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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5年间五次以民情报告上书温家宝总理，总理5次作出批示。
他被黑心老板视为灾星，却被民工朋友视为自己的“贴身棉袄”。而他的自我评价，就是他平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是人大代表陈建教。”
2008年终岁末，又临地方两会筹开时，老陈代表又在忙些什么呢？他又会代表人民利益对哪些新的社会焦点难点建言献策呢？
“我准备就全国伤残民工维权难问题第六次向总理上书！”
一份7省伤残民工来访清单
谁能相信，这是一位高血压、冠心病老人三个日夜马不停蹄的北上调查路线图：石门—常德—襄樊—郑州—长治—洪洞—临汾—北京—天津—长沙—常德—石门。
就在陈建教老人北上密集调研之时，半月谈记者正趁双休日自费南下陪友人在张家界登览山景，路上偶然听说邻县石门县出了位远近闻名的“维权包青天”，类似半月谈报导过的湖南“嘉禾三李”，专为弱者抱不平。记者决定暂时中止与友人的旅行，顺道探访这位山野维权奇士。
维权奇士朝我们走来，藏青色中山装，斜挎黑帆布包，口袋和裤脚还沾满尘土。“我就是人大代表陈建教。”眼前之人一开口就堆著笑，慈眉善目，与平素惯见的金刚怒目式的维权斗士大不一样。
“老陈代表昨晚刚跨省调查回来，这次又拍录了不少一手的伤残民工照片和音视频素材呢。”一位看上去干练而直爽的女干部提议让我们先到老陈办公室电脑前一睹他此番抓来的“活鱼”。她叫胡盛英，受石门县新关镇党委政府指派，近年专门协助老陈处理人民来访和调研工作。
真正对著电脑，流览几百个惨烈画面，我的心开始收紧了。
山西洪洞县80后青年王海宁2003年在本县左木乡万红煤矿井下作业时被塌方砸成二级伤残，而矿方拒不支付二次手术后的医疗费。王海宁已全瘫卧床5年，新婚妻子也早离他而去。
老陈此番到天津，还去大港医院探访了民工綦士伟。2006年10月，在受人雇用拆除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厂房、装置时，天车梁平台倾斜，綦士伟在距地面五六米高的平台上摔下，经鉴定为一级伤残。无钱继续治疗的綦士伟和姐姐、姐夫向老陈痛诉法院判决不公，要求天钢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可能是满脑子还装著此番北上太沉重的见闻，在新关镇晚上吃便饭时，老陈一直没怎么开口。胡盛英插话说：“这几年，每年因伤残得不到合法赔偿的民工向老陈求助的就在100人次以上，通过老陈自办的‘小黑脸’网站求助的更不计其数。光是今年10月，老陈就陆续接待了18名在山西打工致伤致残致亡的民工及其家属的来访。”
匆匆吃罢，我没立即回住处。在我的要求下，胡盛英赶回办公室列印出一份还未来得及整理完的10月份7省伤残民工来访登记表。
入户走访见闻：顶天柱伤了残了，一家也就垮了散了
偏居湘北的石门县，山高月小，夜静得出奇。瞅著这张伤痕累累的表，我睡不著，决定次日一大早同老陈走访本县内几户伤残民工家庭。
一辆破旧的汽车拉著我们在大山中盘旋而驰。来到石门县白云乡农民王继春家时，只见这位元壮年汉子右手全部被截掉。王继春木然地说：“去年，我在山西临汾浮山县贯里村一矿山打工时，洞顶塌方，石头砸伤我的双手。按当时受伤情况，保全治疗需手术费用2万元，截肢治疗仅需医药费用6000元。矿上为省医药费用，强行让医院给我作了截肢手术。”
王继春的妻子陈如翠向记者哭诉：“这家矿只招外地民工，每年发生好多起伤残事故后，他们看都不看一眼，扔下几千上万块钱就可了事。因为他们知道，外地民工闹到天上去，也刮不了风起不了浪！”
