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原英文报道之译文节选。
余朱东（音译）驾驶着一辆橘红色的卡车轰轰地驶下位于中国中部的小秦岭的山坡，路两边随处可见矿工开采金矿后留下的大大小小的矿坑，以及矿工们居住的四周散布着垃圾的棚屋。
“这儿的每个人都想发财，”矿工余朱东说，来这之前他是一名农民，现在他正在运送24吨灰色的岩石到位于山脚的榆林镇的一个粉碎厂。
不远处，矿工李三池（音译）正坐在一间简陋的棚屋里等待着下一个发工资的日子。在那场造成9名矿工死亡的火灾后，政府关闭了这座位于北京西南800公里（500英里）的山上的一些矿井，现在他已经两个月没有工作了。他的肺充满了在他10年采矿工作期间吸入的粉尘，他说，自己现在患有硅肺病，一种无法治愈的肺部疾病。
李三池和余朱东今年都是31岁，但却有着相反的命运，显示出中国对黄金的渴求一方面推高了这种金属的价格，同时也削弱了这个国家对其“狂野西部”的采矿业进行控制的目标，这也是对二十多位矿工、分析人士和劳工活动家采访后得出的结论。
2007年，中国取代南非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产金国，也就是在同一年，李三池被诊断出得了硅肺病。
淘金潮
抬高的金价也使中国试图清理这个依赖廉价劳动力，而不提供足够防护的行业变得更加困难，在北京工作的中国建设银行资深分析师赵庆明（音译）表示。农民矿工们从一个矿辗转到另一个矿，与矿主之间没有合同，所以经常没有人给上保险，甚至有时拿不到工资，矿工们说。
去年，中国将许可的金矿数目从2002年的1200家削减到了不足800家。但矿工们仍蜂拥到这个山区，因为这些矿山无法满足中国对黄金不断增长的需求。
受害人在行动
“国家多次发布禁止非法采矿的命令，但还是不能完全禁止，”在北京工作的独立黄金研究员高如坤（音译）表示。“金价如此之高，这对当地政府、公司和个人都意味着巨大的吸引力。”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来自南部省份云南到北部省份甘肃的患硅肺病的金矿工人代表专程到北京申诉他们的困境并寻求帮助，他们代表130名在同一家金矿患上该病的矿工。硅肺病因吸入过多的硅尘使肺部形成瘢痕所致。世界卫生组织称这种病无法逆转，致使人丧失劳动力并最终致命。
总部设在香港的工人维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发言人郭展睿表示，“除非中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否则民间将积聚越来越多的愤怒和绝望而出现更多的抗议行动，”该组织已经帮助了数百名职业病受害人争取赔偿。“而这是政府最不想看到的。”
中国已到了不得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平衡取舍的紧要关头。
危及社会和谐
“增加对工人健康的保护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 Action Economics驻新加坡经济学家David Cohen表示。“为了维护其所需的社会和谐，中国需要保障其金矿工人的健康安全。”
根据中国卫生部的数据，所有行业中因吸入粉尘而患上肺病的工人人数在2009年增加了14,495例，而前一年新增病例为10,829个。在自1950年代以来记录的650,000名受害人中，约一半的是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动力的煤矿工人。当局没有发布金矿矿工的患病人数。
“这只是冰山一角，”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教授常凯（音译）表示。“我们的问题是有一个市场经济，但却没有相配套的劳动法规。”
死亡之村
相比煤矿工人，金矿矿工患上肺病的速度要更快——可以早到从事这项工作3个月后——并且死亡速度也更快，中国煤矿矿工尘肺治疗基金会前秘书长李玉环表示，该基金会由国家工作安全当局设立。
