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祖尧
原载《战略与管理》2002年第4期（总第53期）
“人无远虑，必有近□”，这是一句耳熟能详的警世之言。本文主要列数当前改革与发展中存在的若干重要问题。文章侧重实证分析，较少理论剖析。写这篇文章的用意在於引起人们对我们前进道路上种种险阻的关注。
一, 奢靡之风――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又一公害
腐败现在已经是“过街老鼠”。腐败未除，时下又多了一害，这就是势头愈演愈烈的奢靡之风。奢靡是寄生性、腐朽性的表现。腐朽和腐败是一对孪生子，仅一字之差，岂可熟视无睹。
“消费社会”已经成为当代世界的一大公害，它不仅直接危及经济与生态平衡，而且威胁现代人类文明和进步。现在它正像传染病一样向发展中国家蔓延和扩散。
回过头来看看咱们中国吧！今日中国 GDP已跃居世界第6位，进出口总额已雄居世界第6位。总而言之，中国虽说不上经济强国，但近20年凭>年均9％的增速进入了经济大国的行列。於是，在“与国际接轨”的一片叫嚷声中，奢靡之风吹遍九州大地，什麽“勤俭建国”、“艰苦奋斗”等等都被当作不合时宜的陈规陋习抛进了历史垃圾堆。
办公楼越建越豪华，南方一个中等城市的办公大楼建□面积大到17万平方米，气魄之大，可与人民大会堂、故宫媲美。办公室越修越华丽，水晶吊灯、实木地板。大理石贴面、老板桌、太师椅、空调机、饮水器等等，一应俱全。原本为办理公务提供便利的办公场所发生了异化，成为权势和富贵的象徵。
内部招待所纷纷升级为星级宾馆，越修档次越高，住宿、餐饮、健身、娱乐设施样样齐全，甚至县城宾馆都专设豪华套间、总统套房。近4年全国星级饭店已陷入了全行业亏损困境。被称为“贵族娱乐”的高尔夫球场，遍及大中城市。仅北京就有15座，还有17座在建。一个高尔夫球场的投资能建多少座希望小学！
人工景点，景观，街心花园，城市广场兴建成风，从大城市一直到小城镇，一地赛一地，一城盖过一城。外国有的，我们要有；外国没有的，我们要创。
在招商引资的旗号下，写字楼越建越气魄，越建越高，热衷於建摩天大楼。纽约世贸大厦被毁之后，我国某市已决定耗巨资兴建世界第一高楼。不少城市在积极筹建自己的标志性大厦。
步行街、购物城、金街银街、仿古街、娱乐城、美食城、休□街等，花样翻新，名目繁多。有的街道装修之豪华甚至连巴黎的香舍里榭大街也自叹不如。某市花巨资兴建的步行商业街，堪称“中华第一街”，最近又计划用100亿元进行二次改造。不少中小城市大量挤占农田，耗巨资兴建大马路，有的县城马路宽达五六十米。
城市建设许多市政当局都选定了以世界名城为目标，什麽“东方威尼斯”、“亚洲芝加哥”、“北方香港”、“东方巴黎”、“中国维也纳”等等，几乎中国将成为世界名城的会聚地。
公款吃喝成风，送往迎来设宴，逢会必吃，美味佳肴中外名酒应有尽有。去年仅餐饮业的营业额就达4000亿元之多，还不包括内部招待所开销。法国“XO”酒在中国销量之大，令法国老板自叹：“法国人太穷！”
一些外国友人在中国城市走马观花，深为这些年中国的变化惊叹不已，甚至不相信中国人均GDP仅不到800―900美元，还是一个工业化尚未实现的穷国。
然而，再看看现实中国的另一面，反差之大，令每个爱国志士无不为之□虑。
中国GDP总量突破万亿美元大关，居世界第6位，但仅占世界GDP总量的3・6％，美国占32・6％；中国人均GDP不到900美元，不到全球人均GDP的1□5。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在世界7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居第39名，美国居第2名。
中国进出口总额达5098亿美元，为世界第7贸易大国。但在世界贸易总额中出口占5・4％，进口占3・2％。中国靠占世界耕地总面积7％的土地养活了占世界l□6的人口，解决了13亿人民的温饱。但是，现在农村还有3000多万人处於绝对贫困状态。如果按照联合国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则要多得多。在城镇，已经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人数众多的贫困阶层，包括600多万下岗职工、600多万失业人口，还有不能按时足额领到退休金和工资的退休职工和乡村教师。
中国是5千年的文明古国，它曾以辉煌文化和科学成就在人类历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然而，现在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却不能不令人发□。我国公共教育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是世界上最低国家之一，甚至低於最不发达国家。国家虽然实行了9年义务教育制度，农村教育却还要靠“希望工程”支撑，政府财政用於教育事业的拨款仍未达到《教育法》规定的标准。高中毕业生的升学率仅为50％。25岁以上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比重仅为2.1％，文盲高达8507万人。中国人力资源丰富，但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低下。
我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业大国。农业至今没有摆脱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劳动生产率低下，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只相当於印度的75％，美国和法国的5％。2□3的劳动力困在人均1.5亩耕地上，由於农业现代化步履艰难，抵御自然灾害能力低，每年造成的损失达数千亿元，仅蔬菜水果因缺少保鲜设备一年就损失800多亿元。