一年来，陈如翠边在浮山县打零工维持生计，边跑劳动局、法院替丈夫讨公道，遭受了很多白眼和人身威胁。这些都记录在她厚厚一本日记里。我随手翻到2008年5月16日那页，上面记载：回想起我第一次来法院那几个人跟我说的话，“劳动局是老板的劳动局，法院是老板的法院”，劝我不要打官司。走出法庭，心中一团迷糊，真想一死了之。
告别王继春夫妇，我们又来到石门县维新镇常家峪村农民刘凡丽父母家。刘凡丽双目失明的老父老母，一见我们就“扑通”跪在地上：“陈代表，您是大好人，救救我儿子吧！”记者在询问中得知，他们30岁的儿子今年元月份在广东东莞打工时，因钢架下的木方断裂，从6米高处摔下，在医院抢救多日才捡回一条命。刘凡丽还未康复，厂方就办了出院手续，将他转到了工地的出租房内。经司法鉴定，刘凡丽属四级伤残，脑积水分流术等后续治疗费用4.5万元。厂方拒绝再支付后续医疗费用，刘凡丽现在成了植物人。
一路上罕言寡语的老陈，这时情绪有些激动：“一个农民工就是一个农家养老抚小顶天柱，伤了残了也就意味著这个农民家庭垮了散了。”
直击伤残民工维权三大拦路虎
在结束入户走访往回返的车上，跟我渐熟起来的老陈和我讲，做工时合法的劳动身份得不到保障，是维权第一大拦路虎。许多民工进山西矿时都曾与矿方签下了一式两份的劳动合同，一份给民工、一份留在矿里，矿老板却不将这些劳动合同拿到劳动部门存档。厂方更不愿自掏腰包给民工办理参保手续，普遍逃缴工伤保险费。老陈在北京走访全国总工会时，一位专家痛心地说：“目前，全国有200亿工伤保险基金闲在那儿，而这么多伤残民工却享受不了工伤保险待遇！”
受伤后治疗得不到保障，则是民工维权的第二大拦路虎。老陈透露：“我在临汾市商业医院，随处可见截肢矿工，惨不忍睹。没有性命之忧后，厂方就万事大吉，怂恿医院逼迫民工出院。”
而最叫老陈不能容忍的是劳动、法院等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不公正，“傍大款”。“在临汾，当地劳动部门对矿主与民工们的合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故发生后就以劳动合同没有在劳动部门存档而否定民工与矿主的劳动关系，以帮助矿主达到不给民工任何经济赔偿的目的。法院的不作为、判决不公及执行不力，更让民工失去了维权的最后一道屏障。”老陈太熟悉个中内幕了，说起这么一大段来语速极快。
当我问到这么多伤残民工为何信“访”不信法，老陈叹了一口气：“就算没有阻力，从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执行，整个程式走下来就得耗时2年多，若进入再审、申诉程式，得再花上1年。这3年间，民工花费的差旅费、律师费等成本合计约4万元。很多贫困民工耗不起漫长的司法程式而选择忍受或走极端。”
老陈始终认为解决关键在政府
随著采矿业、建筑业、化工业、制造业在中国的加速发展，有效保障伤残民工权益成了当务之急。老陈始终认为，解决关键还在政府。他收藏了一本刊物，上面登有北京一位时事观察家的分析，老陈虽看不太懂，但对其文字背后的根本立场很是赞同：当前亟待从制度层面改变民工在劳动与资本矛盾冲突中的边缘境遇和弱势地位，通过各种政治决策、立法和公共政策统筹平衡社会的利益格局，校正强势利益集团偏向和资本偏向，探索民工组织化的利益表达、谈判博弈机制以及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机制。
老陈向记者表示，“今年底，我准备就伤残民工维权问题形成议案、建议在地方两会上提交，也准备第六次向总理上书！”
皇城脚下解救三百民工
