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独立工会运动通俗讲话

2003年03月21日
蔡崇国执笔

一,为什麽中国的劳动者需要有独立的工会?

二,怎麽看中华全国总工会?


一,为什麽中国的劳动者需要有独立的工会?

过去和现在:工人农民都没有权力

如果从1979年底的中共十一届>中全会算起,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在二十年多年前,中国是计划经济,我们那时是在国营或集体企业干活,或者是在农村人民公社?□□a。那时没有老板,只有拿工资的单位领导。这些领导当时也压制工人,工人也没有什麽地位。但,那是一种政治和社会的压制,其压制的内容和方式和今天不一样。对当时的单位领导来说,企业生产、销售什麽、按什麽价格买卖、职工的工资和福利待遇,都由国家规定,企业赚不赚钱、有没有利润,都是不太重要的事,反正单位领导都是工资固定的工薪阶层。因此,我们工人当时和那些干部,企业领导并没有"我们挣得多,他们就挣得少"这样的经济利益对立。在当时,如果工人得罪了领导,他可能会失去钳工、电工等这样好的工种,很难升级,或者,会记档案、扣发奖金、分不到好的住房等,但,无论如何,他们没有权力随意开除我们,没有权力取消我们的公费医疗和工资、退休金。

在这里,我们拿现在和过去比较,是要说明中国现在社会的变化,是要说明我们工人,农民等各个行业的劳工在今天所遇到的严峻的问题,而不是想简单地说过去的毛泽东时代比现在好。现在,我们知道,由於种种原因,很多人对毛泽东时代,甚至对"文化大革命"时代十分留恋。他们说,那时的干部没有今天这麽腐败,工人,农民的地位比现在高,大家的工作都有保障,还有公费医疗等。尤其令人痛快的,是在搞运动时,可以造企业和政府领导的反,贴他们的大字报,好好出口窝囊气。

这些人说得是事实。特别是当时的城?□H,工作有保障,有公费医疗,教育也几乎是免费的。这些,当时还不觉得有什麽宝贵,现在回想,简直象童话一样美好。然而,只是事实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因为今天不好,不能因为时间一长,就忘了,就否定我们工人,农民在毛泽东时代也是受压迫者这个事实。那时,报纸广播和各个会议上整天都宣传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整天都宣传什麽"要坚定不移地依靠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但在实际上呢?那时的共产党依靠的只是工人,农民中最听它的话的那一小部分人。工人,农民和其他的劳动者,作为整体,在国家事务中,在企业中,完全没有权力。工作有保障,享受公费医疗的,也只是在国营企业和事业单位?□u作的正式工。大多数农民,城市集体企业职工,还有在国营企业工作的临时工,却没有这些权利。工人的月工资,农民一年积累下的工分值,多数是只能维持最低的,最基本的劳动力再生的生理需要。那时普遍的贫困,今天>十岁以上的人仍然是刻骨铭心。政府,企业领导和农村的公社,大队干部对工人农民的日常生活,思想行为,乃至於对情感,私生活的细节,都实行今天难以置信的控制。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中,谁要是不老老实实地听党和企业领导,公社,大队干部的话,一夜之间就会由所谓"领导阶级"的一员变成罪犯一般的"反革命"。

不要作“领导阶级”,要作自己的主人

为什麽当时会这样?为什麽我们工人当了那麽长时间的"纸上的领导阶级"?很清楚,也就是因为中国的劳工没有自己的组织。准确地说,是因为我们过於相信政党和政客,将曾经属於我们工人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完全交给了共产党,交给了政府,幻想中共这个政党,中国政府可以永远代表我们劳工的利益。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中国劳工再也不能指望别人,即使它是一个国家的政府,即使它是一个在开始时有良好意愿的政党,来替自己争取,维护自己的权益了。自己的疼痛只有自己最清楚,自己的权利只有靠自己的斗争来争取和维护。

即使只站在中国工人农民等劳工的角度去评价毛泽东和他的时代,这是个太复杂的问题,我们不能在这里展开。但,有一点应该明确,我们批评今天令人痛苦的现实,鼓动独立的工会运动,不意味>我们主张回到同样使中国劳动者痛苦的过去。我们要的是在中国的今天创造新的历史:中国的劳动者要有自己的组织,我们不要做什麽指挥其他阶层,甚至消灭其他阶层的"领导阶级",但我们也不要做任何其他阶层,任何政党的奴隶或工具。也不要做仅靠别人同情施舍的所谓"弱势群体"。我们只要做一个能公开表达自己的意愿,维护自己利益的平等的,独立的,有组织的社会对话与合作伙伴。