现代工业的建立和发展是国家工业化水平的重要标志。经过50年建设，我国基本上已经建成了较完备的现代工业体系，工业化已进入到中期阶段。但是，工业总体的技术装备水平仍然落后。用於研究与开发的经费严重不足，占GDP的比重不到1％，日本为2.88％，美国为2.44％，韩国为2.29％。用於研究和开发的经费在GDP中所占的比重，不仅低於发达国家，而且低於新兴工业化国家。据全国工业普查资料，1180种专业生产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仅占26.2％。机械产品中达到90年代国际先进水平的不到5％，我国单位GDP的能耗高於世界平均水平3.8倍。劳动生产率低下，如煤矿全员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2.8％。每年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购置的设备60％－70％依靠进口。许多行业的装备如石化、数控机床、大型工程机械、轿车等都被外国占领。设备制造业丢掉了国内市场2□3的份额。我国钢产量破亿吨大关，但优质板材仍依赖进口。信息产业的关键技术和部件的研究开发相当落后。离开灯红酒绿繁华喧嚣的街区，人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中国，一个真实的中国，一个脱去华丽外衣的贫瘠瘦弱的中国。如此强烈的反差不能不引人深思、发人深省：我们究竟是追随发达国家，在“现代化潮流”、“国际接轨”的旗号下，仿效他们的生活方式，赶超“消费社会”，把人民的血汗投入到富丽堂皇的楼堂馆所、亭台阁楼的建设上，还是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工业化和现代化建设事业上。靠那些“形像工程”、“面子工程”，能够增强我们的综合国力吗？能够增强我国民族产业的竞争实力吗？能够实现民富国强、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吗？有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休□时代！”错了，现在依然要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北京的颐和园这座皇家林园现在成了大众的休□地，人们不会忘记这正是老佛爷的劣迹：兴建颐和园是以牺牲国防和近代工业为代价的！当我们在观赏颐和园秀丽景色时，千万警惕慈禧遗风的毒害！
奢靡之风大行其道，成了滋生腐败的温床。它不仅为腐败分子骄奢淫逸的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且成为他们侵吞公共财富、巧取豪夺人民血汗的重要途径。这正是奢靡之风愈演愈烈的重要原因。
二, 失业剧增，就业压力空前严重，已经危及到社会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
“民以食为天”，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永恒法则。当今世界各国历届政府无不把降低失业率、实现充份就业，作为施政的重要目标。因此，尽可能减少失业，为失业者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是政府应尽的职责。
我国是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力供大於求的矛盾，是长期制约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难题。据估算，农村至少有1.5亿剩馀劳动力需要向城镇和非农产业转移。城镇和农村每年进入劳动年龄的人口大约1200多万人。安置待业人口，除了开辟就业门路，提供就业岗位之外，还需要相应的投资和配套设施的建设。
当前，我国正处在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一方面，国有企事业单位改革，将有约3000万冗员下岗进入再就业大军。近几年国企改革步伐加快，为实现>年扭亏脱困的目标，推行“减员增效”，约1750万员工下岗。另方面，随>技术革新和技术改造，产业结构提升，单位资本吸纳劳动力的数量相对下降，从而加大就业的压力。2001年末，城镇职工为13005万人，比上年减少462.5万人。2001年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657.3万人，当年新增下岗职工234・3万人。年末，实有下岗职1515.4万人。城镇登记失业者为681万人，比上年末增加86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6％，比上年提高0.5个百分点。特别是我国入世后，近期由於外来竞争的冲击，今年城镇失业人口将可能增加200万人。2002年，下岗职工未再就业和失业人员，将达到1500万人。