农民出身的陈建教连任人民代表的这22年，正是民工潮在中国涌动不息的高峰期。最近十年在老陈代表身上，上演了不谢幕的卧底维权故事——向黑心老板叫板，更与不作为的劳动监察部门和法院斗法。虽然这些传奇往事被老陈追忆起来举重若轻，如敍家常，但半月谈记者闻之惊心动魄，每一幕几乎都是捍卫生命与漠视生命的较量。
2002年7月上旬，一封歪歪斜斜签了327个名字的告急信从北京寄到了老陈手里，信上写道：“我们是一批打工仔，进入北京市昌平区顺天通建筑总公司七处822专案部后，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住的是牲口棚，有家不能回……”
老陈坐不住了！7月21日，他扮成民工直奔北京工地，打赤膊，穿著短裤，挖土，推车。他调查的84名民工每天劳动近20个小时，大半挨过臭駡和毒打。监工扬言：“我们老板七哥是黑社会的人，这里是七哥打出来的天下，你们谁敢反抗，七哥一个电话就抓你们去坐牢！”
7月25日，老陈在湖南、河南民工工棚调查拍照，一名手拿对讲机的监工发现后向他的石老板告密。几分钟后，八九个监工赶来，吆喝著要打死老陈。在民工们的掩护下，老陈走秘密地下排水道才逃离了工地。回到小旅店里，在摄氏40度高温下，老陈赶写出了《皇城脚下建筑工地的黑幕》。
8月中旬，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在老陈代表的信函上作出重要批示，一场全国性的整治用工市场、兑付民工工资的行动以此为契机展开。
两度披挂上阵，晋冀黑砖厂调查第一人
早在10年前，老陈接到群众举报，於5月14日早上赶到山西榆次，征得当地人大的援助，当天一同驱车前往开白砖厂。民工们丢下工具，带著满面泥土跑来，个个抱头嚎啕大哭。好多童工在厂方小头目的指使下，身不由己东躲西藏。通过交涉，6名石门县民工逃出虎口。
从返湘列车上一直回到家里，老陈5个晚上没睡，整理出5000字的《关於整治黑厂的建议》，用特快专递寄往山西省人大常委会。6月10日，在山西省委督办下，黑厂被惩治，逮捕3人，刑事拘留7人，6省150多个受害民工被解救出来。
事隔8年之后，老陈也没想到自己再次被推上与黑砖厂斗勇的风口浪尖。他向半月谈记者回忆道：“2006年6月，我通过在河北沧州西姬砖厂打工的陈小平了解到，西姬砖厂有70多名民工都是从北京火车站、汽车站等处被人以每月1200元工资、管吃住等条件诱骗来的。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稍有怠慢，监工就用三角带狠抽下去，一名15岁童工逃跑3次都被抓回打得半死。这里半年没水洗澡，大家都患上皮肤病，长满虱子。女工们月经期间也没处买卫生纸。”
如此黑心砖厂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老陈拍案而起，草成《关於严惩黑砖厂解救被非法囚禁民工的请求》。一星期后，这份报告由国家信访局摘录上报温家宝总理，在总理批示下，西姬砖厂被查处。
尾声：人民代表，永远在路上
“咱们老陈代表的故事，你们大记者要想听完，恐怕得在俺石门蹲上‘一千零一夜’了。”在从伤残民工家开车返回路上，见老陈被我问个不休，司机小覃随口这样诙谐地插话。
是啊，老陈22年代表生涯里为民解决了太多的忧，办了太多的事，比起一般代表不知要多上几百倍。我昨晚曾目睹，单是老陈书柜里用牛皮纸包装的152本《民情笔记》，堆起来就有四五米高，里面实录下他自己搜集和调查到的4000条议案、意见、建议，背后的曲折故事是我短短两天的采访根本无法穷尽的。
汽车在山路上颠簸得很厉害，我无法继续在车上边问边记。车内静下来，响起了老陈的鼾声。54岁，正是抱孙颐养之年，我们的老陈代表却在终年为民奔波著，陀螺一般旋转不停的他此刻也有打盹时候。
