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2007年以来，“关注新生代打工者计划”就开始关注4000万建筑工人的劳动状况，尤其是拖欠工资、工伤拒赔、维权无门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无不与劳动合同没有落实紧密相关。建筑行业，可以说是最需要劳动合同来保障工人权益的地方，最残酷的欠薪、最频繁的追讨、最暴力的劳资纠纷，如此严峻用工形势，却往往缺失一纸劳动合同。
作者：潘毅 吴琼文倩
湖北来京打工的老李，蹲在工地门口，拼命抽着烟。他发愁着这一年的工资，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真正拿到手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瘫在床上的母亲和忙了一年的媳妇、还在上学的孩子都在等着这笔工钱过个年。可老李除了分包公司经理的一句“一定给大家工资”什么保证都没有。
2003年春节，温家宝总理为建筑工人讨工资的事迹温暖了无数打工者的心;然而十年后的今天，建筑业追讨工资事情不仅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暴力。到了年关，讨薪的事情又如期在全国各地出现。
建筑业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近三十年来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12年国家统计局公布，2011年中国建筑业总产值突破10万亿元大关，高达117734亿元，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这样一个中国暴利的行业中，占中国打工者总量1/6的建筑业打工者却承受着最严重的欠薪和工伤。建筑行业职灾发生率居各行业之首，死亡事故率仅次于采矿业。
有几次，我们的调查小组在工地上听到建筑工人说，都说现在习主席重视群众路线，希望他也能亲自到工地上来，了解大伙儿拿不到工资的原因，同时也帮助工友们落实一下劳动合同，上社保，让干活拿工钱有个保障。
从2007年以来，“关注新生代打工者计划”就开始关注4000万建筑工人的劳动状况，尤其是拖欠工资、工伤拒赔、维权无门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无不与劳动合同没有落实紧密相关。建筑行业，可以说是最需要劳动合同来保障工人权益的地方，最残酷的欠薪、最频繁的追讨、最暴力的劳资纠纷，如此严峻用工形势，却往往缺失一纸劳动合同。2013年，我们再一次对全国建筑行业用工状况进行调研与深度访谈，遍及北京、成都、武汉、郑州和沈阳等城市。本次调研共发放问卷1600份，有效回收问卷1445份，有效回收率为90.3%;除此之外，我们还走进工地、宿舍区，对工人进行了深度访谈。
劳动者没有“劳动关系”的社会
《劳动合同法》出台五年了，整个建筑行业的用工状况依然凌驾于法律之上，一线的建筑工人签订劳动合同的很少，各地平均签订率只有17.4%，其中成都为14.5%，武汉为12.1%，沈阳为14.9%，最低的郑州，只有6.8% 。相对比较高的北京，达到32%，这和多年来工人自身地努力抗争是分不开的。何正文是中国建筑业第一位追讨劳动合同的工人。2009年秋，他在工程做完后，因为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他所在的建筑公司和劳动监察站坚持依照当年的最低工资标准800元/月支付。他深深感受到了这是建筑工人权利受到了严重侵害，于是挺身而出，把建筑公司告上法庭，在他提出的诉求中，不仅包括工资，还要一份劳动合同。他说，他不只为了自己，更是为了千千万万工人。
