，但在过去的10几年中，已经沦为城市社会的底层。一些开工不足企业的职工，和部份退休职工，也大体可以属於这个群体。
其次，是社会的边缘地带，出现明显的凋蔽。这特别是表现在农村和小城镇。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已经很少能够看到年轻人。有的村庄已经成了“空壳村”。而且道路和水利等基础设施普遍破败失修。在这种现象背后的，是过去10几年的时间中，农业已经基本成为一个无利可图的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尽管国民经济以6-8%的速度在增长，但农民的收入，基本是停滞不前。在19997年后（中国劳工通讯编按：“19997年”乃是原文”），尽管农民收入的平均水平还在以缓慢的速度上升，但实际上，就大多数以农业为主的农民来说，收入实际上是下降的。
再次，基层被掏空。近些年来，财政收入越来越多地集中到上级政府，基层政府的财政能力越来越弱。特别是一些农村的乡镇政府负债累累。现在已经有相当一部份县级政府没有能力支付公务员和教师的工资。而据正式公布，目前乡镇政府负债已达2000多亿元。据专家估计，实际上还不止这个数字。同时，在村庄的层面上，一个村庄负债四五十万元屡见不鲜。
四､资源的集中与底层社会的形成
问：那么这种变化在社会结构层面导致的结果是什么？
孙：90年代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开始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当然，弱势群体在任何社会中都会存在的。在80年代乃至改革前的中国社会中，弱势群体也是存在的（当时主要是指老弱病残人口）。现在我国的弱势群体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下面的一个原因。第一，在贫富悬殊不断扩大的背景下，这个群体的存在格外引人注目。第二，原来的弱势群体主要在农村，虽然人们也知道有贫困的农民存在，但毕竟离社会的中心较远，在社会的中心那里形不成深刻而具体的印象；而现在在作为中心的城市本身就出现了一个城市贫困群体，弱势群体中这个新的因素的出现，令人们对弱势群体的感受更加直观和具体。第三，在80年代，尽管有弱势群体存在，但他们的生活状况也在朝著好的方向改善。而进入90年代，特别是进入90年代中期之后，在弱势群体中，绝对贫困的现象开始出现。这意味著在我们的社会中，在经济相对迅速增长的同时，有一些人的绝对生活状况在下降。第四，如果拨开平均数字造成的迷雾，人们可以发现，在过去几年的时间里，这个弱势群体的数量不仅不是在减少，而是在上升。正因为如此，在目前我们的社会中，弱势群体问题正在成为一个迫切需要关注的现象。
问：这个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哪些成份构成的？
孙：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主要是由如下的几个部份构成的。
第一，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的能量基本释放完毕；90年代中期乡镇企业走到强弩之末。加之粮食等农副产品价格的持续下降，农民的“弱势”特徵开始逐渐表露出来。据专家估算，在90年代的最后几年中，粮食的价格下降了30%多。这意味著，对於绝大多数以种植业为主的农民来说，近年来实际收入是下降的。一方面是农民实际收入的下降，另一方面是城市居民收入的提高，结果就是城乡差距的迅速扩大。1978年中国城乡人均收入之比是2.4：1，到1983年缩小到1.7：1。呈明显缩小的趋势。但到了1997年，又迅速扩大到2.5：1，2000年扩大到2.79：1。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历史上的新水平。从占有的金融资产来看，1999年末农户储蓄余额约为10000亿元，不到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的五分之一。而农民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将近65%。农民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於上述数字所表明的农民的贫困状态，更重要的是，只要农民被束缚在“乡土”上这一结构性条件不变化，农民问题几乎看不到有希望的解决前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在中国农民的收入，与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收成状况已经几乎没有太直接的关系。最近几年粮食生产基本是丰收或持平，即使是在丰收之年，农民的收入也没有增加，甚至反倒是下降的。而在中国已经“入世”，且国内大部份农副产品价格远远高於国际市场价格的情况下，依靠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价格来增加农民收入，显然是不可能的。
摘自士柏咨询网
2002-08-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