到今年7月份，李玉环在位于中国东海岸的北戴河负责一家医疗机构的运营。该机构为尘肺患者实施肺灌洗手术来去除肺部的粉尘，医生称这项手术有助于缓解疼痛和延长生命。在李三池被诊断出肺病的十堰市太和医院，该院医生涂明丽（音译）表示，现在医院诊断出的肺病患者中五分之一是金矿矿工。
在湖北和陕西省交界的一个地区，当地已经连续20年向位于其北方400公里的小秦岭山区输送矿工，其中就包括余朱东和李三池，当地的领导和村民也记下了他们之中的发病人数。根据对他们的采访，在相邻不远的8个村庄中，他们非官方的死亡人数统计为64人，另有400多人被诊断出或被怀疑患有该病。
放在家中的棺材
在北边70公里的小新川（音译）村，齐泽民（音译）家的客厅里醒目地摆放着一口家人用房子旁的树做的，漆了红褐色漆的棺材。
“这是为我做的，”33岁的齐泽民说。他蹲在门廊的一角，眼神毫无生气，正在晒太阳让自己暖和一点。“我最近情况不太好。”
湖北口镇政府对我们请求帮助的申请充耳不闻，小新川的村长袁盟（音译）说。他统计共有19人死于硅肺病，另有超过24个人被诊断出患有该病。
“我们每年都向上面报告这个问题，”他说。“他们只是说我们应该告诉村民不要去那些金矿工作。”
湖北口镇负责人哈荣霞称没有相关的政策或预算来帮助患职业性肺病的人。“我们除了表示同情之外，也没别的办法。”
中国国务院去年宣布了一项旨在遏制职业性肺病增长的计划。该计划称该病是由于矿主不负责任、监管不力和预防措施缺乏造成的。
割据的行业
外交部女发言人姜瑜12月23日表示，中国政府已采取了加强生产安全性的措施。
去年刚从中国东北省份吉林省黄金管理局局长职务退下来的杨绍山表示，中国的监管重点是致命性的事故，而对慢性疾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横跨河南、陕西两省的小秦岭山区，行业的割据局面也显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小秦岭山脊上段6.3平方公里山坡上所有的生产矿山都授权给了文峪金矿，在该公司位于榆林的总部工作的行政人员刘金路（音译）表示。
刘金路表示，文峪金矿隶属于国有的中国国家黄金集团公司，他们将采矿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由劳务公司负责工人的福利。任何个体矿工从该公司的属地出售矿石都是非法行为。
“偷矿石”
刘金路谈到，“表面上他们提供劳力，我们支付劳力的工资。但中国人对什么事都很灵活。如果我们知道他们从矿山偷矿石，我们会罚他们。”
余朱东这位农民矿工去年从文峪的分包商那里获得了开采一个1000米高的洞穴里一块地方的合同，他谈到。中间人获得他开采的矿石的30%，他说。
余朱东表示他希望这批刚开采出的矿石可以炼出150克黄金，这样他就可以赚15,000元，这笔钱他将与跟他一起干的三名矿工分。
余朱东表示，“有很多这样的分包，这是山上做事的规矩。我不知道文峪和包工头们之间是怎么交易的。”
将矿山分包给小规模经营者的做法虽然是非法的，但却是一个中国各地常见的现象，也正是这种现象导致安全条件差并对矿山的资源造成损害，在北京工作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沈雷（音译）表示。
沈雷说到，“这将耗尽资源并助长腐败，他/她一直在研究中国第二大产金省份河南省的采矿企业合并工作。
回收废弃的矿石
文峪的母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黄金集团党组副书记宋泉力（音译）表示，他对小秦岭上这样的做法不知情。该集团计划建立自己的工人队伍，以改善安全状况并确保更好地保护环境，他谈到。但他没有就该计划给出一个时间表。
没有安全检查
余义贵（音译）今年38岁，是那场大火中的六名幸存者之一。在浓烟吞没了矿洞时，他把脸贴近一个泥水洼，并用浸泡了水的袜子遮住脸，最终在几小时后救援人员到达时获救，他谈到。
这名矿工谈到他当时为矿洞里几个私人经营者中的其中一个工作，靠卖给收黄金的商家的黄金分成。他说他想不起来在他在那工作的两个月期间，矿上有什么安全检查，也就是在那儿，跟他一起工作的几名矿工被烟雾熏死。