我索性不记笔记了，一天来老陈见肝见胆的话却在脑海反复回响：“我不怕报复，也不需要什么防范措施。因为我不是为自己，为民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而且，我不是孤胆英雄单兵作战，我有组织力量作后盾，我心里头有太阳。
“我搞调查只感到有乐趣，特别享受问题解决后的喜悦，也就不觉得艰辛了。我不是专门挑刺，更不是跟政府打对台。我是人民代表，江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出来的，我完全相信党能善待人民。”
车窗外是澧水环绕的武陵山脉，望著不时扑面而来的磊磊山石和挂在山坡上红透了的橘子，一种多年久违了的热辣辣激情在体内汹涌著、膨胀著，我不禁被这片多情多义的江山感动起来。湘女多情似水，湘男重义如山，大山是厚德载物的，大山是沉默而又有担当的。鲁迅早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老陈代表，不正是以大山一般的脊梁，默默挺起民生和民权之重，在替我们党的健康肌体及时摘除一块块带病毒的肿瘤，修复一个个带创伤的细胞吗？老陈们的存在，不仅是执政党必要的一种内生性监督力量，而且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块民主奠基石。
夕阳下，凝视著鼾声中的老陈，我在猜想：这片时睡眠中，他会梦到什么呢？他也许梦到盛世江山图，那里没有了霸权和暴戾，没有了怨气和眼泪，只有笑容发自内心写在颊上。
然而，这睡梦终究是短暂的，手机铃声很快把老陈代表惊醒，电话那端分明又是一名伤残民工的紧急求援之声。(记者周清印)
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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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2008年11月27日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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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5年间五次以民情报告上书温家宝总理，总理5次作出批示。
他被黑心老板视为灾星，却被民工朋友视为自己的“贴身棉袄”。而他的自我评价，就是他平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我是人大代表陈建教。”
2008年终岁末，又临地方两会筹开时，老陈代表又在忙些什么呢？他又会代表人民利益对哪些新的社会焦点难点建言献策呢？
“我准备就全国伤残民工维权难问题第六次向总理上书！”
一份7省伤残民工来访清单
谁能相信，这是一位高血压、冠心病老人三个日夜马不停蹄的北上调查路线图：石门—常德—襄樊—郑州—长治—洪洞—临汾—北京—天津—长沙—常德—石门。
就在陈建教老人北上密集调研之时，半月谈记者正趁双休日自费南下陪友人在张家界登览山景，路上偶然听说邻县石门县出了位远近闻名的“维权包青天”，类似半月谈报导过的湖南“嘉禾三李”，专为弱者抱不平。记者决定暂时中止与友人的旅行，顺道探访这位山野维权奇士。
维权奇士朝我们走来，藏青色中山装，斜挎黑帆布包，口袋和裤脚还沾满尘土。“我就是人大代表陈建教。”眼前之人一开口就堆著笑，慈眉善目，与平素惯见的金刚怒目式的维权斗士大不一样。
“老陈代表昨晚刚跨省调查回来，这次又拍录了不少一手的伤残民工照片和音视频素材呢。”一位看上去干练而直爽的女干部提议让我们先到老陈办公室电脑前一睹他此番抓来的“活鱼”。她叫胡盛英，受石门县新关镇党委政府指派，近年专门协助老陈处理人民来访和调研工作。