但是，已经开始落实劳动合同的北京，真实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调查表明，一半的工人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为霸王合同。北京劳动合同原件持有率是各城市中最低的，只有10%，合同内容与实际相符的比例在各城市中也是最低的，只有40%。北京建筑资本与法律“躲猫猫”的程度可见一斑，但是除了指责建筑资本的狡猾外，相关职能部门对此的纵容也是不可小觑的。荒唐的是，当工人维权时，相关职能部门和司法部门竟然认可这种霸王合同，或者，如果没有劳动合同，他们就认为建筑工和分包存在的不是劳动关系而是承包关系，工人拿到的不该是工资而是“劳务费”。这种说辞让工人哭笑不得——赤裸裸的雇佣关系竟然逆袭成了假惺惺的劳务关系。如此看来，建筑工人依法维权越来越难，基本没有出路。
在《建筑法》颁布取消包工头十年后，包工制度依然顽固的存在，包工头仍是建筑业施工的重要组织者，层层分包掩盖了工人的劳动关系，本来应与工人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总包或分包却躲在包工头背后，包工头变相成为成了工人心目中的“老板”。这便是劳动合同没有依法落实的根本原因。同时它也造成了两大政府部门——建委和人保部——互相推脱责任。资本和权力因而得以如此默契的配合，这在任何行业都是罕见的。
建筑业打工者的特殊性在于作为雇佣工人，竟然没法证明自身的劳动关系。工人在追讨赔偿时，劳动部门第一时间就脱口而出：“你们到底有没有劳动合同?没有劳动合同，就没有劳动关系。”没有“劳动关系”，就等于无法追讨拖欠的工资。
一部看上去很美的《劳动合同法》已经从保护工人的工具转变为建筑业资本的逆袭手段。在没有改变层层分包制度的前提下，工地上要么根本不给工人上劳动合同，要么就通过劳务公司让工人不得不签一份霸王合同。面对这样的情况，依法维权的道路已经被堵死，工人只能不得已地走上暴力讨薪的不归路。
被谁炒作出的高工资?
“建筑工人工资低，粗茶淡饭穿破衣。一年吃的三年饭，三年陪了一年妻。”
—— 一首建筑工人打油诗
近年来，关于“建筑工人高工资”的讨论广为流传，经常出现“建筑业打工者工资月收入上万元”的报道。这其实是采访者对于建筑业用工制度的无知造成的。在与建筑工人交谈薪酬待遇时，他们习惯于问他们的月工资是多少，但由于建筑工作的不稳定性，工人的工资通常是按日计算的，每日工资会根据工作时间和强度有所不同。赶工的几天，日工资就会上去一大截，达到三四百元，但日工作时间也会长达14~16个小时，而行业内往往没有加班费的概念。这正如被炒作的一位“万元打工者”，记者正好在赶工期间问他工资是多少，他脱口而出一天两三百块钱。记者掐指一算——“一天三百块，那么一个月不就九千块，上万了!”，于是 “万元打工者”就这样产生了。这样的假象脱离现实太远。我们的调研发现，建筑工人2013年度的平均工价为160元/天，干满30天，每月收入仅为4800元。工价最低的郑州，平均工价136元/天，最高的沈阳也只有201元/天。可见网传的建筑工人高工资是不真实的，甚至有炒作误导公众之疑。
虽然绝大多数建筑工人一年到头都在外打工，基本没有家庭生活，但近九成的建筑工人都是家庭经济支柱。家庭一年的总开支平均为3.7万。除了盖房子，主要用于子女教育、衣食开支和人情往来。这几年，物价急速上涨，生活花销越来越大，建筑工人的相对工资的升幅显得微不足道。我们发现，48.2%的建筑工工资增幅低于生活必需品的物价涨幅，超过一半的建筑工人家庭一年下来是没有任何结余的。他们每一年的辛苦劳动只不过是为了维持基本生存，以便继续为资本增殖贡献劳动力。建筑工人只有不断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一旦遭遇工钱拖欠，一家人的生活便陷入困境。