根据陕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上的一篇报道，该矿的经营方是国有的潼关县潼金矿业公司，该公司没有有效的采矿许可证和安全许可证。
该公司董事长车旭升（音译）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劳务外包是开展业务的常规做法，并且曾对该矿进行过安全检查。
不顾医生的医嘱
在山边的棚屋里，矿工李三池表示他将继续在矿区找工作，即便粉尘阻塞的肺部使他不得不经常大口喘气。
“医生警告我不能再钻矿了，”李三池谈到，他的妻子王中梅（音译）每月靠给矿工们做饭赚取1000元（合150美元）。他们两岁大的儿子鑫鑫，他的名字包括6个汉字的金字，正在附近玩耍。“偶尔我还会钻矿，我需要挣些钱。”
在他等着矿山开门时，李三池说他没有寻求赔偿，因为觉得这太困难了。
“我已经离开那儿太长时间了，之后又去过很多地方，”李三池说。“谁会承认我是在他们矿上工作时得病的呢？”
中国劳工通讯新闻发言人郭展睿先生表示，要获得赔偿，工人需要拿出医院的诊断和用工证明。这个过程可能使这些农民工不知从何着手。
“令人难过”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工作合同，”太和医院的涂医生表示。“我们想帮忙也没法帮，真是令人难过。”即便知道职业病患病人数不断增加，但来自宏郡（音译）地区周边村庄的新一代矿工们还是感到了小秦岭淘金潮的诱惑。其中就包括20岁的朱荣欣（音译）。
朱荣欣今年5月来到矿上，每月挣3000元，而这是他在中国南方一家工厂工作所挣工资的三倍。
留着长头发的朱荣欣说，“不冒险挣不到钱。”
他的母亲舍发珍（音译）不想让他来这儿干。她的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她的第一任丈夫被矿山的一个泥水滩吞没，现在的第二任丈夫则患有硅肺病。
她说，“在打仗的前线，同伴死了，另外一些战士又冲上去。这座山在我眼里也是这样。死的人被扛回来，活着的人继续冲上去。”
余朱东（音译）驾驶着一辆橘红色的卡车轰轰地驶下位于中国中部的小秦岭的山坡，路两边随处可见矿工开采金矿后留下的大大小小的矿坑，以及矿工们居住的四周散布着垃圾的棚屋。
“这儿的每个人都想发财，”矿工余朱东说，来这之前他是一名农民，现在他正在运送24吨灰色的岩石到位于山脚的榆林镇的一个粉碎厂。
不远处，矿工李三池（音译）正坐在一间简陋的棚屋里等待着下一个发工资的日子。在那场造成9名矿工死亡的火灾后，政府关闭了这座位于北京西南800公里（500英里）的山上的一些矿井，现在他已经两个月没有工作了。他的肺充满了在他10年采矿工作期间吸入的粉尘，他说，自己现在患有硅肺病，一种无法治愈的肺部疾病。
李三池和余朱东今年都是31岁，但却有着相反的命运，显示出中国对黄金的渴求一方面推高了这种金属的价格，同时也削弱了这个国家对其“狂野西部”的采矿业进行控制的目标，这也是对二十多位矿工、分析人士和劳工活动家采访后得出的结论。
2007年，中国取代南非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产金国，也就是在同一年，李三池被诊断出得了硅肺病。
淘金潮
抬高的金价也使中国试图清理这个依赖廉价劳动力，而不提供足够防护的行业变得更加困难，在北京工作的中国建设银行资深分析师赵庆明（音译）表示。农民矿工们从一个矿辗转到另一个矿，与矿主之间没有合同，所以经常没有人给上保险，甚至有时拿不到工资，矿工们说。
去年，中国将许可的金矿数目从2002年的1200家削减到了不足800家。但矿工们仍蜂拥到这个山区，因为这些矿山无法满足中国对黄金不断增长的需求。
受害人在行动