近几年，在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推动下，实现了GDP高增长。但经济高增长却没能带动高就业。相反地，二者比例呈下降趋势：“八五”时期为1：120；“九五”时期为1：80；“十五”前几年降为1：40。如果仅看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下降的趋势更严峻：从1998年2001年，再就业率分别为50％、42％、35％、30・6％。今年3月末，下岗再就业的职工为22・2万人，再就业率仅4.3％。按常规，高增长应当带动高就业，扩张性政策通过刺激需求应取得高就业的效应。但我国近几年却出现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目前城镇失业和不充份就业人口达到8％以上。这是应当认真对待的。就业形势的严峻还表现在农村潜在失业和流动性失业上升。一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就业难。据估算，现在进城务工的农民大体上稳定在7000多万人的规模上。农民工就业的特点，一是流动性强，稳定性低；二是失业率高；>是社会保障覆盖面极小。近几年由於城镇下岗职工大量增加，农民工就业面临严峻的挑战。有些地方政府对使用农民工作出种种限制，某些工种或行业甚至禁止雇佣农民工。其次，关闭“五小工厂”，整顿乡镇企业，导致农村非农产业中大量员工返回田间，处於潜在失业状态。再次，入世后外国农产品大量进口将可能导致农村减少1000万个就业机会。社会保障制度滞后加剧了就业形势的严峻性。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是缓解和减轻就业压力的重要支柱。但是，我国社保现状是：一、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没有采取“先挖渠放水”的步骤，以致推行“减员增效”大量职工下岗后，社保才匆匆起步；二、社保覆盖面过窄，主要限於城镇国有企业，除二>个省市，广大农民则被排斥在外，绝大多数农民工和部份外资企业员工均未参保；>、社保资金缺口大。去年的缺口约400亿元。
>・扩张性财政政策遏制了经济增幅下滑的势头，却加深了潜伏的财政危机
90年代初期，我国出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全面“过热”。持续数年的二位数超高速增长，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节节攀高。为了遏制通货膨胀，给经济“降温”，政府不得不全面紧缩银根。但当时同时潜伏>由於经济“过热”酿成的财政和金融危机。房地产热”。“开发区热”……，一浪高过一浪，再加上“反保守”的政治风潮，迫使银行敞开口子放贷，财政敞开国库花钱，终於酿成了苦果，政府不得不紧缩银根。尽管在执行紧缩政策过程中采取了“软>陆”措施，避免了经济衰退，但1995年以后还是出现了GDP增幅逐年下降的态势。在这一背景下，“适度从紧”的政策便被“积极财政政策”所代替，银根由紧转松。1998年开始，我国政府财政政策由紧缩政策转而实行扩张政策。所谓积极财政政策，就其基本特徵而言，因为它是以增加赤字和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所以属扩张型财政。但是，目前扩张性财政政策已经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实行持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取得了遏制经济逐年下滑的效应，使GDP年增幅在7％―8％之间高速平台上运行。另一方面，此项政策的效应已经在递减，负面影响在扩大。近4年GDP年增幅均不低於7％的速度，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力度不仅没有减弱，相反继续强化。此项政策出现由反周期的短期对策蜕变为长期经济政策的趋势。它在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财政乃至经济危机埋下了隐患。一是财政赤字成倍增长，财政收入对债务的依存度居高不下。2001年度财政赤字为1997年的4.24倍，财政对债务的依存度为31.1％，中央财政则高达50.2％。扩张性财政政策按照现在的强度继续下去，财政赤字和国债规模就可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终使财政陷入借新债还旧债的困境，导致整体财政崩溃。二是近几年税收以超出GDP年增幅1倍以上的速度增长，使扩张性财政政策得以继续。但用自上而下地下达税收指标的办法强化税收征管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不能增加财源，只不过改变了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这一政策引起徵过头税，加重了企业和地方的财政负担，不是养育税源，而是竭泽而渔。这不仅使“积极财政政策”作茧自缚，而且为其日后淡出设置了障碍。在国民收入分配过份向中央政府倾斜的情况下，企业怎麽能有经济实力取代中央政府充当投资主体呢？>是基层政府财力枯竭。县、乡两级政府的经济和财政近几年已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困境，财源匮乏，赤字和债务剧增。2001年，全国534个县本级（占18.7％）、11811个乡镇（占27.1％）不能按时足额发放国家统一政策工资，拖欠65.41亿元。此外，还有拖欠地方自行出台的当年津贴、补贴65亿元。基层政府的巨额债务已经转化为财政的沉重债务负担。而这笔债务现在并未列入预算。四是随>改革深化，政府各种名目的隐性债务居高不下。许多本应由政府财政负担的项目却没有列入预算，例如，国有商业银行和国有企业的不良资产等等。据世界银行估计，中国政府的隐性债务积累已经达到GDP的100％。另据国务院体改办研究所和美国安泰保险公司对我国养老保险隐性债务进行测算，在未来30年约达7.6万亿元。这些债务迟早要偿付而且各类债务交织在一起，必然形成对政府财政的巨大支付压力，迅速提高财政的实际债务负担率，引发财政支付危机。五是国债投资的效益低。2001年与“六五”时期比，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6倍，但每元固定资产投资创造的财政收入下降54.2％。