新的利益冲突已经形成

在毛泽东时代成为历史后,我们看看今天的现实吧。经过二十来年的"经济改革"后,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我们工作或曾经工作过的企业单位,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这些企业或者是私营,或者是外资、合资企业,即使是国营企业,也因为股份制的实行和承包,性质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那些企业领导对企业的生产,销售和财务会计等方面,有了越来越大的权力。尤其是对我们工人,他们和私人、外资合资企业的老板一样,有了完全的支配权。他们可以任意解雇职工,可以决定工人的工资福利,甚至可以买卖企业的资产和企业本身。特别要提到的是,由於这些企业领导可以支配几乎全部企业,由此,如果职工的工资福利越少,他们能支配的财富就越多。总之,现在不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外资合资企业,都是老板在支配企业。他们和我们工人形成了"我们挣得多,他们得到的就少",他们的权力越大,我们的生活就越没保障这样的利益冲突关系。

本来,这种利益冲突关系是可以调和的。如果企业管理得好,老板尊重职工的基本权益,那麽,企业发展了,有了好的效益,利益分配合理,对劳资双方都有好处。但,问题是,工人没有组织就没有地位和力量,老板因此根本就不尊重工人的基本权益。工人没有独立的,有组织的利益代表,利益冲突关系就无法调和。这些老板且不说尊重职工了,他们简直就不把工人当人看。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工人的状况急剧恶化。失业、下岗的越来越多,拖欠工资和退休金现象越来越严重,工作条件越来越糟糕,职业病急剧增加。尤其严重的是,导致大量工友死伤的矿山爆炸、火灾、毒气泄漏、食物中毒等工伤事故,越来越频繁。
特别要指出的,是随>社会风气的败坏,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很多企业老板和政府官员勾结在一起,形成了互相依赖、互相利用的、特别贪婪的一伙。有的企业领导和老板
打>"股份制改革"的旗号,强迫职工购买企业的所谓"股份"。一年,甚至几个月后,他们和政府官员串通好,突然宣布企业倒闭。职工不但没有了被拖欠的工资,大半辈子的积蓄,或东拼西凑借来的钱,就这麽一下子,全进了这些老板和当官的口袋!还有的企业领导背>职工,干脆就把一个好端端的国营企业,包括地皮,设备,甚至职工宿舍,低价给卖掉了!职工在一夜之间,不但没有了工作,没有公费医疗,连住房都没有了!

凭什麽民工就是下等人!

还有我们这些离开农村到城?□握u的民工们,命运尤其悲惨。在农村家乡活不下去,不得不到城镇的厂矿?□握u。在厂矿?堙M就因为我们是农村来的,就因为我们没有城市户口,就常常受老板多一层的压榨。特别是那些在玩具厂,鞋厂等行业的女工,一天工作常常在12,甚至14个小时以上,周末也得工作。工资低,劳动强度大,劳动环境恶劣,每年因职业病或工伤事故而死亡,伤残者不计其数。那些在煤矿和鞭炮厂爆炸事故中死伤的,多数是我们民工兄弟。出了厂矿门到社会上,民工们又常常被公安、城管等部门欺负和敲诈。除此之外,民工的孩子们上学也特别困难,部分有权势的人不但在现实中摧残民工,而且要把他们的未来也毁掉,他们要让被压榨的人世世代代被压榨。

2003年春节前,一位好心的新华社记者就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作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有百分之七十的民工的工资被拖欠。这份调查报告还揭露,除了不到百分之十的工资被拖欠的民工利用法律手段讨回自己的工资外,绝大多数的民工只能是反复要求老板发还被拖欠的工资。一些报纸也报道了民工找老板讨回拖欠工资的结果:很多民工竞遭到老板或老板雇□的打手的殴打。有的民工在绝望中往自己身上浇汽油,抱住老板,要与老板在火中同归於尽!