真正对著电脑，流览几百个惨烈画面，我的心开始收紧了。
山西洪洞县80后青年王海宁2003年在本县左木乡万红煤矿井下作业时被塌方砸成二级伤残，而矿方拒不支付二次手术后的医疗费。王海宁已全瘫卧床5年，新婚妻子也早离他而去。
老陈此番到天津，还去大港医院探访了民工綦士伟。2006年10月，在受人雇用拆除天津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厂房、装置时，天车梁平台倾斜，綦士伟在距地面五六米高的平台上摔下，经鉴定为一级伤残。无钱继续治疗的綦士伟和姐姐、姐夫向老陈痛诉法院判决不公，要求天钢共同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可能是满脑子还装著此番北上太沉重的见闻，在新关镇晚上吃便饭时，老陈一直没怎么开口。胡盛英插话说：“这几年，每年因伤残得不到合法赔偿的民工向老陈求助的就在100人次以上，通过老陈自办的‘小黑脸’网站求助的更不计其数。光是今年10月，老陈就陆续接待了18名在山西打工致伤致残致亡的民工及其家属的来访。”
匆匆吃罢，我没立即回住处。在我的要求下，胡盛英赶回办公室列印出一份还未来得及整理完的10月份7省伤残民工来访登记表。
入户走访见闻：顶天柱伤了残了，一家也就垮了散了
偏居湘北的石门县，山高月小，夜静得出奇。瞅著这张伤痕累累的表，我睡不著，决定次日一大早同老陈走访本县内几户伤残民工家庭。
一辆破旧的汽车拉著我们在大山中盘旋而驰。来到石门县白云乡农民王继春家时，只见这位元壮年汉子右手全部被截掉。王继春木然地说：“去年，我在山西临汾浮山县贯里村一矿山打工时，洞顶塌方，石头砸伤我的双手。按当时受伤情况，保全治疗需手术费用2万元，截肢治疗仅需医药费用6000元。矿上为省医药费用，强行让医院给我作了截肢手术。”
王继春的妻子陈如翠向记者哭诉：“这家矿只招外地民工，每年发生好多起伤残事故后，他们看都不看一眼，扔下几千上万块钱就可了事。因为他们知道，外地民工闹到天上去，也刮不了风起不了浪！”
一年来，陈如翠边在浮山县打零工维持生计，边跑劳动局、法院替丈夫讨公道，遭受了很多白眼和人身威胁。这些都记录在她厚厚一本日记里。我随手翻到2008年5月16日那页，上面记载：回想起我第一次来法院那几个人跟我说的话，“劳动局是老板的劳动局，法院是老板的法院”，劝我不要打官司。走出法庭，心中一团迷糊，真想一死了之。
告别王继春夫妇，我们又来到石门县维新镇常家峪村农民刘凡丽父母家。刘凡丽双目失明的老父老母，一见我们就“扑通”跪在地上：“陈代表，您是大好人，救救我儿子吧！”记者在询问中得知，他们30岁的儿子今年元月份在广东东莞打工时，因钢架下的木方断裂，从6米高处摔下，在医院抢救多日才捡回一条命。刘凡丽还未康复，厂方就办了出院手续，将他转到了工地的出租房内。经司法鉴定，刘凡丽属四级伤残，脑积水分流术等后续治疗费用4.5万元。厂方拒绝再支付后续医疗费用，刘凡丽现在成了植物人。
一路上罕言寡语的老陈，这时情绪有些激动：“一个农民工就是一个农家养老抚小顶天柱，伤了残了也就意味著这个农民家庭垮了散了。”
直击伤残民工维权三大拦路虎
在结束入户走访往回返的车上，跟我渐熟起来的老陈和我讲，做工时合法的劳动身份得不到保障，是维权第一大拦路虎。许多民工进山西矿时都曾与矿方签下了一式两份的劳动合同，一份给民工、一份留在矿里，矿老板却不将这些劳动合同拿到劳动部门存档。厂方更不愿自掏腰包给民工办理参保手续，普遍逃缴工伤保险费。老陈在北京走访全国总工会时，一位专家痛心地说：“目前，全国有200亿工伤保险基金闲在那儿，而这么多伤残民工却享受不了工伤保险待遇！”
受伤后治疗得不到保障，则是民工维权的第二大拦路虎。老陈透露：“我在临汾市商业医院，随处可见截肢矿工，惨不忍睹。没有性命之忧后，厂方就万事大吉，怂恿医院逼迫民工出院。”