埋下暴力讨薪的种子
由于没有劳动合同，从2013年调研总体样本来看，工地上按月结算工资的比例仅为19.9%，不足五分之一。成都和沈阳 “按月结算”的比例较高，而首都北京的比例最低，仅为5.5%。在过去的一年，未经讨薪而结清工钱的比例为46.6%;其中郑州的比例最低。此外，有12%的工人没有拿到一分工钱。可见，建筑业拖欠工资的现象依然严重。同时，我们对36起讨薪案件进行了跟进，发现只有1/3的工人选择了寻求劳动监察大队来维权，但无一例外，所遭遇的都是以最低工资结算。
一队七八十人的河南籍建筑木工来到北京海淀区六里屯做工，作为技术活，木工的工价一般为250/天左右。但他们只有口头协议，没有签订劳动合同，工程进行到一半，劳务公司突然毁约，要给自己的亲信接手，要求河南工人撤场。工人们要求按市面上木工的工价开工资，但是项目部的人迟迟不露面。这让工人们心急如焚，只能去找政府解决，派出所却把他们赶回工地。劳动监察大队终于来到工地协调，建议按照北京最低工资(1400元/月)来发放，这远远低于原定的工资。
工人干了两个多月的活，没有拿到一分钱，心里本就急躁，听劳动监察员这么一说，情绪一下被撬动，和他们吵了起来。一个劳动监察员就近抓住一个工友的脖领，恐吓他一番，年轻气盛的工人一拍桌子，说：“劳动局不给工人争取合理工资，却威胁人，到底有没有天理!”工友们一下子情绪失控，把劳动监察员围起来，在混乱中扯破了他的上衣。
警察随后赶到，调来三十余名安保人员把工人分割包围起来，说工人暴力妨碍公务，抓走了12名工人，其中6人被拘留5到15天，他们在派出所都遭到民警殴打，放出来时身上带有伤痕。还有一名工人被以“妨害公务罪”刑事起诉，经社会工作者、法律援助站和工友们的努力，他在关押半年后出狱。最后，在劳动部门的协调下，八十名工人也只能拿到北京当年最低标准的工资。
可这不是极端的案例，过去的一年，工人因无法依法维权而被迫选择以暴力方式来向施工方或政府部门施压，最后却以“扰乱社会秩序罪”或“聚众闹事”等名义入罪的事件发生了多起。从讨薪所花费的时间来看，超过一个月的比例高达31.6%，有些案例甚至长达数年。讽刺的是，建筑业用工环境逼得工人必须掌握两门技能——做工的技能和做完工后讨薪的技能。
《劳动合同法》自2008年施行，走到今天，中国4000万建筑业打工者，仍无法获得一份正规的劳动合同，实在是悲哀而荒唐。建筑业依然是全国各行业唯一一个存在大面积欠薪的行业，每年年底的讨薪者大多数都是建筑业打工者。
工伤累累，赔偿无门
如果说建筑工人暴力讨薪已经是一个出现在公众视野中的问题，那么建筑工地上处处存在着的工伤隐患却少有问津。到了年底，拿不到工资的工人足以让人心酸，那些因为没有劳动合同而拿不到合理赔偿更加是求助无门了。目前，社会保险在工地的覆盖率仍然非常低，58.5%的工人明确表示在工地做工时没有任何保险。建筑工地是安全事故发生率最高的行业之一，但工人办理工伤保险的比例仅为7.0%。
在调查中，有些地方政府为提高工伤保险的覆盖率，规定总包企业在开工之时要为工人趸交工伤保险。由于工人不能与总包建筑企业存在“劳动关系”，这样一来，一旦发生工伤，总包建筑企业完全可以不为工人的工伤负责任，而分包公司或劳务公司又往往无法利用总包建筑公司缴纳的工伤保险，受苦的只有工人自己。
这已经成为建筑工地的通行法则，总包公司之所以在开工前趸交工伤保险，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当工人出现工伤问题后能够及时理赔，而是为了取得住建委的开工证。一个上千万的工程，工伤保险只是趸交几万块钱，只是九牛一毛而已。
