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伟步
中国的媒体正处在政治权力控制与资本拉拢的时代。一方面，国家政治权力控制“媒体的运作，界定了一条新闻报导原则：什么不能报，什么怎么报，什么只能报一点；另一方面，媒体要步入市场经济，要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於是把眼睛盯在社会资本的控制者――广告商，尽量报导能引起颇具消费能力的群体注意的新闻，以吸引广告商的资本投入。
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的结盟，决定了中国媒体信息传播的方向、领域和性质，很大一部份消费不起，或者说消费能力严重不足的弱势群体，因此而被遗忘了。
政治权力控制下的新闻报导
前几年，新闻报导在政治权力的控制下，有选择地对下岗工人的生活进行报导，而且所报导的新闻大部份都是好的一面，如哪些人下岗之后找到了好工作，现在生活可红火了，有点鼓励在岗的人下岗的味道，而至於下岗工人真正的生活状况，却鲜有媒体去挖掘，并以客观、真实的眼光进行报导。
我接触过一名下岗女工，她已离婚，身边带著一名女孩。下岗在家，她失去了工资收入，原来享受的企业和政府的大量隐形补贴，如住房、取暖、交通等均随下岗而消失。他们与权力、金钱、热门行业无缘，遭遇风险的机会远远高於其他人。
由於缺乏政治权力与社会资本，这名无法就生活的困境寻求媒介的帮助，并借此反映像她一类下岗离婚女工的悲惨遭遇。她对我说，她不敢多看电视，因为除了要缴纳电费外，看春节晚会上那些人穿的漂亮衣服，会勾起一阵心酸。她说，一群活得比较滋润的人，聚在一起唱唱跳跳，说说笑笑，同时表演给她看，她的内心反而升起一股透心的寒意，产生社会漠视弱势群体的感觉。
反映民意反被斥为氓民
至於农民，由於城市化的加速和扩张，他们的土地正被房地产开发商一步步蚕食，而获取的补偿却微乎其微。当他们为生活所虑，为后代子孙计，不满意所获得的补偿向政府反映意见时，却因为当地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早已达成某种默契，而被当地政府官员斥为氓民。
这些人在无奈之下向媒体求助，却因为媒介的管理部门看到当前存在太多农民与政府、房地产开发商的土地纠纷，恐怕报导这一类的新闻会引起农民连锁反应而影响社会稳定，於是下达了不许媒体报导土地纠纷的新闻。此时农民真的求助无门，他们不断向上访问，却毫无结果。
与此同时，社会资本拥有者――广告商的存在，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媒体运作的指挥棒。报导什么新闻，才能引起哪一类的人的注意，并成为吸引广告商刊登广告的契机，编辑围绕著广告转，这已经不是秘密了。
换句话说，赋闲在家的下岗工人、消费能力低下的农民，也就成了媒体的弃民。新闻不会报导他们当中身边的新闻，不会报导有助於改善他们生计的新闻，不会报导如何帮助他们走出生活困境的新闻，他们报导的只会是广告商喜欢的新闻，因为这部份新闻能吸引具有很强消费能力的受众群的注意。
广告商关心的是广告是否得到了视听和阅读效果，他们并不关心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关心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不是广告商的义务。
由此可见，媒体的新闻报导间接地被广告商所控制，远离了弱势群体。
媒体受到广告商的左右，这是世界公认的事实，不仅中国存在，美国也存在，但中国远离弱势群体的情况更加严重，是因为除了广告商的影响之力，还有政治权力的支配在起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媒体不会报导有损国家利益的新闻，但起码它可以有点编辑自主权。如果编辑坚持采用某一篇稿子，该稿子就有可能公之於众；而在中国，编辑根本不可能有选择稿子的权利，顶多也就是在政治权力所允许的范围当中，选择一些不违反宣传政策的新闻。於是绝大多数的编辑不可能坚持其应有的社会责任原则，即使心中有为社会弱势群体寻求社会公道的想法。
“社会公器”遭受众指责
广告商与政治权力的结盟，使中国的媒体经受了双重压力，这也是中国媒体在发展过程中顾虑重重，受到诸多阻碍，缺乏真实、客观、公正的根本原因。
“社会公器”应有的社会义务无从体现，受到了众多受众的指责。如果媒体漠视弱势群体的情况继续发展下去，并变本加厉地朝政治权力和广告商靠拢，社会各个阶层的群体的利益如何得到平衡？如何不保证他们之间的利益分配爆发矛盾，甚至引起社会的动荡？媒介如何起到一种平衡剂的作用，去缓解社会各阶层的矛盾？
现在中国的收入差距非常明显，各阶层差距很大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社会矛盾，当社会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始终得不到保护，他们的呼声始终得不到反映，他们怎么去寻求自己利益的诉求？从媒体远离弱势群体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正面临一种阶层矛盾激化的隐忧。
作者是中国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
北大三角地
2002-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