财政政策在不能兼顾推动经济增长和化解经济风险时，应当适时地把重点转向后者，决不能为保暂时增长而牺牲长远发展。
当前，扩张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已经出现边际效应递减的势头，但经济增长对它的依赖性并未减弱，经济自身的增长机制依然乏力。因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现了长期化的危险。国内外的历史教训表明，一旦把扩张性政策长期化，后患无穷。防患于未然，一要防止和化解财政和金融危机，二要预防陷入“滞胀”泥潭的可能。
四, 中央银行面临两难的选择：既要与财政政策相配合，实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又要化解和防□自身的金融风险，实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二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手段。二者在反周期中的作用是不可互相替代的。1998年以来，基於遏制经济增幅下滑的需要，央行的货币政策由适度从紧转向适度放松，连续8次降低存贷款利息。这是改革以来前所未有的举措。但与财政政策相比，货币政策却显得力度不够。货币当局防□风险有馀，刺激景气不足。以致2002年1―2月无论广义货币或者狭义货币的供应量增幅均出现下降，企业普遍反映资金供应偏紧。今年2月末，M2余额同比增长13％，增幅比年初下降1.4个百分点；狭义货币同比增长10.9％，增幅同比下降4.4个百分点；1―2月份，金融机构贷款增加769亿元，同比少增加1166亿元。其中，国有独资银行贷款仅增加35亿元，同比少增加1034亿元。据有关部门测算，金融机构贷款在全部资金运用中的比重，由去年底的73.2％降为今年2月底的65.5％，下降7.7个百分点，1―2月金融机构的资金运用中，贷款1.28万亿元左右。货币供应量偏紧的趋向不利於遏制经济增长下滑，不利於刺激需求增长。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与扩张的财政政策相匹配，是当前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是，潜伏的金融危机却限制了银根放松的空间。经过近几年的努力，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已有所下降。据央行的资料，2001年底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为25.4％，比年初下降了3.81个百分点。其中，工商银行不良贷款为25.7％。但是，如果把剥离给资产管理公司的1.4万亿元不良资产计算在内，银行的不良贷款率则要高得多，距离央行的15％目标相差甚远。我国商业银行盈利能力和水平过低，因而化解风险的能力十分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强制推行扩张的货币政策，势必火上浇油。这对货币当局来说，是两难的抉择。
我国加入WTO后，国有商业银行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在度过3―5年过渡期之后，外资银行将进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领域，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将面对跨国银行的挑战，市场份额将逐步被吞食，高素质人才将大量流向外资金融机构，优质客户将转向外资银行，银行新业务将被外资银行垄断。
近几年我国经济增长一直受物价低迷的困挠。即使全面放松银根，投资和消费保持了高速度高增长的势头，物价水平也不为所动。真像是“死猪不怕烫”。去年物价刚稍有回升，今年一季度又再次回落，根据当前国际和国内经济发展状况分析，“通货紧缩”的阴影还难以摆脱。首先市场供给相对过剩的格局依然如故。经过连续五年扩张性经济政策，过剩生产能力和存货依然过高，加工工业严重开工不足，库存商品多达3万亿元之巨，据调查，今年600种主要商品中，供过於求的商品占86.3％，供求平衡的商品占13.7％，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其次，加入WTO后，我们承诺下调关税、取消部份商品进口限制，外国质优价低商品的竞争，必然会加大国内市场商品价格下降的压力。再次，从需求方面看，无论投资或者消费都难有更大的增长。目前，我国投资率已经偏高，消费率偏低。二者比例为38.5：61.5，发达国家约为20：80，发展中国家约为22：78。当前我国就业的压力大、经济效益低，不能不维持较高的投资率，但消费率长期偏低，投资增长便失去了赖以支撑的基础，最终速度还是会掉下来。所以，目前企图通过调整投资与消费的比例，扩大最终需求，进而推动物价回升，回旋的余地很小。真可谓进退两难。
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在被“通货紧缩”阴影困挠的同时，还面临>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压力。这个压力之所以没有被释放出来，主要是由於现在出台的各项改革措施“锁住”了这只“笼中龙”。居民非自愿性的储蓄阻拦了十几万亿元购买力变现。一旦财政或金融爆发危机，人民币贬值，挤兑风潮就很难避免。