而最叫老陈不能容忍的是劳动、法院等执法部门的不作为、不公正，“傍大款”。“在临汾，当地劳动部门对矿主与民工们的合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事故发生后就以劳动合同没有在劳动部门存档而否定民工与矿主的劳动关系，以帮助矿主达到不给民工任何经济赔偿的目的。法院的不作为、判决不公及执行不力，更让民工失去了维权的最后一道屏障。”老陈太熟悉个中内幕了，说起这么一大段来语速极快。
当我问到这么多伤残民工为何信“访”不信法，老陈叹了一口气：“就算没有阻力，从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劳动仲裁—一审—二审—执行，整个程式走下来就得耗时2年多，若进入再审、申诉程式，得再花上1年。这3年间，民工花费的差旅费、律师费等成本合计约4万元。很多贫困民工耗不起漫长的司法程式而选择忍受或走极端。”
老陈始终认为解决关键在政府
随著采矿业、建筑业、化工业、制造业在中国的加速发展，有效保障伤残民工权益成了当务之急。老陈始终认为，解决关键还在政府。他收藏了一本刊物，上面登有北京一位时事观察家的分析，老陈虽看不太懂，但对其文字背后的根本立场很是赞同：当前亟待从制度层面改变民工在劳动与资本矛盾冲突中的边缘境遇和弱势地位，通过各种政治决策、立法和公共政策统筹平衡社会的利益格局，校正强势利益集团偏向和资本偏向，探索民工组织化的利益表达、谈判博弈机制以及有序化的政治参与机制。
老陈向记者表示，“今年底，我准备就伤残民工维权问题形成议案、建议在地方两会上提交，也准备第六次向总理上书！”
皇城脚下解救三百民工
农民出身的陈建教连任人民代表的这22年，正是民工潮在中国涌动不息的高峰期。最近十年在老陈代表身上，上演了不谢幕的卧底维权故事——向黑心老板叫板，更与不作为的劳动监察部门和法院斗法。虽然这些传奇往事被老陈追忆起来举重若轻，如敍家常，但半月谈记者闻之惊心动魄，每一幕几乎都是捍卫生命与漠视生命的较量。
2002年7月上旬，一封歪歪斜斜签了327个名字的告急信从北京寄到了老陈手里，信上写道：“我们是一批打工仔，进入北京市昌平区顺天通建筑总公司七处822专案部后，干的是牛马活，吃的是猪狗食，住的是牲口棚，有家不能回……”
老陈坐不住了！7月21日，他扮成民工直奔北京工地，打赤膊，穿著短裤，挖土，推车。他调查的84名民工每天劳动近20个小时，大半挨过臭駡和毒打。监工扬言：“我们老板七哥是黑社会的人，这里是七哥打出来的天下，你们谁敢反抗，七哥一个电话就抓你们去坐牢！”
7月25日，老陈在湖南、河南民工工棚调查拍照，一名手拿对讲机的监工发现后向他的石老板告密。几分钟后，八九个监工赶来，吆喝著要打死老陈。在民工们的掩护下，老陈走秘密地下排水道才逃离了工地。回到小旅店里，在摄氏40度高温下，老陈赶写出了《皇城脚下建筑工地的黑幕》。
8月中旬，时任副总理的温家宝在老陈代表的信函上作出重要批示，一场全国性的整治用工市场、兑付民工工资的行动以此为契机展开。
两度披挂上阵，晋冀黑砖厂调查第一人
早在10年前，老陈接到群众举报，於5月14日早上赶到山西榆次，征得当地人大的援助，当天一同驱车前往开白砖厂。民工们丢下工具，带著满面泥土跑来，个个抱头嚎啕大哭。好多童工在厂方小头目的指使下，身不由己东躲西藏。通过交涉，6名石门县民工逃出虎口。
从返湘列车上一直回到家里，老陈5个晚上没睡，整理出5000字的《关於整治黑厂的建议》，用特快专递寄往山西省人大常委会。6月10日，在山西省委督办下，黑厂被惩治，逮捕3人，刑事拘留7人，6省150多个受害民工被解救出来。