说来令人心酸。每年春节前,别人都喜气洋洋地忙>置办年货,而我们民工呢?却总是提心吊胆,忧心忡忡:老板会不会发还拖欠的工资?他不给工资怎麽办?我们拿什麽回家过年?每年春节前都有很多工友在绝望中爬上高楼或吊车,以自杀,以死相威胁来讨回自己的工资。

政府也是偏心眼

而且,不只是老板,现在的政府的政策,也不把我们工人当人对待。就在我们失业下岗,或者今天有工作,不知明天会如何的时候,政府的"改革"把学校、医院都改成商业性的盈利结构。这在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少见的!公费医疗是早已取消了,义务教育也从来就是名存实亡。更叫人难以忍受的,是学校、医院收费越来越高,一个孩子的学费就得花我们几个月,一年,甚至几年的工资,得一场病就可能倾家荡产。这,不但是把我们往死路上逼,而且,我们孩子们的前途,也可能被断送了!

事实很明显,改革二十年来,确实有一大批人富裕了,他们的日子过好了。可我们工人呢?我们的地位越来越底,越来越被人瞧不起,日子越过越艰难。过去经受政治上的压迫一点也没减轻,现在又加上了经济上的压迫和社会的歧视。

我们要问,这是为什麽?为什麽这些老板,那些官员把我们工人不当人?为什麽他们可以这样胡作非为?原来,道理很简单,这就是,我们没有组织起来!我们只是单个人。我们没有团结,没有团结就没有反抗的力量,没有反抗的力量就受人欺负,就被人瞧不起!

"改革"前没有老板,我们和当时的企业领导一样,都不是单个人,是党、政府、单位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零件。现在,党、政府、国家发展私人,外资企业,让企业独立,不但不管我们了,还一屁股坐到老板那边。我们因此变成了没有力量的单个人。如果我们不团结起来,不自己管自己,不把自己的命运捏在自己手上,我们就会永远被人欺负下去,永远被人瞧不起!反之,如果我们工人、民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了,成立了自己的工会组织,就能共同抗争,力量就大,老板就不敢再随便欺负我们了,政府官员也不敢只是替老板说话。而对社会来说,老板有钱,政府官员有钱,而我们工人因团结而有力量,这就是一种力量的平衡。这会使各方不得不考虑对方的利益,社会才可能合理,经济才可能稳定、和谐地发展。

这就是为什麽我们工人要有自己的组织,要有独立工会的最简单的道理。

二,怎麽看中华全国总工会?

对於工人应该行动起来建立自己的工会这个主意,我们很多人会说,这是个好主意。可是,我们国家不是有一个中华全国总工会吗?在我们省,我们市,我们单位,都有这个工会,为什麽我们还要自己去再建一个工会呢?

中华全总的真正角色

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确实,我们中国人,特别是生活在城市的人,对中华全国总工会,我们称它为官方工会,已经是非常熟悉了。我们中的一些人的亲戚,朋友或邻居,就在工会工作。说起这些人,我们的印象就是,他们是干部,没有什麽权力,但人还老实,有很多过去还是劳动模□,或者是快要离退休的老干部。对工会,我们的印象也是,这是一个没有什麽实权的政府部门,工作轻□,只是组织一些文娱活动,对困难职工发放一些补助金。现在,很多国营企业停产,倒闭,大量工人失业下岗,於是,有不少人对在工会?□u作的人开始羡慕起来了。因为在工会工作虽然没什麽权力,但,大小也是个干部,工作比较有保障,医疗费也多半能报销。很多人现在也知道,现在工人罢工,游行,堵路的多起来了,工会工作也比过去忙了一些,在省,市工会工作的干部,常常要到企业去,配合政府做社会稳定,维护治安的工作。如果有工人罢工,游行,这些干部就得去做职工的"思想工作",代表政府和企业去了解职工的状况,稳定职工的情绪,劝他们复工,回家。然后,他们又会将这些了解到的情况向党和政府部门,向企业领导汇报,共同商量解决问题,其实就是对付"闹事"职工的办法。这就是所谓在职工和党,政府之间的"桥梁作用"。

这就是我们见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总工会。它什麽时候为工人说过话呢?在职工的利益和政府部门,和企业领导,企业老板发生冲突时,它保护过工人的利益吗?我想,大概有百分之九十九的在职的,失业下岗的职工会说,没有,这个工会从来没有这麽做过!它能,它敢那麽做吗?我们也几乎会异口同声地说,它不能,也不敢去保护职工的权益,它不能,也不敢去和做了坏事的政府部门,和企业领导和老板抗争。

据报道,2002年9月19日,广州社情民意中心作了一项调查,调查的结果显示,市民在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不公正的待遇时,首先想到找“基层领导”的是34,5%,想通过法律途径的是28,4%,找人大代表的最少,2,4%,竞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找全国总工会!