“国家多次发布禁止非法采矿的命令，但还是不能完全禁止，”在北京工作的独立黄金研究员高如坤（音译）表示。“金价如此之高，这对当地政府、公司和个人都意味着巨大的吸引力。”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来自南部省份云南到北部省份甘肃的患硅肺病的金矿工人代表专程到北京申诉他们的困境并寻求帮助，他们代表130名在同一家金矿患上该病的矿工。硅肺病因吸入过多的硅尘使肺部形成瘢痕所致。世界卫生组织称这种病无法逆转，致使人丧失劳动力并最终致命。
总部设在香港的工人维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发言人郭展睿表示，“除非中国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否则民间将积聚越来越多的愤怒和绝望而出现更多的抗议行动，”该组织已经帮助了数百名职业病受害人争取赔偿。“而这是政府最不想看到的。”
中国已到了不得不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之间平衡取舍的紧要关头。
危及社会和谐
“增加对工人健康的保护是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部分，” Action Economics驻新加坡经济学家David Cohen表示。“为了维护其所需的社会和谐，中国需要保障其金矿工人的健康安全。”
根据中国卫生部的数据，所有行业中因吸入粉尘而患上肺病的工人人数在2009年增加了14,495例，而前一年新增病例为10,829个。在自1950年代以来记录的650,000名受害人中，约一半的是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动力的煤矿工人。当局没有发布金矿矿工的患病人数。
“这只是冰山一角，”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法教授常凯（音译）表示。“我们的问题是有一个市场经济，但却没有相配套的劳动法规。”
死亡之村
相比煤矿工人，金矿矿工患上肺病的速度要更快——可以早到从事这项工作3个月后——并且死亡速度也更快，中国煤矿矿工尘肺治疗基金会前秘书长李玉环表示，该基金会由国家工作安全当局设立。
到今年7月份，李玉环在位于中国东海岸的北戴河负责一家医疗机构的运营。该机构为尘肺患者实施肺灌洗手术来去除肺部的粉尘，医生称这项手术有助于缓解疼痛和延长生命。在李三池被诊断出肺病的十堰市太和医院，该院医生涂明丽（音译）表示，现在医院诊断出的肺病患者中五分之一是金矿矿工。
在湖北和陕西省交界的一个地区，当地已经连续20年向位于其北方400公里的小秦岭山区输送矿工，其中就包括余朱东和李三池，当地的领导和村民也记下了他们之中的发病人数。根据对他们的采访，在相邻不远的8个村庄中，他们非官方的死亡人数统计为64人，另有400多人被诊断出或被怀疑患有该病。
放在家中的棺材
在北边70公里的小新川（音译）村，齐泽民（音译）家的客厅里醒目地摆放着一口家人用房子旁的树做的，漆了红褐色漆的棺材。
“这是为我做的，”33岁的齐泽民说。他蹲在门廊的一角，眼神毫无生气，正在晒太阳让自己暖和一点。“我最近情况不太好。”
湖北口镇政府对我们请求帮助的申请充耳不闻，小新川的村长袁盟（音译）说。他统计共有19人死于硅肺病，另有超过24个人被诊断出患有该病。
“我们每年都向上面报告这个问题，”他说。“他们只是说我们应该告诉村民不要去那些金矿工作。”
湖北口镇负责人哈荣霞称没有相关的政策或预算来帮助患职业性肺病的人。“我们除了表示同情之外，也没别的办法。”
中国国务院去年宣布了一项旨在遏制职业性肺病增长的计划。该计划称该病是由于矿主不负责任、监管不力和预防措施缺乏造成的。
割据的行业
外交部女发言人姜瑜12月23日表示，中国政府已采取了加强生产安全性的措施。
去年刚从中国东北省份吉林省黄金管理局局长职务退下来的杨绍山表示，中国的监管重点是致命性的事故，而对慢性疾病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横跨河南、陕西两省的小秦岭山区，行业的割据局面也显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难度。小秦岭山脊上段6.3平方公里山坡上所有的生产矿山都授权给了文峪金矿，在该公司位于榆林的总部工作的行政人员刘金路（音译）表示。