事隔8年之后，老陈也没想到自己再次被推上与黑砖厂斗勇的风口浪尖。他向半月谈记者回忆道：“2006年6月，我通过在河北沧州西姬砖厂打工的陈小平了解到，西姬砖厂有70多名民工都是从北京火车站、汽车站等处被人以每月1200元工资、管吃住等条件诱骗来的。他们每天工作16个小时以上，稍有怠慢，监工就用三角带狠抽下去，一名15岁童工逃跑3次都被抓回打得半死。这里半年没水洗澡，大家都患上皮肤病，长满虱子。女工们月经期间也没处买卫生纸。”
如此黑心砖厂严重损害党和国家的形象！老陈拍案而起，草成《关於严惩黑砖厂解救被非法囚禁民工的请求》。一星期后，这份报告由国家信访局摘录上报温家宝总理，在总理批示下，西姬砖厂被查处。
尾声：人民代表，永远在路上
“咱们老陈代表的故事，你们大记者要想听完，恐怕得在俺石门蹲上‘一千零一夜’了。”在从伤残民工家开车返回路上，见老陈被我问个不休，司机小覃随口这样诙谐地插话。
是啊，老陈22年代表生涯里为民解决了太多的忧，办了太多的事，比起一般代表不知要多上几百倍。我昨晚曾目睹，单是老陈书柜里用牛皮纸包装的152本《民情笔记》，堆起来就有四五米高，里面实录下他自己搜集和调查到的4000条议案、意见、建议，背后的曲折故事是我短短两天的采访根本无法穷尽的。
汽车在山路上颠簸得很厉害，我无法继续在车上边问边记。车内静下来，响起了老陈的鼾声。54岁，正是抱孙颐养之年，我们的老陈代表却在终年为民奔波著，陀螺一般旋转不停的他此刻也有打盹时候。
我索性不记笔记了，一天来老陈见肝见胆的话却在脑海反复回响：“我不怕报复，也不需要什么防范措施。因为我不是为自己，为民不做亏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门；而且，我不是孤胆英雄单兵作战，我有组织力量作后盾，我心里头有太阳。
“我搞调查只感到有乐趣，特别享受问题解决后的喜悦，也就不觉得艰辛了。我不是专门挑刺，更不是跟政府打对台。我是人民代表，江山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打出来的，我完全相信党能善待人民。”
车窗外是澧水环绕的武陵山脉，望著不时扑面而来的磊磊山石和挂在山坡上红透了的橘子，一种多年久违了的热辣辣激情在体内汹涌著、膨胀著，我不禁被这片多情多义的江山感动起来。湘女多情似水，湘男重义如山，大山是厚德载物的，大山是沉默而又有担当的。鲁迅早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老陈代表，不正是以大山一般的脊梁，默默挺起民生和民权之重，在替我们党的健康肌体及时摘除一块块带病毒的肿瘤，修复一个个带创伤的细胞吗？老陈们的存在，不仅是执政党必要的一种内生性监督力量，而且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块民主奠基石。
夕阳下，凝视著鼾声中的老陈，我在猜想：这片时睡眠中，他会梦到什么呢？他也许梦到盛世江山图，那里没有了霸权和暴戾，没有了怨气和眼泪，只有笑容发自内心写在颊上。
然而，这睡梦终究是短暂的，手机铃声很快把老陈代表惊醒，电话那端分明又是一名伤残民工的紧急求援之声。(记者周清印)
来源：半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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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2008年11月27日 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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