全总和民工没关系

对我们那些农民,或从农村到城?□茈握u的人来说,中华全国总工会则完全是陌生的。我们知道,在全国县城,县政府门口都有个"总工会"的牌子,它常常和妇联,共青团县委的牌子挂在一起。它和农民完全没有关系。它管的是县属企业,尤其是在县政府各个部门工作的职工的福利的事。来到城市打工后,市工会也根本不会管这些"打工崽",因为他们是农村来的,没有城市户口。在打工的企业?堙A不论是私人企业或外资企业,或者是那些挂>"国营""集体"企业的"红帽子",实际是私有的企业,很多连这个官方的工会也没有。就是有,其工会主席不是企业老板的亲戚朋友,就是什麽办公室主任,企业老板秘书在兼职。这那是什麽工会,完全是个老板会!

问题就出在这里。不是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人不好,而是这个工会的体制有大问题。这个工会的各级领导不是工人选出来的,而是有政府,各级党委任命,甚至是由企业老板指定的。他们不是对职工负责,而是对政府和企业领导,老板负责。如果在职工和企业领导,老板的利益冲突中,在职工利益和地方政府的政策的冲突中,这些工会的领导站在职工利益的立场上,他们马上就会被撤换掉,甚至会丢掉饭碗。反过来,如果他们是站在领导和老板的立场上,他们的职位不但有保障,而且还会升迁。他们也是平常的人啊,我们怎麽能指望他们能奋不顾身地保护职工利益呢?即使他们有这种不顾一切地保护职工利益的献身精神,可如果马上就被撤换,他们什麽也不能做啊!

这就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不能保护职工利益的根本原因,是我们工人遇到什麽不平的事不愿找这个工会的根本原因。

两股道上跑的车

中华全国总工会不能,也没有意愿替职工说话,不能保护职工的权益的另外一个原因也十分重要。这就是,这个“工会”的各级主要领导,特别是大企业,及企业以上的区,县,市,省级工会的领导及主要工作人员,都是国家干部,他们和我们工人的地位,利益完全不同,和我们职工的想法,爱好,关心的问题完全不同。他们分别是科级,处级,局级,厅级和部级的国家干部,到目前为止,只要不犯¡°错误¡±,根本就没有被解雇的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担心的是如何能由科级干部提升到处级,如何由处级提升到局,厅级。他们的工资是国家财政拨款,完全有保障,和企业是否亏损,是否倒闭没有关系。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也是固定的,决不会有工作时间太长,工作条件恶化的问题。他们还有完全的公费医疗和退休等社会保障。他们中的很多人昨天还是某个单位的党,团委书记或某个企业的副厂长,今天被“调到”工会来当主席,明天可能又会调到某个单位,某个政府部门,甚至可能是公安部门,或某个企业去当负责人。

在这里,我们并不是质疑这些“工会干部”的品质,能力,也不是批评他们不应该享受上述的那些待遇,他们对职位升迁的向往也是人之常情。我们要说的是,他们和我们职工,和我们这些工人,农民,民工等不是一路人,按过去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的说法是¡°你我是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也就是说,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各级干部,不但不是经过职工选举,是由党,政府部门,甚至是企业领导和老板任命的,而且,这个任命也不是在职工中任命,而主要是在与职工的生活,利益和想法完全没有关系的国家干部中任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麽能指望这些“工会干部”理解和保护职工的利益呢?站在这些干部的立场上想问题,要他们去关心和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利益没有关系的事,要他们去解决他们完全不了解的问题,那不为难他们吗?他们是国家干部,我们是企业的临时工,合同工,是“下人”这是两个不同的社会阶层,大家的工作和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彼此的喜怒哀乐不一样,焦虑和希望不一样,怎麽可能要求,指望这一个阶层去代表另一个阶层,去为另一个阶层冒>风险争利益呢?

新工会法也不顶用

确实,2001年11月,政府通过了新的“会法”这个“会法”确规定中华全国总工会主要是保护职工的权益。这应该是一个进步。2003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了它的“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就是一个自己说自己做了多少好事,自己如何如何重要的宣传文件。一些报纸对这些也作了很多报道。当然,如果我们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些宣传也不是一个坏事,它说明中华全国总工会知道工人不喜欢,不信任它,它在>急,它要通过宣传来改变自己的形象,希望通过立法来给自己的活动争取一些空间。可问题是,中华全国总工会不能保护职工利益的原因是它的行动和体制,如果不在法律上改变这个体制,只是空泛地规定它保护工人的利益,其结果是什麽也改变不了。要得到职工的信任和社会的尊重,得靠自己的实际行动,靠自己在日常的生活中做出保护工人的权益事情来,只靠自己吹嘘自己的宣传能有什麽用?这不是把别人当傻瓜的欺骗吗?