刘金路表示，文峪金矿隶属于国有的中国国家黄金集团公司，他们将采矿业务外包给劳务公司，由劳务公司负责工人的福利。任何个体矿工从该公司的属地出售矿石都是非法行为。
“偷矿石”
刘金路谈到，“表面上他们提供劳力，我们支付劳力的工资。但中国人对什么事都很灵活。如果我们知道他们从矿山偷矿石，我们会罚他们。”
余朱东这位农民矿工去年从文峪的分包商那里获得了开采一个1000米高的洞穴里一块地方的合同，他谈到。中间人获得他开采的矿石的30%，他说。
余朱东表示他希望这批刚开采出的矿石可以炼出150克黄金，这样他就可以赚15,000元，这笔钱他将与跟他一起干的三名矿工分。
余朱东表示，“有很多这样的分包，这是山上做事的规矩。我不知道文峪和包工头们之间是怎么交易的。”
将矿山分包给小规模经营者的做法虽然是非法的，但却是一个中国各地常见的现象，也正是这种现象导致安全条件差并对矿山的资源造成损害，在北京工作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员沈雷（音译）表示。
沈雷说到，“这将耗尽资源并助长腐败，他/她一直在研究中国第二大产金省份河南省的采矿企业合并工作。
回收废弃的矿石
文峪的母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黄金集团党组副书记宋泉力（音译）表示，他对小秦岭上这样的做法不知情。该集团计划建立自己的工人队伍，以改善安全状况并确保更好地保护环境，他谈到。但他没有就该计划给出一个时间表。
没有安全检查
余义贵（音译）今年38岁，是那场大火中的六名幸存者之一。在浓烟吞没了矿洞时，他把脸贴近一个泥水洼，并用浸泡了水的袜子遮住脸，最终在几小时后救援人员到达时获救，他谈到。
这名矿工谈到他当时为矿洞里几个私人经营者中的其中一个工作，靠卖给收黄金的商家的黄金分成。他说他想不起来在他在那工作的两个月期间，矿上有什么安全检查，也就是在那儿，跟他一起工作的几名矿工被烟雾熏死。
根据陕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网站上的一篇报道，该矿的经营方是国有的潼关县潼金矿业公司，该公司没有有效的采矿许可证和安全许可证。
该公司董事长车旭升（音译）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劳务外包是开展业务的常规做法，并且曾对该矿进行过安全检查。
不顾医生的医嘱
在山边的棚屋里，矿工李三池表示他将继续在矿区找工作，即便粉尘阻塞的肺部使他不得不经常大口喘气。
“医生警告我不能再钻矿了，”李三池谈到，他的妻子王中梅（音译）每月靠给矿工们做饭赚取1000元（合150美元）。他们两岁大的儿子鑫鑫，他的名字包括6个汉字的金字，正在附近玩耍。“偶尔我还会钻矿，我需要挣些钱。”
在他等着矿山开门时，李三池说他没有寻求赔偿，因为觉得这太困难了。
“我已经离开那儿太长时间了，之后又去过很多地方，”李三池说。“谁会承认我是在他们矿上工作时得病的呢？”
中国劳工通讯新闻发言人郭展睿先生表示，要获得赔偿，工人需要拿出医院的诊断和用工证明。这个过程可能使这些农民工不知从何着手。
“令人难过”
“他们中没有一个人有工作合同，”太和医院的涂医生表示。“我们想帮忙也没法帮，真是令人难过。”即便知道职业病患病人数不断增加，但来自宏郡（音译）地区周边村庄的新一代矿工们还是感到了小秦岭淘金潮的诱惑。其中就包括20岁的朱荣欣（音译）。
朱荣欣今年5月来到矿上，每月挣3000元，而这是他在中国南方一家工厂工作所挣工资的三倍。
留着长头发的朱荣欣说，“不冒险挣不到钱。”
他的母亲舍发珍（音译）不想让他来这儿干。她的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她的第一任丈夫被矿山的一个泥水滩吞没，现在的第二任丈夫则患有硅肺病。
她说，“在打仗的前线，同伴死了，另外一些战士又冲上去。这座山在我眼里也是这样。死的人被扛回来，活着的人继续冲上去。”