2012年，河北工人樊师傅在工作时从高处坠落，严重受伤导致致右肾切除。没有签合同、也没有上社保的他完全没有得到基本的劳动保护。劳务公司提出以五万元和他私了，这让他根本无法接受。事实上，他的包工头就是他的亲哥哥。作为樊师傅与劳务公司存在劳动关系的最重要证明，哥哥在他与劳务公司的协商和谈判时缺席，甚至撂下了这样一句话：“人家给你五万块钱私了，你为什么不拿?你肾都没了，五万块钱你从哪里挣啊!”。在他最需要关心和支持的时候，哥哥最关心的不是他的伤情，而是担心是否会影响到拿到工程款。正是因为劳动合同的缺失，就连最宝贵的亲情关系也被破坏了。
这并不是包工头的个别选择。其实在调查中我们遇到了支持并陪同工人维权的包工头，他们的义气却让他们付出了沉重代价：六个支持工人维权的包工头中，三个工程款遭遇了克扣与拖欠，三个遭到了劳务公司的雇黑报复，一个胳膊筋脉被砍断，一个被砍得浑身是伤，肘关节软骨组织被削去，仅腰部被砍的一刀就缝了28针……这一切，造就了一个暴力的社会。
从调查来看，超过3/5的人认为“劳动关系认定”是工伤赔付最重要的难点，劳动合同的缺失让受伤工人难以跨过第一步，而建筑行业的资质挂靠与层层分包又让工伤赔付难以执行，而且当工伤伤残认定下来，企业若与你玩起工伤拒赔的法律游戏来，法院一审、二审和执行难的问题足以让维权工人万念俱灰了。
没有劳动合同，受伤的工人有高达78.1%的工人选择了私了;而私了的对象中有64.3%为劳务公司的挂靠人或包工头。总包或分包公司并未因为工伤事故而遭受损失。工伤维权实在是一个折磨人意志的艰苦过程，所有样本中，只有两例走到了维权的最后。
受伤工人实得赔偿与应的赔偿之间的损失额超过30%的，占到样本总量的3/4，损失额超过60%的样本数量占全部样本量的一半还多。损失率100%，即一分钱都没有拿到的甚至占到13.7%。所有维权的工人中，只有两人拿到自己应得的工伤赔偿，而通过工伤索赔程序拿到自己全额赔偿的只有一例。
结语
这些年，随着资本对农村土地的卷入，大规模的圈地进一步了剥夺他们除建筑行业以外的生计。对建筑工人家庭而言，土地本是重要的生活资料来源，是他们最后的生活保障。如今越来越多的打工者不得不脱离农村和土地，成为彻底的无产者。然而进城打工，一年平安走到头，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能拿到钱，更加是幸运儿，终于可以和妻儿过一个开心的团圆年。
建筑业的大款们，当然可以过个肥年，享受着劳动者辛勤付出的劳动成果。今天，在资本垄断的形势下，建筑业的大款们可不是包工头或是劳务公司，而是高高在上的建筑业国企，它们垄断了大小城市的建筑工程，无论是奥运场馆、地铁工程、政府大厦、酒店、商业大楼、工业区、商品房和保障房等等。在层层分包的制度下，建筑业国企往往是最大的老板，可是，他们却能够躲在生产链条的背后，掩盖着与一线建筑工人的事实劳动关系。
今天，大家常常误以为是工人巨大的流动性，不断轮换工地和包工头，才使得劳动合同无法落实，劳动关系没有确立，工人权利无法保障。无论是暴力讨薪或是工伤拒赔，如果我们只把焦点对准包工头，而不是真正从中获利的总包方，就是把问题转移了。劳动合同不仅是一纸字据，更是将一线的劳动者与后台的大老板们联系在一起的法律依据。只有与有实力的总包方签订劳动合同，工人才不会成为散落在不同工地不受保护的碎片，才能建立一个固定的劳工关系，无论工人干到哪里，都有一张真正的安全网。
在急需政府部门与工会保护的情况下，他们却集体缺席。建筑工人是广大劳动群众的一部分，然而，当他们权利受到侵害上门求助的时候，却借没有劳动合同之故，将他们拒之门外。可是，劳动合同没有落实，到底又是谁的责任?对四千万建筑工人而言，群众路线就是给他们一个真正的劳动合同。
建筑工人，只有一个朴素的的梦想，就是年终了，不要给拖欠血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