从2001年11月新的工会法通过,到2003年1月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维护职工合法权益蓝皮书”,在这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堙A中国发生了很多事。首先是全国各地有更多的企业破产倒闭,同时,没破产倒闭的企业都在实行强制职工买断工龄。企业破产倒闭和强制职工买断工龄将更多数量的工人抛向街头,成为收入极少,甚至完全没有收入的失业,下岗工人。

从辽阳和大庆工人的抗争中看全总的角色

2002年是中国工人状况加剧恶化的一年。因此,这一年爆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两次工人示威抗议行动。这两次行动都发生在2002年的>月,一个是大庆石油工人为抗议石油管理局强迫工人买断工龄而走向街头,人数最多时有>万左右。这个行动持续了一个多月。另一个是有二十多个辽阳辽阳企业工人参加,以辽阳铁合金厂工人为主的抗争行动,到现在为止,它已断断续续地持续了一年。导致辽阳工人行动的主要原因是企业领导的贪污腐败,及腐败导致企业的倒闭和大量工人的失业下岗。本来,当时新的工会法刚刚颁布,中华全国总工会应该,也可以带领工人坚决地,理性地斗争,以保护他们合法的权益。但是,这个工会不但没有站在工人一边,反而帮助腐败的企业领导和地方政府去威胁,恐吓抗争的工人。姚福信是一位辽阳工人很信赖的工人代表,他曾和其他的工人代表一起与辽阳市政府对话,并成功地制止了愤怒的工人的情绪化的行为。但是,辽阳市政府却在2002年的>月底,以“非法组织游行的罪名,秘密地逮捕了他和其他的>名工人代表。

工人代表被捕后,中华全总干了什麽呢?它不但没有去了解辽阳工人的悲惨处境和抗争的原因,没有去营救被捕的工人,没有去抗议辽阳市政府的恶劣行经,而且是一屁股就坐到了政府和腐败的企业领导一边。它明知在工人和政府之间没有起码的沟通渠道,冲突因此有激化的可能,却还是在那?□□W加油。2002年11月6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张俊九在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竟然说:姚福信等工人代表的被捕,并不是因为组织了工人示威游行,而是因为刑事犯罪,烧毁汽车!知道了张俊九的这个讲话后,我们当时立即与辽阳市政府,市总工会,市检查机关联系。辽阳市的这些部门都否定了张俊九的指责,辽阳总工会的宋主席干脆说,张俊九的说法“是造谣”。

你们看,在迫害抗争的辽阳工人方面,中华全总的负责人,居然比辽阳市的司法机关走得更远,手法更狠毒,实在是令人难以置信!

全总干部最怕工人“闹事”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全总的负责人都象这位张俊九先生这麽坏良心,这麽官迷心窍。这种将工人的不幸和抗争,当作是向政府拍马屁的机会的人,到底是少数。在全总机关,在全总地方和基层的负责人中,有很多都为他们这种夹在劳工和政府之间,夹在劳工和企业领导,企业老板之间的尴尬地位而感到窝囊和不满。确实,这些全总的各级负责人象攒进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工人活不下去了,起来抗争,平时瞧不起那些全总干部的政府官员就责怪这些全总干部“没有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命令他们到工人中去制止职工的抗争。去做工人的思想工作吗?可抗争的工人根本就不买他们的账!工人客气一点的,指责这些干部“屁股坐歪了”,“顶>工会的帽子替老板说话”;不客气的,就干脆骂他们是“工贼”,甚至要揍他们的人!所以,这些工会干部最怕工人“闹事”,怕工人起来抗争。他们的这种怕和政府,老板的怕不同。政府和老板怕的是工人的力量,怕他们的个人利益直接受到威胁。而这些全总的干部呢,怕的是受上级领导追究他们“工作不力”的责任,怕的是出洋相,怕的是两头受窝囊气,怕的是到工人中去挨揍。