五・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加剧，已经把是否合理分担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公平分享改革成果的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
20余年来，我国经济改革和经济高增长同步，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城乡人民收入普遍增加，由平均主义分配制度造成的普遍贫困已经不复存在。1978年―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316元增加到6859.6元，增长21.7倍；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收入从133.6元增加到2534.7元，增长18.97倍。
但是，收入分配的差距不断扩大，贫富分化加剧。主要表现在：一是以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差距逐年扩大，已经超过国际公认的承受线。1991年为0.282，1995年为0.388，1996年为0.424，1998年为0.456，1999年0.457，2000年0.458，10年上升1.62倍。1999年调查，最富有的20％家庭占全部社会收入的42％，20％的贫困家庭仅占6.5％。二是地区间差距扩大。2000年，东部地区人均收入是西部的2・26倍，最高的省与最低的省差距超过3倍。平均数掩盖了实际差距。据2000年统计，全国尚有22.8％的县未上温饱线，86％的县未达小康线，5％的贫困县与5％的富裕县人均GDP相差16.4倍。>是行业间的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改革进入80年代中期，行业间收入差距开始显现。由於各行业收入增幅和工资收入标准拉开档次，到90年代中期最高行业人均收入与最低行业之比为2.23：1，2000年又上升到2.63：1。与1990年相比，2000年房地产业收入增长470％，金融保险业收入增长542％，采掘业收入增长206％。四是出现了一个人数众多的相对稳定的贫困群体。这个群体由失业者、无保障的离退休员工（包括不能按时足额领取退休金、退休金低於温饱线）“老少边”地区和农村未脱贫和返贫的农民、伤残者等组成。据统计，目前全国城镇低保应保人数约155万人。这个数字显然低估了城镇贫困问题的严峻形势。因为我国的现行低保标准低於联合国定的人均每天消费1美元的贫困人口标准。如果按照这个标准，贫困人口将成倍增加，估计不低於3000余万人。五是出现了一个靠发不义之财起家的暴富群体。他们利用社会转型时期的特殊环境和条件，钻体制和法律规章的空子。通过进行权钱交易，坑蒙拐骗，制贩假冒伪劣，大搞“圈地”运动，走私贩私偷税漏税，高息揽储，非法集资等手段，聚敛财富。这个暴富群体与合法经营、勤劳致富的有产者不同，具有极大的寄生性、腐朽性。他们靠改革而暴富，但他们的利益与改革方向却是根本对立的。
当前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加剧，已经或正在演化成深化改革的方向和道路的问题。改革的前期，无论是公众或者政府都不需要支付多少有形的代价和成本，人人都得到了看得见的物质利益，可谓皆大欢喜。用一句经济学语言来说，实现了“帕累托改进”。但是，随>改革深入，几乎没有一项改革措施付诸实施不需要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无论政府、企业和居民都需要付出。我曾经把现阶段改革称之为“付费改革”。广大居民要为改革付费。因此，政府作为改革的领导者面临>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如何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之间合理地分摊改革成本和代价，要不要在改革成果的分配上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应不应当在推出改革措施、处理改革和增长关系时充份考虑广大群众的承受力。如果不妥善地处理这些问题，如果把改革的代价和成本一股脑都强加到广大工农群众身上，与此同时竭力维护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那末，改革就可能误入歧途，重蹈俄罗斯覆辙，改革就可能失去广大基本群众的支持。
经济转型时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实属难免。但出现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分化，则另当别论。西方国家的政府和学界深知收入分配问题对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极端重要性，早已放弃了“效率优先”的原则，实行“效率和公平兼顾”，并且充份有效地利用税收杠杆调节收入再分配，重视运用转移支付手段缓解贫富差距。解决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的问题，不能就事论事，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能用“水多了掺泥，泥多了加水”的办法，而应当总结经验教训，端正指导思想，完善税法，规□分配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