有些全总干部象特务

有时,就是因为这种怕,他们之中的有些人就象上面提到的那位张俊九,会干出最缺德的事:故意激化矛盾,然后嫁祸於工人代表,诬□工人代表“跳动工人闹事”“破坏社会稳定和治安”。这样,他们就可以向上级领导说:不是我们工作不好,而是有坏人在工人背后操纵。所以,在很多地方,当工人起来抗争时,一些全总的干部就到工人中去“了解情况”:抗争是谁发起的?谁是骨干?这些骨干在哪家开会?请愿书是谁起草的?等等。然后就向政府和公安机关汇报。政府和公安机关常常就按他们的这些汇报去了解工人的抗争,按他们提供的名单去抓人。这样,工人的抗争不但不会使他们丢饭碗,而且他们还会因为表现了“立场坚定”而升官。大家说,这些“工会干部”的行为可恶不可恶?他们不是工贼又是什麽?

如果我们深入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些“工贼”一样的“工会干部”,其实并不是天生的坏良心的家伙。他们就是胆小,想上爬的私人重了一点。可在现有的这种体制下,在这两头受气的环境中,他们就一时干出了缺德的事。如果法律和政府允许并鼓励全总站在工人的一边保护工人的利益,我想,这些人是不会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的。

不过,对更多的全总的工会干部来说,其尴尬地位带来的是良心的不安和心理折磨。而最令这些工会干部难受的是,他们常常不得不将打落的牙齿往肚?□]。在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成员,亲戚朋友遭遇不平,被无理拖欠工资,或被迫下岗时,他们不但不能替自己和自己的父母兄弟说话,不但不能替亲戚朋友打抱不平,而且不得不制止自己的这些家庭成员或亲戚朋友去为他们自己声张正义。他们这时是明知内部贪污腐败的重重黑幕,却不仅要替人背黑锅,而且还要自己和自己家人,亲戚朋友一声不吭地看>人家掏自己的腰包。这实在是残酷。

全总的基层干部盼改革

很多全总的干部在这种情况下得过且过,但,越来越多的全总干部在梦想,甚至开始以各种形式要求改变这种越来越难过的现状。他们中有的人写文章,用或明或暗的方式向政府,向共产党要求一定的独立性;特别是很多基层的工会干部,他们和职工有密切的情感和利益联系,他们不但看不下去企业领导或老板的腐败,贪婪和残酷,看不下去职工艰难的生活和遭遇的不平,而且,企业破产倒闭了,他们也难逃失业下岗的命运。因此,他们中的很多人在希望中华全国总工会这种完全依附共产党,依附政府的状况能得到改变。到底应该怎麽改变?他们可能还不清楚;让全总独立?他们不敢想。但,他们确实有替天天受人欺负的工人兄弟说话,能独立第为保护劳工的权益作点事的愿望。

正是在全总中还有这些有良知的人,所以,在有些地区,在全总的某些部门,我们能看到一些重要的变化。这尤其表现在一些外资企业,那?□涤罴h工会开始了由全总工会会员选举工会主席,而且,这种自下而上的选举得到了全总少数负责人的认可和鼓励。我们认为,广大职工也应该支持,参入这种选举,尤其要在参入的过程中,大胆地与那些舞弊,想搞假选举的人作斗争。我们知道,中国这几十年已形成了新的专制的传统,那些有权势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即得利益,也常常搞被他们操纵的假选举,已至於我们中的很多人已不相信选举,对选举不感兴趣了。所以,他们对选举可能报以冷漠,观望的态度,一旦发现舞弊,他们或者是不参加,被迫参加了,就不负责任地乱投票。这种态度一定要改变。客观地说,在中国现在的企业推行工会主席的选举,一开始,舞弊现像是很普遍的。这时,如果我们中国敢於揭露,公开抗议这种可耻的舞弊行为,同时又不是一走了之,而是去争取进行公正的选举,那麽,真正的选举就可以实行,职工自己推举工会主席就可以成为现实。反之,如果我们不热心参入,或者,一发现有舞弊,作假的行为就打退堂鼓,那麽,真正的民主选举,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根本改造,就永远不会到来。

对广大的工人,农民,包括民工,教师,基层职员等劳工来说,为了保护我们的权益,应该从自己所在的单位,所在的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发,以确定如何能使自己组织起来的方法。我们可以试图去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也可以从坚决要求全总的基层工会负责人的民主选举开始,以使中华全国总工会能逐渐地实行从基层开始的民主改造,让它能有一天又重新回到职工的手中。

2003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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